杜正胜：中国古代的资本家【转帖】

小菜一碟

中国古代的资本家
作者:杜正胜



第1期

一、序
通俗地说，资本是一种财富，累积这种财富到达相当雄厚的地步，便称作「资本家」。资本家是当今社会习见习闻的名称，学者尽可有各种不同的界说，要求其严格定义，应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也就是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方式而拥有雄厚资财的人;论其根源，是近世西欧地区的特产。但如果要恪守学院式的严格规矩，很难使用现代语言讨论过去事;所以本文开宗明义把资本家界定得很宽松。几乎近于日常说话的「很富有的人」。这样，我们认为中国古代有资本家，就不怕专业学者责难了。

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拥有土地和重宝，是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的富有者。不过分析他们获得财富的手段，先政治性地占据，然后经济性地享有，所谓贵而后富，如此累积的财富即使雄厚，和以经济手段致富的资本家截然异趣，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何况按照礼制，土地和重宝不准买卖，封建贵族的财富既然很少流通，与常识层次的「资本家」自应区分开来。


二、封建工、商业的特质
战国以前，工业是政治的附属品，带着浓郁的封建气息;商业的政治附庸性虽不如工业牢固，但在政治的笼罩下，顶多只是一个先天不足，发育不全的侏儒。这两种资源所占封建贵族资产的比重，较诸农业性资源微末，它们的主要任务是来完成封建制度的特性。

中国封建时代的工业最主要的是青铜制造业，其次是玉器制造业以及马车、宫室等以木料为主的手工业。中国青铜器包括礼器和兵器两大类，斧、凿等手工业工具相对地甚少，铲、镰等疑似农业生产的农具更加罕见。而且出现年代据考古护据也多偏晚--迟至封建末期的春秋时代。青铜礼器，名目繁多，一般习见者如放肉羹的鼎，盛黍稷的簋和装酒醴的爵等等容器。其中有的生人实用，有的专供祭祀或埋入墓中随葬。兵器当然是戈矛箭矢，也包含钤、镳等车马器。玉器分礼玉和佩饰。所谓礼玉，传统说法多指璧、琮、圭、璋、琥、璜之「六瑞」;佩饰是各种动物形状的小装饰品。总归说来，这些青铜和玉器不论是祭祀、作战，或日常之用，使用者皆严格限于贵旅阶级。他们按照个人的阶级身分，采用适合身分的礼器。整个政治社会秩序就在透过礼器所表现的「礼」中规则地运作，难怪封建贵族要牢牢地掌握工业。譬如鲁国的叔孙豹一身兼管司马和工正二职，任务是「书服」（《左传．昭四》）。服是车服器用，也就是封建工业产品。封建工业产品若无明确的规定，放任人人享用，表彰阶级身分的礼器便无制度可言，封建秩序自然就崩溃了。

