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口述自传【转帖】

邢爱民

浩然口述自传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
　　算卦的瞎子给我批过八字儿，说我生来命硬，克父母。如果父母比我还要命硬，那我就活不长；反过来，父母没我命硬，他们就得一个个地让我活活妨死！这是一项多么残酷无情、恐怖可怕的判决呀！
　　父亲性情豪放而豁达，对这种玄奥的占卜和奇特的预言，既没说过相信，也没说过不相信，似乎并不怎么往心里放。
　　母亲却对瞎子的说法信以为真，当成是老天爷和阎王老子早就给注定的，牢牢地记在脑海中，心里边结了个解不开的疙瘩。她常常忧心忡忡地在父亲耳边唠叨，看咱这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是一个样儿吗？这么小的人儿，后脑勺这么平，头顶上的旋儿这么正，眉毛这么粗又这么黑，眼睛这么黑又这么亮，槽牙长得这么快、这么齐！……他准不是个平民百姓鬼魂儿托生到咱家来的！
　　对此，母亲特别固执己见。在短短的时间里，她给我拜认了好几个光棍汉和“绝户头”的干佬儿。在她看来，因我“命硬”将给他们带来的灾祸，就好似是一件沉重的东西，让别人分担分担，自己身上的负载就小了些，轻了些。分担的人多了之后，或许就可以免除。
　　她甚至让我给街头的野狗作揖，给临往屠宰场送的肥猪下跪。说那狗到处挨打，为我减轻苦难折磨；说那猪吃一刀子，就代替我，或者替我的父母经受了死亡。
　　<b>　　2</b>
　　母亲的娘家很穷，除了耕种坟茔周围的一点点梯田薄地外，外祖父依然得到附近的山村做月工或打短工，外祖母给旱店子或洪水庄的地主当老妈子。他们早出晚归，我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小弟弟看家，也看坟，守护住薄地上长着的豆荚、倭瓜和别的作物果实不被人偷走。
　　母亲终生念念不忘的是一位在北京念“大书”的“洋学生”。那学生家里是个大财主，家里人不让他干活儿，不让他管事儿，吃饱饭呆着不出门惹事就行了。为了拴住他，给他娶了个也是财主家的特别俊的媳妇，媳妇还给他生了个胖小子。可他总是不高兴，不肯在家里睡暖床热被、吃鸡鸭鱼肉、守着娇妻爱子，连绫罗绸缎的衣裳都不爱穿。他经常到山沟里的乡村串门儿，身上是布衣布裤，脚上是布鞋布袜，只有手上总提着一条亮晶晶的“文明棍儿”。他常到坟地找我的外祖父来聊天，对我的外祖父特客气，笑模笑样地说话，称“您”，还把我外祖父说的那些“颠三倒四”不成句不成文的话，用铅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很喜欢我母亲，管我母亲叫“小妹妹”。我外祖父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跟我母亲聊天。那么一个有学问的人，跟小孩子，跟一个穷看坟的小孩子也有说不完的话。他求我母亲教他用高粱秫秸皮儿编蝈蝈笼子，用兰草编蛤蟆、编花篮儿。他答应我母亲等到冬闲的时节，带我母亲到村里去，跟一群穷人家的闺女学认字儿、写字儿。
　　过往行人，特别是那位好心肠的“洋学生”，在坟地茅屋前的瓜棚豆架下所留下的言谈话语，对于我的母亲——在当时只是一个长在偏僻的山沟里、穷看坟的闺女来说，不仅抵消了不少生活的孤寂，填补了头脑中的许多空虚之处；尤其重要的是，使我的母亲受到非同一般的思想熏染和风习影响。她再不肯用长长的布条子裹脚了。外祖母给她缠上，她就偷偷地抖落开。为着这种不遵守传统规矩的行为，她的脑袋经常被笤帚疙瘩打得小包刚下去，大包又跟着起来；身上也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总不见彻底消退。结果呢，她人长大了，脚也跟着长大了。那个时代，大脚女人是很难找到好婆家的，何况又是个最贫穷、最低下的看坟人的女儿。外祖父为这件事发愁，急得没办法。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只好委曲求全地给她找了一个傻子做丈夫。她决不屈从，决不肯不舒心地活一辈子。就在要成亲的头天，一个月黑天的三更里，她逃出坟地的茅草屋，逃出山沟。
　　母亲只身一人，逃到将近百里以外举目无亲的陌生地方，本指望能找到那位姓秦的“洋学生”帮助，不想从看门人那里得知他被诬为俄国人的同党，杀了头！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2)
看门的老头儿见我母亲可怜，诚心诚意地劝她跟他回家。
　　这老头儿姓梁，自称是个“命大”之人。就在我母亲到了看门老头儿家不久，刚刚上炕端起饭碗，偏巧来了一位好几年没有登过门的侄子。
　　等到串门儿的侄子一走，老两口就咬起耳朵根子，然后老头儿对我母亲说，刚才来串门儿的我那侄子，你看咋样？我估摸着准可你的心。
　　母亲也觉得“巧”。因为她第一眼见着那个串门儿的人，就觉得顺眼，面貌作派极像那位善良心肠、好性子、有学问的秦先生，听他一阵子热烈的谈论，越发觉得相似。她认为，这非同一般的事里，俩人肯定有缘分，应该成为夫妻。
　　三天之后，母亲被看门人和他的老伴儿简单地打扮一番，借一辆牛车，送她跟我的父亲拜了天地。
　　母亲常常无限哀怨地说，我这一辈子，就过了两年的舒心日子，前边和以后，没有舒心过一天！她所说的两年，是指跟父亲新婚后的两年。
　　那会儿，父亲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显然跟母亲是一致的。否则，凭他那一个大院两间房屋和二十亩土地的庄稼主儿，又是个模样不丑、身体不孬、性格爽直活泼的汉子，找个门当户对、符合规矩的闺女续为“填房”，绝不会有多大难处。他并不识几个字，却几乎自发地跟京里卫里的一些新派思想遥相呼应，特别好追“时兴”。他对受难的人极富有同情心，尤其对受难的女人。同时，他也渴求一种感情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自由。他的脾气有时候很暴躁，暴躁一阵儿，就像干柴猛烈烧过，立刻声止烟消，剩下的只有给予人的温暖。他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要不然，他不会在那种时代和那种环境里做出一件震动全村的事儿：每当母亲做饭，只要赶上回家，他就要帮着烧火。当母亲生了我的姐姐以后，不仅劳累，而且行动不方便的时候，父亲总是主动早起，替母亲抱柴、舀水，把早饭做熟。母亲吃饭，他就帮助带孩子。这件奇闻在村子里传开，“让人笑掉了大牙”。我的爷爷听到之后不相信，掐着做饭的时辰，悄悄溜进路南西头的小院子里一看，果真瞧见我父亲正“像老娘儿们那样撅着屁股”烧火。
　　爷爷被气得浑身发抖，抢过火棍子要打父亲：不要脸的东西，你还像个男子汉吗？
　　父亲抓住烧火棍子的另一端，抢白我爷爷：男子汉咋的？男子汉不吃饭行吗？要吃饭，不烧火，能生着吃吗？
　　爷爷说，烧火做饭，是老娘儿们的事儿呀！
　　父亲说，您看看，咱家的老娘儿们啥也不干，躺在炕上呆着了吗？
　　爷爷扭头看一眼，瞧见我妈正跨坐在炕沿上，一边奶着我姐姐，一边忙着做针线活儿。他没话可说，只好一跺脚，松开手，自己给自己下台阶式地骂了几句，故意气呼呼地转身走了。
　　父亲接茬儿做饭，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b>　　3</b>
　　可恨的水灾和兵灾，破坏了乡村的宁静日子，扰乱了人们自得其乐的心绪，改变了、甚至扭曲了不少正经庄稼人的人生道路。
　　这一切，都极为明显地影响着父亲。他渐渐变了，不安于守着妻子和孩子苦熬岁月。在一场大水过后竟然丢下妻儿老小，偷偷地离家外出了！　　对父亲的行动，母亲很恼火，也很伤心。尽管父亲到赵各庄煤矿落下脚之后，就立刻往家里写来信，没过几个月又托顺路的同乡人捎来钱，母亲仍然不肯原谅他。
　　大水过后，压在土地上的积水渐渐消退，较高的地方露出了地皮。
　　面对一切灾祸都逆来顺受的庄稼人，见此光景，立刻活跃起来，纷纷踏进或锳进又脏又臭的泥水中间，奔到属于自己家的地界里，打捞泡倒、沤烂的秫秸秆和粮食穗子。于是，村子里立刻浮动起一种类似丰收年收割打轧的忙碌气氛。
　　母亲受到这种气氛的牵动，想到自己家的土地、地里的庄稼，她不声不响地磨快了镰刀，找齐了绳子和扁担，掩上门，拉着姐姐到村子当中、路北大槐树下的我大伯家。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3)
见母亲手里拿着家伙，大妈大惊失色地喊道，你到咱单家庄挨门地串串、瞧瞧，哪有一个女人家抛头露面下地去的？
　　母亲说，不下地，庄稼能回到家吗？
　　大妈喊叫起来，你知道不知道，在这泥里水里干活计的男人，全都光着屁股……
　　母亲不以为然地说，他们光他们的，碍着我什么了？
　　就这样，母亲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一路上和左右两边邻家地里都有赤身裸体的男子汉的泥水中，折腾了三四天，终于把没有腐烂的庄稼穗子都剪下来，用背筐一筐一筐地运到家，晒晾起来。她把秫秸打成捆，拽到水浅的地方攒在一起，准备等道儿不大泥泞的时候，再往家里鼓捣。
　　她总算是用她推崇的、经常挂在嘴上的志气和正气闯过一道难关。她动手准备过冬的糠菜，以便带着孩子，熬过一个漫长的寒夜，迎接新的春天和新的希望的来临。
　　谁能料到，刚一入冬，又发生了一场新的不安宁——兵灾接踵而至。　　大妈气喘吁吁地跑进我家，进门便嚷，大兵见男的就杀，见女的就糟蹋！你还愣着干啥，快带着孩子跑吧！
　　母亲听罢，转身回到屋里，立刻为难了：自己独自一人，怀着孕的身子行动不方便，又背着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哪还有力气携带沉重的东西呢？最后，她只好慌慌张张地把磨好的一小布袋高粱面，还有吃剩下的几个夹馅饼子，一齐装进篮子里，用一只胳膊挎起来，另一只胳膊揽住背上的孩子，重又迈出门槛儿。
　　……
　　枪炮声停息了一天一夜，证明大兵已经过去后，母亲带着姐姐回到家中。家里的情景非常凄惨！锅被砸了，碗被摔了，鸡被抓走了，粮食、被子全都没了踪影。
　　母亲不仅没有像邻家人那样大哭大嚎或大骂大吵，甚至没吭一声，便关上门板儿，一边用糠秕煮些粥吃，一边照管我那在奔波中得了病的姐姐。她一连几天不出门，怕听那些可怜的人们乞求可怜的话。
　　终于在1931年年尾，1932年就要来临的时刻，母亲怀着我，背着我两岁的姐姐，冒着刺骨的西北风，绕过可能驻有大兵的村落，以太阳计时间，不停地赶路。一路上，遇上车就搭车，没有车就步行，天一黑，就寻找安全可靠的小店投宿。经过三天半的辛苦奔波，她跨越了玉田、丰润的县界，终于到达开滦赵各庄煤矿。
　　她从包裹里掏出父亲寄到家的那封信的信封，举着让过路人给查看，打听父亲的地址。
　　经人指认，母亲找到了父亲的小屋。一进门，便撞上一个人影。他那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真叫可怕呀！蓬乱的头发是长长的，瘦瘦的脸庞是苍白的，细细的脖颈是漆黑的，眼眶子显得特别深，嘴巴显得特别大。他上身穿着一件连乡村叫花子都不会要的破棉袄，又大又臃肿。那上面补丁摞着补丁，好些地方绽开了线，大窟窿小眼的，露出一嘟噜一嘟噜的黑棉花套子，垂吊着一条条一缕缕的布片子。而下身是一条夏天穿着才凉快的“灯笼裤”，裸着膝盖，也遮不住脚腕子。
　　分离的几个月里，母亲憋了一肚子怨气。奔波的一路之上，她准备了一大篇发泄的、能把人心刺痛的话语。然而，这一切一切，都被父亲的这身穿着，尤其是这一副衰落潦倒的凄惨相给赶跑了，跑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满腹的怜悯和疼爱。
　　镇子外边的东南角上，有几个大粪场子，其中一个不知何故停工了。干活的撤走了，东西也搬走了，只是掏粪和晒粪人住的窝棚还没有拆掉，那里可以对付着住些日子。
　　于是，1932年3月25日，那个黑咕隆咚的半夜间，我在那个大粪场子的低矮而又破旧的窝棚里，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这以后，在摊晒着大粪汤、堆积着大粪干儿垛的包围中，在带着酸、辣的臭烘烘的空气里，我长到会说话，会走路，开始了我那充满着各种滋味儿的童年。
　　我记事儿晚，记性差，四五岁以前的事情，没有留下什么完整的印象，在脑海里几乎成了一片空白。即使保存下某些没有忘掉的东西，也只不过是一些碎片片。而每一碎片，都如同经过人工筛选和雕琢，舍弃了多余的部分，保留下最美好、最令我珍惜的极少极少的那些东西。
　　书包网 www.bookbao.com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4)
睡觉、起床是最普通的事儿，每一天都要睡觉、起床，在那四五年里，有过一千多次的睡觉和起床。可是，我再也想不起，每一夜是怎么睡着觉的，却记着好多次从睡梦中醒来的情景。因为那情景在我说来最为美好，最值得珍惜和怀念。也因为老天爷吝啬，恩赐给一个人的那种美好情景，实实在在的太少太短暂了。
　　我愿意父亲带着我睡，父亲却极少能带着我睡。每逢天一擦黑，父亲就换上又黑又烂的窑衣，一手提着干粮袋，一手攥着搭在肩上的镐柄，要去上工。我不让他走，他就哄我，说等下班回来给我买糖梨。我又想吃糖梨，又不想让爸爸走，仍然抓着他的衣裳襟，或是攥住他的手指头不松开。
　　好像不小会儿的工夫，我被说话的声音惊醒。我已经变成“肉光蛋儿”，睡在暖暖的被窝里。说话的人就在身边，能够闻到他身上的汗味儿，能感到他的热气扑脸，却觉得那声音是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仿佛在东边那烟尘滚滚的大道上，驶过一辆大马车，车轮“轰隆、轰隆”地在车沟里转动，隐隐约约的，远了又近了，近了又远了……
　　我想睁开眼睛，眼皮特别沉重，要用很大的劲儿才能抬起来。眼睛终于睁开的时候，我被吓了一跳：是一块煤，悬挂在我的额头的上端！太可怕啦，煤块儿掉下来，会把我的脑瓜子砸开瓢的呀！
　　呀，不是煤块儿，原来是一张乌黑的脸。看，那上边有一双明净如水的眼睛，还有一嘴洁白似雪的牙齿。
　　我终于认出是父亲。我不怕了，伸出手，勾住他那冰凉的脖子，让他把我的半个身子给吊起来。
　　父亲先把我的小棉袄抻过去，揪着两个襟儿，在那喷吐着通红火苗的炉火上给我烤；摸着到了热而不烫的程度，便迅速给我披在肩上。随后，他再用手掏着翻开我的小棉裤，烤热了再给我穿……
　　<b>　　4</b>
　　煤矿上发生事故是经常的事。所以，这样的夜晚对母亲来说是漫长的，她无法承受太多这样的日子，父亲也不愿长此下去。
　　于是，一天早晨，眼前那个臭烘烘的乌黑世界消失了，取代它的是一片黄澄澄。
　　黄澄澄的土地呀，我们这群年幼无知的农家孩子，多少次纵情地拥抱你、深情地亲吻你！直到今天，头发已经花白了的我，仍然无时无刻不想跟你这样地玩耍，这样地拥抱和亲吻！为了医治“思想”上和肉体上的毛病，我戒名、戒利、戒烟、戒酒，戒掉了许许多多遗传和养成的种种习惯。但是，谁也无法使我丢弃对土地的眷恋之情，包括我自己！当然啦，首都京城是美好可爱的，在那儿生活是舒适方便的——如我这样非高级市民，仍在那儿过着“现代化”的生活，我的户口就落在首都。但是，我依然时时怀念着黄澄澄的土地、黄澄澄的房屋、黄澄澄的田间小路，以及被风吹卷起的黄澄澄的烟尘！楼房里的沙发床再绵软，在我睡下的时候，总认为不如热炕头儿安稳；冷食店的大雪糕再凉爽再甘甜，我吃着的时候，总觉得不如在干渴时喝一瓢子“井拔凉水”解渴，从嗓子眼儿往下走得畅快……
　　总之，幼时的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农村，渐渐养成终生不移的深爱，都是从喜欢黄澄澄的泥土开始的。
　　我和父亲下地去。父亲把犁和牛停在地头上，他从粗线口袋里往柳条斗子里倒一些麦粒儿，将柳条斗子挎在左边的胳膊肘上，用右手一把一把地抓出麦粒儿，往大黄牛刚刚耠开的土沟里播种。他偏斜着身子，甩动着手臂，踩鼓点扭秧歌一般迈着步子。麦粒儿被扬撒出去，宛如舞动着一条金黄色的绸带子，飘呀飘的……
　　这潇洒优美的劳动姿态，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我忽然间意识到，父亲特别英俊，特别威武，特别神奇！比之画着打仗的小人书中的英雄和画着天府神仙的年画，不知要美妙多少倍！可惜，光靠文字是难以表述的。在我成年之后，常因什么事物诱引，而十分真切地回忆起此情此景，不免有些惋惜地想，少年时期曾萌起学画的那个愿望如果实现了的话，那么，此时的我，一定能够凭着保留在脑海里的印象，把父亲撒种时的情景和神态，生动逼真地描绘出来。我敢肯定，那定是一幅能跟画家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媲美的好画。因为它是人类真正的美——人与大自然结合、融化的美。劳动创造的美，是我那纯真的童心中最为切实的印象和反映！可惜我不是画家，那大自然的情景、人的姿态构成的画面和韵味儿，只能永生地保留在我的脑海里，到最后将随我的消失而消失！
　　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5)
母亲和大妈这妯娌俩的关系很不融洽。她俩虽然没有大吵大闹过，但明显地互不相让、彼此蔑视，在一块儿抬杠、顶嘴儿是常有的事儿。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过，这俩娘儿们幸亏分家单过，要是一锅抡马勺，一天得打八场，房顶得吵塌！
　　大妈在母亲面前是“长嫂”，是使上了四房媳妇的婆婆，是梁家门里的有功之臣。而母亲不仅是“小婶”，而且是晚到的“填房”，尤其生了几个孩子都没活，只占住姐姐和我这两个挨着肩的“小不点儿”，而我这个儿子，还命硬，说不定哪一天被王母娘娘一抻“绳索”就得给拉回九重天上去。这些当然让母亲比大妈矮一头！还有一笔老账：大妈的娘家是富有的，嫁进我们梁家门的那时辰，明媒正娶，坐着花轿。花轿前边有吹吹打打的鼓乐队伍，有八抬嫁妆的行列。那上等瓷的花瓶、坛罐和亮堂堂的帽镜，以及成对儿的油漆箱子，尽管已经褪色、裂口和陈旧了，但至今还摆设在屋子里。这一切，对当时乡村小门小户的女人来说，该有多显眼、多神气、多能在人面前挺腰杆儿。母亲的情形则全然不同，她没有坐花轿，没有吹打乐队，是大伯赶着车，把母亲从她落脚的人家接到我们单家庄的。不要说可以炫耀的嫁妆，连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父亲死去的前妻所遗留下的旧东西。更重要的欠缺还有，母亲不仅是个名副其实的“填房”，而且，不管怎么说，北山边(可惜母亲从来没对我说过那个村名)与之订了亲的那个男人，虽是傻子，也是男人，所以母亲就得算“二婚”。这样的身份，应当是价钱极贱的，应当是自卑自薄的。在别人面前，特别是在“长嫂”面前，应当是低三下四的。而母亲偏偏不这样，她争强好胜，不甘下风，更不认为自己卑贱，甚至在父亲面前都想拿拿尖儿，实际上已经拿了尖儿。在平时，父亲不正是处处事事都委曲求全地由着母亲的想法做吗？大妈本来是喜欢自己的小叔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的。她常常当着我们的面夸父亲怎么聪明，怎么能干，怎么热心肠，怎么有人缘儿。甚至说，父亲在三里五村都是找不到对儿的漂亮男子，说她的小儿子、我的四哥，长得就像父亲。说父亲独承一份儿家产，不算是富户，也算个肥溜溜的庄稼主儿。因此，父亲死了前妻以后，要想续个黄花少女，也并不难。而且大妈就曾亲自给我父亲挑选过几个，都没有中我父亲的意。对这点儿，大妈一直引为憾事。大妈说，我父亲就是为了追时兴，才看上了我母亲那双赛过小船的大脚。同时让我母亲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给绕得迷糊了，才成了亲。幸而不管怎么说，父亲和母亲在那段日子里非常和谐。但谁也不知道有更多的不幸在等待着我们。
　　<b>　　5</b>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更不知是什么样的响动，把我从酣睡中惊醒，我感到自己不是躺在被窝里，而是坐在母亲的腿上，依偎在母亲的怀里，被紧紧地搂着，特别不自在。
　　耳边厢陌生又很凶很怪的吼叫，把我的睡意赶跑了。“敢动，全弄死你们！”我用力睁开眼，只见屋子里黑糊糊的，点着小油灯。在昏暗的灯光里，我看到我们面前站立着一个个子很高的人。
　　这个人真好笑，头顶和脸上套着一个黑布袋子。布袋子上挖开三个窟窿，露出两只眼睛和嘴巴。眼珠儿映着灯光，好似两个转动着的玻璃球儿，特别的逗人！
　　我没有笑出声来，因为立刻又发现，那个人的手里攥着一把雪亮的杀猪刀子，刀尖直冲着母亲和我的身子。
　　他吼叫一声“不许动”，还把刀尖儿用力地摇动了几下。
　　我被吓得飞了魂儿，“哇”的一声哭了。
　　那人显然是装着侉声说话：小崽子，住嘴！
　　我在赵各庄煤矿的时候，可以说一天到晚不断地跟操着这种腔调的人打交道。真正的“侉子”根本就不是这个味儿，只有小孩子间逗着玩儿，学对方的腔调说话，才是这样怪声怪调儿的。
　　母亲把我连眼带脸地一齐摁在她那怦怦乱跳的胸膛上，同时强装镇静地低声哄我：好孩子，妈在这儿，别怕，别怕。同时，用哀求的声音说：放了我们吧。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6)
头套黑布袋的人伸出手里攥着的刀子，在我们眼前摇晃几下，一字一字地宣布说：准备好二百块大洋，明儿个三星正中半夜里，送到芮家坟东北的废砖瓦窑去。咱们公道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听见没有？
　　母亲大声质问：你让我到哪儿弄这么多钱去呀？
　　头套黑布袋的人不耐烦地回答：要钱，还是要人，你瞧着办。告诉你，要是过了定准的时间舍不得掏钱的话，就拉上棺材到那儿去收尸吧！
　　母亲一面眼睛睁得大大的听着，一面把牙齿咬得“吱吱”作响，没有再吭声。
　　第二天晚上，凑到我们家的不只是大伯和二哥，还有几位来往的亲戚和乡邻。他们没有力量资助金钱，也不敢挺身冒险，代母亲去赎父亲，倒是能够同情，肯给我们一点十分适度的关心和照顾。这在当时，对我母亲来说，也是极为可贵的了。因此，她表现出很高兴很大方的样子，特意打发二哥从小铺买来几包纸烟请大伙儿抽，沏茶水给大伙儿喝。交谈的时候，大伙儿故意不提正题，而是东拉西扯地磨蹭时间，好像闲着没事儿很平静、很轻松的样儿。直到母亲到门外看看天上的星斗，转回来说“该动身了”，屋子里的气氛才骤然间紧张起来。每个人都停止住声音，停止住动作，两眼发直地盯着母亲。
　　记不清后来发生了什么，母亲动身后，我便睡着了。睁开眼，一眼就看到了父亲。
　　父亲，一天一夜之间好像消瘦了许多的父亲，紧贴着炕沿站立，朝我伸着手，轻声问，醒了？想我没有？
　　我一下子扑到他怀里。
　　很快要过年了，我和姐姐天天盼着。可是，唉，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们家过了一个最冷清、最没意思的新年！
　　父亲不点花，不放爆竹；母亲不蒸糕，不做豆馅饽；我和姐姐两个人跟父母一样，都没有更换新衣裳，还是穿着破旧的棉裤棉袄。家里甚至不打扫打扫房子，不重糊白窗户纸，不张贴红对联……总之，能表示跟过去一年告别的仪式极其简略。只是父亲买了一张灶王像，挂在被烟火热气熏黑了的土墙壁上。母亲用鸡毛掸子给纸扎的神龛清清尘土，摆上一盘点心，点着三炷香，插在陶制的香炉里。三十儿晚上吃了一顿饺子，当然也守岁了，但是坐的时间很短。我跟姐姐抓牌玩儿，还没玩儿够，靠在被垛上出神儿的父亲就一个劲儿打哈欠，刷洗完碗筷家什的母亲就不停地催促我们脱衣服睡觉。
　　自从父亲遭受土匪“绑票”，被迫出卖了土地、典了房子、卖了大黄牛之后，他就变了性子，总是皱着眉头，闭着嘴巴，阴沉着脸儿，寡言少语的。
　　母亲也有变化，对父亲温和了，而对我和姐姐却越发粗暴，动不动就跟我们瞪眼睛，或者可着嗓子吆喝训斥。
　　熄了灯，父亲仿佛也感到黑暗的阴凉，放平身子之后，先给我掩掩被角，又给自己掩掩被角。忽然，他深深地叹口气：唉，这是我在这个家，在这块生身养身的地方过的最后一个年了。这么一折腾，我就像一棵小草，连根儿拔掉喽！
　　母亲接着话音开导父亲，天底下是空膛儿的，道儿是让人踩出来的，在这块地上给拔了，咱们绕过去，再找别的地盘再扎根儿。
　　父亲说，别做梦啦！不论走到哪儿，我也是个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的穷光蛋，还有啥指望、啥奔头呀！
　　母亲说，我看不那么绝。只要咱们从眼下起长志气。
　　父亲怒冲冲地叫道，又这一套！又志气！如今是有志气人能活的世道吗？
　　<b>　　6</b>
　　我很快就明白了，我们又返回开滦赵各庄煤矿，返回我出生的那个大粪场子。
　　母亲跟客人们说话，总有一个被许多话题围绕着的中心，那就是我家遭的劫：父亲是怎样被突然破门而入的人绑架。母亲怎样为赎回父亲而奔走求告，最后不得不倾荡了祖传的家产，落到再度背井离乡的地步，回到这臭烘烘的大粪场子安身，又得接着茬儿让父亲冒着生命危险而养家糊口，等等。听她说话的人如若是特别对劲儿和信得住的，她还会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地说，她知道绑票的坏人是哪庄的，其中的一个是我们单家庄谁家的亲戚，用布袋蒙着脸不吭声，也被认出来了。只是怕再惹祸，怕大人孩子有性命危险，才装聋作哑罢了。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7)
父亲与母亲不同，他从来不对任何人讲述他破产的原因。包括对他最要好的朋友，也一字不提。如果赶上母亲正对别人谈论那件痛心的倒霉事儿，被他听见，他就表现得十分厌烦，常常粗暴地加以制止：得啦！得啦！你老是絮叨它干啥呢？没别的话可说啦？
　　除此之外，父亲和母亲争吵的次数也明显增多了。母亲一说到志气的话题，父亲就显得非常厌烦：这年月，什么志气不志气，什么正气不正气，全颠倒了，全不顶用。其实，车到山前必有路，只要想得开，怎么痛快怎么活，我不信没路走！
　　母亲说，我总觉着跑买卖这种事有点玄乎。
　　父亲说，怎么着，也比下井去玩儿命安全保险哪！
　　在故土乡村破了产的农民，一群一伙地涌到矿区的镇子里和镇子的四周。逐渐搭起来的窝棚、小屋，占据了原来的大粪场子。而新开辟的大粪场子，又朝着南边、东边，以及东北边的那些瘠薄的田地扩充开来。每一片都有各自的主人。一片连一片的不毛之地，赤裸裸的，如同荒凉海滩上的盐池。
　　场子里晒着的或者垛着的大粪，是一些被财主雇来的长工以及正在发家创业的庄稼主儿本人，从街里的锅伙、住户和胡同旮旯的茅房坑掏出来的。一担一担地挑到这儿，再用长柄的铁勺子一勺一勺地摊晒开。一经晒干，就像糊饼似的一块一块地被铲起、垛上，最后用套着骡马的各种笨重的木轮车拉走。随后又摊起一层刚刚挑来的“大粪稀”，接受烈日的烤晒。除了人畜车辆在这里时来时往，屎壳郎和蛆虫爬来爬去，大绿豆蝇嗡嗡地飞个不停，再没有任何别的动物和植物能够在这块地盘上站住脚。从早到晚，空气里总是掺和着非常浓烈的又臭又酸的干粪气味，无论是从东西南北哪一个方向刮来的风，都不可能换换气息。
　　一天，我从大粪场野玩回来，听到屋里有搬动椅子的响动，立刻猜想到母亲在做什么。她在藏票子。父亲是昨儿个回来，今儿个走的。父亲每次挣回钱来就交给母亲。等父亲一走，母亲就从一沓儿票子里抽出几张，卷成卷儿。然后，再把她梳头梳掉下来的头发，缠绕在票子卷儿上。最后把缠了头发的票子塞到桌子后边墙壁上的缝隙和窟窿里。她总是偷偷地这么做。
　　父亲又出门了，母亲总像满怀心事而愁眉不展。
　　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吃过饭，不进屋，不开灯，就搬出小凳子，坐在屋子跟前，一直待到热气散发了，不太闷气的深夜，再进屋睡觉。
　　从晚饭后到进屋睡觉的这段时间很不短，我和姐姐就让母亲给我们讲故事听，用听故事来消除我们对生活寂寞和单调的感觉。而母亲“肚子”里的故事很多很多，听起来十分有趣。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成了我的艺术启蒙课本，听故事是我当时唯一的精神娱乐。
　　母亲会讲很多很多故事，这些故事都储藏在她的脑子里，像一口泉眼兴旺的井，永远都淘不干。母亲几乎没说过“讲完了”、“不会了”、“没有了”这样的话。每每在我们催促和哀求之下，她总打个沉儿，便接着讲一个新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或者虽然听过，但是又有了修改和补充，已经变成一个更为有趣的新故事。
　　母亲把她从别人那儿继承来的和她自己创作的故事，传给了我们。我把母亲讲的故事记在心里，一直记了四十多年！
　　<b>　　7</b>
　　父亲这次走了很长时间。有一天，跟父亲一起跑买卖的孙大叔独自回来了。母亲一见他，非常紧张，忙问出什么事了。
　　孙大叔撩起敞着怀的褂子襟儿，擦擦脑门子上的汗水，故意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叙述道：没大事儿，你不用慌。我们在邦均集上买够了两车鲜货，雇了一辆顺路的大车往回赶。昨儿个晚上赶到玉田，不巧关了城门，不敢跑黑道儿，就在野外蹲了一宿。早上接着走，赶上没有一丝云彩的大热天，把人晒得发昏。晌午正在小饭铺打尖、喂牲口，来了日本兵，把饭铺给围上了。一个也不许动，挨个儿搜查。我那会儿正巧上茅房，大远的，转回来，瞧见饭铺那边炸了锅，赶紧退回茅房，偷着看动静，没敢到近前去。过一阵子，王八盖子们开拔了，凡是在饭铺吃饭的、歇腿的，都给带走了。担子还得挑着，车辆还得赶着。我吓坏了，只能老远瞧着影子。看样子，是往丰润县炮楼子带。我大哥人机灵，也胆儿大。日本人走到半路上，瞧见一个西瓜园里有人，又包围西瓜园。我大哥悄悄地对赶车的把式说，要命，还是要车，你自己拿主意，我可要逃命了。说完，他趁多数日本人奔了瓜园，留下的几个端枪拿刀的也没留神，就猫着，钻进高粱地。赶车的一见我大哥跑了没被瞧见，也跟在后边钻了高粱地。他们俩跑进我们打尖的饭铺，我们集齐了，都说不幸中的万幸，保住命比什么都要紧。我们又搭伴儿往回走。快到唐山，到了矿区地盘，那个赶车的提出让我大哥包赔他的一辆大车和一匹骡子。我大哥说，你的车和牲口损失了，我的货物和本钱也丢了，我并不比你强。再说，雇你的车是顺路拉脚，不给我拉货，你照样也得遭事。另说赔不赔，有难处，咱们可以分担。这话够仗义的了，那车把式不听，又哭又闹，揪住我大哥的衣裳领子要打架。我大哥不跟他打，他就自己往墙上撞脑袋，撞个大口子，直流血，回头就诬赖我大哥打了他，拉我大哥进警察局打官司……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8)
母亲听到这儿，急得不行，拉着我就要去找保人，把父亲保出来。谁知当天夜里父亲回来了。他告诉母亲事情的经过：一个挺精明的警官问谁是原告？那车把式赶紧抢着诉说冤枉。警官听了之后，忽然嘿嘿一笑，对他说，车把式，你的确很冤枉。不过，你应该跟日本人去要车和骡子，不应该跟这位雇主要车和骡子。车把式一听这话慌了神，说起诬告之辞：当时我是想追究着不放车的，可是他硬是不让，还打了我，您看，您看。他把脑袋往前伸，让警官看他脑门儿在墙上自己撞的伤。
　　警官问父亲，对这些你有什么话说呢？你是不是真的这么做了？
　　父亲回答：我不让他追着日本人要车，赶快找个机会逃路，这是真的。因为我估计，跟日本人到炮楼里，不用说车和牲口要不回来，恐怕连性命也得搭上。至于说打他，不是真的。我们都挨了几下子，是日本人打的。由于我不顺从，比他挨打多，也打得重……
　　车把式抢话说：反正，我脑袋上的伤是你给打的！
　　警官又冷笑一声对他说：我明白你演的是哪出戏啦。你明明是脑门子痒痒，自己往墙上撞，为什么要诬赖别人打的呢？既然是打的，回答我，他拿什么凶器打的？是铁的，还是木头的？
　　车把式这一下傻了眼，料定官司输到底了，忽然跪到父亲跟前大哭起来，边哭边诉说，苦苦地乞求：先生，先生，您有钱，您是好人，您得救救我。我除了这辆车之外，就是五个挨肩大的孩子，还有一个瘫在炕上的老妈。这回车一没，挣不到拉脚的钱，我们一家老小没法儿活下去呀！救救我的命吧！
　　父亲被他哭诉哀求得心软了，对警官说，我情愿包赔他全部损失，一辆半旧的大车，一头骡子。只是，眼下我拿不出，得给我一个月的期限。我可以当场给他立个字据……
　　<b>　　8</b>
　　和车把式的官司未了，父亲在家过了几天无所事事的日子，便又出门了。出乎意料的是，父亲这一走，竟然又是好几天没回家来。不要说母亲，就连我这小孩子，都感到有些异样。
　　母亲那焦躁不安的情绪，与日俱增，越来越不加掩饰。她一趟一趟地往外跑，到近处去就带上我和姐姐，到远处去则独来独往，常常把我饿得饥肠辘辘她才返回家来。她把住在赵各庄镇上的，以及住在北边水峪村和东边无水庄的老乡亲和朋友家，都找遍，也没有见到父亲的影子。
　　紧张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我们家。
　　终于父亲带着异样的神情回来了。
　　进门之后，没说话，就走到躺在炕梢儿上的母亲的跟前，把一只胳膊朝母亲身边一伸，又一低，只见一根用纸包卷成棍儿似的东西，从褂子袖口里溜了出来，“咣?”一声，掉在炕上。他又向母亲伸出另一只胳膊，同样的“咣?”一声响，同样的从袖口溜出一根棍儿，只是那包皮的纸破散开，“哗啦”一下，撒出一摊亮闪闪的“银大头”。
　　我看见过这样多的钱，那是为了从“绑票的”土匪手里赎回父亲，出卖祖传的土地房屋、写文契画十字儿的时候，换到手里的。那么，这次的这么多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父亲笑眯眯地对母亲说：手气不错，我赢了！先归还那个车把式的车和骡子钱，剩下的，撒开花，该买什么就买什么。
　　母亲不看钱，质问父亲：你就靠做这号事情活着吗？
　　父亲用坚定不移的语气回答：我已经把话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了。往后哇，怎么活着痛快，就怎么干！
　　母亲坐起身，提高了声音说，这是正经人干的正经营生吗？
　　父亲也不甘下风地愤愤反问，啥是正经营生，你给我说说！下窑、种地、做买卖，全都是你说的正经营生吧？请问，对哪一行，我没有兢兢业业、辛辛苦苦、规规矩矩地干呢？结果怎么样？干哪一行都难干下去，还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小命，一回回死里逃生。这个，你总知道吧？你还想逼我吃一辈子糊涂药、干一辈子糊涂事儿吗？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9)
不幸家庭里的孩子，神经受的磨炼多，一般都异乎寻常地敏感，尤其是对父母之间的分歧和摩擦，哪怕极不显眼的一分一毫，也能够及时地觉察出来。尽管不太理解，不明白究竟，甚至没有能力言传表述，但他们心里总觉得清清楚楚，同时被影响和被左右着情绪。
　　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被大人称为“懂事儿”过早的孩子，起码我比别的同龄小伙伴们了解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母亲有一颗好强的心。她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一种东西，盼望“夫贵妻荣”，以便在亲友面前，特别是在故乡梁(夫家)苏(娘家)两族人的面前，显示出她高人一等，而不低人一头。在追求的路途中她屡遭失败，然而锐气不减。每失败一次，她的好强心非但不削弱，反倒加强，以至于“变本加厉”地发展到极端，变成了“虚荣心”：什么都不怕，最怕让人瞧不起；什么都可以不顾，得要面子！
　　母亲对父亲的本事，从来没有怀疑过。她认为父亲如若有志气、走正道儿，肯定是一块好材料。靠官派，能当高官；学买卖，能发财；即使还像以前那样，下窑挖煤出力，也能够积攒下钱，置买些家产，挺着胸膛回到老家去，过上不愁吃穿的体面日子……类似这样一些掺和着哀叹和抱怨的话，经常跟来串门儿的亲友们说，也断不了跟并不十分熟悉、没有什么交情的左右邻居说，甚至常常忍不住地跟幼小的我和姐姐唠叨几句。
　　父亲恰恰跟母亲拧着劲儿，既不想吃官饭，也不愿意再搞买卖，更厌恶重操当窑花子的旧业，甚至一跟他提及“置买几亩地”这样的话题，他都皱眉头发烦。他哪里有一点点回老家当个土财主的兴致呢？他说，人世上所有的美梦我都做过，全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我醒过梦来，看透了，再不做什么梦，再不跟自己过不去，再不折磨自己！于是他咬定一个字儿不撒嘴，就是“混”。他混得遂心，很自在。一天到晚出入于“宝局”(赌场)和酒楼之间，以及他从不带我去、不让我知道的地方。每逢回到家里，兜里不是装着钱，就是手上提着好吃的东西。脸上总是笑吟吟的，再不见煤黑和汗水，也少有愁容和焦虑的神色。母亲一抱怨，他就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我让你们缺吃的，还是让你们缺穿的了？这不是混得很不错嘛！你还想让我怎么着？
　　母亲和父亲话谈不到一块儿，事儿也做不到一块儿，这成了我们这个家庭变化的明显特征。对这些，我和姐姐全然体会到了。对此我倒没有什么担心，只是每每莫名其妙地感到害怕。
　　母亲在她生活追求的道路上碰了钉子，开始对父亲不满，开始对父亲冷淡，以至于对父亲完全失去信心。他们一见面，十有八回要抬杠、顶嘴、吵架，偶尔出现一些和睦协调的气氛，不仅时间短促，也是极为勉强的。母亲总是怀念父亲的过去，觉得别人家的男人个个都比父亲强。或者，总用合乎她理想而又被她尊敬的人的标准，来衡量父亲，这就越发增加了对父亲的不满。为此她自己也很痛苦，出于报复，或出于宣泄，时时寻隙找茬儿把这痛苦分加给父亲。
　　<b>　　9</b>
　　不知是不是因为对父亲的失望，母亲一下子把希望全寄托在我们身上。她把我们送进了小学校，就是我一生之中进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正式校门口的教育馆。它似乎是由几个民众性的团体，或者福利性的组织操办起来的。
　　这样一个简陋的场所，实在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美好记忆。随着日月的流逝，保存着的一点印象也渐渐淡薄，乃至忘怀。不料，到了四十多年以后，也就是我五十多岁生日的前几天，忽然对它萌发起好感和强烈的怀念，我做了一次专程的“旧地重游”。可惜，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五十华里远的赵各庄镇，房屋倒塌大半，教育馆小学旧址也未能幸免。如今校门临街处，已经变成带点临时性的蔬菜门市部，残破的院子里堆积着货物。唯有我当年听课的那个教室的房基上，还遗留着一点点墙壁和铺灰地面的痕迹。我可能得算“胆子小、性格怯懦”的那一类孩子。我自尊心强，又“娇嫩”，所以在跟小朋友相处时，虽然也常跟他们闹矛盾，耍脾气，可是从来不敢打架。跟谁揪扯滚打在一起的事儿，长这么大，压根儿没有尝试过。我也骂过人，在被对方欺负苦了或气极了的时候骂，骂一两句，解解恨就拉倒，不会纠缠不休。如果骂到厉害凶恶的对手身上，见人家龇牙瞪眼、杀气腾腾地冲将上来，我绝不敢迎战。或者躲开，或者逃跑，回到家里，到了没人的地方，本来已经安全了，再委屈地抹眼泪。一两个伙伴在一块儿，我是很会玩耍、很会淘气的。只要人一多，里边再有些愣头愣脑的家伙，我就不敢再往那群里掺和。我怕他们打起架来碰着我，我特别害怕看到他们互相打破了哪儿往外流血。平时，身边的同学不小心用铅笔刀刺破了手指头，我也会被吓得心脏紧缩，用手捂住眼睛不敢看。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0)
可惜，开滦五矿这块外国人当主人、中国人当奴隶的地盘上，打架斗殴的事儿，如同乡村里鸡狗相斗一般的平常，几乎时刻不断。尤其是中国的穷人们互相残杀的“打群架”，更是此处的“地方特产”。济南府的一群人跟保定府的一群人打；河南的一群人跟山西的一群人打。今儿个这场恶战，你把我打得落花流水；明儿个我设法反过手来，得叫你那伙里的人丢盔卸甲，死上几口子。小帮小拨的在街头巷尾打，大帮大拨的在镇子南边的大洋槐树林子当中的空地方打。听说，最“抱团”的是山东人，打起架来凶狠，有劲头，不惜性命。听说，他们常常把活捉的仇家，用木头橛子硬给活活地橛在地上！
　　每逢遇到这类事情发生，镇子上的气氛就骤然大变。不相干的工人和平民们，都争先恐后地奔去看热闹。那种狂热劲儿，很像当今的城市人想看一场有中国选手参加的国际球赛一般。小孩子们更如同过节一样的高兴，不上学了，背着书包就奔到厮杀的场地，从人缝里挤进去观赏。
　　在这样的时候，母亲一定要把我和姐姐关在屋子里，门也不让出。或者亲自把我们送到学校，嘱咐老师别放我们走。实际上，母亲就是鼓励我去参观，我也没有胆子走一趟。小伙伴们看了热闹回来，听他们兴致勃勃、绘声绘色地转述，我还忍不住地打寒战！
　　<b>　　10</b>
　　南院有几间房子好像变成客店一样，三天两头更换住户，我几乎没办法跟他们熟悉起来。但我知道，那儿常有从天津卫和唐山来的戏班子的人家。
　　戏班子的人，对我来说如同另一个世界的神秘人物。常见他们白天闭门大睡，晚间热热闹闹、欢蹦乱跳，男男女女都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走路迈步都显得怪模怪样儿的。而且，他们老是搬来搬去，用大车拉着各种箱笼，大小盒子、匣子，乱七八糟的东西特别多，还有些长短不齐、一端罩着布袋儿的棍棒。他们到底儿过着怎样的一种日子呢？
　　很快，我和同班的小胖墩儿要好起来，他的爸爸、妈妈、哥哥都是戏班子的。他答应带我和姐姐去看戏。于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我第一次走进了戏园子。
　　几个穿着各色大褂、短衣的人，不声不响地从绣花门帘缝钻出来，溜到前台。他们有的提着胡琴，有的抱着锣钹，有的端着小鼓，有的拎着凳子。他们围着那个打小鼓的人，坐在戏台右边的角落。他们坐定之后，低声说着话儿。过一会儿，那个打小鼓的坐正身子、直起腰杆儿，随之提锣的人也站了起来，拿钹的把钹上的红绸穗子往手指上缠绕几下。突然间，那个敲小鼓的把小鼓敲得如同炒豆子爆锅那样响了几声，其他人各自抄起手里的家伙，拼命地敲打，锣鼓声骤然而起，响声越来越大，真是震耳欲聋。
　　小胖墩把嘴巴伸到我耳朵旁边大声告诉我，这是“打通儿”。打过三遍之后，戏就开台了。
　　我的心，立刻就不知不觉地随着“打通儿”的锣鼓声音兴奋起来。这是激动的紧张，是喜悦的惊慌，是预感到即将出现的更新奇东西的一种从未有过的热切期待。我浑身不由自主地在抽搐、在战栗。
　　有好几次，我一下子忘掉了自己的置身所在，不是在耳畔，而似乎在心里只有动听的声响，不是在眼前，而仿佛在脑海有优美的身姿。我好像并非坐在木板戏楼的栏杆间，而恍惚登临五彩祥云上，飘飘欲仙了！
　　我看到一个英姿勃勃的小伙儿，威风凛凛地出场。他头戴缀着许多颤颤抖抖红绒球和白绒球的帽子，身穿绣花袍子，红绸子肥大的裤子扎着腿儿，脚上是一双黑色的薄底高腰靴子。他一手提着花袍子的大襟儿，一手举着亮光闪闪的大刀片儿，在满台上飞跑。然后他脱掉花袍子，把刀片儿插在背后的束腰带子上，从戏台一角起步，一纵身就跃上天、落下地，如同摇纺车一般，“嗖嗖”地折几个跟斗。
　　小胖墩告诉我这个白脸少年是他的哥哥，叫小百岁，练功卖力气，演戏挺认真。每天上午，所有唱戏的人都还睡大觉的时候，他便早早地起来，在那不大的院里踢腿、劈叉、耍拳。有时候，他两手摁地，两脚往后翻起，蹬在墙壁上，脑瓜子朝下，倒立着，一立就是好长时间。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1)
小胖墩说，哥哥恨不得一天就能唱得红起来，成了名角，多挣钱，好到东北去看他的亲爸爸和亲弟弟妹妹。
　　然而，就在后来，我们亲眼看见台上刚落地的小百岁没有站稳，一个趔趄冲向台口，撞断了栏杆，跌到戏台下边去了！
　　小胖墩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嚎声……
　　<b>　　11</b>
　　我心情沉重地从戏园子回到家，看见二舅和母亲正谈论着父亲。他本是母亲的大弟弟，因为跟老家大徐庄苏家“一爷之孙”的弟兄们依齿排行，他属于老二，所以我们都叫他二舅。他跟一个从北京城边农村逃难来的麻脸女人结成“半路夫妻”，先住在水峪，此时又搬进镇子里，在教堂西北边一条斜街租了一间阴暗的小屋住下。母亲从前对他极好，以后偏向她的小弟弟，即住在蓟县乡下的我老舅。二舅对母亲也不像以往那么亲热了。二舅没念过书，不爱说笑，为人厚道诚恳，尤其“心里秀”。他既会抓起破胡琴拉出几支小曲儿、落子段子和皮影调儿，还因自学识几个字儿，能看书。每天从窑下上来，从不乱串，总抱着一本厚厚的书看。以后我知道了那本书名叫《红楼梦》。别的识几个字的工人都说那书不热闹，不来劲儿，看不下去，二舅却看得津津有味儿。我上学那年，他已经反复地看过三遍了。二舅跟父亲的关系一向不好。不知为着什么事由，父亲责备过他，他不服，急赤白脸地顶撞过父亲。他俩见了面总是冷冷淡淡的。今儿个，二舅倒有点儿为父亲说话了。我们跟进屋里，听见他说，对姐夫的事儿，你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太较真儿，像他那样的男人，有几个没外道儿的呢？
　　母亲咬牙切齿地说，让骚狐狸迷上了，早变心了！去年夏天他回大徐庄子去，两个人就勾搭上了。嫁了人，我想该断了，哪承想，不要脸的东西，追到这儿来了，急红了眼似的到处找他，像一只浪母狗！
　　二舅说，赵各庄这么个小地方，不像大城市人多，你把她赶走，她照样能找到他。
　　母亲哼一声说，明儿个，我提着棍子追，非把她赶出赵各庄不可！
　　我影影绰绰地记着有这么一回事儿。一个身段苗条、梳着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穿着绣花鞋的农村大姑娘，浮现在我的脑海。我记得她一个特征，就是鼻梁的两侧有雀斑。还记得她是来赵各庄她大伯家帮着做针线活的。她大伯家开宝局，父亲在那儿赌钱的时候，她总给父亲沏茶倒水，还到小馆买饭菜，提回去给顾不上吃饭的父亲吃。有一回父亲害牙疼，待在家里，她来我家看望，管我母亲叫“三姐”。母亲对她挺亲热，还留她吃饭，送一件花褂子给她。这说明她跟我家的关系很好，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呢？
　　生活的感应和实践，还没有来得及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给安装上一个完整的、计量悲苦忧愁的磅秤。因而我难以知道它们的准确分量，再重的东西也不会实实在在地把我给压住，但我知道母亲此时的心情一定不好。
　　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以至于我常常好久见不着父亲的面。从前，凡是做了好吃的东西，母亲总说，等你爸爸回来一块儿吃吧。如今，赶上有了稀罕的东西，我或姐姐说给父亲留点儿，母亲立刻就变得脸色极不好看地说，不用管他。他啥时候管咱们啦？父亲回到家来，没赶上饭，母亲既不张罗给做一点儿，也不问吃没吃。这种情况下，父亲就什么话也不说，不支使母亲，更不抱怨，甚至不做任何表示，就从衣兜里掏出零钱，让姐姐到胡同口的小饭铺给他买锅贴吃。遇上这样的时候我最美。那些冒着油珠儿的热锅贴往桌上一放，我就先动筷子。父亲一边喝酒一边吃，吃得很慢。所以我每一回都比父亲吃得快、吃得多。
　　<b>　　12</b>
　　一切不习惯的东西，日久天长都可以习惯。骚动一停歇，就是平静。赵各庄镇上的工人、平民和买卖人，像或忙忙碌碌、或悠悠闲闲寻觅食物的鸡群。日本兵的来到，犹如闯进一条狗，鸡们自然会惊慌地乱叫、乱跳、乱飞一通。等到那狗停在他们中间，扑到一只鸡，找个角落，慢慢地撕咬吞吃的时候，其余的便渐渐地稳定下来，又开始或忙忙碌碌或悠悠闲闲地寻觅食物的活动。所以没过多久，赵各庄的街面上，又似乎恢复了常态，过去怎么个样，此时还是什么样子。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2)
听人传说，燕春楼戏园子又来了新的戏班子，里边有好多从来没有光临过赵各庄小镇的新名角。驰名津唐的曹芙蓉要来主演全本《鸿鸾禧》。
　　自从小百岁摔死后，我和姐姐好久没看过戏了，听到消息便跑到戏园子。看见一个身子还没发育成熟的少女，坐在镜子前，仔仔细细地往脸上涂脂抹粉，这便是曹芙蓉。
　　许是年龄相近，许是被她的美丽所吸引，我和姐姐不约而同地凑到她的跟前，很有兴味地看着她化妆。
　　我看了几十场戏，不止一次地激动过，唯有那次与往日任何一次看戏都不同。以前，使我兴致勃勃的是音乐、歌唱，是武打，是翻跟斗，还有“招笑”和“有趣儿”的场景。那次，音乐、歌唱和表演都变成了向导，把我带进了类似母亲坐在窗前灯下讲述的那些故事的境界中去，亲眼看到的活生生的人物关系和他们真真切切的命运的波折、起伏和变化，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自从看罢那场演出，我的艺术口味提高了，不再单纯欣赏武戏翻跟头，不再追求鬼戏的奇特和凑趣戏的插科打诨。我能够被戏中情节的发生、发展所吸引，同时伴随着独立的思维，开始琢磨世态炎凉，体味人情冷暖，甚至考虑和评价处世为人的道理。我常常被戏里的“戏”引得发笑、忧愁、憎恨，以至于常常被感动得掉泪。
　　总之，我这小戏迷，从观看《鸿鸾禧》这个台阶，进入了一个新的艺术的境界。
　　一来二去，我们和曹芙蓉熟识起来。她说我和姐姐模样好，应当学戏，我当然巴不得呢。
　　姐姐也迷上了戏剧，自然爱学戏，但又为难地说，我愿意学唱戏，哪有时间呢？咱们得上学呀！
　　我出主意说，不上了呗！
　　姐姐由于胆小害怕，总有点儿犹豫不定。我就跟她大讲当个唱戏的有多美：在戏台上一扭一唱，那么多人观看，拍巴掌叫好。今儿个这个城市，明儿个那个城市，到处游逛、开眼。唱红了就上天津、奉天，住洋楼，挣钱发财，让父亲母亲跟着享福。这样的一套鼓动人的话，事前我并没准备，而为了说服姐姐心甘情愿地与我同谋，一张嘴就出来的。这证明我那小脑袋瓜里，从打结识小胖墩一家人那会儿起，就滋长了这些东西的秧苗，否则不会突然之间就结出这样的果子。
　　姐姐终于被我把心眼儿说活动，下了决心说，那就听你的，咱们试试吧。
　　曹芙蓉教给我们的第一出戏叫《桃花庵》，她演小尼姑妙婵，让我扮张相公，由我姐姐演师傅，即老尼姑。
　　她一字一句地教我们念、唱、作。教过两遍之后，我们差不多就能够照样儿表演一回。因为我们对这出戏看过不止一遍，道白、唱词，全都熟悉，早就在不知不觉中学会背诵了。只是我们两个的作派总不能合乎规格，看来十分简单的一个手势，做起来都显得十分生硬和难看。连我们自己都感到像搬运沉重东西那么费劲儿，以至于脑门子都沁出汗珠子。
　　曹芙蓉一面教我们怎么走台步、甩水袖，如何伸张和弯曲手指头，一面说，别以为文场戏不耍刀枪棍棒，不翻跟斗，就比武生戏好演，不是这么回事儿。文戏有特别严格的分寸，一分一毫也不能走板儿离眼儿，更不能做错。这样学还不算费劲儿，等戴上行头，穿上厚底儿靴子，你们就知道，在戏台上挪动一下是一股子什么滋味儿了！
　　她这么一说，我们更加认真起来，而且心里边发急，恨不能立刻就变成熟练的唱戏的演员。她那婉转的声调和优美的动作把我迷住了。我发觉，曹芙蓉平时在后台，在家里，以至在房顶上，都十分的一般，简直跟挑水的张大哥家的闺女没有什么两样。她只有一上台，一演唱，一进入戏的境界，才变得艳丽动人，才能够引起我的美感。
　　第二天我又去跟曹芙蓉学戏。此后一星期，我们都是这么快快活活地度过的。但是好景不长，母亲终于发现了我们的秘密。有一天，我们从曹芙蓉那里回家，见母亲脸色很难看。她见我们回来，上前暴怒地打了姐姐几下，指着墙根儿说，去，跪到那儿去！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3)
我和姐姐只好乖乖地跪在那有些潮湿的地上。
　　母亲气呼呼地回到炕上躺着，不住地翻身叹息。
　　开始，我们一边跪着，还一边哭泣。后来，认识到怎么哭也没用，就默默地跪着。不大的工夫，两条腿就酸麻，两个膝盖刺痛难忍，同时饥肠辘辘，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
　　黑暗在不知不觉中从外边挤进屋子里，屋子在渐渐地缩小了似的。远处有小贩的叫卖声，窗户外面，一串脚步“嚓嚓”地响起，从远而近，又由近到远，最后消失。什么人家做菜饭的香味儿，竟然钻到我们家，毫不客气地往我鼻孔里钻，好像故意来挑逗我，拿我寻开心！
　　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在黑暗中开口说：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半辈子处处好强，可惜白好强，没有一个人替我争气。男人没志气，不走正路偏要瞎混世！到如今，妻子儿女全都扔下不要，在外边靠上个娘儿们。人家回老家了，嫁了人，他还鬼迷心窍地追了去……
　　我心惊胆战地偷偷抬头看母亲一眼，发现母亲哭了，落泪了，这是我长这么大极少极少见到过的情形。不论是父亲被“绑票儿”的恐怖日子，还是父亲被日本人抓去，而后又给关进警察局的焦急时刻，以及她跟父亲发生了口角而万分伤心时，都不曾掉过一颗泪珠儿！这会儿，由于我和姐姐迷恋戏而逃学，她哭了，可见她是多么的伤心！
　　我也忍不住哭了，和姐姐同声发誓，往后再不逃学了！
　　<b>　　13</b>
　　一天中午放学，我和姐姐高高兴兴地回到家里，一迈进屋门，就感到家里边出现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
　　我和姐姐突然进来，打破了屋里的沉寂。由于觉察出一点不祥之兆，我俩谁也没吭声，同时也受到感染，而盲目地愣住神儿。
　　屋里太闷气，随便吃了两口饭，我们便要提前上学去。
　　二舅从屋里跟出来，追上已经跑到胡同口的我和姐姐。
　　他走到我们跟前，抬起油黑的手，揉揉油黑的眼圈儿，哽咽地告诉我们：你们的爸爸没了……
　　我不懂这个代用名词，纳闷儿地叮问一句，我爸爸什么没有了？
　　二舅用很大力气吐出三个字儿：他死了！
　　我和姐姐终于得知父亲逝世的消息。这本来是极可怕、极可悲的消息，我们却像母亲一样没有哭。尽管我经历过奶奶的丧事，但那时候年纪小，还不真正懂得什么叫作“死”，没有尝过亲人“生死离别”的痛苦滋味儿。
　　过了一些日子，老舅从蓟县乡下来，跟母亲坐在一块唧唧喳喳，我才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听出一点眉目：父亲是为他迷恋的那个名叫如意的女人而丢掉了性命。女人婆家那个村子里，有几个男人追求她。于是那几个男人结成伙，半夜里把跟那女人睡在一起的父亲逮住，拉到荒郊野外，给打个半死，没等完全断气，就挖个坑给埋了。经过很长的时间，行凶杀人的事儿才暴露出来，传到赵各庄镇，传到二舅和孔大叔的耳朵里，继而把这不幸的事儿转告了母亲。凶手呢，有两个逃出村子，加入了给日本侵略军帮凶的汉奸队。这样一来，不光没有人敢追究，更没有人敢告状，甚至连透露真情的人都没有……
　　母亲得到凶信儿没有悲伤，只有恨怨，恨怨我的父亲。她从不当着外人的面啼哭，也极少在我和姐姐的面前流泪。但是，她的两只眼睛在不长的日子里发生了恶性变化：从红肿，到昏花，几乎到了半失明的地步，往碗里倒水常常倒外面，走近到两步远的熟人都视而不见。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猜测出母亲的痛苦是多么的深重。在内心当中她也还有侥幸心理，认为也许父亲没有死，只是误传，有一天会回到我们身边。
　　又住了差不多一年的光景，让我们在教育馆念上第六册书，这些更证明了她的等待打算。然而，无情的事实，毁灭了母亲的幻想。她开始收拾东西，亲口对我和姐姐说，在这儿，没办法儿活下去了，你们退学吧。
　　
还不知悲苦忧愁的童年(14)
当高高的矿山和神秘的天桥在我的视线里最后消失的时刻，我跟我的出生地，跟那些哺育过我，穿着破烂窑衣、穿着五彩戏装，以及穿着其他衣衫的破了产的农民们告别了，也跟我的童年告别了！
　　
农村生活：从孤儿到户主(1)
<b>　　1</b>
　　父亲死后，母亲走投无路，带我们投奔了王吉素村的老舅。自从我们在舅父家住下后，母亲的一双眼睛就越来越昏花，身子骨也越来越消瘦，吃饭不香，总想躺着。特别是她跟舅父闹了一回气，吵了一次嘴，脖子就开始红肿，后来渐渐地破了，溃烂的地方不住地流黄水。母亲无师自通地说，她害的这种病叫鼠疮。喝了好多照偏方采集、煎煮的草药水，吃了几次不放盐粒、清水炖的猫肉，烧香求佛的事儿更是每天都不可缺少的治病祛灾的举动。结果呢，病情不仅不好转，反倒明显地加重，一个冬天里都卧在炕上没有起来。照料她的事全部落在我和姐姐的肩上，听她痛苦地呻吟，给她做面条汤吃，替她端屎端尿。年纪小，白天黑夜地连轴转，日子久了熬不住，站着都困倦得打盹儿。有一天，母亲叫我扶她起来，没容她坐稳，没容我拽过枕头给她倚在后腰上，只听得母亲的嗓子咕噜一声响，像咽下一口菜饭，头就随之沉重地垂落在我的肩头上，眼睛也慢慢地闭上了。
　　就是这么平平常常，就是这么简简单单，我们的母亲，紧跟在死去三年的父亲身后，狠心地扔下我们，变成了她经常向我们讲述的那种鬼魂，奔向她不断给我们描绘的那个阴曹地府。
　　我和姐姐趴在母亲那渐渐变冷的尸体上悲痛地哭嚎。我们成了孤儿，成了人世间最可怜的那类孩子！哭到最后，已没有泪水，干哭，撕心裂肺地哭，从胸腔里往外滴血。
　　我家的丧事办得再简单不过。病人头天咽气，第二天下葬，第三天把她用过的清理清理，洗的洗，扔的扔，烧的烧。有一条拿鸡毛填的破旧褥子，是父亲铺过的，被病重的母亲弄脏。我们不懂脏了的鸡褥子洗涮后晒干，照样还能使用。我和姐姐一齐动手，把那蓝布口袋似的褥子抱到院子，剪开褥面，把鸡毛倒在猪圈里。结果让太阳一晒风一吹，到处都飞扬着我家的鸡毛。对此，舅舅气得直哼哼，忍耐着没有跟我们发脾气。
　　第四天，去给母亲上坟。跪在母亲的土坟前，姐弟俩你一张我一张地往微弱的火苗上续纸。
　　我们默默地跪了许久，然后把两条酸麻的腿伸到前面，顺势坐在地上。看着纸灰被风吹刮得无影无踪，任凭寒风穿透衣服，给碗里的饺子蒙上一层土灰。我们谁也不说话，谁也没有哭。这几个月里，日日夜夜地守候垂危的病人，实在把我们给累垮了，好像耗尽了浑身的力气。这三天里时不时地哭一场，如同把泪水哭干了，仿佛从此再也流不出一滴泪。
　　姐姐终于开口说我们应当再哭一场。我说：哭顶啥用，能把妈哭回来？听见咱们哭，她更得惦着。惦着管啥，能把我们带走吗？姐姐连忙伸手堵住我的嘴说，不许你再说这种丧气的话，妈不会带走我们，妈盼望咱们活得结结实实的，给她争气，给她作脸。
　　我和姐姐如同两棵小草，被人生的旋风从二百多华里远的开滦赵各庄矿的石矸子山旁边，吹刮到陌生的鹰爪子山前这小小的村庄，就随手抛下，而风却任意地远去，升天堂了，或者入地狱了。这块落脚的地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它既不是祖籍宝坻县单家庄，也不是真正外祖父家大徐庄子。此时此地，只有舅舅是我们唯一的亲人。事实上，他对我们并不亲，我们对他自然也不亲。宝坻县老家那边，姓梁的倒有一大户，有四位一爷之孙的哥哥。他们四位都比我们年纪大，不仅已经成家立业，而且都属于子女满堂的人。自从父亲死后一直到母亲死，那边压根儿没有人来看过我们。
　　我呆呆地望着头顶上灰蒙蒙的天空，又望望北边雾气茫茫的山峦，不禁揣想起母亲的心意。她有一颗好强的心，她一生都好强。人活着要有正气、要有志气是她的口头语。她曾经殷切地希望父亲是个有志气的男人，干出一番与众不同的事业，给她露脸，让她沾光。结果，父亲什么正经事情都没有做成，反而沦落为一个“落道帮子”、耍钱的赌徒，最后为一个风骚女人而断送了性命。这样的打击，对母亲来说，其沉重程度是无与伦比的。她不屈服，她要挣扎，她把扭转乾坤的最后希望寄托在她唯一的儿子——我的身上了。我对这一点，在刚刚懂事的时候就渐渐地心领神会了，然而谈何容易呀！
　　
农村生活：从孤儿到户主(2)
姐姐似乎明白我在想什么，就安慰我，多难也得熬下去，没娘的孩子更得长出息。我反问她什么叫出息呀？她说，学着过日子。我吼叫起来，快算了吧，过这号日子，可有啥奔头呢？
　　跟姐姐争吵来争吵去，我也苦苦地想，反复地掂量，就自然而然想到母亲在世那会儿讲的民间故事和在赵各庄燕春楼戏园子看过的几出戏，心里豁然一亮，即刻转忧为喜，异常兴奋地对仍在发愁的姐姐说，嘿，有主意啦，我长大了要去当官儿！
　　姐姐没听懂我的话，不经心地问，当官干啥呀？我认真地给她解释，当官儿好，妈怪爸爸没出息，就是因为爸爸当种地的庄稼人没有当好，当下煤窑的工人也没有当好。如果他当了官，像故事里的那些人一样，就苦尽甜来了。姐姐听罢想了想，摇摇头说，你倒会做梦，想当官儿就能当呀！我说，能！好好念书，就能当上。
　　<b>　　2</b>
　　大舅名叫苏全荣，高个子，由于叔伯弟兄排行老二，我们叫他二舅。他为人厚道，心里秀，自己钻研着认识不少字，能津津有味地一遍一遍地看古典小说《红楼梦》。他干了几年庄稼活儿，后来一直在赵各庄下煤窑。小舅苏全祥，是排行兄弟间的老四，亲姐弟三个里边却是顶小的一个，所以我们都叫他老舅。老舅机灵，心眼儿多，而且不安分。他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的队伍里当过兵，在东三省什么地方学过剃头。二十多岁出天花，差点儿要了命，结果在脸上落下些浅碎的麻子。这样的一场灾难倒使他收了心，来了个浪子回头，决计要回老家过庄稼汉的日子，当个殷实的庄稼主儿。母亲支持他的行动，把出卖老家宝坻县单家庄土地房屋的钱，还有在赵各庄背着父亲零星积攒的钱，都偷偷地交给了他，由他在王吉素买下三间正房，两间厢房，一所空宅基，以及一个果树园子和十亩平川地。有这样可观的家产，才使他那么一个没有锥扎之地的流浪汉有了安身立命之所，王吉素村的老宋家才肯把一个十七八岁的闺女嫁给他这三十多岁的男人，以至于才使他有了家室，有了儿女，就在王吉素扎下根子。
　　母亲活着的时候，对待老实厚道的二舅不亲近、不热情，动不动就加以训斥，而对待鬼机灵的老舅则格外地宠爱，无保留地信赖，任何秘密事儿都跟他说，都交他办。当初我们住在赵各庄矿区，每逢老舅从蓟县来到我们家里，母亲总是格外欢喜，有多少不痛快的心事，也会立即抛到一旁。一面给老舅做最好吃的东西，一面跟老舅唧唧喳喳、嘀嘀咕咕，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这跟老实的二舅到我家时母亲那副冷淡的模样相比，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差别极大。老舅每次从蓟县到赵各庄看望，最多住两三天，有时甚至睡一夜就匆匆离开。母亲从破墙壁的缝隙里掏出一卷卷被乱头发缠裹着的票子，抖落开，再装进老舅身穿的破旧长袍的棉花套子里，最后把布面子再重新一针一线缝起来。
　　记得第一次看见，我觉得挺奇怪，忍不住地开口问，妈，你怎么把钱都缝在棉花里边呀？母亲和老舅都没有防备我，被我这突然的一声吓一跳，慌乱不堪地收卷起棉袍子，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保险。我用手摸摸老舅那件装了许多纸票子的棉袍大襟儿，越发增添了好奇心。母亲惊恐未消且发怒地奔过来，把我摁倒，说哪有什么钱？你做梦哪！快睡觉吧！
　　刚到王吉素那会儿，正赶上冬天寒冷。为了节省柴草少烧一个炕，我们娘仨跟老舅、妗子、表弟、表妹四口人，合并到西屋一条炕上睡觉。有一天晌午，我放学回家来，发觉母亲的脸色不好，不言不语地从伙住的西屋往东间没住人的冷屋子抱被子褥子，还有枕头。
　　我很纳闷儿，就问，妈，我们搬过去睡呀？不冷吗？母亲气呼呼地回答，冷也得忍着受着，我不让人家讨厌！
　　似乎就从这一天起，母亲跟老舅不再像过去那么亲近，虽然彼此也搭话，但是掺进了明显的冷漠。
　　我猜不透这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裂缝，估计我上学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吵了嘴，也许没把矛盾公开化，但确实有了严重得叫小孩子难以弄懂的矛盾。
　　
农村生活：从孤儿到户主(3)
没过多久，母亲就病了，不能再摸着黑，跟我们围着火盆坐在炕上，给我和姐姐讲古迹说故事了。紧接着，母亲就不再让我去上学。没有特别要紧的事儿，她几乎一时片刻都不让我们离开她身边一步，好像跟我们在一块儿呆不够似的。
　　有一天夜间，我都睡着了，母亲忽然伏在我耳边轻声叫我：金广，起来，帮我做一件顶重要的事儿。我困倦得昏昏沉沉的，不想起，就问啥事呀？明儿个再做不行吗？妈说，白天做不方便，不紧着做不行啦，听话，快起来。母亲首先支撑起病弱的身子，又叫起我姐姐，让点上小油灯，还让把小炕桌搬到炕上。我只好穿了衣服，等吩咐。
　　妈说，把纸和笔都找来，照我说的一一记下来。母亲没容我把疑问摆出来，就交代说，我让你记下的这些东西，都是我这几年一宗一件地从布店，从私人手上买下的，又一趟趟鼓捣到王吉素来的，想留着给你娶媳妇和陪送你姐用的。兵荒马乱，不敢搁在明面上，全都在东院你妗子娘家的墙壁里垒着。你把这单子收藏好，将来照着上边记的，一笔一笔地跟你老舅要。除了他替咱们保存的这些东西，还有住的房子、种的地、经营的果园子，都是我花钱买的。你老舅光棍一根，什么都没有。尽管他如今对待我这个样儿，我得念一奶同胞的情义，他不仁，我不能不义，将来这财产，你和你老舅一人分一半儿。你们手里有这房子土地，好好过，就能够活下去。这些话，我全都跟你老舅交代过。她说着说着，声音有些哽咽：我，我活不长了，我不得不扔下你们了。普天下，除了你们两个，我再没有一个亲人，可你们年纪还这么小。你老舅变了心，你们要提防他，可也别得罪他，眼下你们离开他还不行。往后，没啥盼的，只盼望你们长志气呀……我这一辈子，总是要强，可是没遇上一个好人，我冤啊……
　　她那句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口头语，实在是她一生的写照。
　　老舅中等个儿，头发里虽然掺了些少白头的头发，却显得很厚密。他眼睛小而细长，总给人一种笑眯眯的感觉。脸色是健康的，鼻子两边散布着一些小碎麻子，不仔细端详并不十分显露。他有心计，肯出力气肯吃苦，性格开朗而略带诙谐，好开几句有分寸的玩笑，尤其跟女孩子开玩笑，有时候还动手动脚。总的看来，他并不让人讨厌，更不凶恶狠毒。对我，即使年纪很小的时候，他也不曾施以虐待，不要说打我，就连骂都没骂过。尽管有几次我干活不像个干活的样子，他情不自禁地对我说了几句刻薄的挖苦话，实际上一向表现出明显的分寸和克制。应该说，我必须自量，不能要求过高，在这样的舅父面前，我不该有什么不舒心的地方。然而，我的确过得十分的不舒心，而主要原因，就是见不得老舅的那副让人看了十分别扭、十分不安生的面孔。
　　在赵各庄煤矿，我见过无数次他的这张脸，都给我一种定了型的挺亲切、挺和善的感觉。自打我们母子三人搬到王吉素村住下，三天过后，他那面孔给我的感觉就跟以往完全不一样了。在家里，他只对他妻子、儿女笑眯眯；到门外，对乡亲们不论大辈小辈、穷人富人，也同样的笑眯眯。家里也罢，门外也罢，只要目光一对着我和我姐姐，就突然变成另一种样子的面孔，不是横眉立目的凶恶面孔，也不是龇牙瞪眼的仇恨面孔，而是一种漠然的、生疏的、无可奈何而又勉强应付的冷冰冰的面孔。我有时候做错了事，比如失手打碎一个碗，老舅对我也不发急，不抱怨，不指责，只是站在远远的地方皱着眉头看着我，重重地唉一声，或者吐出半句训斥人的话就咽回去，随即扭身躲开我。这种只能意会而难以言表的态度，是从内心里透出来的厌恶和冷冰冰的感情。
　　那种人与人之间有隔阂、不能相容的刺透骨头、打哆嗦的凉气，在过了漫长的四十五六年之后，我仿佛还能够清晰地回味出来。人，尤其一个幼嫩的小孩子，是不能够在那种没有笑容的家庭环境里愉快生活和健康成长的。笑容是阳光和雨露，缺乏笑容的照耀、滋润，心灵的苞蕾会扭曲、枯萎。得不到笑容，而时时面对着一副板着的无表情的冷冰面孔，比饥饿还要让人难以忍受。更何况我和姐姐一时间沦为父母双亡的孤儿，这种处境的骤然变化，更加渴望着笑容！
　　
农村生活：从孤儿到户主(4)
<b>　　3</b>
　　我和姐姐上坟回来，妗子光顾往灶堂里填柴火，没有抬头。老舅瞥我们一眼，嘬嘬不再冒烟的旱烟袋，依旧是那副没表情的冷冰冰的面孔。尽管如此，我还是向他提出了自己的志向。
　　念书？老舅对我的话感到很意外，甚至有些吃惊，随后又追问一句，这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我说是自己想的。他叹口气说，简直是梦话，你还能念书？咋办得到呢？我说这回我一定用功。老舅很不耐烦，冷冷地向我宣告，这不是用功不用功的事，念书不当饭，可你得吃饭，不吃饭没法子活，我一个人养不起这么多光吃饭不干活的人！
　　舅舅这套话，是我这样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始料不及的。我愣愣地盯着他那张冷冰冰的脸，好久说不出话来。而他的脸渐渐地模糊起来，因为泪水蒙住了我的眼睛。
　　第二天天不亮，我和姐姐便咬着牙爬起来，跟老舅上山打草。吃过一顿早饭，必须要等到太阳落山，才能回家吃晚饭。
　　平时，妗子对我们俩既不给予热，也不施之冷，但当发现我们每顿早饭拼命灌肚子，而小脸蛋明显黄瘦下去的时候，倒是好心肠地传授了一条妙计：呆在树园子里要饿了，就到树底下捡点落杏吃，也能填填肚子。再熬些日子，有了枣，有了柿子，就更不碍事了。
　　我和姐姐试了试，果然奏效。山野树下的落果子，坡坡坎坎上的野果子，都成了我们抵御饥饿的午餐。
　　家，对我们来说只是个虚名，没有实际内容，起码没有我们所需要的内容。一间正房、两间东厢房的小院子，让我们感到没完没了的束缚和压抑，不具备一丝一毫的吸引力。如果老舅在跟前，又绷着冷冰冰的面孔，我们待着都觉得别扭和难受，甚至呼吸都困难。所以，我们每天一撂下饭碗拔腿就走，直奔北山。到树园子里挨着饥饿和孤单，却自由自在，往梁头上一站，风是凉的，气是清的。
　　肚子真的感到空了，我们就到坡上寻找熟得最早的半黄半红的杏子吃。有些杏子熟透得大发了，就自动地掉在树下，经过一夜的露水浸泡，变得又凉又甜。杏子的成熟高潮期刚过，桃子就跟着熟了，李子也随后红了，七月大枣红了圈儿，八月中秋有足够的柿子为我们填饱肚子。
　　然而单调循环的日子，枯燥乏味的生活，使空虚和烦闷袭上心头，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有啥意思呢？想着这个问题，闷坐了几天，突然一个主意让我异常兴奋地跳了起来，对姐姐说，嘿，我有前程了。姐姐莫名其妙地问，你有了啥前程呀？我说，我要学手艺，当画匠。姐姐问到哪儿学去呢？我说奔唐山，到瓷器厂去！姐姐听了我的话，沉默好长时间，才接着话茬儿说，在这乡里也真苦死人，你要想去，就去吧。
　　就这样，一个灿烂的前程摆到了面前，我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家。
　　<b>　　4</b>
　　春天的一天，我们正吃饭，不知道从哪儿突然飞来了两只黑亮亮的燕子，蹲在房柁上，交头接耳地嘀咕了许久，才一齐飞走。不一会儿返回来，一只燕子嘴上衔着泥，一只燕子叼着一根干草，把泥抹在屋顶的角落，把干草贴在泥上，就又飞走了。它们如此这般地你出我进不停顿地往返。我仰头看得出了神儿，忘了嚼咽嘴里的饭。我还想看下去，老舅催我下地，我不得不留恋地离开。傍晚收工回来一进门，就瞧见了奇迹：那被烟熏火燎得油黑的柁与顶棚墙角的连接处，如同老木逢春滋了芽那样，生长出弯月形金黄色的一条东西。我拍手叫好，问老舅那燕子在干什么。老舅告诉我，它们要搭窝，要住在这儿。以后我早出晚归地到三郎寨干了几天活计，再回家的时候，瞧见一只“金碗”已经被两只燕子镶嵌在房顶棚的角落，原来它们搭成了一个理想的窝。又过几天，忽然听见那两只燕子在我们的头顶上惊慌地乱飞乱叫。我抬头一看，那只金碗似的窝不见了，只剩下个弯月亮似的痕迹。
　　我发急地问，燕子窝哪儿去了？姐姐说，让老舅用竿子给捅掉地下摔碎了。我惊愕地问老舅，它们好不容易搭起来的，您为啥给捅掉呢？老舅不以为然地回答，要它有啥用？下的蛋儿不能吃，孵出小燕也不能卖。我说，它们哪儿也妨碍不着您呀！老舅说，要是从上边掉下东西来，掉在吃饭的碗里可怎么办？那碗饭不就白扔了。我说，哪有那么巧的，正掉您碗里。老舅赌气地说，没啥用处的东西，我不待见它！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农村生活：从孤儿到户主(5)
我按照几年前学过的小学课文，给他讲解燕子是益鸟的道理，给他转述母亲说过的一个好人得到燕子恩报、一个坏人遭到燕子仇报的故事。老舅听不进去。
　　两只可怜的燕子那一夜不知道怎么度过的，更不知道它们俩是怎么商量的，第二天又开始了忙碌，又你来我往地衔泥、叼草，在被毁了巢穴的废墟上，重又兴建起一个窝。
　　没容那燕子窝完全搭成，老舅又给捅掉了，一连捅了三次。后来倒是妗子发了恻隐之心，说别捅啦，你快留点德行吧。老舅才勉强答应不再捣毁燕子窝，容它们把小燕子孵化出来。但他紧跟着声明，下不为例，明年说什么也不能让它们在家里搭窝。
　　秋天，大燕子带着小燕子高高兴兴地远走高飞了。老舅随后就骂骂咧咧地把遗留下的窝彻底毁灭了。等明年春天，那两只燕子还会回来吗？老舅还能让它们在这里栖息、繁衍吗？
　　真的要离开家，独自闯天下去。我望望空荡荡的房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苦涩与空荡，似乎预感到此次出行将不会一帆风顺。果然，辛辛苦苦奔到赵各庄，却被二舅劝转回来。没有门路，是没法进瓷器厂的！
　　<b>　　5</b>
　　从赵各庄回家的路漫长而寂寞。好容易看到我熟悉的山峦，精神为之一振。我是多么爱这里的山，这里的家，这里的亲人。我不该离他们远去，我应当好好过日子，学会庄稼活，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
　　但刚进村，北院的宋德顺就告诉我，老舅要把姐姐嫁出去，王吉素的人没有不明白这出戏的，他是要把你们这块心病除掉。没等他把话说完，我撒腿就往家跑。
　　屋子里已经很昏暗了，姐姐还在埋头做针线。
　　看到那块已经被剪成衣服形状、正在缝做的花布，证明宋德顺说的是真情。一时间，我既怒又恨，加上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的弱小孤单，而没力量自卫的悲愤，就扑上去，从姐姐手里扯过那件还没有做成的花衣服，恨不能像撕烂纸那样把它撕个粉碎。伴随着这些动作，是我那大口的喘息和无声的热泪。
　　姐姐被突如其来的我吓呆了片刻之后，不仅认出了我，而且心心相连地明白了我要撕衣服的情绪和企图。憋足满腔的苦水，一触动就爆炸般地喷发出来，她“哇”地一声哭了。这声哭，更在我的满腔怒火中浇了油，同时也把我那一颗破碎了的心焚烧成灰烬。越用劲撕那布，两只手越发抖，越发没有了力气。于是我急了眼，勾下头去，张开牙齿，狠狠地咬住那没有缝制完的花衣服，以牙齿帮助双手撕扯。
　　姐姐用力抱住我的头，我扎在姐姐怀里，姐弟俩放声地哭成一团。我们忍不住终于和闻讯赶来的老舅争吵起来。
　　我大声说，这儿就是我的家，有我妈给我置买的房子置买的土地……
　　哈哈哈……老舅用他那?人的惨笑打断了我的话，又拿腔拿调地说，好大的口气呀，怪不得这么仗义、这么厉害，敢情在王吉素躺着房子卧着地呀！我问问你，你的房子、地块在哪儿写着呢？你有文书吗？拿来让我开开眼！我这儿倒是有一张。说罢，老舅取来一卷纸。
　　借着老妗子手里举着的昏暗的灯光，我赶忙朝那张黄纸上看一眼。只见上边用墨笔写着：宋福之有宅院一座，瓦房三间，西邻宋许之，北邻宋辉之，南至街心，经由宋辉之为中人，作价七石玉米，卖与苏全祥名下永久为业。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这是一纸宣判书，判定我梁金广已是一个房无一间的人了！
　　人世间的事情实在太复杂。幼小的我，不该知道的人情世态知道得太多了。我和姐姐只有相互依偎，相互安慰，不知等待我们的是怎样的未来。
　　<b>　　6</b>
　　突然有一天，宋德顺叫我们到西院去参加个群众会。然后又音调喜庆地补充一句：嘿，上边下来人了，审理你们那案子，让你们分家。
　　这消息不光使我的头脑完全摆脱了迷糊状态，同时还生发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牙齿打着颤，手指发着抖，好不容易穿上棉袄蹬上棉裤，系了腰带，光着脚跳下地打开屋门，冲了出去。来到会场，只见有个干部模样的人，看看围在身边的人，又看看摊在面前饭桌子上的小本子，类似宣读课文那样说道：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还有知情人提供的事实，证明苏家现有的全部土地、房屋财产，都是由梁家出资、苏家代为购置的。本来应该物归原主，但是考虑到苏家属于劳动群众，在财产的管理经营方面，操过心，出过力，而且苏、梁两家系甥舅关系。因此，本着出钱出力都受尊重与团结和睦搞好生产、巩固发展解放区政治经济形势的精神，经全村群众大会决定，把写在苏全祥名下的土地、房屋及劳动工具等，划分为相等的两半，一半归苏全祥所有，一半归梁金广所有，以后互不相干，互不相扰，各自过各自的日子……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农村生活：从孤儿到户主(6)
我听到这里，真是喜出望外，喜不胜喜，简直给喜呆了。我看了姐姐一眼，姐姐也喜得流泪。我心头一热，真想朝着解放区民主政府被称作黎明的同志振臂高呼，你们是真正救苦救难的神仙，主持公道的清官！我没有这样喊，我喊不出，像有一股热血涌上了喉咙，堵住了嘴，我似乎被热泪的潮水所淹没，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我小心仔细地把一张刚刚写上墨笔字、按着红手指印的分家单，还有几张旧文书清点核对一遍，叠起来，揣进怀里。这时从古典小说里边学到的一个词儿“绝路逢生”，突然从心坎里蹦到嗓子眼儿。一双没有锥扎立身之地，即将沦为穷光蛋、叫花子，随时都有可能因饥饿寒冷而倒毙街头野外的孤儿，转眼之间竟变成了有房屋、有土地、不愁吃穿的庄户主人，这不是真真确确的“绝路逢生”吗？头几年我就会背诵这句成语，但只有此时此刻才懂得了它的确实含义，同时铭刻在心中，永世都不能忘记。而这样天翻地覆般的变化，没有到官府去过堂，没有托人情行贿，没有打板子动刑，只是靠区上的几个工作人员，代表解放区政府访问调查，找证据，召集群众评议出主意，和和平平地就把是非弄清楚，就把被颠倒了的事又颠倒了过来。案子断了，冤屈伸了，公正昭示了，受难的人搭救出来了！怪不得从来害怕官派、不沾官派的王吉素人也都说解放区政府的好话，都愿意向解放区政府靠近，都对解放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信任和亲热。他们就是明镜高悬的“开封府”呀！他们就是铁面无私的“包文正”呀！
　　我流着止不住的泪水对黎明说，你是我们的救星！你是我们的恩人！黎明连连摆手说，小兄弟，可别这么说。我们中国劳苦大众的救星是毛主席，恩人是共产党。你应该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这样的话，我过去仿佛听别人说过，唯有今天才知道了它的分量，看到了它的光芒。
　　令人喜出望外的是，头年的两只小燕子不知到什么地方旅行了一个冬天，又回到我家的当屋筑窝了。选择的地盘，恰好在堂屋属于我的那一边房顶上。你来我去地往屋下衔泥叼草，忙碌个不停。我下地回来看一眼，那窝就长了个儿，变了样儿，最后成了一只扣在那儿的“大海碗”。
　　两只小燕子可以在它们的窝里安全地过日子，不必担心被赶走。我也有了个安全可靠、能保证不挨饿不受冻不被谁赶出去当叫花子的家。十四岁，我当了一家之主。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看书：少年时代的“蠢事”(1)
人的一生，不论平凡还是伟大，谁都会做过几件值得炫耀的聪明事，谁也会做过几件不愿意声张的愚蠢事。这大概是个规律，也许算一条真理吧？
　　回忆我的童年，确实像菖芦草蒿一样普通，能够记住的行为，即便多数不列入“愚蠢”，也得划归为“幼稚可笑”。可是，因为“书”这类东西，曾经带给我的那种坏名声，等到成年之后，旁的人和我自身，都自然而然地进行了重新评价，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如今叨念起来，倒也觉得有点趣味！
　　<b>　　1</b>
　　那年，我和姐姐顶门立户地过起贫困的日子。我们得经营那几亩土地，学着耕种锄耪，得抬水、拾柴、割草、喂养牲口，每天做三顿饭吃。我年纪虽小，因为是男的，就必须依照按户头摊派的“官差”，去给日本侵略军挖壕沟、修炮楼。我终日忙累得厉害，但精力充沛，喜好幻想，贪恋热闹。
　　非常可惜，那会儿的农村，像碾盘上的碾砣子，终日在那狭窄的空间里无休止地滚动着，特别枯燥无味。一年里边，只有赶庙会到镇上瞧两次地方戏，秋后到外村看几夜驴皮影，除此而外，就是偶尔在门口停一下的摇手鼓的货郎挑子和被狗围着狂叫的要饭花子，以及难得经过一回的求雨的队伍，再也没有别的什么热闹。有趣的民间故事，能够使我得到一定的满足，只是聪明的妈妈已经离开人世间，再也不能够摸着黑、守着火盆给我们讲述了。村子里凡是肚子装着点故事的人，早让小孩儿们给掏个一干二净。单调的日月，使我常常感到空虚和烦闷，如同干旱的小苗，渴望着精神上的雨露滋润。
　　夏日里的傍晌午，我又渴又饿地从地里回来，到一个庄亲表嫂家找姐姐回家做饭。姐姐跟表嫂学绣花，她俩正在津津有味地捧着一个红兜肚，商量配什么颜色的线才鲜亮。
　　我不好把她们的事儿打断，就坐在旁边一个小凳子上等候，顺手抄起一本放在锅台上的样册子，无聊地摆弄着。这“样册子”，就是女人们夹存刺绣的花样、丝线，扎着各种针的旧书。当时的农村，不论姑娘媳妇，每人都有一本，男子汉谁都不摸不看，也不去留神它。我随便打开一页，先看着用极薄的白纸雕刻的蝴蝶采花蕊啦、蝈蝈蹬白菜啦、五福捧寿啦等等花样，又看看红的绿的各色线团团。随后，我把目光集中在书页的字句上，按字看下去，竟然顺理成章，宛如有一个人细声悄语地给我讲起话来，一句一句地在我心头鸣响有声。越往下看，明白点意思，越觉着有趣味。原来是说人叙事的，仿佛是把嘴上讲的故事，变成了书上的字句。
　　这当儿，姐姐收拾起线和布，站起身来招呼我走。
　　我舍不得放下这吸引人的书，就说，你先去和面，我马上回家帮你烧火。
　　姐姐离开好长时候，不仅和好面，还把饼子贴熟了，菜也熬好了。她隔着秫秸寨子叫我几趟，见我不肯动，生了气，大声地喊叫起来。
　　我只好站起身，对表嫂说，你把这书借给我看看行不行？
　　表嫂朝我把脸一绷：胡扯，你个大老爷们儿，借老娘儿们家册子干什么？
　　我哀求她说，光看上边的字，不动你的东西还不行吗？面子事儿，求求你啦！
　　表嫂被我纠缠不过，嘴里嘟嘟囔囔地掀着书本，把里边夹着的她认为重要的东西拿出去，随后把书使劲儿往我手里一摔。
　　我知道她是假装生气，就是真的，我也不在意，因为我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这是用粗白线把几小本合订在一块儿的石印的书册，没头没尾，看完一小本，才在下本的第一页上发现书名，叫《十粒金丹》。
　　那顿饭我没吃好，午觉也没睡，一直捧着书不放。姐姐催我下地，我就扛着锄头、夹着书离开家。路上走的时候，我还想，等耪一遭地，打歇的时候再接着看两页书。可是到了地头上，又改变主意，觉着不如趁这会儿天热，先看两页，以后就一气不歇地干到傍晚收工。
　　
看书：少年时代的“蠢事”(2)