本来不同社群之间以有易无的商业行 是自然发展成功的，但在国家机构诞生以后，往往会加上政治性的强制方式，使得稀有物资的流通涂上浓厚的政治色彩，古代称作「贡」。如《尚书．禹贡》所述中国境内对周天子进贡的特产，这样的物资流通当然是政治影响的结果。 贡赋之外，便是贸易。封建时代从事流通有无的商人，分别为官方和私人两种身分。《仪礼．聘礼》记录列国间报聘人员，有一种贾人，郑玄注云：「在官知物贾（价）者」。可以称作官贾或官商。晋文公复国以后，整顿内政。有一项是「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四》）。这种商人和封建工业的工人一般，皆是政府的公务员。但像西周初期卫国「肇牵车牛远服贾」的殷遗民（《尚书．酒诰》），从事商业贸易，是否也如归顺的殷商贵族，变成局人政府的官吏呢?目前无法回答。不过《诗经．卫风》中抱布贸丝的蚩蚩之氓，很可能不是官贾；而与郑国贵族从陕西迁到今河南共同建立东周郑国的商人，肯定绝非官商。因为郑子产说，郑贵族与商人订立盟约云：「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左传．昭十六》）。双方约定商人不叛郑，郑国统治阶级也不可强买、强求、强夺。具备这么独立自主的地位，当属私人性商人无疑。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郑国感人的商贾故事有二则，一是弦高，另外一位名字没有传下来。弦高的故事童孺习知，典出《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原来公元前六二七年晋文公卒，秦穆公想乘机称霸中原，于是派遣军队越周袭郑。军队走到滑的地方，郑国商人弦高将要到周去做买卖，半路碰上了，袓国没有准备，于是一边急速告鄚，一边冒充欢迎特使，先以四张熟革作见面礼，再冉赠十二头牛犒劳秦国士卒。秦军以为郑有防备，乃还。据说，事后郑伯欲以存国之功赏弦高，弦高婉拒，「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反」（《淮南子．人间训》）。另外一位商人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五八八年，晚于弦高四十年。早在公元前五七九年晋楚有名的邲争霸战中，晋国战败，贵族荀罃被俘。荀罃羁留楚国将近十年，有一位郑国商人到楚国做生意，密谋将他装在货物囊袋中偷渡出境。未及实行而晋楚媾和，互换俘虏，荀罃于是返国。这位郑国商人后来到晋国贸易，荀罃感激他的好意，但商人不敢居功，不久就离开晋国到齐国去了（《左传．成三》）。

弦高做什么买卖?犹忆儿时读童书，好像说他是贩牛商人，这恐怕是误解。跋山涉水，千里迢迢，从新郑赶牛到洛阳去卖，未免过于天真;其实弦高犒劳秦军的十二头牛是拉载货物的牲口。古代战争，牛载辎重，商旅也以牛拉载货物，春秋时代甯戚和百里奚的故事皆可证明。至少从西周初期「肇牵车牛远服贾」的商人以来。黄淮流域陆上长程贸易的运输动力大概以牛为主。弦高的商队或不止十二辆车，有徒属，但他所贩卖的货物，史籍却未明言。至于企图营救荀罃的郑国商人到楚来买卖何物，也不清楚;不过，他敢于偷渡国家重要俘虏，有把握通过边境关卡的检查，车队恐怕也不少，载运的货物应相当可观，才容易矇混过去。

弦高从新郑到洛阳，今日看来虽只限于河南西部一隅，在当时却是国际贸易。传说他率领徒属远走东夷，到今山东东部、南部，当然也靠经商谋生的。另外那位郑国商人，单从荀罃事就如他活动的范围广及楚、晋、齐三国，南起湖北江陵，北至山西曲沃，东到山东临淄，即使今日的标准，其贸易路程也非常遥远的。百里奚故事中的秦客，往还秦楚之间，从陜西凤翔到湖北江陵，路程亦不短。

春秋的国际贸易还可以管仲事迹来说明。管仲，同潁上人，《吕氏春秋》伕文说他「与鲍叔同贾南阳」，分财多取。南阳指今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地区，汉代叫作「河内」。后来他们二人到齐国当贵族家臣，走上政治斗争之路。他们初到齐是做买卖或如甯戚籍买卖干进亦未可知。从他们活动的范围来看，自周而河内，而齐，当然也是国际性的。管仲经商的时代约在公元前七世纪初期，百里奚的秦客在七世纪中叶，弦高在七世纪末年，荀罃的郑贾人在六世纪初。所以至迟从公元前七世纪以下，即春秋早中期之间，中国黄淮江汉流域间商旅往来已经相当频繁。