地头没有树荫，只有个小坎儿，头顶着草帽，侧卧在坡坎上，也不怎么热。我就这样看起书来，被书上讲的故事情节牵扯着整个的心思和神经，贪婪地看了一页又一页，一直看到最后一页，因为想知道个结果，却没有能够得到结果，心里十分的怅惘，深深地叹口气，合上书，一抬头，哎呀，太阳已经落了山！
　　邻地干活的人正冲着我指指点点，其中一个朝我喊，你呀，在地头上这样独自坐了半天，哪有在家里的炕上躺着舒服？
　　我把这一册残缺的说唱故事《十粒金丹》看了一遍又一遍，才在姐姐的督促下还给了那位表嫂。接着，我就另找别的表嫂、表姐和妗子们，翻她们的样册子看。她们通过各种门道从亲戚朋友家里弄到手的样册子，有意思的和我能够看懂的极少。我只找到一本不全的《济公传》，一本《封神榜》，还有几册合订的戏曲唱本。有些不短页的文言书，我看不懂；纸张特好的外国洋字码的书，我不认识。当我把这样一种书拿在手上翻一翻，立即还给一位胖表嫂的时候，情绪十分沮丧。
　　她逗我说，这小伙儿，唉声叹气的，想媳妇了？
　　我说，媳妇有啥用？我想看有趣的书！
　　她笑了，你呀，跟我娘家兄弟一样货，书迷！
　　我听后一喜，忙问，你兄弟有书吗？
　　她撇撇嘴唇说，有多少也不够他看，到处借呗！
　　这句话提醒了我，当天傍晚就赶到邻村刘吉素，找到那位胖表嫂的娘家兄弟。
　　他跟我同岁，比我生日小。他的大姐夫是大道南一个大财主的少东家，在北京上学，他从他姐夫那儿借来几本书，经常在柜子里锁着，不肯转借。
　　我跟他说了许多好话，向他保证不把书往外传，不给丢失。我见他仍不松口，就起誓发愿，还说，要是给你破了一个角儿，要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行不？
　　他终于被缠得心眼活动了，说，那你就先拿一本去，不能超过三天就得还给我。
　　我连声答应，行，行！一定，一定！
　　他的书不仅锁在柜子里，而且纸包纸裹的，特别珍惜。
　　我把书借到手，也加倍地珍惜。我不能不珍惜，也不敢不珍惜。一则，怕真弄坏了，包赔不起；二则，尤其怕从此人家不再借给看。
　　他见我守信用，就把存着的书都陆续地借给我看了。那些书多数是中国的古典小说，比如《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还有一本张恨水的《啼笑姻缘》。
　　借书看这条门路打开之后，凡是听说左右村里谁家有书，我都设法通过别人或是自己亲自去找到人家，把书借到手，这使我在精神生活上，过了一段“丰衣足食”的日子。各种各样的书籍，带着我一次一次地离开盘山右翼的小村庄，去往各种神奇的天地里遨游，给了我极大的欣慰！这对一个身居穷乡僻壤、孤苦伶仃的孤儿来说，该是多么宝贵的享受！
　　正在贫困和战争双重压榨下的农村，我能敲开门的那些小家小户，连打盐都没钱，谁家买得起书呢？所以没过多久，我就再也借不到一本能看的书。最后不得不找几本丹方之类的药书翻翻解闷儿。这种刚尝到甜头又给夺走的“卡脖子旱”，给我精神上带来极大的痛苦，比渴比饿还令人难以忍受！
　　<b>　　2</b>
　　有一年冬天，一连气下了好几场大雪。喝过腊八粥，左邻右舍全都不顾寒冷地忙起来。村里的三盘石碾子，一齐“吱吱扭扭”地叫个不停。西场和北院的两盘私人的碾子，不光小，还没棚，使用起来既费工夫又挨冻。所以人们都抢东头的那个大的、有棚的官碾子，用牲口套或笸箩簸箕站队，一户挨一户地往下轮，轮到白天就白天使，轮到黑夜就黑夜使。
　　我姐姐学着别人家的样儿，很有兴致地准备“过年货”。她浸了小米，淘了麦子，抢到碾子，用细箩筛，轧了些精白的面，蒸一锅枣馒头和一锅豆馅饽饽，还做了一锅黏糕，把这些东西放凉，再冻成冰坨坨，存在小缸里边。这么一忙，就到了祭灶的日子。姐姐跟我商量，得把圈里的猪卖掉，好过年。
　　
看书：少年时代的“蠢事”(3)
我看看那只正在长膘的半大猪，有点舍不得。
　　姐姐说，不卖猪，到哪儿弄钱去？就算不添件新衣裳，总得割几斤肉吃呀！
　　一提到肉，我立刻动了心，还是八月十五中秋节那次，我从邦均镇买来二指宽的一条肉，姐姐还把它分成两顿吃了。从那以后的四个来月，再没见过荤腥，平时熬菜用蓖麻子炝锅，做野菜饽饽的时候，就炒一把黄豆擀碎，放在里边当油。我正在长身体，需要吃点肉，肠肚太寡净，偶尔闻到从邻家院墙那边飘过的肉味儿，我就馋得吸溜鼻子，一口一口地咽唾沫。到集上卖山货，或是打醋买盐，路过卖肉食的摊子，走出挺远，还忍不住回头看几眼。啊，过年了，要吃一顿粳米干饭、粉条炖肉，多美呀！
　　我们眼巴巴地盼着猪贩子，到了二十八他才来。他欺负我们是小孩子，又看出急等用钱，就使劲地往下压价。尽管好几个表兄在旁边帮着说好话，他也不肯给面子。
　　我有点发火，几次想关上猪圈门子，说声“不卖了”，给他个颜色看。
　　姐姐挺为难地望着我问，咋办呀？卖吧？
　　想到过年吃肉，我只好咬着牙点点头。
　　卖了大猪，归还了赊猪崽的钱，又用现钱抓了两只小猪崽，填上圈，剩下的钱只能割三斤肉。姐姐和我一盆一瓢地喂养它###个月，就得到这样一点点报酬。
　　邦均镇每逢二四七九的日子有集市，年前只剩下腊月二十九这一个集日了。夜间，为了那仅有的三斤肉钱，我们姐弟两个躺在炕上，商量了半宿。
　　姐姐说，割二斤肉，剩下的钱买点大料、鲜姜、豆腐片，还有余钱的话，给我量一尺半葱心绿色的头绳。
　　我说，啥也不买，就买三斤肉，阔阔地吃上一顿！
　　姐姐说，不放佐料不香。
　　我说，肉就是香的嘛！
　　姐姐犟不过我，只好说声“由你吧”。可是过一会儿，我刚一迷糊，又被她叫醒说，不行，还得买佐料和豆片，过了三十，还有初一初五哪，光吃肉咋叫过年？
　　我说，二斤肉，一半炖着，一半当饺子馅，够塞牙缝呀？
　　姐姐说，我不吃，济着你吃够行不？
　　我只好答应她，过一会儿一想，不妥，一年到头，姐姐比我还辛苦，就两个人过日子，哪能我一个人吃肉，让她看着呢？于是，我又把已经入眠的姐姐叫醒，把我们的车轱辘话，再转上一遍。
　　就这样，直到我们困倦得脑瓜像凝固了一样，才停住嘴。早起喝粥，接着商量。我不得不上路，姐姐把我送出门口，我们还没拿定个统一的主意，到底是割二斤肉，还是割三斤肉？
　　王吉素村离邦均镇八华里，很快就走到。远远地看到一片攒动的人头，听见一阵嗡嗡的声浪，我就兴奋起来了，加快步子，钻进拥挤的行列，立刻感到眼花缭乱，耳鼓被震得什么也听不清楚。我挤着挤着，好奇地朝一个扯着大嗓门吆喝眼药的小贩看一眼，他旁边有一个地摊，闪起红的、绿的和黄的色彩——那是铺在地上的几条麻包片，上面摊摆着各种唱本，还有一摞发了霉的旧书。
　　我差点儿惊叫一声，不管不顾地往那边挤。我撞到一个人的身上，还踩了谁一脚，既没顾上赔不是，挨骂也没听清楚，就扑到书摊跟前。
　　这个镇子很大，是京东第一大镇，有众多的酒烧锅、油粮店、杂货铺、饭馆子，以及五花八门的摊贩，却没有一处卖书。这书摊是我生来头一次看到卖书的。那人挺瘦，胡子花白，戴着一副缺一条腿的眼镜，穿着皮马褂子，既不用嘴声嘶力竭地吆喝，也不举着货物招摇，而是两手揣在袖口里，沉默安详地坐在那儿，看着两个蹲在面前的庄稼汉翻书，使人对他肃然起敬。
　　我蹲在两个庄稼汉的中间，先翻看那散发着油墨味道的唱本。
　　唱本全是薄薄的，大部分属于北平打磨厂、宝文堂之类的小书作坊印行的，用着上了红、绿、黄颜色的粉连纸当封面，封面上的书名和粗糙的图案全系一色黑的，其内容多是地方戏曲和大鼓词儿。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看书：少年时代的“蠢事”(4)
我原地不动地蹲了许久，翻来覆去地掂量着，最后下决心挑定一本，赶紧又挑另一本，唯恐人家不让再翻，从手里夺走，或者收了摊子。我把选中的买下来，差不多等于一斤肉钱，心想，那就少吃一斤肉吧，书比肉好。
　　把买下的唱本小心地放进“捎马子”里，我应当走了。可是，小书摊像伸出无数只无形的手，拉住我，使得我虽然站起身，却迈不动大腿。我恋恋不舍地朝一摞子旧书溜一眼，发现那儿有一套《绣像水浒全传》。我又蹲下，拿过它，打开蓝布的封套，掀开一本的扉页。许多在戏里出现过的人物形象，跳进我的眼里，感到格外的亲切。接下去看的是题目，什么武松啦，李逵啦，宋江和石秀啦，更是我常常听别人谈论的姓名，是我心里边很熟悉的。石秀杀嫂的翠屏山，就在我们蓟县县城的东南边嘛！
　　当我刚开始捧起这套书的时候，还有一种逛大庙的感觉，尽管敬仰爱慕，却又觉得是高不可攀之物，这样一翻，特别喜欢，忽然萌生起一股子强烈的占有欲望。以前从戏里和乡亲们口头上听到的一百单八将，他们曾经使我赞叹不已，一次次被煽动起好奇心，这会儿，急切地希望知道他们的来龙去脉，想深一步探视昔日英雄们留在梁山泊的足迹……
　　我的心“怦怦”地跳。十冬腊月，滴水成冰，汗珠儿却从我那裹着小棉袄的脊背往下爬，从我戴毡帽头的脑门上往下滴答。我壮着胆子，使足勇气，张了几回嘴，才颤抖抖地问出一句话，掌柜的，这套书多少钱呀？
　　卖书人漫不经心地回答了我，同时从我手里类似夺去那样把书拿过去，小心地套好，放在原来的地方。
　　我慌张而又无力地站起身。那书太昂贵了，差不多等于二斤肉的钱，我买不起呀！
　　就在我要离开，又不忍心离开的当儿，一个穿着黑布棉袍的中年人凑过来，弯下腰在书摊上看看，随即伸手翻翻唱本，接着翻起旧书，最后捧起了那套《绣像水浒传》。
　　这如同摘去了我的心。我使劲儿睁大眼睛，紧紧地盯着他的手，盯着他手上的书。我想，他看中了这书，他要买，他准有钱，他能够买得起。
　　他果然问价了，得到回答以后还不放下，又一页一页地翻着看。
　　我急了，胸膛一热，不顾一切地扑过来，从那中年人手里夺过那套书，紧紧地抱在怀里。
　　中年人和卖书的老头儿都被我这突然的举动闹得一愣。
　　我赶忙腾出一只手，从肩上的“捎马子”里掏出钱来，往卖书的老头手上送，同时连声说，我要！我要了！
　　卖书的老头儿数数我递给他的钱，又重新把我打量一遍，音调变得十分和气地问我，还往回找零吗？你再挑一本吧？
　　我不敢抬头看那个依然站在一边的中年人，就迷迷瞪瞪地顺手拣起一本《六言杂字》。
　　卖书的老头儿说，这个，你的钱不够呀！
　　我拍拍我的空空的“捎马子”，低声告诉他，真没钱了……
　　卖书的老头儿一拍腿大声说，得，大年根儿的，取个吉利，赔点也卖给你啦。
　　我背着被书撑得鼓囊囊的“捎马子”，挤出人群，离开闹市，兴高采烈地转回家。走一段路，我掏出书看看，装进去，再走，这样折腾了好几回，心里美滋滋的，脚步也显着轻。往常过年节的时候，别人踢球、打嘎、掷骰子，我什么都不会，只能无聊地站在一旁看热闹，这回有了宝贝书，我就可以关在屋里享受啦！
　　小西北风迎着面呼呼吹，老鸹在化了雪的地阶子上呱呱地叫。我觉得一切都是欢快的。当我绕过松树坟，顺着道沟的坡儿走到村边，一抬头，不由得呆住了。
　　穿着红棉袄、脸蛋冻得通红的姐姐，正站在村口的大榆树下，眼巴巴地等着我，等着我从镇子上给她割肉来，我们姐弟俩好一块儿欢欢乐乐地过年哪！
　　我像一个罪人那样挪到姐姐的跟前，不知咋办好。
　　姐姐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做了一件“蠢事”，问我，割的肉好不好？
　　
看书：少年时代的“蠢事”(5)
我只能实话实说，没割肉，钱都让我买书了……
　　姐姐开始不相信，等她扯过“捎马子”，一翻看，忍不住地哭了。
　　我也挺难过，默默地跟在姐姐身后往家走。
　　我们晌午饭没吃。我们谁也不理谁地闷了一下午。傍晚的时候，姐姐把一只正要上窝的老母鸡给抓住，求后院的三表兄给宰了。
　　第二天过年，我们姐俩儿吃的是粳米干饭和清水煮鸡肉块。那肉，肯定不是滋味儿，我却吃得特别香甜。
　　我买到几本书，如同饿汉得到了饭碗，恨不能一口都吞下去。三十晚上看，初一早起接着看。姐姐硬夺下我手里的书，逼着我给左邻右舍拜年。我没办法，挨门应付一下，在谁家也不肯久坐，急忙转回来继续看书。
　　一个小穷村的年节，没有鞭炮声，更没有秧歌会，可是男女老少全都换上新的，或是洗补干净的衣服，涌上街头，一堆一伙地说笑玩耍。那活跃的气氛，即使坐在屋子里的人，也能够感受到。在这样的时候，谁又能在屋子里呆得住呢？
　　我能！我不被任何热闹场景所动，我的心被引人入胜的书抓住了。
　　一会儿，一个表弟来喊我：金广，大过年的干啥在屋里猫着！
　　我头也不抬地回答他，别捣乱，我看书哪。
　　过一会儿，一个表兄来找我说，走，咱们踢球玩儿。
　　我掰开他那只抓着我的手，挺不高兴地说，不去！不去！
　　村里的小伙伴，对我都特别好。在这个小山村里，唯有我出生在有电灯、有火车道的矿区，见过世面，知道许多他们所不知道的新鲜事儿。我念过三年半书，识文断字，会自己写对联。我从小热情，没骂过街，没打过人，跟小朋友翻脸瞪眼的事儿都没几次。因为这些，年纪相仿的人都愿意跟我好，喜欢跟我一块儿玩儿。少年儿童们玩耍的场面，没有我加入，会明显地减色。他们屡次派代表找我，去加入他们的行列，我执意不去，谁都不好硬强着，可又不死心，一会儿这个返回来，一会儿那个返回来，闹得我一天没去玩儿，也没能安下心来好好地看看书。等到初二，我在无意之中改变了态度，收到特别满意的效果。“改变”是这样开始的，一群小伙伴搭着帮，又来纠缠我，央告，说好听的，求我去跟他们玩儿。我就是硬着心肠不答应，非得留在家里看书不可。
　　他们中间一个挺纳闷地问，啥书把你给迷成这样呀？
　　我告诉他，是讲梁山好汉故事的……给你们念一段，你就信啦。都别吵吵，老实听着啊！
　　于是，我盘腿坐在炕上，手捧着书，从我刚才看到的字行处起头，磕磕绊绊地往下念。
　　挨着炕沿站立的一排小伙伴，开始都挺好奇地听，听了一阵之后，心气就不一样了。有的悄悄地坐在椅子上，有的不知不觉地趴在炕沿上，直着眼睛往下听；有的东张西望，打哈欠，总想说话儿。那些听得入神的伙伴就冲说话的伙伴嚷，别打岔，听着！爱听的留下没动，不爱听的无精打采地走了。等一会儿他们又转回来拉我，那些听入迷的人就推他们，把他们推到屋门外边。
　　从这天起，到初五，我几乎总是从早给他们念到晚。我得到了满足，他们也觉得有趣，觉得比到街上踢球好玩儿得多。
　　晚上看书困难，灯油太贵，有多半瓶子油，起码得用半年，要是点灯看书，两夜就会耗干。我姐姐不让，我也舍不得。这可怎么办呢？讲故事和听故事，可以摸黑，看书没亮绝不行。早早地躺在炕上睡不着，怪难受的。姐姐不睡，去串门。我也出去，我跟小伙伴到西场看斗牌的。
　　我管这家的主人叫三舅。他的屋子很大，一盏有罩子的煤油灯挂在从房柁垂下来的绳子上，给炕上围坐一圈的赌钱人照着亮，也给旁边“瞧眼儿”的人照着亮。
　　我心里忽然一动，这儿有光可借，我到这儿看书多美！
　　这样想着，我悄悄地转回家，摸黑进了屋，摸黑找到书，再到西场三舅家，挤进“瞧眼儿”的人缝里，趴伏在炕沿上，接着看我心爱的书。开始，那些斗牌人吵声叫声笑声特别刺耳朵，加上灯光摇晃，使我难以把注意力集中到书页的字行上。等到看着看着入了神，随着豹子头林冲去发配，走在荒凉可怖的漫漫小路上，我仿佛也跟随他艰难地举起脚步，周围的一切人和声响都被忘掉和消失。直到有人轻轻地拍打我的肩头，我才被惊醒似地蒙怔起来。三舅笑眯眯地说，这么看书，还不把眼睛看坏！快回家睡觉去吧。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看书：少年时代的“蠢事”(6)
我抬头一看，发觉满屋子人都走净了，只有三妗子跪在炕里铺褥子。当我走出那烟气腾腾的屋子，到了冷嗖嗖街上的时候，雄鸡已经扯开嗓子打鸣儿了。
　　这个年过得很高兴，凡是使人高兴的时间都逝去的特别快速。我只把一部《水浒传》看完少一半儿，就到了“雁叫河开”的九九以后。庄户人家，得准备春耕种地了。
　　我和姐姐倒换着抡了两个下午铁锨，把一个猪圈的粪肥起出来。而后，我俩又一筐一筐地把粪抬到大门外，加在原来积下的粪堆上。姐姐用镐头和小锄捣粪，我给老灰毛驴备上鞍子，搭上抽板的驮篓，往地里运送。
　　我家有两块地，村西有我妈妈坟堆的那块地近，村北那块是一小条一小条的梯田，要爬一道小山梁，远得多。先远后近，姐姐让我先往村北的山坡子地里送。
　　从村里到地里，有很长很沉闷的路程。赶驮子的人，都哼着小曲、打口哨，或是扯开嗓门唱驴皮影或河北梆子、大口落子，用这些来消除单调和孤寂。我特别爱听这种声音。每逢我跟在别人后边听，或是迎面传来这种音调，都让我如醉如迷，都把我带到一个神奇的境界，都使我感到庄稼汉是那么纯洁、那么洒脱、那么自由自在、那么可敬可爱——他们的人和声音，都跟美妙的大自然融化成一体，难解难分，让人看得听得心醉神往……
　　山梁那边的三郎寨，只有很少的土地，没人跟我结伴同行，也难遇上来往的人畜。我跟一个哑巴牲口孤零零地走，从不会打口哨，也不好意思哼唱，就一边踏着石子小路，一边海阔天空地幻想，让自己那幼稚的灵魂，在幻觉的境界里任意地驰骋。这是我少年时期最好的享受。只是这一回我放下了幻想，我得利用这长长的小路，看那没有看完的书。
　　灰毛驴驮着粪篓，在前边甩动着四只挂了铁掌的蹄子，出了村东口，往北拐。我跟在它的后边，等上了一个名叫“北牛子”的小坡，觉得路顺了，便打开书本，边走边看。路是直的，又是熟的，即使到董家沟以后要偏西北了，越过一道沙石河往鹰爪子山爬山梁的时候，我的两只看字的眼睛，只要稍带着瞄瞄脚下的石子路，就蛮可以顺利前进。
　　我跟随着灰毛驴，走哇，看哪。“人”在爬北山，“神儿”却登上了梁山，走进了聚义厅。遇到精彩的情节，我一会儿提心吊胆，一会儿唉声叹息，一会儿又忍不住嘿嘿地笑出声来。
　　喂，你这是上哪儿呀？一声喊叫，从头顶上传来，把我从水泊梁山拉了回来。定睛一看，左边是陡立的山崖，右边是阴森的沟谷。天哪，这是走到什么地方了？
　　山崖上打柴的人，是我们庄上的，我得称呼他表兄。他告诉我这地方已经过了大郎寨，超过我送粪的地界三四里路之远了！
　　我慌忙往前跑，想把驴截住，好往回头路上转。可惜，我跑出老远，都没瞄着灰毛驴的影子。我给吓傻了眼，折到山崖下边。
　　对小门小户的庄稼人来说，一头驴就是半个家当。如果丢失了毛驴，我靠什么种地干活呢？这就等于败了家呀！
　　我慌慌张张沿着走来的路往回返，汗水顺着两腮往下流。我下了一道大坡，越过两条小沟，又登上一座高岗，绝望地朝下坎一看，那颗悬挂起来的心，才落下来。灰毛驴比我规矩，它根本没有往前走，到了三郎寨我家的地边上，它就自动地拐了进去，等候卸下驮着的粪。是我走过了站，让灰毛驴在地里等了这么久。
　　它发现我赶到跟前，悲哀而又奇怪地看看我。四条蹄腿因为过久地站立，已经没了力气，颤抖地抖动着，挣扎地摇晃着，几乎快要给压得趴下。
　　我扑过去，急忙放开划子、放开抽板，在粪块卸落的“哗啦”声中，我害臊地求饶地抱住了灰毛驴那毛扎扎的脖子。
　　<b>　　4</b>
　　跟书打上交道以后，曾经发生过许多上边说的那种不入时、不顺眼、不合常规的事儿，使我在村子里，甚至左右村子都出了名，那就是：一个没人管教、不务正业、早晚得丢人现眼的书迷！
　　
看书：少年时代的“蠢事”(7)
念过“四书”、“五经”的吴老师，是我们王吉素这个小村至高无尚的圣贤先生。他正派、古板、严厉、尖刻。我在他家南院西厢房里的八仙桌子旁边，念过半年《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念一半就停止了。我怎么也难想起他都教过我什么。但是，有一次，老先生赌钱输了回来，发现我没有“念经”而偷偷地雕刻皮影人，就用细细的藤子棍儿抽打我脊梁和脑袋。那种像刀子割一样的疼劲儿，我倒记得特别清楚，至今不忘！
　　有一次，几位头发花白和有胡子茬的庄稼汉，在村东口谦卑地围他而立，洗耳恭听他高谈阔论。有一句评价我的话，正巧让打草归来的我从短墙的那一边经过时听到了。
　　吴老师声音洪亮地说，我早就看出来，金广那小子，是全庄孩子里边最没出息的一个，不会长成个好庄稼人，等着丢脸吧！
　　这句话，仿佛在我头顶上爆炸一枚炮弹！我木雕泥塑般地在原地站立好久，才迈得动脚步。
　　要知道，吴老师是一位最有威望的人，他的话就是无可辩驳的真理。他那魁梧结实的二儿子，只因有点痔疮毛病，他就对二儿子说“不宜成亲”，那位孝子就得按照“真理”行事，咬着牙熬光棍儿，熬到老死！
　　他的话，比打比骂还要严重地伤害我的自尊心，好长时间我都有些抬不起头来，认为自己确实干下了“蠢事”。但我觉得我能够让自己变得有出息。我反复思量以后，就托人给在开滦赵各庄下煤窑的二舅带个口信儿，求他设法把我送进唐山瓷器厂去给画匠当学徒。——幼年的我，对绘画特别感兴趣，认为当画匠是世界上最崇高的职业；我如若能干上这一行，就表明我最有出息！当这个美梦必然地破灭之后，我头一次产生了灰心丧气的情绪。
　　我常躺在炕上，或是坐在树下苦思冥想，勾画自己“没出息”的下场和情景。没有人管教我，我也没办法管教我自己，我肯定要变成个“最没出息的”，肯定不会长成一个“好庄稼人”。那么，“没出息的”、“不好的庄稼人”是啥样的呢？是“败家子儿”？是“落道帮子”？是让狗追着咬的乞丐？是让人嘲笑和远避的“大烟鬼”？是让人咒骂和厌恶的“花柳病患者”？是被人抓住了吊在树上毒打的“贼”？不不，我宁肯去找个人缘好的财主家当“小半活”，或是到大城市里去，先在街头卖烟卷儿，等长大就拉洋车，凭卖力气活着，起码不算丢人现眼吧？
　　五花八门的凄惨前程，都在等待着我这个无所依靠又“不安分”的孤儿。命里注定，我绝不会有个好前程！
　　……
　　谁能料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迅速推进、改变了全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改变了我这个农家孤儿的生活道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爱上了写作，并暗暗地把成为革命作家作为终生奋斗目标。这理想的小苗，是革命的时势促成的结果，然而，恰恰是民间口头文学、地方戏曲和那些借来的和买来的曾使我大为着迷过的各种杂乱书籍，才把我熏陶、培育成一颗文学的种子！
　　我在理想的道路上，朝着目标往前迈步。我当了报刊的记者、编辑。在吴老师给我下结论的第十个年头，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第十二个年头以后，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喜鹊登枝》。我把一本新书寄给了正在故乡念书的表妹。
　　农家的一个看书迷，成了写书迷，终于写出了书、出版了书，这不能算一件小事，家乡的人常常议论我。
　　多年以后，有一回，我陪一位朋友到王吉素村去，正巧在村东口遇见吴老师跟人聊天。
　　他显得老了，眉毛胡子都变黄，脸色却很红润。据村里人说，这位老人家是很会保养身体的。
　　我向朋友介绍他，这位是我小时候的老师。
　　吴老师听我这么一介绍，两只老花的眼睛立刻放出光芒。他挺得意地用手指头捋着下巴颏上的黄胡子，慢条斯理地说道，我这一生，就教了金广这么一个最有出息的学生。
　　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看书：少年时代的“蠢事”(8)
老人家重新评价了我。我自己也重新认识了童年做过的那类“蠢事”。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
1
　　在王吉素，庄稼人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让年少的我很不甘心。父母都不在了，我和姐姐商量，到唐山的陶瓷厂当画匠去。就这样，一个看似灿烂的前程摆到了面前。我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朝正东方向走去。
　　走了一天遇上一背着粪箕子拾粪的老头儿，我跟他打听，老爷爷，这儿离林南仓还有多远哪？老人家朝我瞥一眼，说，不远啦，差不多三十里吧……
　　我吓了一跳。一位邻居曾经嘱咐我，当天晚上要到林南仓投店住下。可走了这么久，还有三十里，能赶到吗？
　　听了这个回答，我开始感到浑身十分累乏，脚掌子非常疼痛，两条腿如同坠绑上两个石头“嘟噜子”，越走越沉重，每抬动一下都困难。于是不由自主地放慢了速度，继而常常不知不觉地停住发愣。拾起一条被人丢掉的柳木棍子，咬着牙继续赶那条似乎越走越长的路。
　　肚子咕咕地叫起来，伴随着心慌、气喘，饥饿朝我袭来。我一边勉强地朝前挪动着步子，一边从背后拉过包裹。打开一看，只剩下一双袜子、一条裤子和一件褂子，没有半点东西可以填肚子。这个发现和觉察，不仅加重了我的饥饿程度，而且增添了一种深深的懊丧。因为只有到了此时此地，我才意识到一个极为严重的疏忽大意，没有带上应该而且必须带的东西：足够的盘缠！
　　我这个小孩子，此番是第一次单人独马地离开家乡和亲人出远门，当时脑子里只有唐山瓷器厂，只有学手艺的愿望和追求，与此无关的事情，我都无暇想，也不会想到。怎么办呢？我一屁股坐在地上，脑袋嗡嗡作响。正在这时，一个人影朝我走来。一见到人，我心头的委屈一下子涌上来，竟放肆地大哭起来。那人弯下身，柔和地问，怎么了，遭什么事了？　　听他连问几遍，我终于止住哭啼，一边擦着泪水一边回答，找不到路了……他问，上哪儿去呀？我说赵各庄。他又问，是哪一个赵各庄。我说，有煤矿的那一个。他说，好家伙，还有小二百里哪，就你单独一个人？我说，就我一个，没伴儿。那人听到这儿，用力地一拍膝盖，竖竖大拇指，真是一条好汉子！你爹妈放你出来，他们真放心？我说，我已经没爹没妈了。他说，好可怜哪！
　　那人蹲下身子，仔细地端详着我，用一种同情的语气接着盘问，你是什么地方人哪？到赵各庄投奔谁去呀？我把自己的身世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那人听罢，说，先到我家住下，吃饱肚子，歇歇脚，别的咱再另说。就这样，我和他向一座宅院走去。
　　这是一户姓白的人家。到了那，我怎么也得先洗把脸。
　　一个身穿红棉袄的小姑娘站在旁边，一边看我蹲在地上洗脸，一边指指点点，耳朵这边还有一块泥没洗下去，脖子还沾着水哪，多脏，赛过车轴……
　　看得出，这个叫玉子的小姑娘，是白家娇生惯养的掌上明珠，所以也得讨好她。于是我对她的指点一一照办无误。
　　白大叔把我让到贵客的位子——桌子的最里端，他和玉子的姑父一边坐一个打横。他没顾斟酒，就先夹起一个烙肉合子放到我面前的一只碗里，说，你饿了，吃合子，吃菜，撒开吃，我们哥俩儿喝。就这样，我在这个名叫玉子的小姑娘家住了几天。
　　有一天，白大叔把我叫到跟前，郑重地说，我这家不是大富大贵，可这日子也过得去。我除了开着进钱的肉铺，还有五十多亩地、两头牲口、一挂大车，使着一个扛活的，太忙了还雇短儿。我就玉子这一个丫头，你们成了亲，就是养老女婿，我这家全当是你的……咋样？合不合适呢？
　　我的心发慌，张不开嘴巴。
　　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那位有心计、望子成龙的母亲，已经给我订了亲事。那女的比我大三岁，是蓟县东施古庄高家的女儿。有一年大水灾，庄稼断收，庄稼人饥饿得活不下去，母亲就把那个女孩子接到我家住过几个月，当了我的童养媳妇。我很讨厌她，由于她而受到小朋友的揶揄以后，我更加觉得一个小小人儿有个小小的媳妇脸上无光。我当面叫她“三角眼”，不跟她玩儿，不跟她一个桌子吃饭。为这个，母亲骂过我，打过我，尤其无数次谆谆地教育过我，不惜绞尽脑汁，讲出好多古人的榜样，来引导我，要我按着她的道德标准，务必遵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因此，即使我再讨厌那个“三角眼”，也是早就订下的婚姻，她就是我未来的媳妇呀！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
但我又不愿当即把真话告诉他们。于是，我沉吟了片刻，婉转，实际是含糊搪塞地对他们说，我立志要当个有志气、有出息的人。这次到赵各庄去，就是专门找我父亲的一个朋友，进瓷器厂学手艺，长本事……玉子一家听罢，点头表示理解，连说，好，好，等学成了手艺再说。
　　但是赶到赵各庄镇，见到了二舅，二舅却说，你年纪小，还不清楚世事艰难。那瓷器厂十有###进不去，在矿上日子也不好混，要是混日子，混到哪天是一站？将来又能混出个啥结果？太危险了！还是回王吉素吧。那儿有房子有地，好好学庄稼活，还没好日子过？娶上媳妇，留下根苗，也不枉你妈对你一片心愿哪！
　　我无声地流着泪，默默地听着这些肺腑之言，心里边翻翻腾腾，想了许多许多。
　　2
　　最后又回到家，虽然想到过白家的玉子姑娘，但手艺没有学成，总觉没脸见他们一家人。几经周折，我们从老舅手中夺回了房子和地。我那“过好日子”和“当好庄稼人”的愿望不再是一句无着无落的空话了。姐姐急着给我娶媳妇，让我过上真正的小日子。于是，我的老丈人和他的哥哥——高勤、高俭二兄弟，加上那位能说会道敢作主的堂兄弟媳妇，不辞辛苦地靠两只脚步行，把那个比我大三岁的“三角眼”送到王吉素村，送到我新立的门户、新安的家里。
　　媳妇一到就拜天地，拜完天地就开席，吃了一顿没有荤腥味儿的烙饼摊鸡蛋。高勤、高俭二兄弟和他们的兄弟媳妇，就留下“三角眼”，和我们告辞，回三十多里远的东施古庄去了。
　　高勤和高俭这两个名字，我至今不仅记得是哪几个字，而且记得那两张朴厚的、带着愁苦忧郁神情的脸，还有那又矮又干瘦的身体。只是忘了哪个名字属于我的老丈人，哪个名字属于我那老丈人的哥哥。
　　我记得，当时我的老丈人把一切仔细地看个遍，听着陪在身边的邻居宋德顺喋喋不休地夸赞我们这户人家殷实、有奔头、不会挨饿，一直不开口，只是连连地点头。
　　我从东院往西院拐的时候，听见一声很低很生疏刺耳的招呼：他姐夫，他姐夫……
　　我一时因不习惯而转不过弯儿，有点蒙怔地不知老丈人在跟谁打招呼。宋德顺抻抻我的衣襟，让我站住。
　　我那老丈人舌头绊绊磕磕地说，我们那边是涝洼地，比不上这儿。我孩子多，日子过得紧……我没力气给闺女陪送啥，实在觉得对不住你……
　　我明白了他的话，可是我不知道用啥话回答才得体。幸好宋德顺帮我说了一句，唉，你们这是没有比这再近的亲戚了，还讲这个？你放心，金广不会计较。
　　我不明白我会计较什么，又不计较什么，很有点糊涂。
　　我那老丈人继续说，财力我帮不了你，往后要是活计忙，叫我来帮帮人力还行……
　　看热闹的人散去后，只剩下我和“三角眼”两个人。此时的我，一直处在娶媳妇成家的那种新奇的情绪中和出来进去的人那喜气洋洋的气氛里。当时的我，只是个刚刚十四岁的小孩子。在我这样一个小孩子的知识和观念里，娶媳妇这件事，除了要一块儿下地干活，帮我烧火做饭和喂养毛驴之外，真不知道还有别的啥意义和用处。我还知道，媳妇跟男人是夫妻，是两口子，因此也朦朦胧胧地知道，夫妻两口子白天在一块儿吃饭、做活，夜里在一块儿睡觉。当你没有在意和没留神的当儿，女的就生了孩子。那孩子管女的叫妈管男的叫爸，随着春夏秋冬的交替变化，孩子就一个个增加，变成一大群。这倒也是个怪有意思的事儿。那么，我和这个“三角眼”也会是这个样子吗？
　　我扭头一看，“三角眼”正一条腿跪在炕上，伸出手，探着身子，拨拉炕桌子上的豆油灯。她扭转头来看我一眼。我的目光跟她的目光碰到一块儿。不知道我当时是打个愣呢，还是吃一惊，反正心里边扑通一下子，如同从高处掉下来，摔了一下子，不疼也不痒，可是挺别扭。她的目光，是一种让人十分不舒服的目光。只有从心里边恼恨别人，或者是想要做贼偷东西的人，才可能流露出这类的目光。这目光，是从一对“三角眼”里投射出来的。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3)
我忽然想到林南仓白大叔的闺女玉子比这个“三角眼”强百倍，比头，比脚，比眼睛，她哪一点儿也不如玉子让人喜欢。我要是跟玉子住在一块儿，变成一个家，准能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姐姐为啥非得让我跟“三角眼”成两口子？真是倒霉透了！
　　这一天虽说很劳累，可是一夜都没有睡安稳，总是做梦，做着希奇古怪的梦，笑醒了一回，吓醒了一回，还让尿憋醒了一回。因为同一条炕上，身旁有个“三角眼”，虽然地下炕沿边有个便盆，可是不好意思，不愿意去撒。憋得在梦里到处慌慌忙忙地找厕所，到处都有人盯着我，不敢解裤带，真难受！
　　第二天我想早点起床，反倒起到“三角眼”的后边。她坐在地下的椅子上脸冲着我梳头。
　　当着外人的面，我咋起来穿裤子？那时候的庄稼人，不论男女老少，全是穿光筒子衣裳，棉衣棉裤夹衣裳，里边既没有衬衫，更没有裤衩子。何况我的袄和裤子都扔在最炕梢上，我光着屁股，咋去拿过来穿在身上遮住羞呢？
　　幸好过不久听到姐姐在外边跟我老妗子说话儿，这才有了救。我叫，姐，进来！姐姐说，你们插着门我咋进呀？“三角眼”站起身开了房门，而且走出去了。姐姐问我，叫我干啥呀？我说声不用你了，就蹿到炕梢，抱起衣裤，钻回被窝里一件件穿上，心里边怨那个“三角眼”不是东西！
　　这一天，我照例下地干活，却被宋德顺从地里横插过来一把铁锨拦住了去路。他开口就问了我一句，你几岁了？我被问得挺纳闷儿，观察着他的脸色回答，虚岁十五呀！宋德顺又质问，娶了媳妇，还不老老实实地跟媳妇睡觉？我说我不爱独自跟她睡一屋，我害怕……
　　他说，怕啥呀，她吃人？我说，我看见她就别扭……他说，过些日子，习惯了就不别扭了，就离不开了。我连连摇脑袋说不行，不行。
　　宋德顺把脸皮松开，咧开嘴巴笑笑，随即用胳膊勾住我，把我拖到路边背风的坡坎下，嘴巴贴在我的耳朵上，慢声细语地说，我告诉你，人家是没开苞的闺女，不懂得拉你上架子。你得上赶着上她，摸她，扯她的裤子……
　　我用力地推宋德顺的脸，推他的嘴。他力气大，把我搂得紧紧的，推不动。我就往后仰身子，假装生气地喊叫，挺大个人，你不嫌害臊呀，说的话多埋汰！
　　这叫人之常情，天皇老子也照样儿，咋叫埋汰？宋德顺更用劲儿地把我的头揽着紧贴在他的胸脯子上，那只有着汗热的手抚动着我的头发和脑门子，声音更低地说，你一定得赶快跟她干那事儿，把她拴住。要不干那事儿，她咋喜欢你？咋跟你一个心眼儿过日子？
　　我说，快拉倒吧，净是些胡说八道！
　　宋德顺叹口气，咂咂舌头，想了想，用手指轻轻地扳起我的下巴颏儿，继续他好心好意的启发教育：你还年纪小，还不懂得啥叫想媳妇，啥叫搂着竿子睡觉不好受。你这么大个子，干那事满行了，你听我的话试一试就懂得了。听明白没有？
　　我用力推开他的手，顺势猛往他身上一靠，我自己一跃而起，转身就走了。
　　晚上，我又烦又累地回到家。屋门掩着，“三角眼”躺下了。我摸着我的被褥，扯到最炕梢的边儿上，脱巴脱巴，也躺下了。这个时候，我的脑子里不由得转悠起宋德顺指点我的那些话，那些有关钻到一个被窝睡觉的话，想着想着，朝炕头瞥了一下。她的脸朝那边，背朝我侧身躺着，本来是模模糊糊的，我却好像从她的后脑勺上就看到了一双“三角眼”，而且清清楚楚，立即又涌上一股子厌恶情绪。她挪动了一下，不知是翻身还是掖被子，我害怕地闭上双眼，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我真担心这一夜睡不着觉干着急，不料想很快就进入了梦乡。这样过了一段日子，“三角眼”忽然不辞而别了。我听说“三角眼”没敢回家，藏到蔡庄子她姑家去了。
　　宋德顺听到消息，气呼呼地对我说，我早知道你得有这一天，指点你就是不听。啥好啥赖的，有个娘儿们总比没有强，吹灭了灯好坏全都一个样儿。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别他妈的钻牛角尖儿！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4)
他的这番高论，当时我听得糊里糊涂，至今也没有完全明白个中的真味道。
　　3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指点着姐姐给我缝制一个像黎明使用的那种布兜子，东院老谭家的秀祥跑了进来。
　　他一进二门就可着嗓子冲着窗户喊叫，嗨，金广，快点儿去看看，我们逮住一个女特务！一听这话，我的情绪为之一振，悠闲自在的心气立即变成满怀战斗的豪情。我丢下手里的剪刀，抄起靠在炕边的红缨枪，两步蹿出屋。
　　石头垒砌的庙台上，坐着一个十七八的少女，挺神气地跷着二郎腿，两只手交叉在一起，扳着膝盖头。她直着上身，挺着胸脯子，故意把昂起的脑袋偏向一边，既不看任何人，也不让任何人看她，一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高傲姿态。
　　我只能看到她小半边脸。那脸腮并不白，倒显着一种嫩嫩的健康的红润。披在脖根下的短发也不厚密，却墨黑墨黑的透着秀丽。一只轮廓分明的耳朵从发丛中露出，耳垂上的银环一闪一闪的。还能看到她嘴巴的一角，薄薄的嘴唇挂着一种嘲笑意味地撇着。
　　她挺好看，好看的少女应该是可爱的。而这可爱的少女偏偏是个特务，就像聊斋故事里说的那种女妖精。
　　忽然，她把跷着的腿放下，恼怒地冲着庙台上的小槐树喊，赶快找你们的头目来，别的小喽?，谁要是再这么唠叨个没完，可别怪我，我要开骂啦！
　　听了这声叫阵，我朝她把胸脯一挺，郑重宣告，我就是头目，儿童团长，你得听我的！
　　话音一落，她终于扭过脸来。
　　嘿，好一张俊俏的脸蛋！正面看比侧面看受端详，特别是那双不太大、杏核形的眼睛，如同闪光的珠子粒儿，瞥了我一下，随即盯住我，眼睛十分动人。
　　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害羞，我不敢跟她对视，慌乱之中就用故意发威来遮掩我的尴尬：我告诉你，不管你多厉害，咋耍花招儿，在我们王吉素的儿童团面前一律吃不开。今天拿不出路条来决不能放你走！听罢这话，她随手抽出一张纸片递我。
　　这的确是一张正正经经的路条，不仅把行人的来处和投奔写得明白，还盖着一个红红的公章。我立即为刚才的气势汹汹感到懊悔，什么话也没说就把她放走了。
　　“三角眼”不愿回来，我也不愿她回来。为了干净利落地抖落掉那一桩不幸的婚姻包袱，小小年纪的我，迷迷糊糊而又正儿八经地演了一场人生滑稽戏。那天夜晚，放了炕桌，研了墨，铺了纸，由焦富老叔边杜撰边口述，由我亲自执笔，写了一纸假话加套话、新词加旧词的休书。似乎有这样几句，因连遭荒年，无柴少米，度日艰难，亲夫梁金广甘愿高氏女自谋生路，改嫁他人，永不翻悔，立字为证云云。休掉了这门亲，我觉得心里痛快多了。
　　有一天我从三郎寨干活儿回来，姐姐迎出屋门口对我说：你快吃东西，快去刘吉素吧。来了大部队，演节目。村长他们接到通知就走了，在那儿等你。
　　一听演节目，我哪还顾上吃饭？丢下手里的镰刀、肩上的背架，撒腿就跑。
　　一声呼喊，两杆红缨枪挡住了我的去路，才意识到到了刘吉素村的管界。心里光想着看演出节目，两条腿光顾急着赶路，别的全都没有留神。忘了带路条！
　　一个小姑娘迎了过来。她头戴一顶军帽，手里提着一根演节目用的霸王鞭。在太阳的斜照下，她那红扑扑的脸，黑黑的头发，薄薄的嘴唇，白白的牙齿，都好似镀了一层金光的边儿。她正在以一种趾高气扬的、愚弄嘲笑的神态盯着我。
　　这模样，这神态，都好像见识过。噢，想起来了，她是我们抓的那个“女特务”赵四儿！认出她是谁以后，我产生了惶恐。想起两个月前发生在王吉素村小五道庙庙台上的那场误会，想起那次并非有意而实际上已经形成的刁难，我不由得暗暗叫苦不迭，这回落在她手中了，我把一个最可利用的报复机会如此窝囊地交给了她，而且亲自送上门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只有听凭她——一个尖酸刻薄丫头的收拾了。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5)
似乎她也认出了我，点点头，对两个男孩子说，让他走吧，他是王吉素的儿童团长。
　　有人问，你能认准吗？赵四儿打个沉，似乎被叮问得没有了把握，重又把我打量一遍。我被她看得怪不自在，心里边又急又躁又憋气。
　　她开口说，王吉素的孩子都是睁眼瞎，只有他们的团长认字，一试就能考出真假。
　　一张白里透红的手掌心“摆”在我的面前。那五根手指是长长的、细细的，显得鲜鲜嫩嫩的，而且带着清晰好看的纹路。
　　我立即领悟了聪明人的聪明意图，首先抬起左手，攥住她那三四根软绵绵的、热乎乎的手指尖，为的是使这张纸不垂动摇摆。随后提起笔，让笔尖对准手心，写起“梁金广”三个字。写时我特别留意，不敢用太大的劲儿，怕画痛了她。写完，赵四儿点点头，说，小字还不赖，你走吧！
　　人山人海的演出现场，我一眼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我高喊一声“砖头大哥”就扑向了他。
　　林南仓那边的车把式，这会儿变成了一个地道的军人，显得特别英俊精神、威威武武，让人一看就从心里羡慕。
　　我抓紧时间问砖头，白大叔他们好吗？
　　他打个愣，哪个白大叔？噢，他呀！反对减租减息的家伙，让群众把他斗倒了！
　　为啥斗他呢？我听着砖头这一番让我意外的回答，还有他说这番话时咬牙切齿很生气的样子，都感到奇怪。
　　我望着砖头那矫健的身影渐渐远去，最后消失在街头的一盘石碾子那边。不知为什么，心头好像压了块无形的石头，沉沉的、闷闷的，那股子别扭劲，道不出是个什么滋味儿。
　　自打那天，我的心里别扭了好多日子，总是暗暗叨念林南仓那边的白大叔一家人。不论怎么掂量比较，我都没办法把白大叔跟反革命的敌人联系到一块儿，跟我参加斗争会亲眼看到的那些恶霸坏蛋们画个等号。报纸上的文章和上边工作人员的演讲，曾经在我耳朵里灌输了许多有关地主老财搞压迫、搞剥削、喝人血、害性命的罪恶事例。所有这些我都不仅相信，而且激起过无数次的愤怒之火，烧得我想跳起来跟那班恶人去拼杀。可惜，这些在白大叔一家人身上全然失去效力，激不起一点我对他们的仇恨。相反，我倒觉着白大叔一家都是好人，斗争他们是好人受了冤屈。砖头他们不该斗争白大叔，更不该把柔弱的大婶和小小的玉子给吓唬跑，将他们一家拆散，背井离乡。那娘儿俩跑出她们的家，在人地两生的北平，肯定不会有舒服的日子过。我把这些想法都告诉了区干部黎明，他却说我被剥削阶级拉拢人的手段给骗了。
　　我听了这番话不禁委屈地摇摇头，说，黎明同志，你不知道我当时独自坐在漫荒野地里啥样呢，连肚子都是空的，饿得咕咕乱叫，他就算是那号剥削人的家伙，他能从我身上得到个啥呢？
　　他说，起码是假慈善，收买人心，麻痹人们对他的斗争意志。懂吗？你就被他给麻痹了，这就是个严重的教训呀！
　　对这一番劝导，我理都不想理，闭上眼睛不去看他。只是听到他的声音越来越沉重，才睁开眼。黎明那张脸变得通红通红，两只眼睛里流动着痛苦的光，捏着小烟袋的手哆哆嗦嗦地抖动。他的心里一定很难受，很痛苦。一个多么精明、多么有魄力的汉子，一个多么受我尊敬、让我爱戴的长者，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革命干部！他，竟然让我给惹得这样生气，这样地束手无策！
　　我猛地蹿起，扑到他的怀里，使劲儿搂住他的脖子，一连声地央告他，黎明同志，你别生气。谁的恩情，也没有你们给我的大，我一定听你的，我一定跟着共产党走！
　　有一串热乎乎的水珠滴到我仰望着的脸颊上。
　　休了东施古庄那个媳妇的事儿，全村人都知道了，邻村一些认识我的人也知道了。引得媒人往来不绝，好多家长想把闺女许配给我，乐意让我成为他们的女婿。我如此这般地备受青睐，倒不是由于他们预料到今后的我会有多大出息。庄稼院的庄稼人最讲究实际，从不异想天开，对别人的估计也大多恰如其分。我被他们看中，更证明他们讲究实际和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小伙子五官端正，没伤没残，还识几个字儿，有房子有地，有果树园子，而且没有管辖媳妇的公婆，没有瓜分财产的弟兄，进门就当家，进门就过不愁吃穿的日子——到哪儿找这么可心的女婿去呀！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6)
不管媒人来多少，全由我姐姐应付。姐姐筛选过后再征求我的意见。一征求我的意见我就摇脑袋，因为我有我的主意，我选中的媳妇是白大叔的闺女玉子。这样的选中，也并非是我跟玉子有了什么爱情。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懂得啥叫爱情呢！只是由于我的人生意识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人人长大了都得成双配对儿，都是履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这道手续。既然男的一定得娶个媳妇，当然不能要“三角眼”那样的，必须要个不让我讨厌的，玉子就没让我讨厌，仅此而已。后来，不太长的后来，又是生活这个老师谆谆教导，让我懂得了啥叫爱情，而且是一种只能体味到不能够说明白的非常非常奇妙的爱情。
　　忽然有一天，赵四儿出现在我家里。她说，我给你拿块布来，你给我画一对蝴蝶儿，两朵桃花，我得看看。
　　我胸脯子一挺，拿来吧，当场就画。
　　她朝我龇牙一笑：嘻嘻，你还挺勇敢，明儿个再说吧。这会儿得赶快让你姐给你做饭去，要不然给饿扁了，那该有多可怜！
　　夜晚躺在被窝里，入睡之前，加上早晨睡醒之后，我就把要画的那个花样，在脑海里构思、设计着图案：一对蝴蝶怎么飞，两朵桃花怎样开。我得生着法儿把画画得最新颖、最好看，让那个伶牙俐齿、对人不留情面的丫头无可挑剔。
　　终于，赵四儿来了。我捉住笔，照我事先想好的样子画起来。
　　不赖！赵四儿忍不住地夸了这么一句。姐姐观察着她的脸色问，真行吗？她又重复一句，实在不赖。我故意不吭声，心里美滋滋的。
　　赵四儿一把扯起那块被我画了图案的白布，一面叠着一面说，下面就瞧我的了。谢谢你啦！说罢，就又飘然地走出屋门，一阵风似的从我家院子里消失了。
　　我伸手一摸，脑门上是湿的。
　　傍晚我从树园子回来，一进家门，姐姐就对我说，快来看看，人家绣的这花儿，真叫棒！我的两眼为之一亮，嘿，两朵白色中套着粉色的花，几片绿得好像要滴露水珠儿的叶子，如同刚刚从树上采下来的，那么鲜亮，那么好看。两只金黄的蝴蝶，大红的点儿，斑马纹的脊背，蓝色的须子，乌黑的眼睛，栩栩如生，仿佛在振翅飞舞。绣花人那爽朗的笑语，那动听的歌声，那机敏，那才智，一切一切，都好似化进这一针一线之中。我越看越喜欢，越看越佩服赵四儿这手好针线。
　　此时，我真有几句话想当面赞美赵四儿。几年间，我给本村、外村无数的女人们画了无数个枕头面、兜肚面、门帘子、桌围子，画的时候我精心尽意，也听到她们连声夸好。等到她们用针线把我画的图案绣出来，让我一看，没有一个不让我感到遗憾，甚至大失所望的，以后害怕再看见被她们抹了黑的“杰作”摆在她们家的炕上，挂在她们家的门上，穿在她们的孩子身上，更怕摆上、挂上、穿上之后总对别人说是我给画的图样。每当这个时候，我除了不好意思，害臊，就想骂她们：笨娘儿们，两只拙手把花草都给我绣蔫了，把鸟兽都给我绣死了，还有脸显摆哪。你们就会养孩子、串门子、扯老婆舌头！比起赵四儿的花，她们那些简直不是绣花，是糟践人！往后，我决不再给那些笨娘儿们画花样子。
　　不久，国民党驻扎在榆公路线的地方民团，发高烧似的折腾起来。不是搜捕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就是抢粮食、抢菜、抢牲口。一天早上，赵四儿走进我家，把小白包纎往炕上一扔，对我和姐姐说，我就住在你们这儿啦！
　　三个人一商量，决定赵四儿留在我们家住宿，我也不必离开家另找地方，三个人就伙睡一条并不大的土炕。一切都是这么自自然然、入情入理，谁也没有嫌疑什么，谁也没有什么不方便。尽管赵四儿那会儿已是个十八大九的姑娘，而我毕竟也是个正在长身体，成熟起来，而且朦胧懂得了一些男女间事情的小伙子，可是我们谁都没有一丝一毫的邪念。当时的农村是贫穷落后的，在许多世事方面显出古老和愚昧。但是人与人之间，亲戚朋友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纯净而又纯真的关系，我一辈子都怀念、都珍视，常常不能自禁地惋惜：这些年在反复无常的社会颠簸中，人们有意或无意地把美好的东西抛弃与流失得太多太多了……
　　书包网 www.bookbao.com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7)
从那以后，我们三个人，像亲姐弟亲姐妹一样，过起极平常又挺愉快的日子。我认了赵四儿的爹当干佬儿，她娘当干妈。
　　早上一到地里，不等喘口气儿，奔向棒子垄，顺过锄头耪起来。耪过一阵子，估摸着快临到晌午了，再不能够专心专意地干活儿，常常不由自主地停住手脚，抬起头朝山梁那边？望。耪几锄抬头望望，耪几锄抬头望望，直到那条斜搭在山坡上的小路顶端出现了赵四儿的影子，我才越发欢实地耪起来。
　　赵四儿迈着扭秧歌一样的步子，轻盈地走下山坡。大襟儿、开气儿的白布小衫，宛如银星流动；黑黑的、长长的头发，即使没有风吹，也要随着她的脚步一飘一飘的。弯腰采朵野花，插到头上，伸手捋一颗草果实，叼在嘴唇上。寻食的山鸟被她惊动，飞飞落落。那情景那画面，那美妙身影的移动，实在让人赏心悦目。
　　赵四儿用一只荆条编的小篮子，带来了四样吃食。我大口地吞吃，觉得特别香甜。
　　兵荒马乱的战争年月，庄稼人都在艰难地熬日子，我和赵四儿却悄悄地在艰难中得到愉快。愉快的心气，把一切不如意、烦恼和愁苦全都挤到不专门去找都找不到的旮旯里。而我俩哪有必要、哪有工夫去寻找不愉快的事儿呢？我的儿童团工作就挺愉快，可完全是瞎忙地愉快。
　　赵四儿也挺忙。她长大了，退出了儿童团，当了妇女救国宣传委员。
　　那年冬天，我出面给姐姐说了婆家。那家人急着成亲。姐姐一走，我就孤单了。有一天忽然像开了窍，我想到了赵四儿，如果能和她过一辈子，该多好！事不宜迟。正是晌午，我溜出家，快步流星地直奔刘吉素。
　　干佬儿没在家，干妈坐在炕里端。还有一个人蹲坐在炕梢。真讨厌！这人外号叫大个子，肉眼泡，水蛇腰，厚厚的嘴唇，足有两张饼叠在一起那么厚，上边还沾着一颗饭粒子。他过去是个扛大活的，还给财主家护过院，减租减息的时候被黎明拉出来工作，成了积极分子，当上民兵中队长。刘吉素村子大财主多，一场减租减息打死了好几个人，同时也富了一大帮穷人。大个子就是从以前整天挨饿变成有饭吃的一个。
　　打主意亲自出马求亲，走在路上往这儿奔的时候，我都没想过这是一件不好开口的事儿，也没有料到害羞。不料在我还犹豫着没开口的时候，干妈先提起来，你也不小了，该成家立业了。我鼓起勇气，接上话茬儿：您看我该要谁家的闺女？干妈说，村长杨泽的闺女就不错……
　　一瓢冷水泼在我的心上。我无力地倚在炕沿上，连连地用力摇头，不，不，我不要！
　　干妈说，那闺女比你大四岁，安稳，懂事儿，好性情，会过日子，在刘吉素，炕上地下的活儿得数一数二，乡亲们都夸她好。我跳起身，打断她的话，我跟我四姐我们俩不是最合适吗？干妈一听，脸一沉，说，你干佬儿不答应……我也不愿意……
　　我看到希望像吹灭的灯一样消失了。我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我丝毫没有经历这样的事的精神准备，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待、怎么处置。我实在太幼小、太软弱。回到家，姐姐竟也和我提起村长的女儿。
　　我不回答。因为姐姐确实不知道我心里有个谁。我和赵四儿在姐姐面前从来没有表现过格外的亲近，就是不留神流露出一点儿，姐姐也不在意，以为是干姐弟之间正常而平常的事儿。今儿个午前求婚、拒婚的尴尬戏，姐姐更不知道。
　　姐姐问我，你说说，你到底儿想要个啥样的？这句话本来极好回答，我就要赵四儿那样的，但是我说不出口。在乡村，男人可以想媳妇想得发疯，就是不能明说，尤其看上了哪个女的，想娶她当媳妇，更不能说出口，都得在心里憋着，不然就会被视为最下流人的最下流行为。像我这样，小小年纪就冒天下大不韪地想媳妇，想娶人家，人家父母一口咬定不跟我做亲，还这么死气白赖，哪还像个男子汉？传扬出去该有多丢脸？姐姐要是知道我心里藏着这样一块见不得人的鬼胎，定会为我害臊，会担心村里人因此而瞧不起我。所以我只可把到嘴边、舌头上的话，再咽回肚子里去。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8)
我默默地推着石头碾砣子，一句话也不再说。
　　提起杨泽，可是这一带有名的老革命。冀东暴动那会儿，他还在给地主扛长活，就参加了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当了共产党秘密联络站的站长，任务是传递文件、护送过路的八路军干部。他胆大心细，跟鬼子巧妙周旋，无数次出生入死地完成任务，成了沿山根这一带农民群众传颂一时的英雄。日本侵略军搞五次强化治安，把他的家抄了，搞得妻离子散；把他的路断了，他就跟他的伙伴石景山钻进大郎寨山峰上的一座山洞里躲避。黑夜不能点灯，白天不能烧火，大雪天不能在雪地里留下脚印，因而不能走出洞口；他们就吞吃生小米就烧酒坚持了七天七夜，硬是没让抓住。他俩自己保住了气节，还把一个被敌人追捕得走投无路的共产党的区长给保护住了……
　　对杨泽这样的老革命，我是尊重的，但心里没有一点想娶他女儿的愿望。不想有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直截了当地把亲事向我挑明。他抽了两口烟，好似掂着分量说，这件婚事，我反复捉摸过。我就这一个闺女，我不能马虎。我得挑个我们可心，你们也得可心的。将来你们得一块儿过日子，得过一辈子，不可心咋行呢？你说对不对？我没点头，也没摇头，一阵难堪的沉默后，杨泽站起身，说，成还是不成，我等你回话。
　　家里冷冷清清，锅不冒热气，灶不爆火星，姐姐因为亲事的事和我怄气，几天来蒙头躺着，让人看着心里难受。
　　我看到她那两只眼泡哭肿，心肝五脏都好似被狠狠地揪扯了一下。痛苦的泪水从疼痛的心头涌上来，模糊了我的眼睛，我咬咬牙说：你别这样。我的亲事你作主吧，我再不说啥了……
　　姐姐那焦黄的脸上立刻绽出了笑模样。
　　两天以后，一张大红纸写着我的生辰日期和求婚的小帖送到了刘吉素我那未来的岳父杨泽家。同时，他把一张求人代写的他女儿生辰的应婚小帖让媒人转送给我，这叫过小帖。这份小帖被姐姐放在供灶王爷的供板上的香炉下边压了三天。
　　这件决定我终身大事的订亲文书，在无意中一直保存下来，今天还在我那写字台上专门盛珍贵历史资料的抽斗里。
　　麦子黄梢时，战争的传闻四起。开始说北平的国民党当局正从察哈尔、热河往各个解放区调动人马，一律美式新装备，要跟共产党决一胜负。
　　普通庄稼人被闹得惶惶不安，村里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由于见不着上边的工作人员心里也没了底儿。以往人们一觉着要乱起来就往山沟里躲藏，或是往偏僻的小村跑，这一回都感到事态非常严重，都做起应付最坏境况的精神和行动准备。其中一桩准备，就是忙着娶媳妇、聘闺女。那几天，人们边抢着拔麦子、轧场，一边忙着办喜事儿。王吉素这么个小村子，不到一个集日，就有四个大闺女嫁出去了，同时有三个不到十五岁的男孩子娶了媳妇。这样一来越发加重了大难临头的紧张气氛。于是，我未来的老丈人杨泽也慌慌忙忙来找我，急着把我们的婚事办了。
　　不论从事情的实际状况，还是从我的心理感受上讲，这一次成亲才是我的真正婚姻。我已经长大了。两次成亲的时间相隔并不长，只有一年光景，但亲身经历与社会现实，教育和促使我快速地趋于成熟。前一次成亲，是包办的，事实上根本不能算作一次婚姻。失败也是人生的一课，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课程。它促进、加速了我对学习社会、人生的自觉性和迫切性，而且触类旁通地明白了不少在我当时的年龄所不易明白的社会人生的古训与道理。我看上了赵四儿，没有得到赵四儿的婚姻，而得到了杨泽的女儿的婚姻，我当然很别扭。
　　但这种别扭并没有达到痛苦的程度。有点知识、有点小聪明的人常有的那种自视清高的狭隘性和爱面子的虚荣心，在小小年纪的我身上，就已经长出根苗。因此，失去了赵四儿而得到杨泽女儿的婚姻，反倒平衡了我的心理。你们(包括赵四儿的父母)瞧不起我，老革命、威望高的杨泽瞧得起我。这种得意的情绪从心里冒上来不止一次，这不仅使我没有因失去赵四儿而痛苦，反倒变成了经过一点思想波折而最后终于就范、终于接受了杨家这门亲事的决定因素。这门亲，事实上同样是包办，是我姐姐、干佬儿、干妈和杨泽包办的，只是我接受得并不很别扭。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9)
我没有见过杨泽的女儿，甚至没有想方设法地见一见。我对杨泽敬佩，对他女儿也就不反感。干妈熟悉杨泽的女儿，夸她会过日子，保证她能跟我过日子，这恰恰符合我当时选媳妇的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条件。成亲的日子一选定，我就觉得这是杨泽女儿跟我、我跟杨泽的女儿一块儿奔日子和过日子的开始。我得想法跟她合心，争取让她跟我合心地一块奔日子、过日子，再不重复第一次婚姻的错误。不让旧戏重演，以便不使自己苦恼，不让外人，特别是我那老舅，在一旁成心看笑话。
　　她不如赵四儿俊俏，可比“三角眼”好看，给人一种和善、厚朴和稳重的感觉。
　　大部队在一夜之间取得了胜利，我立即跟村长操持起慰劳军队的事。我走进屋，对妻子说，喂，烧一锅开水。她怯生生地问，你说啥？我说，烧一锅开水，好煺猪。她轻轻地答应一声哎，布门帘儿随着一落，人消失了。
　　一呼一应过后，外屋很快就响起舀水声，烧柴声，我从中忽然获得一种从来未曾品尝过的一家之主的精神满足。人生头一次这样的满足是妻子赐给我的。这样的享受只有自己的妻子才能、也只有娶了媳妇成了家的人才能获得。往外走的时候，伴着呼呼啦啦柴草燃烧的响声，我故意地迈大步，有力地抬腿放脚，神气地挺起胸脯。我感觉我真的长大了，长成了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夜里，我和妻子依然没说一句话就睡下了。熄了灯，听到外边没有了动声，我就鼓起勇气，离开自己的被窝，钻进她的被窝，于是我们就成了真正的夫妻两口子。
　　有一天，赵四儿突然到我家来串门。四目相视，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她了。转念一想，无论怎样，大面上要过得去，才能显示男子汉的气度，于是大大方方陪她聊天。妻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一边做针线活儿。我们俩不紧不慢地谈着战争和形势，似乎都想避开跟自身有关的话题。我一边聊，一边想，过去我们之间的关系，虽被我误认为有情而闹了笑话，带来不快，但相处得还不错。如今不能在一起过日子，也不应成为仇人。正这样想着，赵四儿忽地起身要走。我想对她说句客气话，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她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冲我下命令似的说，金广，送送我。
　　赵四儿出了村，不停地往前走。我不由自主地紧紧跟上，揣摸她好像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说。是为当初她家拒婚的事儿向我解释解释，道道歉呢，还是想给我一点精神安慰？只凭着她的动作表情，实在让人猜不透。
　　她的脚步慢下来，但仍不回头，也不答话。我追到前边阻截住她。路面狭窄，她不得不停住脚步，同时急速地把头扭向一边，把我吓了一跳——原来她哭了。她哭得很伤心，泪水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串，一滴一滴地滚落着。她两手蒙住眼睛，喊道：我后悔！我后悔死了！
　　我的心酸酸的，木呆呆地站立着，看她伤心地哭。
　　她哭着说，他们骗了我，说咱俩马上订亲有人笑话，说再等两年，我们年岁都大一点儿再另找媒人……
　　她止住哭，抽出一块布片，朝我递着说，这个还给你。我那一半儿我自己烧了，你这一半儿你自己烧吧。我挺纳闷地接过白布，抖落开一看，是一块绣着花的布片：一朵桃花，一只蝴蝶。我立刻认出来，这是头年遍野绿色的时节，我替她描画的图案，由她一针一线绣起来的。如今，一块整布，一个整图，被撕成两半儿，一半儿被她烧毁了，这一半给了我……想到这儿，我的心像被一只有力的手撕扯了一下那么疼痛，随即一股热辣辣的气流直冲向脑门子。我想猛地伸出那只空着的手，抓住她那只我从来没有触摸过的手，使劲攥住，不让她走掉。我想劝她说，咱俩一块儿跑，马上就跑，跑到山里找撤退的同志，再不回来！
　　她两眼盯住我，那两只仍有泪痕而又充血未退的眼睛泛起一种奇异的光。在我们无言的四目相视的那片刻之中，我又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赵四儿的脸闪电般地变化成各种各样的面孔，其中不仅有我的妻子，我的岳父，还有我的干佬儿、干妈和我姐姐。尤其令人胆寒的，还使我想起了我那含怨而死的母亲和我那没有正气、没有志气的父亲，以及诸多亲友和王吉素的乡邻……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0)
假若当时我的手不因为联想到这些而退缩，勇敢地抓住那只等待我去抓的手，我和她命运的小舟将在顷刻间扭转航程，那会驶向一个什么样的江河大海呢？是水平如镜，还是波浪滔天？是一帆风顺，还是倾翻沉没？实在难以预料。
　　结果，似有一股无形而又强大无比的力量，压住了我的手，像被烫了被电了一样急速地缩回。她眼里那火也随着熄灭了。
　　我是个孤儿，被亲戚遗弃、被乡邻看不起的没出息的人，而且休过一回媳妇了，如果再像死去的父亲那么没志气，那么任性地跟赵四儿藕断丝连，能有个啥样的下场？我当时甚至多情而又天真地想，我要是有钱，养活得了，就娶俩媳妇，把赵四儿也留在身边，那样对谁都不伤害了。
　　一天夜里，我到东坡下边和几个人闲聊。宋德顺很诡秘地说，听说你当了刘吉素的大个子的干小舅子，算不算喜事儿？我说，一边去，他小子当我的小舅子我都不要他！他说，嘿嘿，你不喜欢他管啥，你那四姐可是让他给勾搭上了。我听了，朝他吼道，你胡说八道。
　　宋德顺一口咬定是真的。我心里顿时乱了起来，心想一定是赵四儿受了欺负。于是当夜趁着黑，我摸到宋德顺告诉我他们鬼混的山洞，先是看到大个子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儿，没有听见脚步声，却看到一个俏丽的身影，身上披着鲜艳的早霞。是她，是赵四儿从东北边山坡上走下来，从刚才大个子走过的小道上走过来。
　　她真的跟那个丑八怪、那个魔鬼一块儿在山洞里过夜了吗？我呆呆地看着她走去，真想痛哭一场。
　　一天，赵四儿的三姐夫给我捎来喜信儿，赵四儿要出嫁了，让我去喝喜酒。我心里很高兴，赵四儿找上婆家，不仅使我有一种精神负担的减轻，更重要的是，可以彻底结束和那个大个子“钻狗洞”的勾当！
　　她除了比以前瘦一些，脸色有些苍白，别处没变样。让人纳闷的是，当了新娘子也没精心打扮，更没有穿戴花花绿绿的新衣服。旧的薄棉袄外边套着天蓝色的褂子，青布裤倒像刚刚缝制的。虽说这样子很朴素，但是跟出嫁的新媳妇极不相称。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大事儿呀，咋能这般马虎。
　　看看那个将要娶走她的半大老头儿，只见蜡黄的脸上满是褶子，差不多没有眉毛，似乎还是个老公嘴儿，浑身精瘦，像用秫秸扎绑的架子，新的布衣服，在那架子上直晃荡。
　　在她给我满酒的时候，我茫然地看她一眼。我看到泪水在她那已经发红的眼珠上打转。于是我举起酒盅，喝进嘴里，咽了下去。酒烫了我的胃壁，烧了我脑袋，同时也灼痛了我的双眼，眼泪不禁地涌出来。没有一分醉，倒是十二分伤心地从赵四儿家出来，我问宋德顺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不以为然地说，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嘛，你四姐要是一个干干净净的大姑娘，你干妈你干佬儿能这么忙匆匆地往外嫁她吗？你四姐能答应嫁给一个棺材瓤子吗？说不定肚子让大个子干大了，找个替罪的羊啊！
　　听了这些话，我呆住了。肚子里酒劲儿猛往上冲，难受得要呕吐。
　　4
　　在我回忆最初的革命生涯里，我曾写到，贫农团搞土改时，我差点被镐把炖肉，是妻子冲上来保护了我，后来又是老岳父杨泽把我们救了出来。经过那场风波，我和妻子的关系真正是相互信任，相互依赖了。就这样，我们过着平淡而满足的生活。她在我心里挤走了赵四儿。
　　后来我去了团县委工作，放假时才回家和妻子小聚。她一人留在家操持家务。
　　有一天，一个半熟脸的汉子到团县委来找我说，你老丈人叫我给你捎个话，让你快点儿回家看看，你媳妇病了。
　　妻子是个农村的劳动妇女，身体很强壮，我们结婚这四五年里，她除了每月来例假两个膝盖出现疼痛之外，从来没有害过病，连头疼脑热的事儿都少见。假若她害的是一般疾病，家里不会托人捎信，而且不会这样火急。岳父杨泽是抗日时期的老干部，办事通情达理，又能热心肠待人，他在外边当过脱产干部，知道给在外边工作的人捎这样报病的口信，会给收信者带来多少疑虑和担心。妻子更是个内向的人，有点小病，也能忍耐，不可能轻易惊动旁人。她尤其了解我性子急，不会轻易让我受惊。左思右想，料定妻子此番病情不轻。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1)
我回到办公室，急忙把没写完的稿子收拾起来，找领导请了假，立即动身回家。
　　平时整天忙着学习文化知识，忙着练习写稿子，忙着应付日常杂务，顾不上想家，顾不上想媳妇，其实想家也就等于想媳妇。尝到过一段孤儿生活的我，特别是受过了婚姻问题的挫折，深深感到家的重要。自从有了妻子杨朴桥，我才真正有了家，我才长成一个男子汉，我才得到人世间不可没有的一种独特的温馨。战争年月里，当着村干部，一天总是东跑西颠，不天黑不回家。一回家，院子里响起我的脚步声，等我归来的妻子立刻就点上油灯，光明迎我进了屋门。妻子把菜和饭摆在面前，温暖就拥抱了我。烧热的土坯炕，焐热的被子褥子，睡在里边，立刻会把紧张、疲劳、恐惧和不安，全然一扫而光。尽管那时烽火不断，不远的京榆公路随时会有枪炮声响起，我们这些干部随时要往北山里逃跑，甚至于死亡与毁灭的阴影就紧追在身后，但我总是下意识地认为独有王吉素这个靠山村最安全，王吉素的这个小院子最安全，这个小院子的热炕头最安全。因为这里有我的妻子我的家我的安乐窝。当烽火熄灭太平到来之日，我是多么舍不得离开我的妻子我的家我的安乐窝呀！“好男儿志在四方”，这是古人的训导。“人活着要有志气，要有正气，不然就等于白活一辈子”，这是母亲的遗嘱。这训导和遗嘱已然成了我生命航程不可更改的指南，为此我不得不离开妻子离开家离开我的安乐窝。人离开了，心里的缰绳还拴系在那个小山村的安乐窝里，稍稍牵动一下缰绳，我就会转头扑奔过来。就这样，我急急火火往家奔。
　　然而，我跨进二门一看，不由得愣住了。
　　妻子正坐在露天的屋檐下洗衣服，两只赛过男人的大手和粗粗的胳膊腕子被冷水激得通红，大把地抓着脏衣服，在搭着铁盆沿的搓板上一下一下地揉搓。她听见我的脚步声，抬起圆圆的红润的面孔看看，当认出来是我的时候，眉眼和嘴角浅浅地一笑。我走到她跟前，开口便问，你没有闹病呀？
　　妻子打个愣，纳闷地向我反问，谁这么没好心地背后咒我？我再追问，她变得支支吾吾，弄得我心里嘀嘀咕咕。
　　直到夜间躺在被窝里，妻子才吐出真情实话。她说，这一阵子，刘吉素那边好多人闹着打离婚，她老家毛庄子那边也有人闹，听说姑姑家小李庄那边闹得也挺凶。农村的，是女的跟男的离；在外边当解放军的、当干部的，都是男的跟乡下的媳妇离，有好几个孩子的也闹着离，闹得可凶、可厉害啦！闹得人心惶惶的……
　　我已经听出点眉目，就说，他们闹离婚跟咱们有啥关系呢？
　　妻子说：好多人到家里串门，跟我爸爸说，你早晚也跟他们学，也得闹离婚。
　　我问：你信不信这种话呢？她说：不信。你心软，不狠，办不了害人的事儿……
　　因为这些话是在熄了油灯之后的黑暗之中说的，我们都看不到彼此脸上的表情，但我听出妻子的语气坚定。得到妻子的信赖，我很自豪，激动地紧紧搂住她发誓似的说，你告诉你爸你妈尽管放心，我决不当那号缺德的人！
　　一股“离婚风”在农村骤然刮起，而且越刮越烈，我早就有所耳闻，只是一直采取不过问的态度。一则由于我太忙，终日忙着学文化、练写作和应付日常杂务，实在没时间顾及那些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情；二则因为我对那股风里裹挟着的一种邪气看不惯！
　　邪气是由那些吃上公粮、穿上干部服和军装的农民们给搅和起来的。当初他们在村子里干庄稼活的时候，又穷又苦，很害怕打一辈子光棍儿，千方百计地娶上个老婆，就心满意足地哄着老婆给他生孩子、跟他过日子。后来捞到了一个以前做梦都没想到过的官职。地位变化，眼界开阔，接触到年轻美貌又有文化的女人，脑袋里滋生起喜新厌旧的毛病，就浑水摸鱼、乘风而上，纷纷起来带头钻新婚姻法的空子，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一时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2)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新婚姻法实施后，在县直机关带头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的老伴儿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年轻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轰动一时。有这么一位领导做这样的“表率”，县直机关的男人们，不论年岁大小，不论原来的配偶与之感情如何，纷纷比赛似的追时兴，吵吵嚷嚷跟乡下的媳妇闹离婚。
　　对这种事我看不惯，对这种人我看不起！
　　不料想，有一天，我刚走进县委大院，就被传达室老王叫住，他悄悄告诉我，彭同志(指县委书记)说，梁浩然年轻轻的思想这么封建落后，还不赶快离婚！
　　听了这话，我一下子呆住了，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一向争强好胜，脸皮薄，又爱面子，被县委书记说成半封建，可非同小可呀！正这样想着，迈进办公室的门口，我第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桌子一旁的妻子。怎么偏赶这时候来呢！我心里很不高兴。吃罢饭，我走到她跟前，低声对她说，往西去的汽车还有最后一班，你坐上回去吧。过些日子，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了，我一定回家去住几天。
　　妻子对我这个决定很意外，睁大两只迷惑不解的眼睛望着我，好一阵才开口，用商量的语气对我说，天都这么晚了，明儿个再走不行吗？
　　我狠狠心对她含糊其辞地说，这机关里边挺复杂、挺乱糟，哪有回家住着塌实？走吧，汽车很快就开了，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妻子再不说什么，立即站起身，从床上拿起那个还没有打开的红色小包袱，带头朝外走。
　　我明知妻子对这样离开县城心里不悦，会系上许多疑问的疙瘩，会怀上极度痛苦的怨恨。并且，她只能把这一切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绝不会说出来，用棍子撬开她的嘴巴，也不会让她吐出一个字，这就是妻子的性格。而此时的我，也不能再说什么，因为没有时间多说，就是有时间，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有默默地跟在她的身后边，又像做贼那样，提心吊胆地走出可怕的县委大院。
　　我一直处于惊慌不安的状态，不敢多看汽车上的妻子，不停地左顾右盼，很怕碰到熟人。直到汽车开动了，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可是，一种混杂着内疚、怨恨和惆怅的情绪猛烈有力地袭上胸膛。
　　以后的几天，我一直担惊受怕。想写信跟妻子解释一下，又想到她不识字，即便请别人读给她听，复杂的感情她也不会明白。在县委又担心突然被县委书记叫去责问“为什么不离婚”。万般无奈，想到我惯用的处世手法：惹不起，躲得起！便要求参加下乡工作组。到乡下谁也不知我的底细，自然就没人关心我是否离婚，而且可以多回家看看。到了家，什么也无需对妻子解释，往一个被窝里一钻，什么误会、委屈、怨恨，全部烟消云散了！
　　5
　　到了1954年春天，我回到地委党校，写了小说习作《两千块新砖》和《探望》。这两篇写农村新生活的文章在《河北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以后，引起社会重视，我被破格选拔到《河北日报》当了新闻记者。
　　城里的灯火辉煌让我忽然感到单身在外的孤寂。
　　周末走在街上，脑子里一会儿映现着舞厅里一对对舞蹈的男女，一会儿又映出我那乡间小屋里的妻子。我也曾想如果周末不下乡采访，我要让妻子带儿子来通县，也过“礼拜六”，也坐坐小酒馆，也到那热闹的舞厅走一趟。可是又一想，她若来了，对这里一切都是陌生的，对一切都是不习惯的。大城市、大机关可不同于小小的县城，这里的干部也不同于团县委那几位同样是农村出身又常到农村去的同志，妻子到这里跟人家能搭上话吗？人家会不会耻笑她的土气？到了酒馆进了舞厅，她会不会用农村那一套庄稼人的方式对待朋友？说出使我难堪的话，甚至出现让我丢面子的动作？
　　我回到空无一人的宿舍闷坐了一会儿，孤零零的连一句话都没有对象说，越发觉得空虚寂寞，不由得趴在桌子上给乡下的妻子写起信来：你应当学文化、求进步，社会在发展，形势在变化，照这样下去，你就跟不上时代了……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3)
很快，妻子的回信来了。我打开信的封口，抻出信瓤，展开一看，开头第一行字是“夫君见字如面”。
　　看了这字体、这语气，我立即弄明白，这封信是妻子求人代笔写来的。这样俗不可耐的称呼，使我脸上发烧，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赶忙把信一团，塞进裤子兜里。
　　回到宿舍，趁没有人在，才展开看。妻子信的大意是，她已经收到我的信了，她正在进步，每天晚上带孩子上民校，认识了好些字，还向刘吉素村的青年团支部提出入团申请，那边答应吸收她，等等。
　　我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人，很明白“带孩子上民校”是何等情景。那不是学校，是个孩子哭女人叫的“蛤蟆坑”！那不是学习文化，是凑热闹、应付差事！至于申请入团，十有###是我那位岳父，为了适应我的政治需要“越俎代庖”，替妻子在那边的青年团组织挂了个号而已。
　　妻子的这封信既没有给我带来丝毫的快乐，也没给我一点精神安慰。收到这样的信以后，我反而越发苦恼。从前，我以自己家里有个朴实、贤惠、安稳，能操劳过日子的妻子为荣；如今我的地位提高了，身份变了，开了眼界，有了比较，有了新的欲望和追求，因而一想到妻子那副落后、笨拙、土里土气的样子，就从心里生出一种无可名状的羞耻感。
　　唉，我那个乡下的妻子，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有文化、懂文明的女人？什么时候才能够成为脱产干部，像别的男人的妻子那样，跟我一块儿过过“礼拜六”，一块儿逛逛大街，一块儿看看电影，一块儿到舞厅里跳跳舞呢？当初，我要是跟干姐赵四儿结了亲，我准能够很容易地把她改变成现代时兴的女性，决不会让她落后到这样的地步。然而木已成舟，过去我们夫妻俩好过，如今又有了孩子，只能够忍耐着痛苦，对付着过下去……
　　我这样颠三倒四地胡思乱想，浮躁的情绪使我看不下书也写不了稿子。当了新闻记者，有了更多的自由，本来可以常回农村看看妻儿，事实上我却极少往那边迈步。每当思念之情偶然生起，一想到妻子的那种状态、那副模样，以及往后长长的没有味道没有奔头的日子，就如同用一瓢冷水，把我的一切欲望全都泼灭，再没有前往会面的兴致。
　　有一次，报社派下来一个专题报道任务，让采访一位农业合作社社长，了解对省委最近有关巩固发展互助合作组织的反映。记者组组长王力军说，三河那边好长时间没有见报，为求平衡，应该借这个机会让他们在报上露露面。你对那边的情况熟悉，去跑一趟吧。
　　我带着这个临时的紧急任务，骑着自行车赶到三河县。县委农村工作部推荐大黄土庄的王廷权作为采访对象。恰巧王廷权在家，我们就立即谈开了。总共用去一个多钟头，采访工作就已经完毕。
　　这时候，太阳刚刚平西。
　　我的目光不由得向东移动，注视起来。这派景物，我是非常熟悉、感到非常亲切的。我认出一座面朝正南的山岭那边，就是三郎寨。在三郎寨那层层的梯田里和行行的果树间，还有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曾经洒过我的汗水，撕坏过我的衣衫，磨破过我的鞋袜；同时它们曾经令我生发了多少美妙幻想，使我增添了多少人生经验，学会了多少只有靠山吃山的庄稼人才具有的哲理和智慧！稍一回忆，我就能想起那山泉的清凉，那落果的甘甜，野花的芳香，青草的茂密，小鸟在枝杈间穿飞，大蝈蝈在灌木丛中鸣叫，黑蚂蚁和“山虎子”在石头上跑来跑去……那时候，我每天踏着晚霞铺着的石子小路走回家。走回家的我是疲劳的饥饿的，那个家有香喷喷的饭菜能使我吃饱肚子，有温热的炕头能消除我的疲劳。在那距离并不太遥远的岁月里，我是何等贪馋家里的饭菜，多么留恋家里的热炕头呀！
　　想到那个被我淡忘的家之后，随即想到它以往给予我的温馨、满足和愉悦，一种对妻子和儿子的思念之情油然而起，且是这般的强烈和迫切。再不顾多想什么，就自然而然地调转车头，驶上京榆公路，向东奔向五里远的段甲岭，再往东，奔向八里远的白涧，拐个小弯儿，到了我度过少年时代的王吉素村。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4)
进了二门，我看见了儿子。他正独自在窗户前边玩耍，他刚会走路，手里持着一根木棍，轰赶着要回窝的鸡。鸡群被他赶得团团转。
　　我一面朝里走，一面呼叫他一声。儿子停止住淘气的动作，怯生生地看着我，那双黑大的眼睛闪动着警惕而又恐惧的神色，见我朝他走过来，他随手扔下棍子、撇开鸡群，转身往屋里跑。石块垒砌的台阶把他绊了一下，他跌倒在闻声迎出门来的妻子身上。妻子一边弯腰扶住儿子，一边对他说，没事儿你念叨爸爸、爸爸的，这会儿来了，咋又害怕呀？她这样数落着，抱起惊慌未定的儿子，既没跟站在她身旁的我说句问候的话，也没有看我一眼，对我似乎像对待一个陌生的路人，也像对待一个她所不欢迎的人那么冷漠。
　　其实这情景是我俩婚后常有的，也是极为普通的。无论我外出多远多久，返回的时候，她都用一种冷漠的态度对待。尤其在我不期而至、突然出现在她面前之时，她明明是惊喜的、高兴的，却偏偏不动声色，几乎麻木不仁、拒人千里，一点点热乎气儿都没有。从前，我习惯了这种“农家夫妻”的礼遇，如今我已经不是“农民”，对这样的“农民夫妻”的礼遇，对这样的故作矜持的架势、毫无表情的脸孔，觉得极不舒服，很是别扭。
　　妻子不声不响地抱着儿子走进里屋。我也就默默无言地跟进来。
　　儿子好似从记忆里找到了我，把他挂在嘴巴上的爸爸跟坐在他跟前炕沿上的爸爸对上了号，看着我的眼光变得柔和了，脸上也有了笑模样。当他母亲把他塞到我的怀里时，他不仅不再认生，不再害怕，反而很好奇、很有兴趣地仔细打量我的模样，摸我衣兜里插着的钢笔，翻翻我刚放在炕上的文件包。当他发现我腰间掖着手枪时，他挣开我搂着他的胳膊，一定要拿过去，津津有味地摆弄起来。
　　妻子一见，惊慌失色地扑过来，抓起儿子的胳膊，连声吆喝：撒手，扔了它！撒手，扔了它！待儿子丢下手里的枪之后，她又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咋把啥东西都给孩子玩儿？弄响了咋办？真是没正形儿！
　　这是我们夫妻久别再见以后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就是抱怨和训斥。我听了很刺耳、很不自在。她根本不察看我的脸色变化，更没有体会到我已然不悦的情绪，只顾把儿子从我怀里抱过去，冲着我急赤白脸地说，快把枪拿过去吧，放到柜子里！
　　这是她对我说的第二句话。第二句话是生硬的命令式的，让人难以接受。
　　妻子又像往常那样，把她已经做熟了的稀粥从锅里盛出来，放在一边，另外给我做了两张我平时最喜欢吃的糖饼和一小盆疙瘩汤，还在汤里浇上过多的香油。我没有领会她的这份盛情，也没有过去的那种好胃口，匆匆吃过饭便回报社了。
　　第二天中午我回到记者组，收拾完背包，忽然发现平时总是佩戴在胸前的一枚证章不见了，估计掉在王吉素的家里了。
　　吃过午饭，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妻子去了封信让她寻找，那封信写得既详细，字体又一笔一画。我嘱咐她，找到证章以后，立即寄到报社记者组来。我唯恐妻子或者她所求的看信人弄不明白，还用另一张白纸画了一个证章的图案——一个圆圈，圆圈里边还画了个五角星和“河北日报”四个字。旁边注明：我丢在家里的证章就是这种样子，是白地，黑字，红色的星星。信写完，封好，我亲自把信送到邮筒里。
　　大概过了半个月，宣传部的文书把一张领取邮包的单据交给了我。
　　我一看那包裹单上写的寄发地址，正是蓟县王吉素村。料定这邮件是我妻子寄来的证章，就赶紧骑上自行车到邮电局去领取。
　　女业务员看看单子，又看看我的记者证，就转回身去，从柜台后边搬出一个挺大挺重的包裹，很吃力地举到柜台上，朝我跟前推推。
　　我一见那包裹，不禁愣了一下，以为是业务员拿错了物件，拉过包裹一看，那包袱皮上果然写着我的地址和我的名字。我疑疑惑惑地打开那细线密缝的布封皮，用眼一看，险些把我给气炸了肺。
　　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5)
妻子给我寄来的一大包东西，根本不是我寻找的证章，而是一堆废旧的《河北日报》报纸，有的是我以前看过扔在家里的，有的是剪下资料以后丢下的碎纸片，有的还是妻子专门从村公所搜集来的。
　　这时候，偏巧宣传部的文书也来邮电局寄发信件。他瞧见我面对着一堆烂报纸发呆，就好奇地凑过来问道，哎，这是谁给你寄来这么多旧报纸呀？我没好气地回答，我媳妇！他接着又问，哟！你让她给你寄这个干啥用呀？我哼了一声说，我发疯了，让她给我寄这种东西？真是岂有此理！
　　我说完这句话，就气呼呼地冲出邮电局，蹬上自行车飞快地回到机关宿舍。我越想这件荒唐事越冒火，为了发泄发泄，我马上给妻子写了封措辞尖锐刻薄的信：我可能把证章丢在家里，让你给找一找，你却给我寄来一些破烂报纸！你连证章和报纸都分不清，简直其笨如猪！
　　信发走了，我仍然怒气难消。我独自在屋里坐立不安，心里愤愤地想，这样“像猪一样笨”的女人，怎么能够当今天省报新闻记者的妻子、“明日青年作家”的夫人呢？往后还有很长很长的岁月，可怎么在一块儿生活下去呢？干脆离婚，各走各的路！
　　主意拿定，我终于在没有任何顾忌和痛苦的情况下，郑重其事地给妻子写了信，宣布要跟她离婚：我和你是旧式婚姻的牺牲品，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根本就不能够在一起生活下去，不如早日解除这种精神上的痛苦，彼此谁也不要影响谁的幸福生活，谁也不能耽误谁的美好前程……
　　信发出以后，我恐怕妻子一时间思想不转弯儿，来记者组找我，像有的女人那样耍赖和纠缠，那样太丢脸。我尤其怕岳父杨泽亲自出马，来通州找我和解劝说。无论跟他们父女俩哪一个见了面，都是十分尴尬的事儿，而且说不准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难堪局面。为了逃避那种难以预测的严酷现实，我只好又拿出“走为上策”的老主意，决定下乡采访，到北京西边的房山县去。我估计，那边离京东蓟县路途远，妻子他们对那边人地两生，绝不会到那里去找我；就算他们奔到那里，也不会找到我。
　　一个星期后，我赶回通州镇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我打开办公室的门，拉亮了电灯，急忙在桌子上的报纸和信件堆里翻找，终于发现一封与众不同的信件。