当时长程贸易的货品今日虽难考查，唯从一两条间接史料似亦可以推敲一点大概。公子重耳流亡列国，公元前六三七年去楚赴秦，行前楚成王问他怎样报答楚国之礼遇，重耳，说：「羽毛齿革，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左传．僖二十三》）。楚国的羽毛齿革在春秋前期已卖到晋国。九十年后，蔡国大夫声子通便于晋楚，楚今尹请他比较晋楚贵族，声子说楚国贵旅流亡到晋，人才为晋所用，就像「杞梓皮革自楚往」一般（《左传．襄二十六》）。杞梓是宫室建材，或棺椁木料，贵族生前死后的必需品。羽毛齿革，据鲁大夫臧僖伯所说和杜预的解释，都是装饰礼器以示阶级制度的物质（《左传．隐五》）。所以此时长程贸易的主顾是封建贵族，贩卖的物品脱离不了维持封建体制之礼器的范围，与官商所营和地方贡献的方物大概没有太大差别。虽然这是民间经营的企业，但从买卖对象及货物来看，仍然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由于贸易对象特定，贸易货品有限，其贸易资本额累积的程度恐怕不能太过高估。所以这些国际商人，与战国出现的商业资本家，不能相提并论。


三、封建崩溃后的新兴资本家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商业资本能够大量累积，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交通畅行，二是遍货普及，三是人口集中。第一个条件早已具备，远且不谈。至迟从西周建国以下，长程干道四方通达。周初东进殖民，后来对抗东夷、南夷，要打仗，要补给，非有便利的道路不可。当时称作「周行」或「周道」。周王朝虽非大一统，但封建阶层关系，诸侯与天子之间有经常性与非经常性的朝聘会盟，往来非常频繁，交通路线也非不断保养不可。这些道路之修建维护虽为军政的目的，自然而然也可以发挥经济功能，上述春秋时期的国际贸易便利用这些行军朝聘的道路。但第二和第三两个条件在春秋中晚期以前还不成熟，这恐怕是决定战国和封建福人性质截然有别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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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通货的地理区分，大体上周秦用圆钱，三晋铲钱，齐国刀钱，楚国金差和蚁鼻钱。古钱学者朱活结合出土文物与传世又献研究指出。各国正式铸币多半在春秋中期前后，但迟到战国时代货币才大量流通（朱活，1984）。即是说，战国以下一般人民上较可能握有现款从事交易。人口集中的问题和通货使用亦若合符节。我研究周秦城市之发展。发现春秋中期以后城市大量兴起，显示原来零散小聚落的人蒊逐渐集中(杜正胜，1980)。赵奢对田单说，古之大城，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而今万家之邑相望（《战国策．趒三》）。《史记．苏秦列传》说临淄居民七万户，估计至少有三、四十万的人口。其他都会大城即使不如临淄，其人口之集中当更在相望的万家之邑之上。

人口集中本来是商业发展的温床，通货普及与商业发展更互为因果。这两股历史因素交会在一起，终于促使春秋的国际贸易商人产生脱胎换骨的转变。诚如上言，春秋中晚期以前国际贸易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封建的，但晚期以来贩有易无的对象从少数封建贵族转到广大的编户齐民，国际贸易商人也以一种崭新的角色走上历史舞台，这就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见的资本家。


一、商业资本家
贸易之转型最早又最显著的是贩卖的货品改变了，新商业资本家不再贩卖与礼器有关的羽毛齿革，而是攸关编户齐民生活日用的农产品，其人物首推范蠡、子贡和白圭。

范蠡佐越王句践灭吴称霸，心知句践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享乐」，逐「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先到齐国，转而定居于定陶，称朱公。这就是家喻户晓的陶朱公。范蠡浮海到齐，《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他「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虽不排除亲自下田劳动，但更可能的是经营农场，使人生产而他自己经销，否则个体农户绝对无法「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后徙定陶。虽不废「耕畜」，经营贸易恐怕是最主要的生业。范蠡在齐与陶十九年，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困朋友和疏远兄弟，子孙继其业，累积财富至巨万（《史记．货殖列传》）。

范蠡去越时，叹说越用计然之策而胜，他现在要用来治家。《史记》的计然，《越绝书》曰计倪，历来有两种意见，一是人名，一是书名。即是范蠡之师或是范蠡的著作。不过我们以「计然曰」的内容来了解范蠡的经商术，对于计然是书或人的争辩就不那么重要了。