　　这是个用白报纸糊的信封。信封上的字写得七扭八歪，但是一笔一画，写得相当认真和工整，只是把发信处和收信处写颠倒了。可能由于我的姓名写得准确无误，邮递员和收发室的同志对我都认识而又熟悉，所以信没有错投和丢失。我把它拿在手上没有立即拆开看，因为我猜定是妻子的回信，而且是她平生的第一封亲笔信。妻子性格内向，既有心计又能够遇事不慌，是个很能沉得住气的人。可以估计她此番从我的信里得知我对她变了心，一定受到不小的震动。然而面对这意外的消息，她没有立即跑来找我，而是写了一封回信，那么，她在信上会怎么回答我提出的离婚要求呢？是不是认清了形势，接受了现实，想明了道理，答应了我的要求？如若不然，见到我那态度坚决的信，她会马上带着孩子赶到通州镇来找我，不会不急不躁、不慌不乱地自己动手写回信的。就是她自己不来，也会让她父亲代替她来找我当面说清楚。也许她明知大势已定，难以更改，只好忍痛答应我的要求，就写来这一封讲离婚条件的信，比如家里的房屋财产如何处置，孩子怎么抚养……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拆开信，抽出一张短笺，只见上边只有几行同样笔画幼稚粗笨却清楚明白的字。
　　梁浩然同志：
　　你来的信我收到了，你的话我明白了。我们两个人感情很好，日子很幸福，孩子很可爱。你亲口跟我说过，你不当那种坏了良心的人。我不同意离婚，你往后别再说这种事了，你别再起这种心了，人家知道了笑话，对你不好。我坚决不离婚，我们好好过日子吧。你在外边好好工作吧，该回家就回家看看我们。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6)
杨朴桥　　
　　看了这样的信，我心中倏然冒起一股无以名状的怒火，狠狠地把信撕了个粉碎，扔在字篓里，暴躁地兜了个圈子，随后无力地坐在椅子上。我呆呆地坐了片刻，随后烦躁地站起身，关了办公室的灯，锁了门，回到自己的宿舍，摸着黑，也没脱掉衣服，就拉开被子倒在床上。妻子那封短信中写的几句话，一句一句地在我脑子里跳动。那封短信看上去似乎语气平和，实际上里边裹着针、藏着刀，软里带硬，跟我杀气腾腾地对峙着，所以句句都让我冒火，使我生恨。我了解她既没文化而又性格刚烈，她一定是咬着牙，一字一想地写下这封信的，而且不会哭哭啼啼，甚至一颗眼泪都不掉。她是个有主意的女人。她已然拿定了对付我的办法，肯定不会轻易改变，不会轻易回头。她一定会坚决地照她想的主意跟我干下去、抗到底。要是如此，我可怎么对付呢？
　　在这段苦闷的日子里，我曾到密云县采访。
　　在县委办公室，给我捧来茶的是一位女同志。
　　在闹离婚的那段时间里，我增加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习惯，到哪儿遇见美貌的姑娘就不禁多看上几眼，跟心里藏着的那个新式配偶的标准比较衡量一下。所以这时候我对那个递茶水的女干部又忍不住地多看了一眼。县委书记高华兴安排我住在县委大院一间久无人居住的房子，那里又脏又破。给我倒茶的女同志名叫小秀，她主动提出帮我收拾房子。不一会儿，我们在县委办公室正聊着天，棉门帘揭开了一个缝儿，小秀姑娘侧着身子，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
　　她脸色通红，仿佛刚从洗澡堂子出来。两只列宁服外罩的袖子，连同套在里边花格子的棉袄，一起挽到胳膊腕子上，腕子和手背跟脸色一样红。她停在门口处，看着屋里的人，等说着话的人止住声音，她才对我微笑着说，梁同志，屋子收拾好了，把您放在秘书科的东西拿过去吧，要不然他们吃饭去锁了门，影响您用。
　　走到第二排房子的近处，我们的眼前忽然间出现一个奇迹。
　　在那间空闲着不住人的地方，枯黄的杂草已经被割走，积集在台阶上下的落叶和沙土也不见了踪影，窗户上糊了新纸，一只挂着锈迹的烟囱头从顶端那一格子里伸出来，冒着一缕青烟。
　　本来走在我们这伙人中间的小秀，这会儿赶到前边，打开掩着的门扇，示意我先进去看看。
　　我跨进门槛儿，立即感到一股热气扑脸，有一种洒扫过的土气掺和着木柴燃烧过的气息钻入鼻孔。
　　床铺上的褥子、单子、枕头，以及叠着的被子都摆得整整齐齐，桌子椅子被擦得干干净净。生起火来的炉子，煤球在炉膛里发出噼剥响声。铁壶灌得太满，鼓胀着的水，流在炉盘上，“吱儿吱儿”地直叫。
　　就这样，我躲藏在密云县城，住在县委大院里，丢开了婚姻问题的烦扰，也避开了花花世界的诱惑，能够让心绪沉静下来，投入工作和学习的奋进之中了。
　　我正学习范文澜先生的《中国历史简编》，并重读陆侃如、冯沅君两位教授所著的新版《中国文学史》。钻研的作品，古典的有《聊斋志异》，现代的有叶圣陶和许杰的短篇小说。叶、许两位写的都是20年代南方农村生活，跟赵树理、柳青和孙犁的作品极为不同，从反差对比之中，倒能够品尝其中一些有益的新鲜味道。
　　小秀在农业局那个办公室做秘书性的工作。她的工作任务似乎不太多。也许因为她积极能干，分到手里的事情很快就做完，所以她有很多空闲时间在县委秘书室帮助做杂务。我这一回来密云，她就帮了我许多忙，而且诚心诚意。不光在给我安排住处那件事上，她费了心思、付出了辛苦，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一直热情不怠。只要我外出回到县委大院，她必定侍候在左右，一呼即应。我要找人谈话，她骑上车子就去，准得设法找到了才回来。我要往记者组打长途电话，她就摇那个把人气死急死的老式电话机，叫通以后能对话的时候才叫我去接。我要寄发信件，她马上给我找糨糊，封住信封，贴了邮票，亲自送到南街的邮局去。尤其是那个取暖的炉子，更幸亏有她帮忙。开始是她亲手安装，亲手生着的，以后一直由她管填煤、清灰、封火。在那段日子里，因她的细致照应，炉子没有熄灭过。晚上我读书的时候，读到多晚她等到多晚，一定等我刷牙洗脸，准备睡觉了，她亲自封了火，才肯告辞走开。而且，她出去进来总是轻手轻脚，从不弄出什么响动，更不主动跟我说话，不给我任何干扰和打搅。
　　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7)
本来，小秀姑娘给我的印象属于少言寡语那类，有一天晚上却表现得格外兴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文学艺术，谈论起正在大城市里上演的新电影，其中有国产片，有苏联片，还有我都不曾看过的印度的翻译片。从谈论中，我注意到她情趣广泛，发现她具有相当不错的鉴赏能力。她的谈论也勾起我的许多记忆和想法，我忍不住向她倾吐。于是我们就很自由很开心地交谈起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得十分热烈，如同小河流水，有谈不完的话题。
　　往油灯里加了一次油，往火炉里加了两回煤，她才站起身来说，可不早了，该休息了，明天您还有采访任务哪。她说着，手脚麻利地把煤炉封好，最后明显有点儿恋恋不舍地走出屋门。
　　我送出门口，望着她那在星光中渐渐远去的背影。
　　走远的她，停住脚步，回头看看，朝着我举起胳膊摆摆手，随即无声地拐过墙角，在夜色中完全消失。我站在门口，心神摇荡，激动不已。冷飕飕的夜风吹着我那发烫的脸颊，我觉得眼前的情景好似一幅画，如同一首诗，仿佛进入了神府仙境，那么美好动人。好长时间以后我才回到屋里，躺进热被窝，熄灭油灯。我脑子里总是闪现着小秀的面容，耳边总回响着小秀的话语，久久不能入睡，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起来：小秀这个姑娘真不错，模样像她的名字一样秀美端庄，性格稳重温柔又热情大方。她的知识很丰富，兴趣很广泛，同时又保持着农村劳动妇女的勤快和能干的特点，尤其善解人意，定是个管家过日子的能手。我想，如果我离婚以后，能够跟她结合，我可以送她到中学继续读书，等到她毕业留城市里工作，我们夫妻俩就成了双职工，就能够像地委宣传部的李干事那样，每个星期夫妻到一块儿过“礼拜六”，錿大街、逛商店、看电影、学跳舞，那该有多么幸福！搞上小秀这样一个妻子，比李干事那个纯城市人的妻子有优越性。小秀姑娘既有李干事妻子那样的现代女性的文化知识，又有农村长大的女性的那些传统美德，我们两个人一定有共同语言，有一致的生活习惯，准能过得和谐美满。我还用小秀的优点跟那个久久藏在我心里的赵四儿比较。比来比去，虽然觉得她们各有千秋，但是最终结论是，跟小秀搞对象结婚最实际，而且能够使自己的想法得以实现……
　　第二天早起，我给住在蓟县故乡的妻子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进一步表示了我跟她离婚的决心，要求她尽快打通思想，同意跟我办手续，这样互不影响，双方都有好处。并且希望她速速回信，不要再拖延，不要再让我挨折磨，也不要让她自己被折磨了。
　　下乡采访的路上，我把这封带着钢铁般决心的书信，亲自投进邮电局的信箱里。
　　这天晚上，我们又聊起小秀喜爱的话题：电影。她嘻嘻地笑，笑声中，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膝盖上。
　　虽然隔着很厚的棉裤，也好似感觉到她那只白白胖胖小手的温热，如同一股电流，从膝盖传遍周身，心脏也随着猛烈地狂跳，我自己都听见那“怦怦”的声响。同时有一股难以抵御的亢奋的冲力，在体内骚动、撞击,又觉得天昏地暗，一切都在我听觉、视觉和感觉中消失了。
　　沉默片刻，小秀朝发呆的我瞥了一眼，声音发颤地说，你来密云那天，我第一眼就看上你了……你这屋不保险，说不定啥时候就来人。到我住的那屋去吧，那儿最安全。我先走一步，头里等着你。你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把屋里的灯吹灭,别忘了啊！她这么说着，果断地收回手，站起身，脚步轻轻地走向门口。
　　我迷迷瞪瞪地看着她走出门去。棉门帘掀动的时候吹进来一股冷风，扑在我的脸上，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不能自制的欲火烧得我神魂摇荡，本来要像凶猛的野兽那样冲过去，倏然却感到紧张和恐惧，发烫的脸颊冒出一层冰冷的汗珠子。我抑制住骚动的心，不知所措地收回目光，呆呆地看着炉子里喷吐的火苗，看着跳跃不安的灯光，胸膛里如同翻江倒海，乱乱腾腾。
　　书包网 www.bookbao.com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8)
我身不由己地迈动脚步，想朝小秀召唤的地方奔去，但脑海里却跳出一个人的影像，这个影像是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小说《复活》里那个被人糟践而堕落的女主角玛丝洛娃。我把小秀跟玛丝洛娃两相对照，不禁思忖：对待一个善良纯洁、真心实意爱我的姑娘，我轻率地这么做合适吗？我们发生了那样的关系，如果跟妻子离婚的事儿办不成怎么办？如果使小秀怀上孕又怎么办？常言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一个受人尊敬的新闻记者下乡采访干出这种勾当，一旦暴露，准得挨处分、被撤职。传扬出去，自己的文学梦想，美好前途，全都得被断送！迈进这样的禁区，在当时中国，比杀人的罪犯，比戴上帽子的反革命分子，还要不为人们所容。迈出那个不允许迈的一步，事情一败露，什么东西都会丢光，一生一世都难抬头，这样的结果实在可怕呀！为了事业，我该管束自己，跟妻子办了离婚手续，再名正言顺地跟小秀搞恋爱结婚，组织一个新式的幸福家庭，这样既光彩又没危险……
　　我这样地前后一想，发热的头脑终于冷静下来，迷乱骚动的心也同时平和了一些。随后我不禁长长地透一口气，倒一杯水，一边喝着一边考虑：我如果不由着小秀的约请到她房间找她，她等久了一定返回来，到了那时候我再心平气和地劝她也冷静下来，劝她耐心等待，等我办了离婚手续，我们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好了。那时候即使做出了越轨的事情，也不至于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小秀是个聪明人，明白了利害之后，她会约束住自己，支持我这样做，而且因此她会更爱我……
　　这样想着，却被屋外嘈杂的人声打断。接着，县委的几个人走了进来。一进门，他们的神色便让我感到，我和小秀的事他们已经感觉到了。其中一个叫林广汉的，他用一种十分严肃而恳切的语调开导我说，梁同志，小秀那个女人就是戴着画皮的美人，就是嘴巴不说心里打鬼算盘、暗地使邪劲儿的家伙。你过去没到我们县来过，好多事情你不知道，也不了解一些人的根底。小秀那女人，可不是个简单人物，你千万小心不能上她的钩。一沾上她，你就算完蛋了！说着，他把椅子往我跟前拉拉，坐下，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平和。他接着说，小秀这个人根子就不咋样。她结过婚，那男的是北边新城子深山沟里一个种地的农民，人特别好。成亲以后那男的还供养着小秀上学念书，一直念到高小毕业。山里人来点钱多难呀。可是小秀一当上干部就变了心，把男人甩了不说，还乱搞！
　　其他几个人听到这儿，都凑到跟前来，这个一言，那个一语，聊起了小秀那不道德的行为。说某个单位某个人，怎么让小秀勾搭上了，某人就开始闹离婚，没等把手续办完，小秀又跟另一个有妇之夫某某勾搭上了。某某跟妻子离了婚，小秀又勾搭上另一个有妇之夫。结果闹得某某至今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只好吃住在机关办公室里。
　　当时的我年纪轻轻，而且是个“矛盾体”，身上还保留着浓厚的农民式的封建意识，还兼有强烈的小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待我终于相信了林广汉他们所说的那些话之后，先是吃惊，接着后怕，继而变得义愤填膺。我对小秀这般不道德的行为十分憎恨，对自己能够在“关键时刻”终于管束住自己没有上钩入套很是庆幸，又对几名身受其害的妇女和被其拆散的不幸家庭深为同情。同时，在我的内心里还混杂着一种说不出口的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污辱的羞愧之感。最后恼羞助长了怒火，激动着我的头脑，使我难以忍受，更难以心情平复。
　　待几个青年干部把不满发泄完，告辞走了。我闷闷地坐了片刻，思考了一下，就捻亮油灯，铺上稿纸，一气起草了一篇题名《自己的“幸福”，别人的痛苦》的讽刺性小品文。
　　在这篇小品文里，我作了尽情的发泄，指名道姓，把刚刚听到的有关小秀的不道德的恶劣行为，全部暴露抖搂出来，给予了义正辞严的批判。当然把她勾引我的事隐去了……因为那事虽然没成事实，可传扬出去，对一个省报的新闻记者来说也不太好听，容易引起人们的胡乱猜想，影响我的名誉。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19)
对那件事重要的、也可以说是关键性的细节，我写文章时，有意识地做了手脚，省略了真相，完全是从自我出发，完全是为了维护自我而为的。这个秘密一直隐瞒了四十多年，同时我一直自我感觉良好，从来没有想过在小秀勾引我的这件事情上，我有没有责任。完全没有想，当时没有想，过几十年仍然没有想。1993年夏天我突然中风，在医院治疗一个阶段，转移到密云水库的“云水山庄”休养的时候，有一次，一位一起在密云工作的老同志来看望我，谈起旧事，提到小秀。他说小秀还活着，活得不怎么样，当年挨了批评，受了处分，就下放到一家刚合营的手工业作坊当工人，直到年老退休。我听到这话，突然间在脑海里冒出一种“后怕”的情绪。当年，只凭着青年人的气盛就写了那篇指名道姓批评暴露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以后，小秀若是想不开而自杀，岂不是形成个始料不及的过失？虽然我也不会为此而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我写文章原本只求起到警告作用，不愿意造成这种悲剧！我不能不反省、不能不正视那场短促的纠葛，我意识到应该考虑自己的责任。假如我那时候没有“闹离婚”，没有“骑马找马”地寻找新的对象，就不可能对小秀萌发不该有的杂念。杂念萌发了，定会有所流露，丝毫不应有的杂念的流露，对不规矩的小秀来说，都是一种鼓励，她才会有“故技重演”的动作。我只批判小秀而不肯自省，并心安理得了几十年！人的自知之明如此难以做到，人的自私自利意识和下意识能够自欺欺人到如此地步，实实的可怕呀！而且，当年写那篇小品文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抨击那种不道德现象，而不宜针对某个具体的人。为此，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采访完，从密云回到采访组，收到妻子的信。信上写道：……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你的工作顺利吗？我还上民校，入了团，孩子学会说好多话。我给你做好了一双鞋，是我给你送去，还是给你邮去？你来信说明白。你要小心身体，不要老想那件事。那件事你一定要那么办，我也不难为你，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你高兴就行。我就带着孩子在家里过一辈子，饿不死……看到这儿，好似有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把我的心脏使劲儿地揪扯了一下，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气，两眼一阵子发黑，脑袋嗡嗡作响。
　　几个月来，心紧似铁地拒绝和我离婚的妻子，今天这封亲笔书信，却突然松动了，表现出出乎意料的灵活性。事实上，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无可奈何地向我退让了：你一定要离婚，我也没有办法，我就带着孩子在家里过下去……
　　凭着我对妻子为人和性格的了解，她这样地把话说出来，她就一定会这样做。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刚刚两岁的孩子，在那偏僻的靠山小村熬日子、守活寡，这是一条多么苦难而又漫长的人生之路呀！她是在封建意识很浓的家庭里长大的，接受的是“三从四德”、“好女不嫁二夫郎”的教养，加上农村当时那十分严重的旧风俗和旧习惯势力，如果我们真的离异了，她绝不会再另嫁他人，她会留在王吉素村，守着儿子过。同时她那固守老传统、老规矩的父母和至亲们，也一定会支持她走她选择的这条路，不容许她选择新的路子，对于已然固定了的生活模式，绝对不可逾越和有所更改。因此，可以料定，她的人生道路至此就算定了型，今天就是她的今后。今后的她，今后的她们母子，那岁月将会是何等的凄凉和悲惨？
　　我不禁想起了我的父亲，就是因为父亲缺少正气和志气，有了外遇而不顾妻子儿女，不仅毁了他本身，也连累了我们。如今，我在婚姻问题上也产生了喜新厌旧的思想，这不是在父亲那条毁灭之路上重蹈覆辙吗？
　　我前思后想，越思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行为可怕，越想越觉得后果悲惨，因此越发悔恨，到了后来就抑制不住地趴在床上，无声地而又不断地流淌起泪水。
　　我给妻子回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我问候她，问候岳父，问候岳母，问候我们的儿子。同时告诉她，那一双为我做成的新鞋不要邮寄，也不要送来，抽空我将请几天假，专程回家去取。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0)
在那封信上我没有表示忏悔，没有说一句“不再闹离婚”的话，一切一切，我都想用实际行动去体现：实际行动就是我痛改前非的决心。我的决心是此生此世再不跟妻子闹离婚！
　　不久我赶回蓟县那靠山小村家中去探望，跟妻子和儿子度过几天最热烈、最甜蜜、最愉悦快乐的日子。
　　很庆幸我那一次的翻然悔悟，保全了这个家，保住妻儿没受伤害，也保证了我自己在难逢的人生花季，应时地接受了雨露阳光的滋养，没有蹉跎岁月，没有悔恨终生。
　　6
　　由于一次采访失败，我被撤销了新闻记者职务，被驱逐出记者科，“戴罪”发配到读者来信科，干拆阅信件的工作。
　　读者来信科被人认为是整个编辑部最末流的科室，安排到这个科工作的人都是一些被照顾的病号或有孩子和家务拖累的妇女，以及那些刚从中学分配来不能担负正式工作的小青年。
　　干这种工作的整个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男性，其他同事无一例外地都是有小孩子的妈妈，又几乎都是楼上各科男编辑和领导干部的家属。只要下班铃声一响，她们就急急忙忙奔向北院的家，忙起她们的家务。我在办公室附近的公共食堂用餐，到同样距离不远的集体宿舍睡眠。在一块儿吃饭的都是没有家的印刷车间的工人，在一块儿睡觉的都是勤杂人员。我们做着不相同的事情，想的问题不一样，自然也没有共同语言。白天一上班就工作，晚上回屋就睡觉。同室住的那些没有事情做也没烦恼的单身汉们，有的打扑克，有的下象棋，有的聊大天，有的讲笑话，无聊而又嘈杂。这情景常常使人烦躁得想从床上跳起来，骂他们一顿，打他们一顿，把他们一个不剩地都赶出去，只留下我一个人安静安静！
　　我没法读书写作，也没情绪读书写作，勉强地捧起书本，也总是走神儿，看不清字行，眼前只有黑糊糊的铅字，只有模糊的一片。我赌气地扔开书本，倒头大睡，睡不着就胡思乱想。
　　以前我也有睡不着觉的时候，睡不着也想事儿。但是那时候想的都是读过的一些书籍所给我的某种思想启迪，可以深深追究的问题，或生活中看到的新鲜事件，遇到的独特和有趣的人物。现在睡不着，想的都是那些想不通的苦恼问题。越想不通越苦恼，越苦恼越想不通，最后只剩下苦恼的空虚，空虚的寂寞和无聊。寂寞无聊得特别害怕孤独，实在孤独得害怕。在这种情形下，就想家，如饥似渴地想家。如今我的一切都完了，一切都没了，然而可庆幸的是我有一个完整无损的家，家里有个完全忠贞于我的贤惠勤劳的妻子，还有个伶俐健康又活泼可爱的儿子。在此时此地此种情形之下，唯有他们才是我精神的靠山和寄托，他们会给我急需的安慰和抚爱，使我逃避痛苦的风暴，有了安全港湾……
　　最后，我终于起了在保定、在身边安个温暖小窝的心意。于是立即出去租房，然后给妻子写信，让她先到北京，在那里换火车。
　　妻子既是平生第一次乘坐火车，也是第一次来到首都，于是我特意在等乘火车的空隙陪她参观故宫博物院。我兴致勃勃地当向导，给她讲解我所知道的古迹。不料妻子对此毫无兴趣，走过一层大殿，就坐在玉石的台阶上说，你爱看你去看吧，我在这儿等着你。我说，我是专门陪你出来参观的呀！她说，这些没用处的老古董玩艺，喜欢也不能买，看一眼就行啦，腿走得太累……我听了这句话哭笑不得，只好扫兴地走出天安门，抱着儿子跟妻子一起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当天赶到保定。从此，我的妻子离开了生养她的那块黄土地，我也结束了只身漂泊的生活。除王吉素那古老的砖石房以外，我又有了自己的窝巢，自己的家。妻儿给这潮湿阴暗的房子带来了温馨、光明，使这个狭窄低矮的房子变成能够容纳我躲避羞辱、忘却孤寂、养愈精神创伤的所在，成了我独有的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
　　7
　　不久，我被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工作。我的女儿春水也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喜鹊登枝》一起，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1)
“大跃进”已然在中国大地开始了。“不为金钱而为共产主义写作”，是大多数作家共同的心声和行为。很多大作家在报纸上公开倡议降低或不要稿费。《喜鹊登枝》正在这时候出版发行，恰恰是赶上第一批降低了稿酬的新书。即使如此，我这本书还是得到每千字十元钱，没有印数稿费，得一千一百元钱。这是我平生拿到的最多的一笔钱。钱到手里以后，欢喜之余，我首先想到了那位给我“生了儿、养了女”的妻子。
　　节俭，是妻子一直保持不变的习惯，也成了她性格的组成部分。她的这种作风，不仅给儿子有榜样的作用，就是对我也同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比如用电，不论是安装上分户电表，还是按灯头数量收费，天色不黑到看不见东西的时候，谁也不准许开灯；事情办完，人走开一小会儿，也得把灯关掉。比如使水，不管公家花水费还是自家花水费，洗筷子洗碗，都得把水打到盆子里，用盆子里的水一遍一遍地清洗，决不允许把水龙头一拧开，哗哗地放着水，拿着碗筷一件件冲涮。吃剩下的菜与饭，从来不肯轻易倒掉，即使已经有点馊味儿，也要放些碱面，重新煮一煮、热一热，全部要吃进肚子里去。衣服更是坏了补，补了穿，一条棉裤的里子起码得由十块各种颜色的旧布片拼凑而成。身边的鞋子只有两双：一双棉鞋，一双夹鞋；破到再不能穿的程度，才肯买新的……
　　在《河北日报》所在地保定居住的时候，我曾经催她多次，并亲自陪她到商场里转悠了好几趟，她才买了一双廉价的黑皮鞋，扯了一块最普通的花洋布，亲自缝制一件旗袍穿在身上。我为了显着气派一点儿，拍照的时候，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给她戴在腕子上，把她别扭得胳膊都不知道怎么放。调到北京以后，住进了大楼，楼上还有外国人，妻子仍然保持着农村的生活习惯，不论吃的用的，特别是穿的戴的，依旧十分土气。
　　为这个，我很不满地对她说，你应该讲究点儿打扮啦！
　　妻子很不以为然地回答我，身上不光着不露着就行了，整天做活计，穿不出好来。常言说，“笑破不笑补”，破了不补才说明女人手懒。
　　我郑重地对她说，你如今是首都北京的人！你是中央一级报纸新闻记者和青年作家的妻子！别再土里土气的一副寒酸相，让人家瞧不起！
　　妻子不再吭声。可是以后她的穿着打扮依旧没有一点点变化。
　　这一回出版了书，得了这么一大笔稿费，我就盘算着，等到星期天去王府井百货大楼逛逛，让妻子好好地装备一下。
　　星期天，临出门的时候，我嘱咐妻子多带上点钱，告诉她，到那儿先给她做一身体面的衣服穿。
　　妻子听了我的话，低头想了想，好似下了狠心般地说，行，反正该换季了。
　　我们高高兴兴地出了门，坐公共汽车到王府井大街，一直登上百货大楼卖呢绒毛料的三楼。
　　妻子那天格外兴奋，一上楼就围着柜台转，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好看，什么都想瞧上一眼。到了立着的一卷卷一捆捆五光十色的毛料子跟前，她的眼睛更不够用似的，睁得大大的，细细观看。
　　我陪在旁边鼓励她，自己挑吧，你喜欢什么样的，咱们就买什么样的。
　　她向前跨近一步，指点着说，就这两种。那边那种做上衣，这边的这种做一条裤子。我觉得挺好的。
　　我顺着她的手指一看，见那料子一种是蓝色的毛哔叽，一种是古铜色的华达呢。我觉得这两种颜色都老气了点儿，她应该做一身鲜亮的衣服穿。我搬着料子捆对她说，这种绿色的做上衣，那边那种花呢的做下衣，不好吗？
　　她一听，连忙摆手摇脑袋，太艳了，太艳了，做这么一身衣服，我上哪儿穿去？要是穿着回老家住几天，不让人家见了笑掉牙呀！
　　量尺寸的售货员把妻子选中的料子搬到案子上，计算了价钱之后告诉我，请您先交款，一共七十二块五。没容我开口，站在旁边的妻子惊叫了一声，七十多！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2)
我看她一眼，见她像被什么可怕的事情吓住似的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我怕售货员弄明妻子的怪样的原因，使我丢面子，就立即岔开问什么时候可以取衣服呢？
　　没等售货员回答，一转身，不见了妻子。
　　妻子不辞而别。我很不好意思地对售货员说，对不起，钱包由我爱人带着，她可能去买别的东西了……
　　原来妻子站立在大门口，背靠着门框，两手紧紧地抱着那个装着钱的布兜子，气呼呼地对我说，一身衣裳七八十块，要是买布得做多少件，够穿多少年？
　　我说，现在不是有钱了嘛！
　　她说，有钱就乱花，没钱的时候咋办？穿一身高级衣裳就高了？不穿就矮了？唉，再说你那些钱来得不容易，那是拼命挣来的，我可不敢随便糟践它！
　　妻子的脾气倔强，她认定不能做的事儿，谁也不能强迫她去做，再争论下去，我不会是最后的胜利者。好多人都听到我们这边吵吵，已经好奇地朝我们张望了，要是围上一群人来看热闹，那该有多丢人！没办法，我只得无精打采地跟着妻子离开了王府井。
　　有一次，北京一家名牌大学的中文系负责人打来电话，约我给应届毕业生做一场创作经验的报告。学校执意让我去一趟，还专门派学生会的一名女学生到编辑部来找我当面商量。
　　这位姓薛的女大学生模样端庄秀美，性格热情大方，看上去很有点泼辣，类似在电影故事片里见过的那种女兵。
　　第二天，我去看过一位朋友，该下车的时候，一个人不管不顾地从车下往上挤，差一点儿把我撞倒。
　　那人看我一眼，惊喜地叫出声：你回来了！
　　听到这声音，我仔细打量一下，原来挤车撞我的人是昨天到编辑部跟我“谈判”的那位女大学生小薛同学。
　　女大学生说着话，也就跟随我下了车。站定之后，她告诉我，刚才到我家去了，把大家的要求归纳成几条送来。我家的保姆说我很晚才能回来，就没等……
　　我奇怪地对她说，我家没有保姆呀！走错了门儿吧？
　　小薛说，没错，没错。把材料留给她了，她说你回来就交给你。
　　我仍然有点疑惑地叮问她，是三楼四号吗？那保姆有多大年纪？
　　她说，是三楼四号。那保姆三十多岁，胖乎乎的，中等个儿，一身农村打扮，一口京东土语，正在洗着一盆子脏衣服……
　　我听她说到这儿，释然地笑了，告诉她，那不是保姆，是我爱人……
　　她听了我的话，很显然地大吃一惊。接着，她开怀大笑起来，笑完之后，用手绢擦擦眼角，抱歉似的自我解嘲，不知者不怪罪，让我不要介意。
　　那次报告会结束，小薛又郑重地对我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说有几位爱好写作、也学着写作的同学，对我发出再会一面的邀请，希望我不要推辞。
　　于是那个星期日，我准时来到北海公园。进了南门朝里走，离着那座桥很远，我就瞧见了她，那位热情的小薛同学。
　　她一改以前那身朴素的衣着，一件在当时来说很华丽、很招眼的花条条连衣裙，代替了原来那身咔叽布的蓝色制服；腕子上那只男式的不锈钢松紧带儿的手表，变成了金闪闪的小坤表，表链上边还垂挂着镶嵌绿宝石的小玩艺儿。她的头发也精心地整理过，不搽油不会那般光亮；脸上如果没涂胭脂的话，起码也抹了浅浅的一层扑粉。她手里提着的再不是军队用的那种帆布兜子，而是一只漂亮的手提小皮包；另一只手撑着一把红色小旱伞。
　　她迎上来，微笑着跟我打招呼。我问她其他人在哪？她嫣然一笑，说，他们一个都没来，由她代表了。
　　我对她的这一身打扮，已经觉得很刺眼，从她说话的神情里更感到事情的蹊跷。顷刻之间，几乎本能地提高了警惕，不由自主地板起面孔，暗自思忖：她的举动肯定有问题。可是一个女学生，又能跟我搞什么阴谋呢？只要自己心中有数，拿定主意对付就是了，没必要太使人家难堪。随意走了一段，她忽然问我对老婆是否很不满意。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3)
我故意大声回答她，很满意！
　　她听了我的这句回答，不以为然地瞥我一眼，深深地叹了口气，随后说，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很不幸的，而且这样维持着，还想继续维持下去，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敢于面对面对我的婚姻与家庭做出如此恶劣的评价。我实实地有点恼怒了，责问她怎么这样说话！怎么这样武断！
　　她不急，也不恼，不慌不忙地说，过去只知道你的作品。那一天到了你家，才知道写出那么多精彩作品的作家，竟然有那样一个老婆……听了你的报告，了解了你的理想和抱负，越发相信你可以成为大手笔，可以写出传世之作。如果有一个好助手的话，一定能成功。你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写出更多的好作品，那将是社会的财富，而这财富不是别人能够代替创造出来的……
　　这些恭维的话，我听了入耳，很爱听。但是听到后来，仍然忍不住打断她的话，说，我这个家庭，并没有影响我写作。假如没有我爱人的帮助，现在这样的成绩也做不出来……
　　她截住我的话说，恰恰相反，如果有个得力的助手，可以写得更快、更多、更好！中国的作家本来就辛苦，方块汉字，一笔一画，写一本书得耗费多少时间？要是有一个人替你抄写抄写稿子，会省下你多少时间？用节省的时间能写出多少作品？
　　我没有算过这样的账，但我深知抄写稿子的艰辛和麻烦。
　　她接着说，这些都是浅显的理由。她之所以为我担心和惋惜，还有更深的内容。比如，我在构思、起草作品的时候，假若身边有个懂文学又是你知音的人，共同切磋切磋，推敲推敲，艺术水平会有怎样的提高？那样的生活起码是一个作家应该过的正常生活，而不是一个苦行僧熬日子……
　　这些话很尖刻、很刺耳，却在不知不觉中引起我的共鸣，我心里也不由自主地生发了几缕感慨。
　　接着，她突然刹住脚步，说，这些看法只供你参考，不一定都对。如果不讨厌的话，以后可以约时间再谈。
　　我对她的这番留有回旋余地的话，未加可否，就慌张地跟她握手告别了。过几天，又收到她的约请信，要我再去北海和她会面。
　　我不敢再见她。没有等到星期日，我就请了创作假，骑上自行车下乡了。一去半个月，回到北京，已经进入秋天了。
　　一进家门，我就问妻子，在这一段日子里，有没有什么人找过我。
　　妻子向我报告了一大串能记起的来访者名单，特别提到那位以前的大学生、如今已是女编辑的女青年在我未赴约会的那个星期日下午，就赶到我家，简直像个查户口的，什么事儿都问个底儿朝天！
　　我实话实说，这回下乡就是为了躲她的。
　　妻子听了打个愣，好像明白了其中的奥妙，问我，她没安好心吧？
　　我赶忙摇摇头，警告妻子说，不要这么看人家。
　　妻子听我这么说，越发奇怪地刨根问底儿，躲她干啥？
　　我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那样一个插曲式的小小风波，到底应该怎么看呢？我当时说不清楚，过后也讲不明白。我之所以毅然决然地躲避那位女大学生，主要原因在于对自己的意志缺乏信心。
　　她向我表示了爱，而且有了征服我、把我从妻子身边夺走的巧妙安排。她是个强者，妻子是个弱者。她俩谁胜谁负，关键性的人物是我。当我认清这一点的时候，就十分担心自己筑起的那道并不坚固的防护堤坝抵挡不住洪水的冲击——只有圆文学的梦，才是唯此唯大之事，我须顽强地自卫。我怕犯错误，怕毁了前途，怕再伤害妻子，怕拆散了我的家。对于她，那位女大学生小薛，我无怨无恨。人人都有爱的权利，就像不能强迫去爱一样，也不能阻止爱。人人都有不接受爱的自由，但谁也不应该怨憎爱自己的人。况且，我一直相信女大学生小薛的行为是出于好意，关心我，关心我的事业，绝非蓄意坑害我。但是，把自己爱的楼阁修造在毁灭他人窝巢的废墟之上，这种做法，跟我的道德观念绝对地水火不能相容……
　　书包网 www.bookbao.com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24)
8
　　几十年来，我的爱人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一声不响地操持家务，为我付出了很多很多！如今她老了，浑身是病了，行动也不方便了，非常需要人照顾了。我，作为她的“小丈夫”，尽管儿女双全、名利双收，但掏心窝子讲，不能嫌弃她、抛弃她、不管她。
　　我从外边回到家，如果见爱人精神很好，心里就像晴朗的天空，格外高兴。如果爱人在床上躺着，哼哼呀呀，心里就像一连几日的连阴天，烦躁得透不过气来。
　　有人到我家去，我从眼神中看出，好像我的爱人不配我似的。我一见到那样的眼神，心里就有气。我爱人怎么了！是农民，有什么不好！现在，我无事不进北京，只要老伴儿用药，就立即进京找药配药，配完药，就赶回家中。
　　记得前几年的一个冬天，她犯了心脏病，好多地方邀请我去“参观”、“访问”，我一一谢绝，日夜不停地在医院里陪着她，伴着她，喂汤、喂饭、喂药。出院之后，她脾气在变，易躁、易烦，动不动就叫着我的名字，吩咐这、支派那，稍不如意，还脱下她的鞋子朝我狠狠地甩过来。有一天深夜，我正在书房里写作，忽然“咚”地一声，房门被撞开，她圆睁双眼，横眉怒目，朝我吼道，这稿子，是你娘，还是你爹！我叫了好几声，你怎么听不着！你是聋子，还是哑了？此情此景，真叫我火冒三丈，难以忍受！然而，一想到她那劳累的过去，病恹恹的今天，我咽了一口唾沫，笑着说，我只顾写稿子，确实没有听见你的呼唤。你有什么事，慢慢说不好吗？深更半夜的，多不好呀！她瞪了瞪眼，撅了撅嘴，“哼”了一声，什么话也没说，扭头回到了她休息的房间。我现在什么都不担心，就担心她——我的老伴儿，因为我们是“一根麻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呀！
　　关于我们，还有件趣事。我爱人有病时，我创作的任务依然很繁重，作协的一位同志跟我开玩笑说，给你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给你找个女秘书，连给你抄稿件带料理你的生活。谁想这话后来让老伴儿知道了，她对这件事总是耿耿于怀，好几天都不理我，出来进去总是磨叨这一句话：还想找个女秘书！
　　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革命生涯：信念在瞬间扎根(1)
1
　　回想我住在赵各庄矿区时，看不到八路军，却很怕八路军。记不清什么人，用什么样的语言给我灌输了这样一个观念：凡是当了共产党八路军的，都是穷急了没办法活下去的人，都没出息，都又臭又硬，而且无情无义，到处惹是非，闹得人们不能过安定日子。父亲死后，母亲把我和姐姐带到乡下的老舅家，才看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八路军。那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遇到的。有时候在街上玩，看到一两个匆匆走过的人，伙伴儿就偷偷告诉我，他们是八路军。有时候到村长家串门儿，一撩门帘，瞧见炕上坐着一两个生面孔，背地里一打听，人家又告诉我，是八路军。我不敢接近他们，不敢跟他们说话，又好奇地不肯躲避开，就站在不远也不近的地方观察他们，揣摸他们。他们都是庄稼人的打扮，说庄稼人的话，吃庄稼人的饭，睡在庄稼人的土炕上，根本不像穷急了没办法活下去的那种人。
　　后来，代表解放区政府的黎明同志帮我们从老舅那里要回了房子和土地，使我开始对共产党产生了信任。
　　然而那时，到唐山进陶瓷厂未成，我不再有庄稼人所不应该有的幻想，也不再有庄稼人所不应该有的向往与追求。这是由于实实在在的生活教训了我，我被教训得疼痛了之后，服服帖帖地接受了这教训所给予我的一切。用简单的比方，我好比一只麻雀，看到过天地之大，受到过天高地阔的诱惑，无忧无虑地想随心所欲地往高处阔处飞翔遨游。忽然一只无形但却无比有力的生活的大手，把我给抓住，塞进一个我所不习惯的小笼子里，让我在这个小小的笼子里吃、喝、跳、叫。起初我不愿认可，不愿屈从，我使足浑身的劲头要振翅飞逃，结果折断了翅膀。我用尽平生之力要冲出去，结果撞破脑袋。我气愤，我恼怒，我反抗，我抵制。喂食我不吃，喂水我不喝，只是生闷气和沉默。这时，我从笼子缝朝笼子外边看一眼，外边是万丈深渊，深渊连接着无边无际的苦难之海。我又从笼子的缝隙朝左右看看，左右是一个个又破又小的笼子，那里边也有大大小小的麻雀，挤在一块儿，在没有食料的食罐里一边寻找一边吃着。吃了一点点，肯定没有装饱肚子，就撒欢地跳，就高兴地唱，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这时候，我饿了，我渴了，朝那装着食和水的小罐子看一眼，小罐子不仅不再那么讨厌，反倒变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了。我下意识地吃一口食，嘿，香极了，我不由得一口一口地吃起来。肚子吃饱了，又去喝另一个罐子里的水，也觉甘甜无比。吃饱喝足之后，我也和周围的同类一样，又跳又唱。跳饿了，唱渴了，就又盼望生活这个主宰者再来加添一点食料，可别让我饿死渴死……
　　这个比方，当然不是当年十四岁的我从头脑里边生发出来的，而是进了老头子的行列，回忆起遥远的那时候的情景提炼、概括，而后加以典型化出来的。而且比方总难一铆一楔一榫都能够准确合适，那是天才和大手笔才能做到的事，我这么一个编故事的故事匠，绝对难以胜任。
　　总之，当时我对我那个庄稼院的小日子已经心满意足，什么读书做官，什么学手艺当画匠，全然不再想它们。我命中注定要当个庄稼人，我已然听天由命地当了庄稼人。庄稼人就得耕、种、薅、耪，花心血侍候好土地里的庄稼。庄稼长好了，收成了，我就能不挨饿，不受穷，土地就丢不了，房子也能仍然姓梁。这一切就是庄稼人的本分，我就得靠这个本分在王吉素站住脚，不让外人说我没出息，更不让老舅遂心称意地看笑话。
　　这时候，我塌下心来学过日子、学干庄稼活。以前吃水，都是用一只桶，桶梁上穿上一条扁担，我和姐姐两个人一前一后地从井台往家里抬。此时我练着自己往家挑，一个人挑两只桶。个子矮扁担钩子长，水桶拖在地上，我就把扁担钩往扁担头上缠一遭；满桶水挑不动，就挑半桶，再一趟一趟地把数量增加。以前耪地使小锄，后来换了大锄板，耪起来把锄伸出远远的，切进地里深深的，用力气沙沙沙地往怀里拽锄杠，使土垄翻开花，使小草随声倒，使垄沟在我身后变得潮湿，黄土变成深褐色。我和姐姐还学会了各种各样勤俭节省过日子的办法与手段。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革命生涯：信念在瞬间扎根(2)