《天官占》云：「岁星农官，主五谷」（《史记．天官书．正义》）。此传统起于何时，今虽不可考，但计然之策便根据岁星之运行而推测年成之丰歉，以调节民生物资。岁星是太阳系九大行星最大的木星，环绕太阳一周，约合地球年十二年，古人于是用地支十二辰来度量；其神灵称「太岁」或「太阴」。《越绝书．计倪内经》把十二地支分作阴阳二类，寅、卯、辰、巳、午、未属阳，辛、酉、戌、亥、子、丑属阴，观察太岁所在的位置而收敛或散发物质。〈计 倪内经〉曰：「常以太阴在阴而发，阴且尽之岁，亟卖六畜财货，以益收五谷，以应阳之至也。阳且尽二岁，亟发籴，以收田宅牛马，积敛货财，聚棺木，以应阴之至也。」基本上将民生物质二分作五谷和六畜货财，一卖一买，互相调节。从谋利观点而言，当然守着贱买贵卖的原则，年成丰收，五谷价跌，便收五谷发六畜;反之亦然。〈计倪内经〉的阴阳收发，大概即随着〈货殖列传〉所谓「六岁禳，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饑」的循环。六年一个单位，岁星一纪二分之外，这两篇文献又讲到岁星三年作一单位，一纪四分，所影响年成的规律。〈计倪内经〉曰：「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金属西、水北、 木东、火南。按古代天文学，十二支分作东、南、西、北四区，寅卯辰属东，巳午末属南，余此类推（伊世同，198I）。 岁星神灵所在不同，年成好坏各异，「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货殖列传〉略同，唯处木之「康」作「饑」。穰毁康旱，五谷丰歉起伏，丰则买入积存，歉则卖出以散。能观察岁星在星座十二地支的移动就能预测年成;于是控制民生物质，无往而不利。故〈计倪内经〉说：「审金木水火，别阴阳之明，用此，不患无功。」

计然之策所论天象与年成的关连，今存资料有限。我们无法细究。以《史记》和《越绝书》所保留的而言，相当机械，比诸《史记天官书》，也显得粗疏。〈天官书〉乃集结战国中期以下天文学与占星术发展之大成，〈计倪内经〉或在其前，所表现的天文星占成就与范蠡的时代似可吻合。稍后白圭以岁星一纪四分的理论为基础，略加精密。他说：「太阴在卯，穰;明岁衰恶。至午，旱，明岁美。至酉，禳，明岁衰恶。至子，人旱，明岁美，有水。至卯，积着率岁倍。」（《史记．货殖列传》）。由卯至卯，岁星一周十二年，年成丰歉，经过几个起伏周期，比〈计倪内经〉十二年剖成阴阳两半是复离多了;周期起伏的美恶也上〈计倪内经〉二岁作一段落多变化。白圭买卖的货物以粮食和衣料为主，「岁孰（熟）取谷，子之丝漆;繭出取帛絮，子之食」。一进一出，赢得利润。

岁星、年成、买卖，三者连环成一体，贱买贵卖，这是战国初期商业资本家的贸易原则。这种经营方法先要懂得岁星运行，所谓「任时」或「乐观时变」;接着要懂得收发。《越绝书》的「收发」即《史记》的「积着」，但不易引起囤积居奇的误解。〈货殖列传〉引计然曰：「无敢居贵。」又日：「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下，反而会刺激物质之流通。因为年成丰厚，五谷低贱，大量收购余粮来积存，当有助于减低谷价下跌的趋势;反之，年荒歉收，五谷昂贵，抛售积聚的粮食，也可缓和谷价上扬的压力。这样对商业资本家和对社会都是有利的（胡寄窗，1981）。不过，岁星运转虽然规律，收成丰歉不一定若合符节，而市面存粮的多寡也不一定和收成好坏完全一致。买进卖出非靠商人的对市场消息之掌握与判断不可。司马迁说范蠡治产「积居」与「时逐」，所谓「逐」是变化万千的。白圭自述「趋时」的经商之道，「犹伊尹、吕尚之误，孙、吴用兵、商鞅行法」。那些「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的人是无法学他的本事的。

另外一位商业资本家是孔子的学生子贡，经商史料更少。〈货殖列传〉说：他「仕于卫，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门弟子中「最为饶盉」。曹即范蠡致富的定陶。〈仲尼弟子列传〉说他「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废着、废举都是「积居」的意思，与时转货即「与时逐」。孔子评述子贡货殖「亿则屡中」（《论语．先进篇》》。这四个字后世解经家衍生不少题外话，当以王充之说为正。《论衡．知实篇》曰：「罪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可见子贡经营方法完全与范蠡、白圭同术，他买卖的货物当亦是民生物资。

商业资本家鄱在人蒊集中、交通畅达的都会活动，如陶便是「天下之中」（〈货殖列传〉），故贩有易无，以广大的人民群众 贸易对象，赚取利润。财富得之亦不易，需要有知识、有智慧、有劳力，也要有魄力。杨联升先生引《管子．小匡》，在观、审、察、监、知、负、料、计之余，再加信、息（杨联升，1986），此十字页言可以说是中国公元前四、五世纪（春秋末至战国初）商业资本致富的要诀。


二、工业资本家
战国另一类型资本家可以称作工业资本家，出现时间比商业资本家略晚，主要贸易物质是盐和铁。〈货殖列传〉最先提到的是猗顿和郭纵。猗颐煮盐，郭纵冶铁，与王者等富。盐铁也是民生必需品，但与农民直接生产的农产品不同，须经煮炼、开采和冶铸等过程，再销售到市场上。这种资本家既经营矿场作坊，亦推销产品，兼具工商两种身分，称作工业资本家诚然有点语病，但就货物性质而言，也非完全无当。

盐铁这两种工业产品，铁是春秋时代才发现的物质，盐却有渊远流长的历史。从《周礼．天官》掌管饮食诸官罗列的食谱来看，腌酱类在古人食品中占相当重的分量，不论腌或酱皆需要盐，至于〈盐人〉所掌「供百事」之盐还不包括在内。然而中国盐产地区有限，沿海煮海盐，属燕齐;河东有池盐，属晋。即使依贡法，周王可得食盐，同等诸侯便无此特权，平民更不在话下。当时绝大多数人的食盐来源今尚无法理解。《左传》记载公元前五八五年晋国讨论迁都，多数贵族反对农业区的新田，而主张迁到今山西省解县西北的郇瑕氏故地，因为那里「沃饶而近盐」（《成六》），晋国贵族可能拥有盐利。不过据现存文献，封建时代盐并不是引人注目的历史问题，而当时的国际大贸易商似乎也无贩卖食盐的证据。可是自封建解体、齐民时代来临后，盐便和铁成为政治社会的大问题，终于在汉昭帝朝廷爆发盐铁政策的大辩论。显然的，到春秋末期或战国时代，食盐的需求量增加了。也许这是因封建礼制之崩坏，民间逐渐模仿贵族饮食习惯，而刺激食盐需求的结果。人人食盐，日日食盐，《管子海王篇》甚至主张随盐开征附加税，以充裕国库，可见食盐消耗量之大。

〈货殖列传〉说「猗顿用盬盐起」。盬盐又叫做苦盐，传统注解以为出盐直用而不炼的谓苦盐，另外煮水而成的盐谓散盐（《周礼盐人注》）。另一种说法是苦盐专指河东大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河东盐池是畦盐」，畦本篇园圃单位，犹如南台湾「盐田」的田。畦中积鹹水经日曝晒，五、六日而成盐，形如白矾石。故这种工业是集大批人力共同劳动的。煮海水而成的散盐也和苦盐一样需要大批劳力，《管子。地数篇》云「聚庸而煮盐」即是。

冶铁铸器是上较晚的工业的技术。近年考古出土有商代的铁刃铜钺，经过分析，那是陨铁，另当别论。春秋以前少数文献有疑似「铁」的字眼。谨慎的学者并不敢采信（黄展岳，1976）：通常引证的资料见于《国语齐语》的「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斤◆，试诸壤土」。古典文献，金专指铜或青铜步章昭注「恶，麤也」。恶金即是劣质的铜，而非铁。现在考古出土一，些春秋时期的青铜农具，可惜还没有科技史家作春秋时代青铜农具与青铜兵器的金相学分析比较，以订证美恶的问题。