为了省灯油，我们每天趁着天色不完全黑的时候就把被窝铺上，临睡的时候，不点灯，摸着黑就能躺下。为了让汤里菜里有点荤味儿，我们先把两三粒蓖麻子剥开，放在热锅里爆焦了再放入水里煮着熬着吃。为了不费鞋，稍平光一点的路段就脱下来，放胳肢窝下夹着走路，遇上石头多硌脚的路段再穿上。为了不花钱买肥皂，我们把马灶膛里的柴草灰掏出来装满筐子，再把筐子用木棍架起来，往上边浇水，在下边用盆子接淋出来的灰水，拿灰水洗脏了的衣裳。为了省水，尤其为了不磨损衣裳，耪地的时候，只穿裤子，光着脊梁，裤脚也要卷起来。要是我独自去耪，或是宋德顺帮着我去耪，我就学他的样子，身上脱得一丝不挂。等要收工了，坐在地边上落落汗、歇口气，再把衣裳穿起来。
　　我在庄稼人的严格训练之下，学着做个庄稼人。渐渐地，我懂得了很多庄稼院的事儿，学会了很多庄稼地的活计，习惯了很多做庄稼人必须习惯精通的作派和思维模式。我敢说，倘若不是另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会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王吉素式的庄稼人。一天晚上，黎明忽然敲开我家的大门。他听说我念过三年教科书、半年私塾，说，念书不算少，可以称为秀才了，他脸上明显地流露出喜悦的神色。他接着说，咱们解放区如今太缺少有文化的人，像你们王吉素这样的村子最缺。他还夸赞：我还没瞧出来，原来你是个藏着的龙卧着的虎，这回可得好好发挥发挥作用啦。之后，他借我一些报纸让我看。
　　吃罢晌午饭，我没有帮着姐姐收拾桌子，就钻进屋里，把那一沓子报纸拿过来，摊在炕上翻看。几张用糊窗户纸印的八开的《冀东日报》，对我来说，如同一座封闭的房屋忽然打开四面的窗口，被长期禁锢的我，猛地睁开眼睛朝外面看一看、闻一闻。凡是看到的、闻到的东西，全都是奇妙的、新鲜的。这些报纸上的文章，有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能不能打起来的，有说什么省的解放区减租减息搞得好的，有说国民党进攻解放区、解放区军民自卫的。尽管都是让我似懂非懂的文字，仍能够吸引我一篇一篇地看下去。
　　后来黎明主动到地头找我，希望我成为一个“搞革命的庄稼人”。我想起《水浒全传》里那伙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我认识到，共产党、解放区政府的人，都跟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一样，跟他们“入伙搭帮”，不仅没有错，还是顶光彩的事儿。
　　2
　　黎明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召集王吉素的孩子们开会。
　　我们这里的孩子从学会走步就干活，还穿着开裆裤就上山爬岭地打山柴、割荆条、刨草根子，没有一个受到过正式的文化教育。今儿个破天荒地搞一次儿童###，他们都感觉挺新鲜，诱发起很强烈的好奇心。当我挨门通知完，站在街上一吹哨子叫集合，他们就欢天喜地的从每一个大小门口跑了出来，而后包围了我。我看到他们兴奋的样子，自己也兴奋起来。然而，怎么让他们排成一队呢？
　　我不知道该咋办，脑袋里好似一碗糨糊，平时的聪明和机灵，以及比山村孩子多的见识，好像全都就着早上的三碗棒子粥喝到肚子里，又随着两大泡尿给尿没了一样。
　　黎明没有怪我，笑着告诉我，让他们按大小个儿站好。接着是报数儿。报数时闹出好多笑话，有人一开口就把数报错，明明应该喊声三，他偏偏喊个四；明明他是六，听到挨着他的人喊声五，他也鹦鹉学舌似的喊个五；明明该他报数，他却愣鸟儿似的左顾右盼，大家伙越看他，他越张不开嘴巴。结果，一支不到四十人的队伍，反复报了四五遍，才算勉勉强强地报清了数目。黎明告诉大家，村里要成立儿童团，让我们选个团长。他的提议是我。
　　在一片很使劲儿、但极不整齐的拍打巴掌的声音中，我当上了王吉素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儿童团的团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靠近政治，是我加入共产党夺政权、打江山队伍的第一步，是决定我一生当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的第一步。当时虽然没有意识到，但那时刻应当是我人生最庄严的时刻，最可宝贵、永生都须特别珍惜的时刻！
　　
革命生涯：信念在瞬间扎根(3)
掌声使我陶醉在幸福之中。这幸福里边，除了神圣、雄壮、博大之心的成分之外，在当时，在我那幼嫩的不成熟的思想意识里，还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优越感和出了风头的虚荣心。以后我被时代的大潮卷进献身血与火的革命斗争行列，再以后我倾心于文学创作，那种早就扎了根的优越感和满足感一直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或自觉地或下意识地起着一定的作用。随着我的年龄增长、知识增长、经验增长，以及真正的革命目标和唯物史观的确立，我曾经努力地用最伟大最无私的观念管束和规范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强制自己沿着最美好、最干净的轨道塑造自己的灵魂、移动人生的脚步，然而那种优越感、满足感依旧顽固地、阴魂不散地、时隐时现地伴随着我，干扰着我，折磨着我了，十有###将要跟我同生共死。为此苦恼与怨恨也无济于事。
　　在王吉素能理解我这“政治第一步”的人太少了，就连好友宋德顺也对我“从政”不满。当我向他解释我对共产党、对黎明的认识时，他打断我的话，气呼呼地说：你快给我拉倒吧！庄稼人一心一意种地，一心一意地过日子，才是露脸的，才牢靠。我琢磨着，你不傻，能清楚这个理儿。回到家你表嫂就告诉我说你当了啥官儿，我还不信，还呲儿她。睡觉的时候我过去到你家一看，你果真跟一伙人开小会。会散了，你还跟吃官饭的人嘀嘀咕咕。人家都走了，你还追着屁股不放，你也不怕大黑天让狼羔子把你给叼走？告诉你，这回你要往官派上靠，我就跟你掰交情，往后啥事儿你也别找我！我这么说就这么做，不这么做我就不是人！
　　我对他的话当然一点也听不进去。他自知没办法再让我在他的人生哲学圈子里长成他理想中的庄稼人的时候，仍然想好心好意地攥住我的翅膀，以致最后面对我们破裂的友谊，他非常失望和痛苦。
　　王吉素的孩子不识字，也不大懂得啥叫革命的道理。但是，他们老实、规矩、听话，安排谁当他们的头目他们就听从谁的，决不可能有人调皮、长刺儿。
　　我觉得，当时我是他们头目的最佳人选。因为我坐过火车，用过电灯，上过学堂，会讲故事，会刻影人，还会往白布上、墙壁上或灰抹的炕围子上描画花草鱼鸟。这在王吉素是没有人比得了的，左右村子都出名。所以，我在他们的心目中是能人、文豪。凭这个，有谁能够不服我呢？实际上，自打我一上任，王吉素村的儿童团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有声色。
　　王吉素村的各种组织一健全，便一改以往那种平平静静、甚至死气沉沉的状态。民主建设、民兵、妇女等项工作都比赛似的搞起来，革命的气氛大大加强了。上级的工作人员也都爱到王吉素下乡、食宿，有时候县大队、区小队的同志也到村里驻扎几天，甚至当冀东军区的大队人马开过来的时候，赶上左右大村容不下，也把一些后勤单位安排到王吉素。对我个人来说，环境变化了，接触的人也多了，除了黎明他们，又认识了更多的性格不同、水平不同、作派也不同的搞革命的同志。他们通过不同的方法、手段，自觉不自觉地把许多新鲜的社会知识、生活知识和革命知识传授给我们村干部，尤其是传授给我。我像一块久久干涸着的沙性土地，渴望着社会的、历史的、革命的各种知识的清泉来灌溉。不论是瓢泼大雨，还是微细如丝的小雨，或是河里流来的水，小泉眼冒上来的水，甚至空气凝成的露水，我都一一汲取，渗进心灵的土壤之中。
　　于是我变了。在不知不觉中吸取了营养以后，在有心的追求、刻意的效法中明明显显地变化了。内在的变化，人们在短时间内不会留意，外表的变化随时都能引起人们惊讶和我自己的自鸣得意。
　　幼小的我，为了让自己快点像一个搞革命的样子，就先在穿着打扮方面学习上边的工作人员，随后再从言谈话语上模仿上边的工作人员，甚至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也都东施效颦。我跟暂时在王吉素落脚的一名大部队炊事班长搞熟以后，赠送他一捆旱烟叶，从他手里要到一顶八路军帽子。我姐姐帮区里一位同志补上衣，我求她照那样子给我剪裁缝做了一件耷拉到屁股蛋下边那么大的褂子。又在邦均集市一个破烂摊上买了一条廉价的皮带。把这几件东西准备齐全，然后一穿一戴，自认为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搞革命的了。跟外人打交道，不论公事和私事，只要交谈起来，我都生着法儿使用庄稼人没有使用过的新词儿和带有革命性的词句。此外，我更注意文化的武装。上边下来的人，或路过的，凡字儿认得多、写得好的，我都把他们当成学习的对象。黎明就比我认的字多，给群众念报纸从来不像我那样老在“拦路虎”面前绊绊磕磕的；写的字更是苍劲有力，笔走龙蛇，又清楚工整，使人一目了然。我总是暗暗使劲儿，想要追赶上他。在邦均集市卖杏的时候，我买了一本王云五的小字典。有了它，只要再遇到生疏的字，绝不像以前那样跳过去，接着往下看，明白个大概意思就得，而是停止下来，认真地查字典，不光把字音记牢，还要弄清楚字义。
　　
革命生涯：信念在瞬间扎根(4)
就这样，日子过得十分充实和有味道。除了儿童团长的职务，还加上一个粮秣委员的差事，老百姓叫我“管账先生”。
　　3
　　有一次我们被###助理带着列席了许家台村扩军报名大会。那个会，人到得最全，谁不出席也不行，挨家找，有的从亲戚家给叫回来。我们看到村干部带头参军，爹妈送子参军，媳妇送丈夫参军的动人场面，也见到耍赖的不愿意参军的人，他们立即就遭到无情的围攻。
　　我们有一条不成文的村规民约：活在世上，老老实实种地，不沾官派。所谓“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让青壮年放下锄头，离开热炕头去当兵，难于上青天！所以这次自然跑不脱。###助理庄严宣告，你们村里不报上参军的人数，就别回家。
　　这样耗着，仍然没有结果。我们几个挖空心思地把村里的壮小伙儿数了一遍，没有一个会主动报名参军。忽然，中队长宋文想起村上有个叫金凤林的，有天跳进人家院子，趁男人不在，纠缠那家小媳妇的事。宋文说，应该拉他游街。当时农村###也开始有了战争的火药味儿。特别是大村，拉人游街的事儿，强迫人坦白的事儿，以及对犯了错误和有毛病的人开展大会斗争的事儿，动不动就折腾一回。可是，像金凤林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一个等着媒人盼着成亲的小光棍儿，要是把他拉到会场上，逼着他把调戏妇女的事儿当众一抖搂，亲口一坦白，众人再起哄，把他数叨一遍，往后他可咋在王吉素呆？还咋在人前露面？还咋成家立业？那不就算完蛋了吗？
　　宋文显然是有意图的，看我对金凤林表示怜悯，立即说，让他马上报名参军，暂时离开王吉素，就行了，让金广去说。就这样看准了目标，我们向###助理保了证，才被放回家。
　　找到垂头丧气的金凤林，没容我把事前准备好要拉他游街的话说完，他就扑通一下坐到地上，无声地哭了起来。他一哭，我的心有些软了，觉得他很可怜，很应该拉他一把。而在我来说，最能够帮助他的办法就是让他痛快地接受宋文出的那个主意。他听了，看我一眼，又低下头，说，给我家两石棒子，给我做一身新棉衣，再给我一支钢笔。你们答应我，我就豁出去了。
　　扩军的任务就这样完成了。
　　这年冬天，我在区公所许家台村碰见了难得见面的老熟人车把式“砖头”，他说各村都在搞土改，说着说着，忽然神情一变，问，你认识有个叫黎明的副区长吗？他是地主的儿子，他们那个村的贫农团让他回去……我吃惊地问，也要斗他吗？“砖头”说，光斗他就够了？县里让他骑着一匹马回去的，好快去快回。刚走到他家的村口就让村里人把他从马上拽下来，一顿镐把炖肉……我连忙问，打伤了没有？
　　“砖头”不屑地说，活活地给打死了！
　　我的头好似被猛击了一棒，天昏地暗，两腿发软，幸亏毛驴倚住了我，不然我会扑倒在地上。
　　“砖头”一把扶住我，哎，你咋了？同志，可别温情主义。他小子是喝我们穷人的血长大的。活该！对剥削阶级就得彻底清算，你死我活，誓不两立！
　　我迷迷瞪瞪地牵着驴走出许家台村口。“砖头”跟我说句告别的话，我都没有听着，转过身，泪水无声地扑簌簌滚落下来。
　　回到村，发动最基本群众的工作队在我们王吉素村公开露面了。他们宣布，王吉素村的大权过去没有掌握在革命者的手里，挡了贫雇农的道儿，村干部是挡道的石头，这回要统统搬开！
　　惶惶不安的不光是有房有地的户，也不光是下台干部，而是普遍的恐怖和不安。有粮食的主儿埋粮食，有衣服的主儿藏衣服，有鸡的杀鸡吃，有猪的杀猪吃——吃在肚子里比让别人平分去好得多！
　　我家没有啥浮财怕分，只有一头毛驴几亩土地，爱咋分就咋分，怕也没用。靠边站了，没事儿，我又重操旧业，刻影人解闷儿，刻够了吃，吃饱了就睡，倒也自在逍遥。一天过午，忽然一群人连喊带叫闯进我家，带头的是村里又懒又赖的吴二斜子，在他身后是金凤林妈，她号叫着，还我儿子，是你逼他去的，是你骗他去的！是你送了他一条命呀！啊啊……我的儿呀，你是冤死鬼呀！
　　
革命生涯：信念在瞬间扎根(5)
我不禁一惊，怎么，金凤林牺牲了？
　　不容我辩白，几个人同时呼喊着：把他关起来，明儿个镐把炖肉！
　　就在这时候，我的妻子瞧见有人抓住我的胳膊，就不顾一切地冲进人圈，张开双臂挡住我，大声呼叫，你们不能动我的人！你们不能动我的人！
　　妻子这个行动是我没有想到的。她的呼叫，具有一种神奇般的力量，我的恐惧立刻消退了，从心底增加了支撑起来的劲头……我头一次意识到夫妻的含义，开始品味这两个普通而又伟大的字眼儿。
　　妻子在王吉素人的心目中是个老实而又怯弱的小媳妇，她的挺身而出使在场的人也很吃惊。要不是吴二斜子又嚷一声，不光是那些起哄的男人们，就连金凤林妈也有些不知所措了。
　　吴二斜子张牙舞爪地喊，把这个小娘儿们一块儿关起来！
　　几个人蜂拥而上，我们夫妻同时被搞土地改革搬石头的贫雇农们抓了起来。我们被众人架着膀子，拽出人圈，又磕磕绊绊地穿过已经有些昏暗的堂屋，还迈过几道门槛子，最后被推推搡搡地扔进了一间阴冷的屋子。只听咣当一声关了独扇门，咔嚓一声上了锁。
　　寒冷向我无情地袭来。妻子一声不响，动了动，挪近我，将一件东西披在我肩上，是件棉袄，散发着人体的温热。我一惊，伸手摸摸妻子，她只穿着一件单褂儿。我赶忙把棉袄扯下，往她身上披。她再次把袄披在我身上，同时摁住我的手。
　　半夜时分，我听到门外宋德顺异常高兴地对另外一个人说，您快来吧，就是在这间屋里关着。金广，在里面吗？我连声答道“在”。接着是一片脚步声，就听我岳父厉声喝令：闲话少说，赶快给我放人！
　　经过这场风波，我对杨朴桥——我的妻子才真正地产生了感情，同时增加了对岳父的崇敬，两者相辅相成，变为我们夫妻恩爱的基础，而且是牢固的基础。
　　4
　　土地改革如同一场急风暴雨卷地而过，把农民的阶级成分匆匆划定，工作队就撤走了。贫雇农分到土地、房屋和浮财之后，贫农团和农会就变成了没有职能的空架子。挨了扫地出门的人家，甚至遭受镐把炖肉而死了人口的庄稼院，悲痛也似乎很快过去，剩下活着的人又都有心有肠地料理起自己的日子。
　　宋德顺告诉我，上边又下来人了。我一听这话，气呼呼地说，我决不再搭理他们，更不会再给他们受累卖命啦！
　　宋德顺听了这话会心地笑笑，满意地点点头说，这么打算就对了。在王吉素你要是不当干部，何至于得罪了金家人，差点儿把小命搭上呀？幸亏他儿子金凤林没死，光是腿腕上挂个花；要死了，人家不记恨你一辈子？听我的，往后别再沾官派，干活计，过日子，比啥都安定踏实。
　　他说的话，也是我心里想的话。往后，除了过日子，我不会再往官派上靠，不会再往公事里钻。主意打定，谁也难改变！
　　可是，上边的人几句话就让我的决心动摇了。他们说，我们可早就知道你的根底，早把你的来龙去脉摸清楚了。你要是离开共产党，可没有地种，没有这好日子。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也挺聪明，用不着我多费唇舌讲道理。你冷静冷静，前前后后掂量掂量，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这话杵在我心上。年轻人思想容易波动，感情容易冲动。革命的热情也很容易被激发起来。当天夜里，我就跟着来找我的名叫安全的同志摸出村。
　　走到月亮上树梢，我们进了一座破庙的大殿。安全说，我们搞治安工作的都有化名，你和那个新同志还没有，起一个吧。
　　这时候月亮升到中天，特别明，照在门额的一块大匾上，四个大字依稀可辨。我对安全说，那上边是浩然正气四个字。安全说，太棒啦，你们俩一人俩字，正好两个化名。
　　我觉得正气那个气字不太美好，很容易跟生气联系在一起，不吉利，就赶忙说，我要前边那两个字，就是浩然。就这样，我又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
　　
革命生涯：信念在瞬间扎根(6)
宋德顺对我出尔反尔很不满。交往这几年，他还是第一次对我真动了气。我叫他和我搭帮撒种，他不理，弄得我没办法。第二天，他赶到我那块要种棒子的地里，仍不理我，而且动不动地就甩开鞭子狠狠地抽打毛驴。那鞭子，仿佛每一下都抽在我的身上，由此我从心里对他产生了反感。而且这种反感莫名其妙地持续了很久很久，冲淡了情义，涣散了友谊。
　　因此，我们渐渐地疏远。十年之后，那个无形的结都没有解开，起码我没有想到主动地去跟他解开。以后的情形大大变化，一切证明我的路子走对了，当年跟我没有关系的人都想方设法地向我靠近；唯独他，总是躲着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如今我倒有了一想就隐隐作痛的后悔之心，但是晚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脑溢血死在一个工厂炊事员的岗位上。听到他的死讯，我才醒悟，才开始以沉重而又热切的心情回忆起他给予我的恩惠和我们之间的珍贵友谊……
　　5
　　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好强心、虚荣心，以及在虽不长却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滋生出来的总愿意自己比别人高一头，比别人露脸的欲望，跟革命的道理所激发的革命热情混合交融，促使我盼望有一个显示、证明自己是条硬汉子的机会。战争给了我这个机会。
　　国民党的军队在东北三省连遭人民解放军重大打击，十几座大城市被解放军攻破收复，继而华北的石家庄又被解放。于是他们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对东北通向北平的咽喉要道冀东解放区进行最疯狂的扫荡。解放区的大部队为避其锋芒、保存实力，朝远处转移，区公所又一次撤到深山区隐蔽。少见的恐惧气氛再一次笼罩了乡村大地，也同样惊慌了小小的王吉素。
　　有一大批公粮，从解放区的边沿地带和敌占区运到山边，要在几个村子里坚壁起来，王吉素村是计划中的一个。
　　花了几个深更半夜的时间，粮秣助理从外地把粮食秘密地运到王吉素，秘密地交给我，我再让妻子帮着把它们一布袋一布袋地转移到十多户可靠的人家，由主人藏匿在暗井里。
　　秋末冬初，上级来了一道紧急通知，要马上把存放在农户的公粮迅速运送到蓟县城东马伸桥的史各庄。我挨门动员驴驮，加上区里从邻村派来的驴驮，组成浩浩荡荡的运输大军，一小队一小队地出发前进。我被任命为第一小队的押运员，走在前边。
　　一天的急行军，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可惜军情发生了变化，上级命令我们掉头朝西，再向北，奔万里长城的古北口方向进发。在史各庄村头野外露宿一夜以后，起五更继续赶路。这路越走越艰难。头顶上有飞机盘旋，让人心惊胆战。我也挺害怕，可是我不敢退却。
　　路上又跑散了一些人，但是我们王吉素村的驴驮没有一个开小差，没有损失一粒公粮。到了目的地石匣镇，当找到正在等我们的一位留着络腮胡子的高个子同志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地扑到他身上，不顾害臊地哭了起来……
　　凯旋不久，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1948年11月1日，在东院的一间农家小草屋里秘密地举行了我的入党仪式。我终于成了蓟县王吉素村的第一名共产党员。
　　6
　　天津解放不久，我被送到干部训练班受训，组织上号召学员报名脱产，而我一心想在家过日子，做个有正气的庄稼人。同伴给我出主意，让我装病，躲过动员脱产这一关，反正北平马上就要解放了，天下从此太平了，还脱产干啥呢？
　　组织我们学习的是80年代初担任北京市通县县委书记的赵峰，他当时很严肃地对我说，同志，中国大着哪，在家门口见不着敌人、听不到枪声，就天下太平啦？告诉你，还有好多该解放的地方没有解放，老百姓还在蒋介石的屠刀下挣扎，还过着咱们以前那种到处跑的日子。
　　我想，要是这样，倒应该再干上几年，等把西边、南边那大半个中国都解放了，再回家种地过日子，这样才对得起党，对得起良心，也算尽了忠心。想到这儿，我一咬牙说，要这样，我脱产，干几年。
　　
革命生涯：信念在瞬间扎根(7)
1949年2月6日，我被准假回家过春节，一进门我就把我已经脱产的事儿告诉了妻子。妻子一听就伤心而无声地哭了。她一边抹泪一边说，你那么积极，我早知道得有这一天。
　　妻子的泪水，溶化着我那颗原先就并不十分坚定的心，现在它又变得脆弱和不稳固了。春节过后，我被分配到万里长城黄崖关附近山区开展工作，一天到晚想主意，怎么既不丢面子，又不挨处分就从革命队伍中逃离出去，回家守着房子、土地和妻子过日子。
　　春回大地，一个对我一生道路都起着决定作用的通知到达我的手里：火速到地委报到，参加党校学习。
　　学完《社会发展简史》，我们又学习了《政治经济学》。配合这堂课，给学员放了一场很精彩的电影，是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看完之后，整个党校都沸腾了，直到吹过熄灯号很久的深夜，宿舍里还有人们热烈的议论声：嘿，瞧人家，那才是人过的日子！
　　第二天清晨，跑步之前，我们照例要到弯弯的？河大堤上散步。
　　这个清晨特别晴朗，霞光特别鲜艳，我的心情也特别舒畅。我一边走着一边欣喜地想，用吃过饭到上课前的那段空闲时间给妻子写封信，告诉她，我不能回家种那几亩地了，我要参加搞社会主义建设，让全国农民都过上社会主义的好日子，让全国农民都不破产，让他们的后代都不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而且都成为有文化的人。我要告诉妻子，只有一心一意为这样的理想工作、奋斗，才是有正气、有志气、有出息的人。我要为自己，为我的亲人当这样的人。
　　一个人的信仰和世界观的形成很复杂吗？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吗？也许是。然而，对我来说却是极为简单而迅速的——仿佛就在？河河边那个明净的早晨，就那么一闪念，便冒出了芽儿、扎下了根子，一直到年逾古稀，都在长，都在长。这期间，尽管有过动荡与波折，我也不敢说已经长成了大树，但是，要想把它连根拔掉，那就绝对办不到。
　　7
　　常言说，“久别如新婚”。我与妻子成亲两个年头，还从来没有分开过这样久。一别四个月，从地委党校毕业回家了，我积攒了好多话要跟妻子述说，她也有好多话要跟我倾吐，但是当着人，特别是当着长辈的面，只能憋在心里，控制着随时都可能燃烧起来的热情。
　　我在前边走，妻子在后跟，我们心里充溢着幸福感。我盯着她，忍不住地低声问她，离开这么多日子，想我没有？妻子被问得红了脸，羞臊地瞥我一眼，低下头回答：净说傻话，不想你想谁呢？快走路吧，小心让人家看见。
　　我拢住激动的心，继续往前走。我早就估计到，我要去干社会主义的新主意会使她不高兴。因我临去党校学习那会儿向她保证过，学习回来就收住在外边跑野了的性情，一心一意跟她奔日子。但这一走恐怕又会分别很长时间。解释了半天，妻子终于无可奈何地扭过头去，低声说，你看准了好，你就做吧，我由着你……
　　我在家里陪着妻子住了一个星期。我帮她把猪圈的粪起出来，帮她把贮存在大缸里的玉米和麦子晾晒一遍。我还怀着某种歉疚和讨好的心理，尽力地做些零碎活计。当时的脱产干部没有薪金，也就是说搞革命工作的人除了每月发给定量的粮票之外，不挣分文，所以这种地里的活计，也像军人家属那样由村民们轮流给做，即所谓“代耕”。那些准备当追肥用的粪，借驴驮有困难，我就没有往地里运送，只堆放在猪圈外边了。
　　告别了妻子，我起大早动身到蓟县县委组织部报到。当天下午被编到县团委会的青年工作组。金秋时节，我们到蓟县东边的马伸桥蹲点。区委书记王金龙，举起手指头捏着的一沓子散发出油墨气味的纸，一边抖着一边提高声音对我们说，伙计们，你们应该高兴应该乐呀！赶上个好时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明天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咱们得庆贺庆贺。知道什么叫开国大典吗？就是明天早上，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主持一个会议，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梁浩然，你平时不是爱写爱画吗？趁这机会卖把子力气、显显身手，也编上一出小戏，在明天庆祝大会上表演一下！
　　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革命生涯：信念在瞬间扎根(8)
听到王书记这一声令下，我吓了一跳，愣住了，疑疑惑惑地盯着他问，王书记，你派我干啥差事？
　　他回答说，编个庆祝建国的小戏，在大会上给老乡们演一演，做做宣传鼓动工作。编写演唱节目是一件特殊的重要任务，当着这么多伙伴的面，区委书记挑兵选将地把这任务交给了我，这本身就显出我“与众不同”，比别人强，是一件很露脸的事儿。我那年轻人特有的、很强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心里暗暗得意，脸上却尽力不露出笑模样，自然也没有再说什么推辞的话。
　　我先按着标语口号编一段祝贺的词儿，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伟大胜利，是当了国家主人翁的工人农民的大喜事。然后想到在地委党校学习的时候，看过地委文工团演过一出小歌剧《兄妹开荒》，还有以前参加演出过的《王宝山参军》、《夫妻识字》。仿照着它们的形式，掺和着它们的曲调，再把要宣传的内容改成唱词往上套，不就串成一个小剧本了吗？按照这个思路没过半个钟点，我便弄出来了。由于一股好大喜功的心气促使，加上胜利在望激发起的兴奋情绪，忍不住提起钢笔，在洁白的纸张上端端正正写了一行美术字的标题：小两口唱国庆。
　　由于我没有保留那个剧本的底稿，又因为经过的年代久远，我已经不能全部背诵下来，但有些唱段还牢牢地记着，虽然很难保证一字不差，却敢说###不离十。把稿子交上去以后，我正在伙房外边跟同志们蹲着喝高粱米粥，就见王书记乐呵呵地从他住的房间里走了过来。他冲着大伙儿喊道，嗨，梁浩然把节目编出来了，编得还蛮不错哪！
　　这个剧本是一男一女两个演员，男角色好挑选，女角色不好确定。我们这帮青年干部里边只有两名女性，一个五音不全，根本不能上台；另一个倒挺合适，长相不难看，嗓子也蛮好，可惜偏偏脸薄害羞，不愿意在演戏的时候跟别人配对儿充当夫妻两口子。她提出改剧本，把《小两口唱国庆》改成《兄妹唱国庆》，不改她就不演。我没有听完她的意见就坚决反对。王书记支持我，可上哪找女主角呢。正为难的时候，他忽然眼光一亮，对我说，你扮演那个小媳妇的角儿，打扮打扮，准比小媳妇还要俊俏。
　　没等我回答，他从挂在墙壁钉子上的背兜上解下一条花格子的毛巾，转过身来递给我说，给你，盖住和尚脑袋，像老娘儿们那样在脑勺后边一系，我再看看行不行。旁边坐着的几个伙伴对这件事出乎意外的解决办法，既没谁表示赞同，也没有谁表示反对，甚至没有人说句逗趣儿的笑话。他们闭口不言，不是默许，也不是无动于衷，而是一种怀疑。好几个人都偷偷地看我，眼神里画着问号。
　　这种怀疑无疑是对我严重的不信任，是对我最瞧不起的一种表现。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我，比站出来当面反对，比漠不关心，更加刺激我的自尊心，更能触发我的虚荣心。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答应了王书记的安排。
　　等到舞台上奏起剧本上写的那个过门，我便一手拿着鞋底子，一手拿着复写的剧本稿子，轻松自如地在戏台上扭起来。台下一片喝彩叫好声给我鼓了劲儿，助了威，等到该唱的时候，我也不像我的搭档小张那样唱一句看一眼手里的稿子，而是差不多能够连唱几句才看一眼下边的词儿。尤其出乎意料的是，我越扭越觉得手脚灵活自如，越唱越感到嗓子顺畅好使。台下的观众越鼓巴掌叫好，我扭唱得越起劲儿。
　　就这样，我过了五天非常快乐的日子。赶上两个集日，又登台演出两场，晚上四周村子的群众###，又在小学校的教室里演过三次。
　　这是我第一次在大庭广众面前露脸，显示出小小的才华，也使我益发相信，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成为一个有志气、有出息的人。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艳阳天》：我的三十而立(1)
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在昌乐生活了八个月后，我们被提前叫回北京。我所在的《俄文友好报》停刊了。恰巧，《红旗》正在改版，增加了文艺副刊。我便要求调到那里。
　　第一项任务是找名家约稿。我当时认识的人不多，只有一些熟悉的：茅盾、丁西林、周而复、叶圣陶等。茅盾是我在《俄文友好报》时认识的，当时和其他人一起去采访他。茅盾的作品我喜欢，比如《春蚕》是写农村的，我觉得写得好。我对他本人印象也不错，但他的事总是很多，所以没有机会深谈。他应我的约写了一篇中苏关系方面的稿子，手稿我现在还留着。
　　我的第一部小说集《喜鹊登枝》出版后，叶圣陶看了觉得好，就写了篇评论。巴人告诉我，老作家不容易被打动的，他主动写文章夸你是感动了。后来叶圣陶挨整，批他“人性论”什么的，被清除出文艺界，我去看过他。他的家在东四十条，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正好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珍珠》集，我想送给他。有意思的是，“文革”后我又去看他，他只字不提自己的经历，还是跟我谈创作。
　　为了约稿，我还去了北京作协在北戴河的疗养所，认识了不少人，包括贺敬之。后来他在“文革”中挨整，我骑车带着李学鳌去看他，怕他想不开。他住在煤渣胡同。我们深夜才从他家出来。他们这些老革命，成就高，我很尊重他们。他们对我也不错，知道是后起来的。虽然当时和他们有工作关系，但我很少想到从他们那里学习写作经验，当时年轻气盛，觉得自己有实力，进入文坛不需要任何人拉一把。而且我的写作路子和大多数人也不同。后来想法有些改变，想去求教了，这批人又都被打倒了。
　　很快，我奔了三十岁，还没写出长篇的东西，心里着急。在我看来，短篇是小东西，要想立住，必须有大部头的。当时看过一些苏联的长篇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一个女作家的《拖拉机站站长与女农艺师》、《收获》等，加上中国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我觉得自己能把握长篇了。而且昌乐的所见所闻总在我脑中萦绕，我像有一肚子故事要写出来，于是我把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王主玉调到《红旗》替我，自己请创作假准备动笔写长篇。由于生活紧张，多数作家都放下笔杆，不写东西了。可我按捺不住，每天都写，写到很晚，饿极了就吃几块高价点心。那时是十块钱一斤，为了写东西，再贵也得豁着花钱买。
　　我的上司邓力群是支持我的。但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中方正在写《###中苏关系》。我是文艺组的，这是重要文章，我要当校对。所以邓力群不得不做些姿态，批评我。
　　但我还是很快如愿到了北京西山八大处作家写作所。那是风景区，大殿都改成了住所。和我一起的有刘知侠，其他尽是些老作家，大多写过很多东西。我又开始打退堂鼓，心想如果利用这样的机会能写出多少短篇呀，那才是我的目的。为什么要写长篇呢，从来没写过，万一写不好呢……
　　王主玉听到我的想法，就鼓励我，按计划去写。
　　于是我又鼓起勇气，写着写着就顺手了。故事、人物早就在心里，只要一调，就跑到纸上来了。
　　因为没写过长篇，从别人的话语里，我听出不信任。我觉得这些人对我不了解，心里憋着一股劲儿，闷头往下写。其实我不是一个人，我的那些农民朋友们一下子都来到了我身边。写萧长春时，老朋友萧永顺仿佛就坐在我对面，我能清楚地看到他，听到他，感受到他的呼吸。
　　想到山东昌乐东村的田守业一家，我忽发奇想，创造了一个歇后语“筷子夹骨头——三条光棍”。田守业的爹中年丧妻，他也遭到同样命运，膝下又有两个儿子，大小整四条光棍。用在萧家，这句话正合适，在书里我写到萧长春有一个儿子小石头，加上他爹 ，三条光棍苦熬日子。
　　在东村晒场、护秋的场景，我也都写了进去。有了那些亲身经历，我觉得自己写得相当活。
　　
《艳阳天》：我的三十而立(2)
写了改，改了写，我抄一遍稿子改一遍，一共三遍感到满意了，便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电话，叫他们来取稿子。谁知他们并不热情，只淡淡地说，你什么时候下山，顺路捎过来吧。
　　看来他们不太感兴趣，我把稿子交给他们等了很久却没有回音。正巧赶上《收获》复刊，叶以群到北京来组稿，听说我写了部长篇便拿去看，看后立即要求先发。这时上海让我去改电影剧本《朝霞红似火》，上海文艺出版社也要出我一个集子，我便去了上海。
　　忽然转念一想，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不是全国唯一一家出版社，为什么非让他们出不可呢？于是打电话说我要换出版社，让天津出。
　　这时《收获》上登出来了，大家都说好，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后悔了，想出。我不给他们。
　　想来真难为情，真是笑话，那时年轻，办事也冲。
　　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派人到上海来找我要稿子，我很冷淡。回来时，又去机场接我，我仍然坚持不给他们。
　　结果回到《红旗》就挨了批评。邓力群批评我，还有一个姓吴的领导说话更重，说我变坏了，让我立即准备行装，下乡“四清”去。
　　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也逼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感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当场搞得很僵。上面给韦君宜压力，她也要赶我下去，我跟她吵了起来。
　　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影响很不好。
　　我哪里知道，邓力群的夫人叫罗丽韵，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部副主任。没有这层关系，邓力群是不会批评我的。
　　最终，稿子还是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我要求调到北京作协，他们早想要我。邓力群不同意，他说《红旗》养得起专业作家，让我安心写作，有什么困难都帮我解决。但我执意要走，他便同意了。
　　《艳阳天》出版后，反响很大。我心中非常得意，觉得自己三十而立了！
　　读者喜欢我，每天都收到好多来信。单纯谈文学的很少，都是从政治上谈。有些人说我还写马立本这种人的感情生活没必要。我自己不这么看。现在回头想想，自己坚持的都对了，如果把这些所谓不符合形势的部分都去掉，《艳阳天》肯定要大大逊色了。不过当时正闹“革命”嘛，读者怎么说都可以理解。还有人说我写的中间人物，比如“弯弯绕”什么的，写得生动。读者自有道理，但作者也有自己的偏爱。我当然最喜欢萧长春，他符合我的理想。
　　后来我从文联下去“四清”，同去的还有汪曾祺。他是那种很文人化的人，我和他没有共同语言，但面子上过得去。他提出将《艳阳天》改成现代京剧，我当然愿意，并自认为《艳阳天》的戏剧基础很好。可惜弄了一半，“文革”开始了，我们都去“闹革命”，这事就撂下了。
　　北京人艺还把《艳阳天》改编成了话剧。蓝天野把剧本写好，之后就彩排了。我看了彩排很好，但后来没有公演，我也没问过原因。
　　
《金光大道》这条路(1)
从1966年到1970年底，这五年间，我跟全国所有的作家一样，是在斗批改、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中度过的，完全放下了笔。197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重新返回了北京。大兴县大白楼村已故队长王国福被树立为典型，我被选中给他写一部传记。虽然没有和他本人接触，但了解了王国福的故事后，我深受感动。我自幼是生活中的弱者，对那些肯于帮助别人，真心解救他人于困境中的人总感到非常亲切。于是奋笔疾书写了一篇《王国福的故事》。应当说写这篇东西，我是有创作冲动的，当然也想通过它改变当时的处境。这一点，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应当能理解。
　　据说是江青下的指示，要我写王国福，但也只是传说，没有确凿的证据，而我当时也并不知道这个说法。后来写完了交上去，可能是姚文元审的，认为可以通过，于是我又被传为中央重视的人物。
　　然而《人民日报》上又发表文章说不准写真人真事。市委书记吴德怕惹事，不让发表。我当然觉得非常可惜，但转念一想，没关系，自己不是一直想再写一部长篇吗，手里积累的这些新素材可以用进去。
　　于是在顺义箭杆河边南彩卫生院闷头开始写我的第二部长篇。之所以选在这儿是因为这里离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和萧永顺住的焦庄户都比较近。临去之前，市委书记吴德说，你把去向告诉我们，必须保证随时能找到你。
　　我一头扎进书里，每天吃饭在供销社，睡在卫生院，很少出去。当时《艳阳天》在农村家喻户晓，为了不受打扰，我还化了一个名字。有一天，有人跑来告诉我村头的大喇叭里在喊浩然的名字，看来人们早知道我是谁，但没有来打扰我。不情愿地，我接了电话，知道市委正在找我。
　　《艳阳天》是从合作社开始写起的。我一直想把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所以这一部要从合作组开始写起。已经有了《艳阳天》的基础，从写作手法上我觉得驾轻就熟了，而且写得更顺畅。《艳阳天》中我还在主线之外，穿插些小故事似的枝蔓，而且有点磕磕绊绊，总像不能完全驾驭似的。
　　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这部《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因为从人物故事到所蕴含的思想都符合我的口味。和《艳阳天》一样，当时读者就认为我写二林、彩凤这样的中间人写得好，但我不喜欢他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人世纠纷，对这种有点自私，但无害人之心的人是否比较理解了？但不，我还是不喜欢自私的人。我永远偏爱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做人就该像他们这样。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
　　后来有文章说，高大泉就是高、大、全，我觉得很有道理，把我的作品深化了。至于“文革”中把“高大泉”作为写作样板，让大家都这么去写，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我。这个路子是我出来的，最合我的脾气，对别人就不那么合适了。而且今天看来，这样做抹杀了生活和创作的多样性。
　　吕瑞芳的模特儿是昌乐东村队长田敬芳的老伴儿，她是一个既能干又贤惠的女人。丈夫在外主持村里工作，家里全由她撑着。对这样的农村妇女，我也由衷喜欢。
　　尽管我对《金光大道》寄予很大希望，但从人们的反映来看，更喜欢《艳阳天》。我多少有点失望，那时觉得《金光大道》比《艳阳天》要成熟多了。但现在想来，读者是有道理的，当时受观念和水平的限制，过于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点我是二十年后才认识到的。但历史就是历史，已经这样了，我不会去改动它。有人问我如果现在再写，会不会不一样？当然会。但这种假设没什么意思。