根据考古遗物，我国开始冶铸铁器的确凿时间，学者虽有一些歧异，一般而论，多数认为至迟不睌于春秋后半叶。约在公元前第六世纪，但普及使用恐怕又在二、三百年之后，即战国中晚期了。我国早期铁器分作块炼铁和白口铁两种，前者质地疏松，后者性硬而脆，皆不合符兵器既锋利又坚韧的要求。约公元前三、四世纪之间，冶匠掌握块炼铁固态渗炭制钢的方法，产生块炼钢;而稍早人们也知道利用较高温度长时间退火的方法将白口铁制成展性铸铁（李众，1975）。到这时铁才适于兵器。在此之前。武器天地中青铜依然占优势。新兴资源之铁主要制作生产工具，尤其是农具。

迄今发现上千件的先秦铁器。绝大部分是战国中晚期的制品。此时铁的用途大量推广，不但制作兵器，生产工具的种类也上战国早期繁复得多。这种现象与《史记》的记载大体可以互相证明。〈货殖列传〉记录五位冶铁资本家，第一位邯郸郭纵，确切年代无考，司马迁叙述于猗顿之下，据说猗顿学商于陶朱公，故郭纵年代可能在战国前期。四川卓氏和南阳孔氏，他们袓先在秦灭六国以前，皆已靠冶铁起家，不妨定在战国中晚期。程郑可能被秦始皇迁放临邛后才从事冶铁企业;而鲁国的曹邴氏，《史记》说他「贳贷行贾偏郡国」，时间当晚到汉初。司马迁的心目中够得上资本家的冶铁人士大抵旨在战国中期以后才出现。

诚如前言，封建工业最主要的是青铜冶铸。我们也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青铜显示浓厚的封建性和贵族性；相形之下，铁却深深戳印了平民性质的商标。《管子．轻重二》说，男性齐民耕田要具备耜、铫、鎌、鎒、椎、銍，作战随军补给，拉载重车要具备斤、锯、釭（锄）、钻、凿、銶、轲，女性齐民作女红则须具备刀、锥、箴（针）、鉥。这些都是铁工具，可见铁器进人民间之深，使用范围之广。所以冶铁资本家和贩卖农产品的商业资本家一样，主要贸易对象是广大的编户齐民，他们也是封建制度崩溃后新时代的新产物。

煮盐冶铁，或在海隅，或在山陬，规模相当庞大。《史记》说卓氏有「僮千人」;《盐铁论．复古篇》亦曰：「栗铁石鼓铸，煮盐，一家紧众，或至千余人。」像能进入〈货殖列传〉的工业资本家，他们的矿场作坊至少也有千人员工，即使今天，亦非中小企业而已。上面说过，工业资本家不但生产，而且经销。〈货殖列传〉说卓氏迁临邛，「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孔氏在南阳「大鼓铸，通商贾之利」，可见他们兼具工商两种角色。盐商如齐国刁间之逐商贾之利大概也不例外。工业资本家役使工人在偏僻地区制造成品。再转运到人口集中的都会与四周乡村贩卖。他们获利之丰，财富之厚。据〈货殖列传〉所述，可能远在商业资本家之上。


四、社会财富与政治权力的抗争
春秋中文社区http://bbs.cqzg.cn春秋时代的国际贸易商人在封建阶级体制中只算是庶民，奠居于社会的基层。他们若想翻身，只有学管仲、鲍叔，放弃商人的身分，转仕为贵族的家臣。但到春秋晚期，时代变，社会也变，情况就相当不同了。晋国贵族叔向说：「绛之富商，韦藩木楗以过于朝」，「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国语．晋语八》）。虽然受到传统礼制之束缚，新绛商人只能乘牛车，但他们有能力用金玉装饰门面，有钱财交通诸侯，封建贵族对待他们便不得不礼遇。商人开始用他们的「富」来冲击封建贵族的「贵」，即使不能打倒，至少将传统「无富不贵」的封建堤防突破一大缺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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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向之后不到五十年出了范蠡和子贡。范蠡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子贡既仩于卫，又在曹鲁间从事买卖，既官且商。白圭，钱宾四先生认为与魏相白圭同人（钱穆，1935，页250）：不论如何，他经商的智谋权变，虽比之大国首相亦无逊色。这是新时代商人的新风格、新面貌，经商和从政同样体面。不再如同封建时代，商业处在彻底的附属地位。终于出了「往来贩贱卖贵」的阳翟大贾吕不韦，连政治也当作商业来投机盘算。吕不韦的发迹多少可以反映战国资本家的格局。

新兴资本家持身奢俭不一，有些人的家规相当严斥勤险户范蠡「约要父子耕畜」（《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冶铁的曹邴氏全族人「俛有拾，仰有取」；量商住氏的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白圭衣食菲薄，「与用事僮仆同苦乐」，其家人想亦不敢放佚。这些风范皆见于《史记．货殖列传》。但另外也有富而淫奢之徒，两家冶铁大王卓氏和孔氏最闻名。卓氏「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孔氏雍容华丽，「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有游闲公子之赐与名」。甚至渔盐商贾刁闲的奴仆也能够「连车骑，交守相」。从财富、权势和排场来衡量，商人在中国历史的地位，除开当今，恐怕绝无仅有了。

虽然如此，当时列国力求相胜，主要目的在富国强兵，法家讲究的耕战才是时代潮流的基调。商人是游动力量，既不耕，且不战，韩非谓之「邦蠹」（《韩非子．五蠹》），政府法今对他们颇有限制。魏国《户律》规定商贾勿授子田宅，三世之内子孙不得仕宦（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I978）。此律见于秦国文书，可能为秦所承袭，而秦统一天下后，南北谪戍多发贾人、有市籍者、或三代内有市籍者（《汉书．鼍错传》）。但这些措施似乎只波及小商人，拥有雄厚赀财的资本家仍然逍遥法外。上述交通王侯的资本家都是法家得势后的人物，连秦始皇也礼遇丹砂资本家巴寡妇清，为他筑女怀清台。

政治权势大力打击资本家者大概始于汉朝，其中原委与曲折，司马迁以当代人写当代史，在《史记．平准书》中交代得很凊楚。刘邦继七国亡秦之后初有天下，民穷财尽，「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平准书》）。真是穷到家了，过去长期的战乱对资本家似无影响，有些人且借机发战乱财，〈货殖列传〉的宣曲任氏就是在楚汉相争时靠囤积粮食致富的。贵者不富，富者晏如，难怪刘邦生气，一方面命今商贾「不得衣丝乘车」，一方面重征租税，战国时代规定的子孙不准仕宦为吏。自然更不在话下。但「困辱」商人的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刘邦死后，禁令立刻废弛，备而不用。所以文帝时鼍错批评资本家投机居奇，谋取大利，「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子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汉书．食货志》）。同样以富抗贵，挟其经济力量迫使政治权势不得不承认，而其奢侈排场和秦代的游闲公子亦如出一辙。
商人尽管坚车肥马，但自己与子孙不得仕宦的禁令仍然维持住，这条防线却在武帝初期突破。武帝对外用兵，国库空虚，于是号召人民页献奴婢给政府者，准子终身免役;提高求任郎官的仕钱。甚至贡献羊只也可为郎。元朔六年（公元前一二三）颁布武功爵，买爵补吏。这些「人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的政策，真正受益的是大资本家，他们可以名正言顺的商而优则仕。