　　我开始懂事时，正是农村开始实行互助组的时候，它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但进入60年代，互助组发展成合作社之后搞得太左了。从合作社一定要发展成人民公社，一定要搞成大跃进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其实对于单干，我心里一直是矛盾的。无疑单干有利于发挥个人积极性，但对那些缺乏劳动力、家里有病人、又没有生产工具和牲口的农户来说，互助组、合作社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在这一两年关于我的争议中，有人指责我在八十年代的作品中依然留恋互助组。对此，我不想辩驳。
　　
《金光大道》这条路(2)
在我写《金光大道》时，我内心的矛盾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来。事实上，我毫不犹豫地站到了互助组一边。今天有人问我，当时社会生活也是有许多阴暗面的，为什么你在作品中没有一点反映？那你的作品能算真实的吗？
　　这要看如何理解“真实”二字了。对我来说，积极的、光明的一面永远是生活的主流。我的作品当然要写这些。至于单干，当时的确只有那些被认为落后的人才希望；和我要好的、谈得来的都反对单干，这是现实。
　　其实写《金光大道》时，互助组已过去十多年了。60年代，我在城里住的时间长了，对农村了解少了。而70年代初，农村已走得太快了，太左了，我已经接受不了了。所以我只能返回头来写50年代。
　　人们喜欢《艳阳天》也许还因为它的手法更像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更生活化、个性化。但在《金光大道》中我没有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现在想来有点可惜。
　　还有，在《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中我非常突出血统论。今天我当然不这么看了。时间会使人改变很多，我也不例外。
　　《艳阳天》的稿费是千字十元，我全部交了党费。虽然那时家境不富裕，一家人只有我挣工资，但从没想过要留下给自己或家人买点什么，毫不犹豫就交了。现在可能有人不理解，但当时就是这样，无须任何人动员。《金光大道》出版时，稿费已取消了。
　　书包网 www.bookbao.com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1)
1
　　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所以这一段的历史脚步是复杂险峻的，而且表面上丰富多彩，内涵却有着各种滋味，非是几页稿纸所能说清道明的。写完《艳阳天》，“文革”开始了。
　　后来“三家村”被揪出来，我不明底细，在县城给写作者作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成为“三家村”开脱。6月2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管桦说我：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我准备检查。没想到，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我的档案，认为我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我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由此开始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1966年8月中旬，北京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侯文正，只身一人闯进市文联串联、造反。他说市文联是一潭死水，在文联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这时，被保护在医院里的老舍从医院打来电话，要求出院参加群众运动。我劝他先养病，但他执意要来。
　　8月23日的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一份报告材料，忽听院子里一片喧哗。打字员小丁慌忙跑来告诉我，说是那个姓侯的给一个中学打了电话，勾来了一汽车红卫兵，到文联造反来了！我赶紧跑出房门，只见一辆卡车停在门前，一车身穿绿军装的女学生，正一个接一个地从车上往下跳。侯文正和文联内的少数造反派串通一气，要挟文联的全体人员到院子里集合。接着，就按照已经列好的名单，点一个，揪一个，揪一个就斗一个，一会儿工夫，竟揪出了一片。不少人挨了皮带抽打，所有被揪的人都戴上了写着“黑帮”、“反动权威”等字样的木牌子。我一眼瞧见了老舍正站在院子里，立刻意识到，老舍是统战对象，应当由军宣队出面予以保护。于是，连忙向后院军宣队的办公室跑去。路上，草明拦住了我。她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用两只冰凉的手攥住我的手腕，哀求道，浩然，我害怕死了，救救我吧！我说，你赶快藏起来吧！听了这话，她嗖地一下子跑了。
　　找到军宣队说明了情况，我请求他们向红卫兵解释清楚，以保证老舍的人身安全。军代表躺着不动，说，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嘛，红卫兵小将要揪谁，我们也没有办法！我急得跺脚，只好给市“文革”办公室打电话，请求他们给说句话，但得到的答复如出一辙。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前院时，老舍已被揪出，挂上了牌子，正被抽打着推上汽车，说是要与别的“黑帮”一起拉到孔庙去烧戏装。
　　我怕造成严重后果，便当机立断，派“文革”办公室的干部周述曾也跟上车随老舍同去。并嘱咐周述曾说，万一发生什么事，赶快打电话来。
　　两个小时过去了，周述曾打来电话，说老舍受了伤。我立即找到司机班，派汽车把老舍和周述曾接回来。谁知，接老舍的汽车刚刚开进文联大门口，又被一伙进行大串联的红卫兵发现了。他们看到老舍被红卫兵打伤后，头上缠着水袖，立刻一拥而上，将老舍围住，又进行批斗。这时，一个著名作家突然跳了出来，当着满院子的红卫兵揭发老舍。她说老舍是反动权威，崇洋媚外，不要人民币要美金，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帝国主义……在她的鼓动下，一些愤怒的红卫兵对老舍的打骂更加凶狠。老舍不甘受辱，一气之下，突然摘下脖子上挂的木牌子，朝身旁的红卫兵砸去。老舍的举动，立即激怒了红卫兵。霎时，更多的红卫兵冲了上去，拳脚相加。此刻，我急中生智，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大喊一声，老舍是殴打红卫兵的“凶手”，应该押送派出所法办。这一喊，红卫兵们停止了拳脚，几个人上去将老舍送到了西单派出所。
　　当时死人很多，派出所没工夫管老舍，打电话让我们赶快去接人。我们先把串联的红卫兵劝走了，把被揪斗的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人集中到后院，然后赶去派出所。我对老舍说，先回家，一来让家人处理一下伤口，二来好好反省一下，明天到文联来报到。老舍当时没有说话，我说什么，他点头听着。我又给舒家打电话，让他们来接人。当时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2)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那天他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了电话。胡薭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当时人都麻木了。老舍之死是市文联在“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
　　有一次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我说，骆宾基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管桦他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我们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我们正开会，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北京电子管厂有一位郭某，1958年就曾撰文批判过《青春之歌》，从而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后来茅盾先生写文章，作了结论，这场争论才告结束。这次“文化大革命”后，北大学生侯文正进驻市文联，大字报、小报上大登批判《青春之歌》的文章。这些文章批判杨沫的小说是为刘少奇、彭真树碑立传。我就出面说明她的历史、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和刘少奇更没有任何牵连。他们要揪斗杨沫，被我和其他一些同志给拦阻了。我觉得杨沫、管桦、草明都是革命作家，不会反党。于是跑去找《红旗》的王主玉，问他上面是否有风说要批杨沫。王主玉说没有。我就放心了，回来告诉大家说没事。郭某竟找到文联来，和我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文联有人站在我一边，也有人站在郭某一边，双方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于是我们到《红旗》评理。我和郭是揪着对方的脖领子去的。那时年轻，觉得没什么可怕的，他们扳不倒我。到了《红旗》，他们的口风又变了，说我们都有道理。结果回了文联，就有谣言说我让《红旗》批评了。还有人要批管桦，我就是不批。周述曾等人就批我。我不搭理，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的好朋友杨啸也受到审查，说他是“五一六”分子。那些人找我来调查，我说，我了解他，他不是！他们不甘心，我急了，说，非要揪，先揪我吧！
　　2
　　“四人帮”倒台后，一开始把我说成帮里的人，传闻特别多，开会背靠背整我。我看了一些发言稿，说我是江青的面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外面冻了一夜。这怎么可能呢？我上钓鱼台从来不能用机关车。那时作家整作家非常厉害，上线上纲，一些作家还到处鼓动，到《人民日报》督促，一定要公开批判我。有一次发了一条文艺会议消息，发言者名单中没有我，广州一刊物认为这是一个信号，就公开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当时我觉得，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
　　我给###部长张平化写了一封信，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但没有回音。
　　整了一百天后，在工人体育馆开文联恢复大会，我在会上做了检讨，念了一个小时，这样就算我解脱了。会场上没有喊口号。那天刚好是我大儿子结婚，我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现将我的检讨摘录下来，也许对大家了解历史有帮助。
　　我的教训1
　　我是怀着十分惭愧、十分感激的心情，出席这次会议的。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时期，我先在文艺思想上受了毒害。1974年叛徒江青向我伸出了黑手，又在工作上直接受到“四人帮”的利用，我写的一些文章和一些讲话，传播了“四人帮”反动的文艺思想，扩散了毒素，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当我逐渐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党和人民用心血从一个农村孤儿培养起来的文学作者，在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没有保卫人民的利益，反而以自己的言行危害了人民的利益的时候，我不能不十分惭愧和悔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也挽救了我这样一个上过当、受过骗、犯了严重错误的创作干部。一年多来，许多报刊对我的错误作品和言论做了批判，促进了我的觉悟；本单位的同志们，业余作者同志们和郊区农村的干部和群众，给了我热情的帮助与教育，使我有了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力量。党的“十一”大和五届人大提出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动员了亿万人民，开始了新的长征，各条战线都出现了蓬勃的景象，这些都有力地鼓舞着我，使我有信心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当一个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积极因素。今天我又参加了这样一个会议，给我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我不能不十分感激。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3)
“文化大革命”以来这十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我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而且错综复杂；这需要自己在领导和同志们大力帮助下，经过痛苦的过程，才能得到真正的清理。但是，我下决心认错、改错，在生活和创作道路上，来个新的开始。因此，我愿意利用今天这个时机，向同志们说清自己所犯的错误事实，摆出我的错误思想，汇报我的初步认识，取得同志们的批评和帮助。
　　我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底，三十岁出头的最好年华停下了笔，荒废了五年之久，我是很痛惜的。于1971年5月又重回创作岗位，心里兴奋，劲头很足。当时书店没有书卖，读者没有书看，也激起了我的责任感。周总理支持召开的全国出版会议，更加鼓舞了我，很想大干一场。我那时是怀着美妙的理想、用天真的眼光看待文艺界现实的，觉得经过“文化大革命”了要安定了，文艺会很快地繁荣起来。社会上推广的所谓样板戏经验，我感到受约束，但却认为是“党”提倡的，仍然用功地“学习”和“领会”。报纸上提出不要写真人真事，我就赶紧放下了写了半截儿的王国福传记文学，把1962年夏天起草的一部旧稿拿出来，吸收传记的部分材料，重新写起。新的长篇出来了，又写了短篇集、儿童故事集，还整理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几本旧作。这时候，我的书出多了，报刊上对我的评论也多了，我经常在外事场所露面，又出席了党的“十大”。也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更加猖獗。大批知名的老作家被禁在干校，有的同志写一首诗就遭到暗算，发表一篇小说就招来大祸。随后又是批“黑画”、反“黑线回潮”等等接踵而至。这些都对我起着“打骡子惊马”、“杀鸡吓猴”的作用。我左右前后一看，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心理，开始感到孤单，感到风险，害怕抽打别的作家的鞭子抽到我的身上。就在这个时候，叛徒江青向我伸出黑手——1974年1月20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她送来的两份“批林批孔”的材料。两天以后，她又让《人民日报》通知我看电影《中国》。又过两天，我到一位业余作者家串门，接到市委通知，让我赶到天桥大剧场，说江青要“请”我看戏。这样，“四人帮”就把我抓住了。从1974年1月24日到1975年9月17日，我跟叛徒江青在小范围场所见过四次面(每次都是七八个人以上，没有个别见过面)，被她利用，做过四件危害人民利益的错误事情，即往西沙送黑信、写《西沙儿女》、访问西四北小学和参加电影《井冈山》的创作。
　　在天桥剧场第一次跟江青见面，她装出一副“热情可亲”的样子，开口就问，浩然，我过去是不是亏待你了？使我不知如何回答。她又说，你这么年轻啊！你写了那么多东西，我周围有你许多崇拜者，他们喜欢看你的小说，资产阶级不欣赏你，等等，把我大捧一通，就胡乱地谈论起《艳阳天》小说和电影。她还说，你的《艳阳天》我看过。请你原谅我，《金光大道》没看。我工作忙，眼睛也不好了……她还指示在场的于会泳等人：你们以后有这方面的事情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请他看戏，不要怕人家批评，你们几个里边没有懂小说创作的，等等。
　　我是农村干部出身，过去对叛徒江青的丑恶历史一无所知，我把她看成是“中央领导”，尤其错误地把她看成是“代表”毛主席的。她接见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学写作者，本来出于反党目的，是拉拢我，扩充“四人帮”的势力，我却误认为她这样对待我，是体现“党”的关怀，以为她过去“抓”了样板戏，这回要开始“抓”小说创作了，心里很高兴。可是，当她向于会泳等人说有“这方面的事情请教”我的时候，又怕这是让我“当官”的信号，很紧张。我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只要不遭受打击就行，愿意踏踏实实地写作，别无企图。所以，最后江青问我，你对我有什么要求吗？我赶忙说，希望党多给我写作时间，千万别让我做组织领导工作，我水平低，连党小组长都没有当过，我只有用笔才能为党做些有益的事情。她令人奇怪地回答一句，你这个人真客气。这次叛徒江青接见，我非常高兴，原有的恐惧心理立刻消失了，错误地认为这一回我的工作被“党”承认，以后可以安心地写作了。我当时这种怕挨整而喜欢被“拉”的思想状态，就成了我以后上当受骗被利用、犯下错误的毒害根苗。
　　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4)
果然，四天以后，也就是1月28日凌晨，我跟叛徒江青的第二次见面——在钓鱼台与另外两个人一起接受了充当她的“代表”、到西沙前线送黑信和批林批孔材料的“任务”。当时正是春节，客人往来，忙得报没看、广播没听，不知道西沙打仗的消息，直到进了钓鱼台都坐在会客室里，我都不知道半夜三更地找我们几个来干什么。过了一会儿，江青从另一间房子里走进来，说，西沙这次胜利，主席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很想去，脱不开身，请你们几位代表我去慰问前线军民。还说，你们回来，可以写诗，写报告文学，写散文，我等着看。
　　江青派给我们这个任务，是蓄意破坏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战略部署，是干扰军队，为她当“女皇”捞取资本；在我个人来说，是被阴谋家利用，是充当他们搞阴谋的工具。我却糊涂地认为这是“党”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觉得很“光荣”。我是搞文学创作的，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资格去充当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代表”、干送信和散发材料的角色，而我却没有抵制，没有拒绝。可悲的是，我连抵制、拒绝的念头都不曾有，就乖乖地遵命了。
　　第三次跟叛徒江青在小范围场所见面，是从西沙回来的3月5日晚上，接到市委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当时在场的除了我们三个之外，还有“北影”、“乐团”和“八一”电影厂的十几个人分头做汇报。在这个会上，我亲眼看到叛徒江青一怒之下就宣布了一个曾经受她重用的文艺界领导干部的政治死刑，当场让秘书取来那个干部的材料袋子。我跟江青坐的距离比较近，匆匆地朝那袋子上看一眼，瞧见上边写着人名和号码，心里不由得一惊，暗想：这样被江青重用的人物，她都准备着随时打击的材料，实在太可怕了。我还联想到《欧阳海之歌》的作者曾经被她重视过，后来又被投进监狱的实例，我的那种“可以安心写作”的幻想开始动摇了。我强忍住惶恐，做自己的思想工作：她是中央领导，不会随便诬陷人的，自己往这方面想多了，倒会犯错误。我就这样压下了自己的波动。两天以后，接到跟我同去西沙的那个诗作者的电话，说他写的“诗报告”不仅完成，而且江青看了，批准了，立刻就要发表。我十分紧张，因为我要写的作品还没有构思好。我唯恐落后，急忙追赶，拼命地写了两个星期，把《西沙儿女》全部起草出来了，同时打印，立即送江青审查。大约在三天以后，于会泳就给我打来电话，说：首长(指江青)不看稿子了，作者自作处理，我们保留批评权。江青不看稿子，还要“保留批评权”，使我的精神有些紧张，怕被抓了小辫子而挨棍子，于是在修改的时候，越发向“诗报告”靠拢，认为那样保险系数会高一些。很多毒素就是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注入的。在“奇志篇”中，我用了“庐山劲松”，是受“诗报告”的“启发”，很自然地因袭下来的。我当时甚至觉得用那张照片，比用一条语录形象，自欺欺人地认为有主席题诗，不会错。在修改定稿时，我又塞进了江青的一句黑话，即“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是我经过思考、自觉地这样做的。当时我在广州石岗修改稿子，军营里放大喇叭，正播“诗报告”。当我听到诗里边的那句话的时候，心里一动，想起在文化部“创办”讨论修改“诗报告”的时候，于会泳曾说他专门找江青核对过那句话。那句话既然是江青及其亲信所重视的，如果我在作品里不引用，很可能使江青怪罪，起码会有所不悦。于是，我就在校样中间找了个地方，把这句话填了进去。这样一来，这句黑话，加上“庐山劲松”的照片，就构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叛徒江青是西沙自卫反击战胜利的精神指导者和鼓舞者，我给江青树了碑、立了传，这是在政治上犯的严重错误。
　　1974年是我被叛徒江青完全欺骗的阶段，除了送黑信、写《西沙儿女》被她利用以外，我还按照她在一份简报上的批示，到西四北小学参观，写了一首儿歌，我还自动地到过江青鼓吹的小靳庄参观，写了一篇散文。这些都直接地为这个阴谋家捞取了政治资本。这期间，当江青送材料给我或让我看了电影《中国》以后，我给她写过信，还向她汇报过《西沙儿女》的主题思想和写作过程(到1974年秋天以后，再没有给她写过任何信)。这些信虽然没有一封是“告状”的，没有一件反映别人别事的内容，却有不少“感激”她、恭维她的话，这些反映了当时她那假面具和特殊地位对我的欺骗很严重，也暴露了我把毒药当蜜糖吞吃的那种“得意”情绪。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5)
1975年是我对叛徒江青的丑恶面貌有所认识的开始。1月初，我在密云县深入生活。有一天夜间，我跟县委书记何奇珍同志下乡回来，互相信任地谈起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些令人不满的现象。何奇珍同志为一些好作品和老作家被压迫鸣不平，嘱咐我小心。忽然，他忍不住地当着我的面骂起江青，她算什么东西，信口开河……她一个人就代表党了？这是我头一次听到这样正义的声音。当时，我虽然只是点头，没有也附和他骂江青，但是，这声音对我的思想震动却是很大的。仿佛这是个信号，后来我在农村、军队，在一些文艺工作者和老同志那里，经常听到咒骂江青和张春桥的声音。这些启发了我，教育了我，使我渐渐地看清了党心、民心和军心所向。我对江青开始反感了，怕她了，小心地躲避她了。到了7、8月间，关于江青的所谓“谣言”流行起来，使我进一步明确了不再跟江青靠近的念头。9月16日，我正在延庆县山区农村体验生活，突然接到市委的电话，说江青让我到大寨去，我17日赶到大寨，参加二十几名文艺工作者的###。这是我第四次在小范围场所见到江青，也是最后一次。
　　在大寨，我亲眼看到叛徒江青的下流表演，她追查所谓“谣言”，疯子一般地骂人，逼《创业》作者给毛主席写信承认“错误”，说那实际上是反攻的信，还说“写了信别给我，直接送中央”。当时，我虽然对中央的斗争情况并不清楚，没有识别出江青跟王、张、姚等人搞的是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路线，也没看出江青有篡党夺权的野心，更难以辨别正在被追查的“谣言”是真是假。但是经过几次接触，逐步地有了一些实际感受，我感到江青这个人的灵魂十分肮脏，作风很不正派，反复无常。我对她的一些言行由不满到厌恶，联想到7、8月间我所听见的有关她的丑闻，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倒台了。我不仅害怕她，而且憎恨她，我告诫自己，今后决不能再跟她靠近了。在大寨的第二天，往食堂的路上，我被于会泳等人伴随着的江青拦住，她问，你听到什么谣言没有？我回答她说，没有听见。她用不相信的眼神盯我一下，我赶紧说，不信您去调查，我一直在乡下，那里闭塞得很。吃饭的时候，江青正式给在场的文艺工作者布置写作任务：重写《创业》、大改《山花》、新创作《井冈山》、《长征》和《四渡赤水》。她让我跟一位导演合作搞《井冈山》，我不肯接受，再三推脱都推不掉。江青跟于会泳还分别三次宣布纪律。江青布置所谓创作的“任务”回去后对谁也不许讲，要保密。回到北京，我经过思想斗争，第二天终于向组织做了汇报，并直接跟市委主管文艺工作的书记表明不愿意执行江青交给我的这个写作任务。那位书记说，拖拖看。我就藏到军队写小说。1976年春节临时回京探亲的时候，刘庆棠让人通知我，春节后参加电影会议，责令《井冈山》等创作上马。我为了逃避，又通过市委领导在初二躲进军队的三?一医院，继续偷偷写小说。领导、周围的同志，以及三?一医院十三病室的医务人员，不畏风险地支持我这一行动。我之所以不像接受西沙之行差事那样热心积极地接受写《井冈山》的任务，是因为四点：第一，我对江青这个人有了看法，过去认为她代表“党”、代表毛主席的这种糊涂观念已经破灭了；第二，我听传说《创业》作者那封告江青的信，是邓小平同志转给毛主席的。邓小平同志支持了《海霞》，江青才打击这部电影的编导，感觉到这里另有斗争；第三，写毛主席革命实践的《井冈山》创作，为什么保密，使我怀疑；第四，毛主席那个矛头直对江青，关于《创业》的批示，给我壮了胆，开始觉得江青不得人心，她再要胡闹下去，早晚得被批评。可是，1976年2、3月的形势，又使我糊涂了：不得人心的江青通过组织手段疯狂地追查“谣言”，越来越得势。江青所仇视的邓小平同志反而成了“右倾翻案风”而遭到批判。我对真相不了解，又不想无根据地胡乱猜疑，心里十分害怕。这时，我从个人安全出发，心想，如果得了势的叛徒江青发现我对她三心二意追查起我躲避她、抵制她交给的任务的事情，知道我底细的渠道很多，难以保守住秘密——我必须改变躲避她的策略，免于暴露、免于毁灭。因而，在###发生的那天即4月5日，我怀着沉重的痛苦心情奔了长沙，追上了2月9日就开始工作的“井冈山”剧组。
　　书包网 www.bookbao.com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6)
这部作品因“四人帮”被粉碎没有写成出笼，在创作活动中我一直托病没有执笔，但从思想本质上看，参加《井冈山》的写作比写《西沙儿女》的行动本身，错误更为严重。因为写《西沙儿女》时，我对叛徒江青确实还没有什么认识，完全被她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地位所迷惑。到了写《井冈山》时，我跟她有了接触，有了一定认识，却没有舍得一身剐地斗争到底的勇气，我怕受到迫害，怕失掉写作权利，怕影响儿女们的前途，怕株连朋友，等等，实际上是个人主义的一个暴露。因此，我的教训也是最沉痛的。
　　我在工作上受了“四人帮”的利用，首先思想上受了“四人帮”的毒害，而思想受毒，远在叛徒江青拉拢我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四人帮”鼓吹的一套反动文艺理论，我在思想上接受了，并在创作上实践了，在言论中大量传播了。那几年，我在各种场合、许多文章里说过不少错误的话、过头的话、无知的话。我毒害了青年业余作者和读者，伤害了老作家，也危害了党的事业。我一想到这里，便悔恨不已。
　　“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我第一次接触林彪同江青炮制的《纪要》时，并不理解。因其属于中央文件，是上边批发下来的，对“文艺黑线专政”这句话，在理论上并没有怀疑。我1964年10月一搞专业创作，就是“文艺整风”，贯彻毛主席对文学艺术的两次批示，我觉得那批评是严厉的，文艺界的问题是严重的。然而，“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接触到实际问题，眼看着把大批作家打倒、把大批作品封禁，我从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因此，我被选为市文联“文革”负责人以后，跟同志们一起，对大多数作家和干部采取了保护态度。后来由于刘少奇1、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和一些同志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我不得不强制自己承认错误，承认保护了“黑线”、压制了向“文艺黑线造反”的革命群众。不久，文联被“砸烂”，我和全体同志被当作“黑店”的伙计赶出大院，接着挨整，肃“黑线”的流毒，最后灰溜溜地下放劳动。这一切，留给我精神上的创伤是深刻的，对我的思想影响是严重的。重新回到写作岗位以后，正赶上“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疯狂时期，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批“文艺黑线”，今个反“复辟”，明个反“回潮”，“四人帮”制造起来的这股子“文艺黑线”的旋风，时时处处地吹刮翻卷。久而久之，就把我吹迷糊了，林彪、“四人帮”那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理论和他们对付所谓“文艺黑线”的残酷现实，就互为作用地使我接受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艺界“一团漆黑”这样一个概念。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艺战线像其他各条战线一样，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事实上，被《讲话》哺育起来的一大批老作家，从战火纷飞中磨炼过来，具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丰富的生活积累、纯熟的艺术修养。建国后，他们深入社会主义火热的斗争生活，写出大量受工农兵欢迎的优秀作品，这是铁的事实。对这些作家和作品，我没有一概否定和一概打倒的思想，也没有具体地参加过“四人帮”的任何砍伐活动。但是，已经被林彪、“四人帮”那股邪风吹糊涂的我，不仅不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当“老保”，反而跟在“四人帮”的喉舌边，喊叫“十七年被一条文艺黑线专了政”的口号。尤其严重的是，把业余创作的活跃，看成是所谓“文艺革命”的成果。我把“帮气”十足的文学作品、电影、会演一度增加，自欺欺人地说成是“文艺春天的来临”，替“四人帮”粉饰了悲惨的现实，麻痹了广大群众。这是我的又一严重错误。特别是北京市的业余文学青年，他们信赖我，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正确的帮助，我在主观上也想热心地给他们一些帮助，可是中了“四人帮”毒害的我，也把一些毒当作糖灌输给他们。他们的健康成长受到妨碍，我要负很大的责任，我对不起他们。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7)
我在“四人帮”那个“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旋风里迷失了方向，承认了十七年文艺界是“黑”的，我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也就处于极端矛盾的状态。十七年是“黑线专政”，那么我这个十七年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工作者，又如何解释呢？我觉得自己不是“黑线人物”，我当时是不受重视的、是被“黑线”压制的。我把自己初学写作时，一些作品没有被发表，牵强地说成是被“黑线”压制；把没让我参加文代会说成是不受“黑线”重视；甚至把一些同志出于爱护而对我的批评和指教，也曲解为“黑线压制”，这是极其荒唐的。我向这些被我伤害了的同志诚恳地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因为接受了十七年是“文艺黑线专政”的谬论，我就不能不承认自己这个从十七年走过来的人也中了所谓的“黑线流毒”，在一些场所，把自己过去接受的一些艺术上的问题，也作为“流毒”来清理。同时，用“四人帮”的艺术标准，特别是所谓革命样板戏的创作模式“三突出”、“根本任务论”，以及写矛盾冲突的一套谬论来衡量自己的旧作，就觉得有些东西不够标准了。编选“文化大革命”前的短篇《春歌集》、《幼苗集》的时候，我把曾被一些同志肯定的作品，如《晌午》、《蜜月》等，视为是有“毒”的作品加以删除。搞新的创作，我使劲地学习样板戏的经验，明明感到是框框，强硬着往里钻，我对长篇作品必不可少的成长人物、被争取团结的人物，抱着极小心的态度对待，尽可能少写，怕犯“中间人物论”的错误。我在生活中获得了新人新事的短篇素材，如果没办法加进“阶级斗争”的线索，宁肯放弃，也不写，怕蹈“无冲突论”的旧辙。我机械地强调创作为政治服务，不多谈创作技巧，怕触犯“为艺术而艺术”的禁条。我尤其把“四人帮”那个“根本任务论”当作自己认识上的一个“提高”。总之，我把林彪伙同江青炮制的《纪要》所否定的，都当成“错的”、“旧的”，而把“四人帮”鼓吹的一套“样板戏”经验，都当成是“对的”、“新的”。所以我就声称跟“黑线”决裂，走“新”的，也就是以样板戏为榜样的创作道路。我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否定了自己过去十七年曾经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所走的道路，而把自己禁锢在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框里”，表现在创作实践上，必然铸成了写出《西沙儿女》这样的错误作品。
　　我出生在北方农村，成长在北方农村，一直用笔反映北方农村生活，对西沙生活没有任何积累，对处理战争题材没有任何经验，只凭着一个“大人物”派给的任务，就靠着临时采访的方法写起小说，这本身就是违反创作规律的。我这样做了，还扬扬得意地认为，自己积极地写了不熟悉而应当熟悉的生活，是及时地为“政治”服务了，是我所走“新”的创作道路的一个标志。实践证明，我这个创作活动为“四人帮”阴谋家服务了。所谓“新”路，正是旧路，是对毛主席提出的深入生活、进行典型化的创作原则，以及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一个违背，是我对自己过去所走过的正确道路的一个否定。“黑线专政论”、“三突出”、“根本任务论”的毒害，导致我的某些创作从为工农兵服务而变成为党内野心家服务，为阴谋文艺服务了，这个教训是多么沉痛！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制造争端、挑动派性，分裂了文艺队伍，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是不堪回首的。就我个人的错误来检查，因那时运动的反复，我与本单位的几位作家伤了感情，而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尽管我没有利用后来我自己的所谓得势的地位加害过任何一个作家，甚至没有对任何一级领导汇报过他们的情况以及我们之间的关系情况，但是在内心里我对他们有排斥情绪，不愿再到一起工作。我对他们遭受“四人帮”压制的痛苦没有切身体会，对他们不下乡、不写作品是受“四人帮”压制的结果没有认识，尤其对一些同志不下乡、不写作是对“四人帮”的一种抵制这一点，更不理解。所以在1974年以前，我在跟业余作者谈创作的时候，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却带着感情说过，有些作家拿着高工资，不下乡、不写作品这些错误的话。我伤害了这些同志，我在这里道歉。1973年冬天文化局创评组搞所谓反“回潮”。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开始以后只参加半天会，进会场之前，文化局一位领导才在门口把会议的内容告诉我。我没做任何调查研究，就凭过去的主观印象发言表态，支持这个会。我把这些同志遭到不合理的批判，看成是这些同志本身不好好地深入生活写东西而胡闹应受的处罚。我还从“重新组织队伍”这个错误观点出发，说市委能让这些同志回到创新岗位上来不简单，我让这些同志感市委的恩，不应当再给市委“惹祸”。我还说，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我要离开创评组，搬到农村去。我以一个最“革命”、最“合格”的作家的神气“教训”别人，给那些受冤挨整的同志增加了精神压力。我要向这些同志承认错误。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8)
1975年春天开始，随着我对叛徒江青这个人反感、憎恨萌起，对当时受“四人帮”摧残的农村生产，也有些不满意和担心。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对华主席在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我是从心里拥护的。10月里，根据我前一段的生活感受，写了中篇小说《三把火》。我想形象地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配合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以“三要三不要”的原则作为正反两方面人物的斗争核心。主人公杨国珍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访问土改以后当过干部的老同志，把他们团结起来，安排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稿子打印后要在《北京文艺》上连载，已到1976年春天。那个“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接着批判所谓“三项指示为纲”。我的《三把火》被揭发为是写“三项指示为纲”的，是宣扬“举逸民”，搞“复辟”的。当时我想不通，觉得用作品体现主席的精神没有错，可当时是有理没处讲的，不免又很紧张，怕被文化部抓了典型而遭到迫害。所以，第一次修改，也就是在《北京文艺》上连载的稿子，主要更动是消除“三项指示为纲”的痕迹，例如把女主人公访问、起用老干部的情节，改为访问“老贫农”等。在连载过程中，社会上“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写与走资派斗争”作品的口号喊叫起来了，从市委有关部门到文化局各方面向我提出按这个口号修改作品的要求。特别是剧团要把它改成戏、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调演，领导向我提出，全市只有这一个戏，参加汇演必须是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主题，只能搞成。搞成搞不成，关键在你协助。在当时那种压头盖顶的错误思潮影响下，我从勉强到自愿、从别扭到顺手地按照“写与走资派斗争”的调门，一遍一遍地加码，改写了这部作品。因为要遵照领导关于避开“三项指示为纲”、“三上桃峰”这个“三”字的指示，还把书名《三把火》改成了《百花川》。不管这个作品的修改过程如何曲折，但它是通过我的头脑思考、通过我的手完成的，要由我负全部责任。