武帝一朝。对外连年战争，打仗要钱，功臣要赏，归降的匈奴也要赡养。大司农掌理的国库不足，天子乃「出御府禁藏以瞻之」。内则关东大水，人民饥乏。郡国仓禀吃空了，于是迁徙饥民到今日河套一带的新秦中，人数高达七十余万，路上之衣食，定居后的产业，都要政府资助。国库财用为之一尽。在内外煎熬下，武帝不但拿出私房钱，而且贬低自己的礼数，饮食「损膳」，出门「解乘舆驷」。相对的富商大贾，照样发国难财，商业资本家转毂百数。囤积居奇，使地方上的封君皆「低首仰给」。工业资本家照样贩盐卖铁，财累万金。他们都「不佳国家之急」，武帝无可奈何，于是发行龙文、马文和龟文三种新货币，想以政府力量操纵通货，将商人的钱夺过来。然而盗铸钱币者不为胜数，严刑犹不能禁，结果失败。

一国家财政山穷水尽了，武帝不得不起用两位商人和一位商人子弟。商人是煮盐资本家东郭威摥与冶铁资本家孔仅，商人子弟是桑弘羊。新经济政策分两个阶段，先管制盐铁，再创设平准均输。据考证，盐铁专卖行于元狩三年，即公元前一二O年（马元材），过十年才推行平准。盐铁专卖走出政府经营煮盐铸铁的企业，并且盲接鉼售产品，民间犯者处以「釱左趾」之刑，减死罪二等。平准均输，原来川郡每年上缴中央的当地特产，转一狊示师，不但特产易坏而且运费不赀，于是大司农分派属官到川郡，按物实时的市场价格向地方政府征收现金。用这些税款在地方从事买贱卖贵的生意，最后也能照样将各地的特产迭抵京师，大司农「都受天下委输」，而其属官则「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买卖由各官府经营，运输工具由大司农提供，富商大贾于是「无所牟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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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新经济政策完全针对战国以来兴起的资本家而发。商业与工业资本家泰极而否,顿然丧失生财致吉田的凭藉。当中还有告缗的插曲。政府公布缗钱今，命令商贾及手工业者申报财产，以便征税，凡不申报，或申报不实者，财产充公，并戍边一岁。但效果不彰，武帝乃采用整治豪强的办法，令杨可彻查，鼓励告密，告发者得其资财之半。〈平准书〉说，这一来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资本家基本上都残破了。新经济政策和酷吏式的打击措施确实发生作用。民间财富于是流入国库，政府富而社会贫。从此以后，自公元前四、五世纪发展而成的大资本型态便完全销声敛迹，传统历史再难找到〈货殖列传〉中的人物，即使有其货财，也没有那种气势。

这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好是坏，很难评定，但中国社会轻视商人的特性，当从此奠定。


五、小结
传统社会谈到商人每举管仲、鲍叔与陶朱公。管子分财多取，鲍叔不以为贪；范蠡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疏交昆弟」，所以「管鲍交」与「陶朱富」成为中国人伦理的典范。我疑心这是封建伦理的余音。譬如弦高以 「诞而得赏，则郑国之信废矣」，破坏国家制度，仁义之人所不为（《淮南子．人间训》）。那位设法偷渡荀罃的郑国商人，不愿居功以受荀罃之惠，不假政治势力而营一己之私。二人之谦抑固然是封建礼制束缚的表现，然而进退取舍，在历史上也自成特殊的人格风范。

但战国以下，富商大贾似乎一心一意累积资本，发战争财，剥削平民，交通王侯。法家批判于前，刘邦困辱于后，却皆奈何他们不得。汉武帝号召资本家捐钱纾解国难，只有在山谷牧羊的卜式响应，起初连武帝也不敢相信，以为他别有所图。所谓「为富不仁」，正是战国中期以下资本家的绝好写照。

大约从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到二世纪末，三百五十年间，中国古代资本家由萌芽而茁壮，由鼎盛而衰亡，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如同乍开而谢的昙花。他们对历史的影响不易率尔评论，但他们的风范不同，而抛给我们的问题，百到今日似乎并不容易解决。不断累积资本以创造个人财富，或一再散财而从事社会褔利，虽然不一定绝对对立，但对文化的塑造和理想社会的追求，二者显然颇为泾渭分明的。现代的商业伦理难道不觉得两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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