　　所谓“写与走资派斗争”是“四人帮”一个重要阴谋。他们借着这套诡计，为他们打倒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制造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道路。这股风刮起来的时候，我正在医院。我又一次错把“四人帮”的诡计当成了党中央的号令，唯恐因住医院对文艺问题比较闭塞而落后于“形势”，我就从报刊上几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论的文章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的“二十三条”、“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以及毛主席当时的新指示开始学起。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知半解，不是系统的而是割裂的来学习，所以辨别不出哪些是真，哪些是伪，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哪些属于坏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谬论。我兼收并蓄地“学”了一通，又被从医院里叫出来参加一次文化局创评组召开的“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座谈会，听了一些发言，立刻就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其结果，使我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我把《三把火》改成了《百花川》。《三把火》的素材是生活中来的：起用老干部问题来自通县的富各庄、果上山粮下川来自怀柔县蚕坊营；杨国珍这个人物来自密云县新农村的杜常珍等几位同志。到了改《百花川》，就完全按照上边，实际上是按“四人帮”的“要求”和“指示”图解了，违背了毛主席提出的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人物的原则。这也是林彪、“四人帮”颠倒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流毒和表现。我犯的第二个错误是5月里路过南京师范学院时，在一个座谈会上大谈“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体会”，替“四人帮”扩散了毒素。我这方面的创作和言论不自觉地配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为他们效了劳。十年间，我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我的检查是初步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但我已经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事业的紧要关头，说错一句对革命不利的话，办错一件对革命不利的事，都是罪过，何况我说错了那么多、做错了那么多！我认账、还账、决不赖账。我的心情是随着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加深的过程而加重的。我十二岁成为孤儿，十四岁参加革命活动，十六岁加入党组织，十七岁开始一边识字一边学习写作。是党把我培养成人。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犯了错误，我怎能不认错、不改错呢？我是一个自认对党有感情、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但为什么会犯下这样有害于党和革命的错误呢？为什么从懂事起就立志在私生活和在社会上都当个正派人的我，却在人生的途程上留下这样歪斜的脚印呢？这里边有历史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但关键在于我自己没有很好地改造世界观造成的。第一，是由于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学习得不够，更没有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下过工夫，缺乏辨别路线是非的能力。主要凭着对党感恩的思想、凭着热情工作，这就带来了极大的盲目性。“文化大革命”前，因多年当基层干部和从事新闻工作，养成一种偏重于当时的政策学习和上级说什么就做什么的习惯。“文化大革命”后虽然比较注意政治理论学习了，却赶上林彪、“四人帮”干扰，他们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观主义横行、形而上学泛滥，把我的思想搞乱了。这两点的直接后果是，当上边领导出现了坏人，又跟他们发生了工作关系的时候，就会糊里糊涂地被利用，当了他们的工具。第二，我从小在革命队伍里长大，“娇生惯养”，没有受过大的挫折，看什么都是美好的。学习写作以后，一下子酷爱文学创作，不顾一切地为“创作”而奋斗。这里边既有新生活的鼓舞，有革命事业心，又有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顺利了，有成绩了，就扬扬得意，骄傲自满；有了困难，就急躁悲观；遇到风险，就总想保住写作权利；越有点名气，这个包袱越重，于是就有了怕字，不敢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低和一切围绕着“写作”，实际上是围绕着“我”字转，是我犯了一系列错误的根本内因。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9)
过去的错了。如今要求我回答的是向党、向人民认错、改错。而最好的认错、改错，是拿出实际行动。我要跟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肃清他们对我的毒害，深入到农村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世界观。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把步子迈正，把创作搞好。我现在虽然身体不行了，但还年轻，还能为党工作一二十年。我要用党和人民给我的笔，写出较好的作品，以功补过，为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的誓言，更是党组织和同志们对我的要求和希望。我是有信心的。这个大跟斗跌得很重，是损失，也是收获。如果能从积极方面接受教训，会成为宝贵财富，使我受用终生，我将变得聪明起来、坚强起来。光明的中国，自有每个革命者的光明前途。迷途知返，我要勇敢地前进！
　　我的检查很不深刻，我愿意继续检查，希望同志们帮助我。
　　这篇思想检查实际上是大会召开后，我以会议发言为蓝本写的。主持会议的是市委文教组的王利民，他说我很真诚，说的都是真心话。他说得对，我的确没有半点隐瞒。但那是70年代，写什么都要加一大堆套话，所以今天读来好像是在敷衍。当时刘少奇还未平反，我将他和“四人帮”、林彪并列在了一起。这篇文章本来是给《北京文艺》写的，但市委看了不同意发表，认为没必要把我的错误大肆宣传。他们有自己的考虑。
　　关于和江青，我觉得还有些补充。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关于《艳阳天》的，她说看到小石头的死，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作为读者，她的看法和我很相近。她很喜欢《艳阳天》。说实话，第一次见面，我对她印象不错。她请我看的苏联、日本电影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我不愿和她一起看，太紧张。她让我坐在她身边，好多人眼里都流露出嫉妒，这我心里明白。有些军队上的人让我给江青转信，我从没转过。因为觉得转了她也不会看。信的内容并不像后来传的那样是效忠信，只是一些具体事务，军队的、地方的事向中央反映，没什么特别惨、需要帮助的。
　　江青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是调用海军飞机送我们去的西沙群岛。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警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机跑遍西沙诸岛，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我懂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
　　那时在西沙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张永枚写诗较快，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全稿。
　　由于对生活不熟悉，《西沙儿女》采用诗体形式，在形式上变变样，避免把故事写得那么细。把我所知道的我家乡抗战故事改造一下应用上去了。写这本书，热情很高，但又是应付差事，不足为法。
　　那次被市委从延庆叫来，就是让我去开会的。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门前，我走进会场，有一个穿军装的女人迎出来说，会议已开始，怎么才来？这是谢静宜。到了大餐厅，坐了几百人。谢静宜说，他们到了。我们正要低头找位子。江青站起来说，还往哪走？就坐这儿。让我们坐到她那一桌。那天江青把张天民骂了一顿，说无大错，还有小错。张永枚被江青点了几句，吓得有点神经质，每天早上老在一个地方扫地。有一次别人刚扫完，他又扫，走近告诉他，他竟从怀里拿出江青与他合影的照片给人看。
　　后来，张永枚变得有些不正常，说话颠三倒四，一会儿说月亮很圆，一会儿说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门，他老是把门反锁上，非常紧张。听说他后来曾送进精神病院，前些年他还给我寄过材料，有过联系。
　　书包网 www.bookbao.com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10)
回北京的火车上，于会泳对大家说，回去后对谁也不要说这里的事，否则会受干扰。我回京后就向市委汇报详情，并说要写建军五十周年剧本，已分配张天民写大庆，张永枚写赤水，我写井冈山。我不熟悉军队生活，有为难情绪。市委黄书记说，你的事难办。我说，你是领导，你得想办法。于是，就安排我除夕之夜住院，一开始送到朝阳医院，听说周扬住在那里，连忙换到三?一医院，躲在病房里改写《金光大道》第三部。1976年4月清明节发生###，在天安门广场清场之时，我接到市委一个紧急电话，要我赶快离京上《井冈山》创作组。
　　当时江青有几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对《艳阳天》的好感。有时在钓鱼台开会，她会问，浩然同志请来了吗？在文艺会上她曾这样说过，浩然是一位执行毛主席文艺路线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讲话》精神一点一滴去做的，长期生活在基层，是一位高产作家。
　　当年文化部副部长序列中，由袁水拍分管文学方面。毛泽东曾称赞袁的诗，江青让袁当副部长，是看着毛泽东的面子，但江青嫌袁的岁数太大，不方便跑上跑下，而且袁胆子太小，顾虑重重。
　　江青没透露过要我当副部长，但我感觉到她要抓我。她对于会泳他们说，你们几个有搞音乐，搞舞蹈的，没有搞文学的，你们要请教浩然同志，他是专家……我说，我从来没做过党的领导工作，连小组长都没当过……江青指 着我说，你太客气了！我听了出了一身冷汗，不知是正话还是反话？
　　又想当官又要创作是不行的，我对官场事情不太感兴趣，我干不了这事。不进这圈子只是表面知道一些事，一进这圈子就受不了。开会还要记录，连皱眉头都要记。我只是想，被江青重视的人是不会挨整的，我可以踏实地搞创作。我曾跟吴德说，可别让我当官。吴德说，我当不了家，我不好说话。
　　后来有文章说据刘庆棠透露，1975、1976年间，继恢复《人民电影》等五大刊物之后，又酝酿筹办全国文联、作协，内部已有安排我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考虑。江青确实有把我调到文化部的想法，只是没有正式谈过。江青说过，以后文化部应该团结浩然同志，多给予他任务，多关心、帮助他。
　　1976年9月，我成为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文学界代表。我跟老将军杨成武一起守灵，由于大会堂空调较冷，我因年轻，守灵值班时间比老同志更长一些。我见到面有哀戚的江青，并说了一些致哀的话。
　　“四人帮”垮台时我正在上海出差，消息是《收获》老编辑郭卓偷偷打电话告诉我的，说北京抓了几个人，上海不能久呆，赶快回京。我胡乱猜抓了哪几个人，独独漏了王洪文。
　　
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1)
1
　　1977年12月，我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1978年开会时，却被取消了代表资格。我明白风向变了，大家不欣赏我了。苦闷和寂寞成了那段生活的主要特征。有一天老朋友梁秉?到月坛北街来看我。我去书店没在家，回来时看到他，我竟握着他的手流下了眼泪，很久没有人来看我了。老梁劝慰我说，你没有害人，你可以度过这一关的。
　　我的确想不通，我从没整过人，大家整我干什么呢？所以那时我不去文联了，工资都让孩子们替我领。
　　老朋友、文学界的老战友在这时一个个地来看我。林斤澜抱着一只老母鸡，带上多年没见面的刘绍棠来给我鼓励。见到刘绍棠，我很惭愧，回想起当年批判他时自己的发言，觉得应当请求他原谅。虽然那时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作为群众发言说什么都无足轻重，但毕竟参与了打击他的势力。
　　刘绍棠非常宽容，说对于过去的时代只能让它过去。我顿时如释重负。后来林斤澜、从维熙在家请文学界的朋友们吃饭，我也去了，觉得虽然在创作上不是一个路数，共同语言不多，但面子上都过得去。
　　后来看到文章说，有些老作家对我有看法，不让过关，而中青年作家大概因为有些受过我的指导，为我说话。有人说我是“四人帮”的骨干，写过效忠信，后来组织上做了调查，知道我写的七八封信只是愿意去开会之类的事务性内容。
　　我对过去岁月的看法是，那种处境下有一度辉煌，对年轻的我来说，确实有所惬意，有所满足，但也伴随着旁人难以知道和体味的惶恐、忧患和寂寞。我赶上了那个时代，并有幸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况。我对当时的创作不后悔。时代在发展，人们在变化，但是发展和变化到何种样子、何等程度，真善美、假恶丑总会有其客观标准。他们的斗争与较量，无论其胜负，人们一定会给予正义与非正义客观公正的评判。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派系之争依然存在。但作家是靠作品，我认准了这一点。我才五十出头，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在这个年岁许多作家都写出了最优秀的作品，我坚信自己也行！
　　我立志要爬起来，要在跌倒处爬起来。作家的生命是他的作品，新的作品显示他的真实品德和新生。我相信这观点，我遵照这个观点咬牙、奋力地实践。遭难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拿出长篇小说《山水情》。作品发表后，一些同志高兴地说，看到了浩然，看到一个新姿态的浩然。
　　就在我自欣自慰，并准备使足劲头再往前追赶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长春电影制片厂按照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山水情》(原题《男婚女嫁》)改编的电影剧本已经开拍，书稿如果不做急件处理，就要出版在电影的后边。这是极为糟糕的一个结果！当时的形势下，哪家出版社肯把我这样一个起码属于不走红的、倒了霉的作者的稿子当“急件”发排呢？我一连在几个出版社碰了钉子，书可出，但电影必须等书发行后再公演。这苛刻的条件，我是无力办到的。
　　就在这种“绝难”的情况下，百花文艺出版社那位刚刚从冤假错案中解脱出来的克明同志，从我的老朋友、作家刘怀章那里听说我遇到的困难，马上请示当时的总编辑林呐同志，得到赞成的答复，他立刻派刘国玺同志专程到北京取书稿。刘国玺向我转达编辑部的决定，把《山水情》作为急件发，一定出在电影的前边。听到这个声音，我喜出望外，感激的心情，很难用语言表达。因为我清楚我当时的处境，更没忘记，我的《百花川》曾经让他们背了“黑锅”、受了株连呀！他们说，我们过去都走了弯路，我们重回正路上，共同多出好作品。你是我们的老作者，互相都了解，要合作下去。当时我回答了句很“土”的话说，百花文艺出版社真够朋友。这个朋友，不仅给我解了忧患，重要的是使我增加了前进的信心和勇气。文学事业的成功，没有比自信心更具有神奇力量的了。
　　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2)
还是在这种心境下，我来到三河县段甲岭，又看到了我喜爱的黄色，听到了乡亲们朴实亲切的问候，心情更加舒畅！乡土的温馨使我融化在对未来的向往中。我在这里挂职段甲镇的副镇长，有更多机会，从不同角度了解80年代初的中国北方农村。夜晚和老乡们睡在一条炕上，聊到深夜，那些动人的做事，像一股股热流激发起久已尘封的创作欲望。我又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上和生活上的根。
　　那几年文学界是个矛盾体。一方面不断有好的文学作品推出，不断有新的、有希望的、人们为之振奋的新人出现；另一方面，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作品、作者、文艺思想充斥于市，色情的、打斗的、乱编乱造的可以罗列一大堆。这些东西到处都是，有才能而且会有成就的作家出不了书。老老实实地、本分地爱护自己的作品，也爱护自己的人品的作家出不来书。有些人可以出书，是因为被利用，出版社总得要装个门面，出的是名家的书啊，装点装点。文化、文学、文艺部门被称作“文化乞丐”。我们文学界也混进了一些不要脸的。他们能钻，又不要脸，挤得这些正派的、想走正路的作家没办法。把这完全归罪于改革开放也不公平。这种现象造成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中华民族的子孙，吃了四十多年社会主义饭的、爱国的、对这块生我养我的大地有感情的人，无不为这些现象的出现担心、忧虑。我在这种情况下写了《苍生》这本书。
　　这书写得不是十全十美，不是很好，我也不满意，艺术都是遗憾的吧。写这本书的时候不是战战兢兢的，而是小心翼翼的。同志们可以想到当时的情景，那时农村形势一片大好，许多作品写到农民富得有钱都不知怎么花了，坐飞机旅行，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一跳，农村富得简直就不知怎么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写《苍生》，同志们可以想象我这种小心翼翼。我不是说富的没有，坐飞机旅行的没有，住高级宾馆在沙发上跳的没有，但是更多的农民没到这个程度。农民都讲，不用说坐飞机，连看都没看过，高级宾馆连门也进不了。我不能否定某些作品写的那些存在，但我说的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它也不是个别的现象。我辩证法学得不好，但我总知道，服从大多数，这个思想我是比较深的，烙印也比较深，要看大多数，所以写这样一本东西，得到了肯定。
　　1988年，六百页的长篇小说《苍生》悄然地摆到了新华书店的书架上，随后又在广播电台小说连播节目里播出。媒体说这是《艳阳天》的作者沉寂十年后的崛起。第二年国庆，又获了建国四十年文学作品征文头奖。
　　《苍生》的出版的确把我从无人理睬的境地一下子又推到热闹的文坛，也给我引来了新客人。评剧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和我同是宝坻老乡。她找到我，说，你的《苍生》把我的戏瘾勾上来了，我一定要演你笔下的田大妈，我要为河北老乡塑造好这个形象。你一定要把《苍生》搬上电视呀！
　　赵丽蓉的话使我为之一振。《苍生》只印了一万多册，能有几个农民看到？如今虽不能说在农村家家有电视机，但一村怎么也有几台，人人都有机会看上电视了。把《苍生》改编成电视剧，农民们在炕头上就能看到！我当时感激地握着赵丽蓉的手，谢谢她给我出了这个好主意。
　　谁知就在我回忆这段时，这位受人欢迎的好演员辞世而去了。想到我们的友谊，想到她的音容笑貌，我真的非常难过。我的好多朋友都走了，这对步入晚年的我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对死，我想过，作为唯物主义者应当正视自然规律，勇敢地面对它。我一直相信自己是个勇敢的人，能正确对待一切挫折。但谁能没有死的恐惧呢？想到它让我和好友们永远无法再见面，泪水抑制不住要流出来。
　　听到我要把《苍生》改编成剧本的消息，有四五家电视台找上门来。我觉得自己是河北人，写的又是这里的事，所以最后和河北省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签了合同。
　　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3)
就这样，1989年3月，一支四五十人的摄制组来到了段甲岭及周边几个乡镇。除了赵丽蓉，还有老演员梁音，年轻的我就一个也不认识了。他们是来拍《苍生》的，消息一传出，三河从领导到普通百姓都非常关心。只要剧组一提要求，大家立即想办法满足。我呢，也撂下笔，跟着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我们都住在段甲岭镇政府院内，一块吃机关食堂的饭，一块谈剧本，谈人物创作。赵丽蓉精益求精的演技，开朗乐观的情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言行，一直深深印在我脑子里。直到在电视台播出后，两年时间，我什么也没写，但这部电视剧里融入了我的心血，我感到欣慰。《苍生》虽然拍了电视剧，看的人很多，但肯定没有我以前的作品影响大。这一点我心里明白，也并不感到失落。时代变了，我已过了虚荣的年纪，只要乡亲们喜欢，我就满足了。
　　2
　　这时我已住到了“泥土巢”。这是三河县委县政府给我在县招待所盖的小院，在这个“巢”里我要接着写带着泥土香味的作品。不仅自己要写，还要让有兴趣、有才华的年轻人和我一起写。三河没出过作家，但我知道，这里有苗子，缺的是引导和机会。回想我自己初学写作时，也是闷头乱撞找不到门路。《北京文艺》、作家出版社、巴人、萧也牧的指导和帮助使我认识了文学的规律和自己努力的方向。这些我也要提供给三河热爱文学的年轻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以“播撒文学田苗，呼唤农村文学，扶植农村文学青年”为宗旨，我创办了《苍生文学》，到1998年底有三十四期了，它给了普通创作者一块园地。这正是目前商品大潮中，许多文学刊物办不到的。
　　我是个专职的文学工作者，放下自己的写作，立志在农村这块土地上搞文学绿化工程，才办起《苍生文学》这本刊物。假如没有作者们热心积极地给我主办的刊物供应稿子，不实实在在地支持我主办的刊物，刊物就会自生自灭，使当初我在三河县文联成立大会上所宣告的誓言和诺言变成空话。如这样，岂不等于把我扔在前不见村落、后不见人烟的荒漠里了！
　　当然，我还有造反的自由，可以知难而退地“逃跑”，可以停办这个刊物。可是，我左思右想下不了这个决心。
　　我老了，再老下去就得死，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自然法则。然而，文学事业不能老，更不能死。我太爱这个事业，爱得发昏，爱得成癖，爱了足足一生。这样的深爱，将会跟我的生命并存亡。
　　我知道，有一天我死了，文学事业还会活着，这是一定的。我所担忧的是，在我们人口众多的农村里，在我们三河县，文学事业有可能出现那种不死也不活的局面，这也许是杞人之忧。不幸的是，我老这样地胡思乱想。
　　要使文学事业在农村生根开花、不老不死、青春永驻，就须有新的、年轻一代的文学爱好者一个接一个、一批接一批、一代接一代地降生、长起。这才是我们这代人所思虑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一个叫陈绍谦的农村青年，患先天性心脏病，给我写信诉说苦闷和绝望。看了信，我第二天便赶到他家，希望能帮助他鼓起勇气，积极地生活。我鼓励他拿起笔，把自己的哀怨倾诉出来。果然，这个勤奋而灵秀的青年写出了不少好作品，有的还获了奖。他在《苍生文学》上发表了八篇小小说，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二十五篇之后，我觉得该为他出个集子。和我一样，他是一个农家子弟，家里没钱，没门路，要想出书谈何容易。这种时候，只有拉下我这张老脸，替他拉赞助，找评论家了。有一个广西某饮料厂，让我做广告，说一句“喝了××饮料，我还可以重新写部《艳阳天》”，可以给我一百万人民币。我拒绝了。有的人可能不理解我的决定，现今是商品社会了，这有什么呢？但在我的观念中，这种做法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新加坡一个财团要出二百万元买下我作品的所有版权，我不干。我是中国人，作品当然属于中国，将来有人要改编我的作品还要到国外买版权，这叫什么事呢！但为了陈绍谦，我别无选择，只能去找企业，而且一点不觉得不好意思。令人痛惜的是，陈绍谦，我年轻的朋友，没有见到集子出版便去世了。有人问我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一定要给他出书，人都死了，为什么不为活人去忙。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帮他完成心愿。不仅告慰死者，也为了鼓励后来人。果然《陈绍谦小说集》出版后，文学青年纷纷写信给我，希望能像他那样写作不息，将生命在创作中升华。
　　
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4)
有一年回昌乐，我忽然想到一个叫李祥才的业余作者。当时，他和我推着一个破自行车，沿江河崖采访。后来我回北京，他还背着一撂稿子来找我。记得他眼睛大大的，挺活泼。听我问起这个人，陪同我下乡的县、公社领导一副犯难的样子。犹豫半天，才吞吞吐吐地告诉我，“文革”时李家庄的支书自杀，后来追查“祸首”，李祥才曾作为“造反派”参与过批斗，因此被抓起来判了几年刑。出狱后没有娶上老婆，成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成了当地人人知道卖老鼠药、看阴阳风水为生的李祥才。这是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当年那样一个上进的小伙子如今已沉沦至此！尽管这样，我还是非常想见他。一再要求，他们答应安排我们见面。果然，第二天，李祥才赶到县城来见我。此时的李祥才，也近五十岁了。日月的风霜和无情的遭遇使他变得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光秃秃的头顶，脸上刻满了皱纹，但两眼放出希望的光。 　　四只手握得紧紧的，四只眼睛相互注视着，四颗泪珠在四个眸子里打转。我们两位相隔二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此时此刻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对李祥才说，祥才，要振作起来，人生谁没坎坷，谁没不幸？你不能沉沦啊！
　　李祥才“嗯、嗯”地答应着，眼圈红红的。此后的一二年里，李祥才曾多次表示要重新提笔创作。但毕竟年岁大了，手也生了，没有任何作品问世。原本，他可能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作家，但命运不济，他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度过了不如意的一生。
　　有人问我，真相信三河能出大作家吗？我知道从目前文学青年们的写作水平看，离成为大作家还有很大距离。我也知道，文学不仅要有勤奋，还要有才华。我的这些学生们也许没有足以让他们成为大作家的天分，但我相信坚持下去，将来总会有人才冒出来。如果不给他们机会，再有才华的人也可能被埋没。何况，我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培养作家，也为了让农民的生活增加一些情趣。我知道精神寂寞的滋味，我要帮助他们从中摆脱出来。当然，我也有失去信心的时候，有时忽然觉得自己是白费工夫，但转念一想，我还能为别人做些什么呢？我从小是弱者，受了那么多人的恩惠才有今天，在我能尽力的事情上当然要尽全力。
　　这样想着，这样做着，我忘记了一点，年龄不饶人。年轻时身强力壮，没怎么得过病，我以为自己会永远健康下去。但自然规律不可违抗，就在我按照设计的路走下去的时候，病魔找上门来了。1993年6月25日上午，准确地说是12点之前，我还像往日一样烦躁地、也是无可奈何地忙碌着不想做又不能不做的事情，准备第二天跟高占祥聚会，参加天津一位画家的画展开幕式。半杯啤酒、半碗面条下肚之后，脑梗塞(老百姓叫中风)这个恶魔突然向我扑了过来。以后在一连串的抢救中经历了失语、嘴歪、右半身失去知觉……27日转到一家部队医院。整个过程中，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心绪是平静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知道可怕的后果。但我没有恐惧和悲哀，心灵上倒有一种解脱感，轻松感，我本该给社会、给家庭、给自己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余下的不能做了，也不需要做了。
　　几天来，我想了很多，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事情。第一次知道健康与残废、活着与死去之间距离是那样的近，只是一纸之隔。
　　3
　　1995年，有几家出版社鼓动我把《金光大道》再版、出齐，这倒叫我很动心。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的，建国后用了极大力量对农业实行改造，特别是“合作化”，绝对是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时至今日，回顾以往，咒骂也罢，怀恋也罢，反正那是历史，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更无法抹掉的历史。参加制造这段历史的人不少，用笔记录其全过程(特别以艺术形象记录)的人则很少。
　　严格地说，只有我一人用小说形式记录下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这就是四部《金光大道》。我敢断言，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我了。以后一定会有人写这段历史，但他们非是亲身经历，写法、角度、观点都不会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局内人”，他们的作品跟《金光大道》反差一定极大，甚至完全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出这部书的意义决不在于个人，而属于整个文学事业。因此我想出版。
　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5)
谁知，《金光大道》再版引发了一些人的批评。据我所知批评我的人年轻的居多，我猜不出原因。再之后，由于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引发了更多的攻击。在发表出来的采访记中，有一段话说：
　　我是不是一个作家，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怎样从一个祖辈为农民的平民百姓，竟然干起文学这一行。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前苏联有过高尔基之外，其他国家还不曾听说过。我从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农民，靠党给予的机会，经过八年业余文化学习，掌握了大学专门课程，最终由中国作协的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
　　我想这是个奇迹，亘古未曾出现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由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是“农村包围城市”，因此，生活在农村的我就参加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我成了实施包围城市战斗的一员。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我站在前列，在向文化进军的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
　　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文革”开始，正是我的创作走向成熟时期。现在我对那时的处境无可奈何地总结一句话：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就没有我，如果革命不如此干，我比现在好。我会得到更大的进步，我会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的优越条件，发挥我的天赋、热情，艺术上会有更高的升华。然而，当时我整日处于矛盾状态中，我被歪曲、被利用，还要常常自发地在自我头脑中闹革命！但尽管如此，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第一，我的两部作品坚持写生活写人物，写人情世态，对当时流行的创作之风——《虹南作战史》、《牛田洋》等“小说样板”是个迎头痛击。第二，他们推行“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我当时没有认识到是阴谋，总觉得有些人对毛泽东思想有片面的歪曲。比如“三突出”，光强调写作时的“三突出”，不全面、不正确，应当从深入生活开始就强调“三突出”。所以我到处讲深入生活，谈深入生活的体验，写上百篇谈深入生活的文章。在那时的文坛上，这形成了另一种声音，一种新鲜的、与众不同的声音。这种声音对当时的文艺界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沿着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在中国展开对极“左”路线进行揭批清理之初，国际上一次讨论中国文学现状的会上，有一位外国评论家说，那时只有浩然的小说创作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
　　在中国到处是一片彻底否定我的浪潮中，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很欣慰。想到我们国内，最了解中国当时情形的中国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实在可悲！
　　当时受到观念和水平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恰当，特别是《金光大道》强化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淡化了一些东西，但它们真实地记录了那时的社会和人，那时人们的思想情绪。 　　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我是农民的儿子，我一直想用笔给农民树碑立传，《金光大道》圆了我的梦。
　　这些话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我忘记了自己原话是怎么说的，大概意思可能如此，但有些词和说法不太符合我说话的口气，两个记者采访后，文章登报前，我没有看过原文。攻击我的人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我想自己有说话不谨慎的地方，但恐怕不会称自己为奇迹。“奇迹”之争使我心情不好，换了任何一个人在我这种处境也是一样。但我不想加入到争论中去。
　　 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6)
1999年，香港《亚洲周刊》评选了“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大陆小说，只有我的《艳阳天》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入选。虽然这样的评选并不能全面地反映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成绩，但能有人这样看中我的创作，而且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我很高兴。
　　对于和我同时代的这些作家，我觉得从维熙还要在目前水平上停留很长一段时间。王蒙复出后没写什么重要作品，不如他当“右派”之前的作品有活力。陈建功应当能写出来，可是当官了。邓友梅很难再进步。王朔的、刘震云的作品我看不下去。看来写农村的我比较喜欢，写城市的比较隔膜。
　　2000年6月，三河文联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玛拉沁夫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利用形势往上爬，换了他可能会走得更远。我感激他如此坦诚。
　　关于我的争议还在持续，有些人加入争论但对我的事情并不了解，许多作为攻击要点的细节不准确，大都说不到点儿上。我想，这本书出来，会让关心我的人更全面地了解我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度过了怎样的人生。
　　早在70年代末，“文革”后文艺界对我的批判风刮起来时，我便意识到，自己必须站出来，把自己说清楚。于是从1982年开始动笔写自传体小说《乐土》、《活泉》、《圆梦》。本来打算写五部，但1993年、1997年两次脑血栓，使我被迫放下了笔，只能以口述的形式完成这个心愿。
　　有些人好奇地问我，是否能理解当今的社会？问者大约觉得我和这个时代的距离太大了，我承认，是这么回事。我想自己只能尽力适应现在，努力融入这个时代吧。
　

号码047

{:soso_e127:}终于看完了{:soso_e142:}

山艮子

看了一下午  

太长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