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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6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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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河北
百折终归海，徐之浊亦清
———谈张佩纶的诗
近代史上，有一位被称为“张丰润”的人。虽然，以某人藉贯作为他的外号（不是绰号），乃是清代官场惯例，如李合肥（鸿章）、张南皮（之洞）、康南海（有为）等，但也透着尊称的味道。能称得起“丰润”且叫得响的，只有张佩纶。因此，对于我们丰润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张佩纶都算得上重量级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朝是青云暮逐臣
张佩纶，丰润县大齐坨村人。道光二十八年(1848)生于杭州，光绪二十九年(1903)卒于南京，年56岁，死后葬于丰润。其父印塘，宰浙江有循绩，仕至安徽按察使，曾经督兵抗拒太平军和捻军，李鸿章回皖督办团练时，与印塘成为患难之交，后印塘防寇卒于军。
张佩纶同治九年（1870）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入翰林院，年仅23岁。当时人说他“长身伟干，天资聪颖过人，读书目十行并下”，以古文研究著称于时；在光绪初年的政坛上，他是锋头极健的“清流”人物，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时人称作“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纳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流之号”。以张佩纶为例，1875至1884年间，共上奏折、片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与他人合奏的25件，其中弹劾内容的占五分之二。崇厚擅签《里瓦基亚条约》，割让伊犁周边土地予俄国，张佩纶上奏极言其非。尚书贺寿慈、万青藜、董恂，皆因种种劣迹被其劾去。弄到后来，一疏上闻，四方传诵，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连张佩纶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张佩纶的弹章写得极好，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他曾上《疏陈大员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当日，军机大臣王文韶即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裨益良多也”。而翁同龢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挨骂的人夸骂人者的文字，未知古代能有几人。可见其立论及文字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1882年，云南报销案起，案涉王文韶，御史洪良品、邓承修连续奏劾不能动摇其地位。张佩纶旋上三折，终使王文韶挂冠而去。张佩纶在政坛上的杀伤力，一时间无与伦比。光绪九年，他奉旨到陕西调查有关案件，在履行职责的同时，也扩大了弹劾范围，自诩为“往返五千里，咒骂十三家”。
正当张佩纶在政治上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翌年，清廷下谕，委派36岁的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加三品卿。在张佩纶已刊日记中，本年记载全部阙如，使得后人难以知道他接此任命时的确切心态，但从各种蛛丝马迹分析，他的感觉未必是后人猜想的春风得意。
马尾战败，张佩纶被贬革职，发配察哈尔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三年戍边，虽然不像其它罪臣那样吃很多苦，甚至还有李鸿章保举的宣化知府章梦所（洪钧）的多方照拂，但从炙手可热的近臣，到无所事事的贬官，加上遭贬第二年，夫人边粹玉肝病去世，政治上、生活上的双重打击，张佩纶的心理落差之大，是可以想见的。
光绪十四年（1888）五月，张佩纶遣戍三年期满，后入李鸿章幕。同年娶李鸿章小女李菊耦为妻，婚后生有一儿一女，也即张爱玲的父亲和姑姑。自此，基本淡出政坛。但在李府，又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为此，甲午战争前夕，御史端良弹劾他干预朝政，朝廷责令他回籍。
翌年（光绪二十一年）春，他携全家南下金陵，“箸屋著书，不与世人接”。然而也“ 顾忧伤君国，往往中夜起立，或被酒泣下，寝以成疾。”（陈宝琛《张篑斋学士墓志铭》）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拳匪祸起，闻外兵犯阙，遽咯血升许。然独累电趣文忠勤王，为画和戎之策，日数千言。”（同上）“尚布堂堂政，权偏鬼教操。似闻天有耳，谁致盗如毛?四野吞声恨，三军献职劳。远谋烦肉食，短发亦空搔。”(《有感》)正是此时所感。
庚子事变之后，1901年，经岳丈李鸿章举荐，以编修身份入都，随其办理合约之事，即《辛丑条约》。合约成，朝廷以赏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后因故遂称疾不出。第二年，又以四五品京堂补用，但未复出。他和夫人在南京筑“驯鸥园”，写食谱，著武侠，比翼双飞。张佩纶晚年有诗：“袖中合有屯田策，懒向辕门更纪勋。”对比辛弃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无奈与悲愤的心态情绪可以相较。
? 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初七，张佩纶卒于金陵。现存的作品有：《涧于文集》两卷、《涧于诗集》四卷、《电稿》一卷、《驿署函稿》一卷、《奏议》六卷、《书牍》六卷。以上书目收录在《续编四库全书·集部》卷零一五六六。其中，诗散佚较多。其它还有《张佩纶书札》、《管子学》，存于国家图书馆。
“朝是青云暮逐臣”，“门外骊驹独戍人”（《涧于集·春暮就戍叔宪抑仲公瑕子涵健庵送致淀园》）张佩纶的沧桑跌宕的一生，加上他的才气，必然使他的诗有担当、有力量、大气象。
鬓丝心铁感平生
《涧于诗集》共有诗歌560首，如果从创作倾向上分析，他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37岁以前，也即比较春风得意时期。这一阶段的诗歌也有个人悲苦，如少年离乱，丧父亡姊，生活窘困，但更重于政治世事。特别是同治十年(1871)，诗人考中进士，开始了他们的清流谏臣的政治生涯，是其政治上最为得意的时期，因此诗作多展示的是个人抱负，抨击时政。但由于把精力集中在奏折弹章上面，诗歌创作偏少。《涧于诗集》第二卷诗即作于此时期，仅93首，加上早期（收入第一卷）81首，共174首。其友陈宝琛为其所作的《涧于诗集序》里说：“君博涉多识，才藻鸿丽，择言尤矜慎。顾志在用世，官京朝日，不甚致力于诗……”。虽然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然而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其作用是无法与奏章相比的。
第二阶段，应当是从遭贬谪至晚年闲居。命运发生了180°的大转弯。三年戍边，是诗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备受折磨的时期，其精神的苦闷、情绪的低沉和超脱、人格的提升和完善，都真真实实地体现在其诗歌创作中。政治上的大失败，却是诗歌创作上的大繁荣。“亲友望我归，我归固无家。”（《丙戌重九用东坡丙子重九韵四首》）以至“我心已止水，波涛不沄沄。虽羡投笔壮，肯辍莳药勤。”（同上）。因此，三年流放，竟得诗198首，超过前36年的总和。至于晚年，更是“一叶扁舟一粟身，风帆到处易迷津。能从激浪滩头转，便是清凉畛里人。”后16年写诗188首。政治上每况愈下，精神生活却越来越丰富，后两卷（20年）共有386首，占全部诗作四分之三还多。
“国家不幸诗家幸”便是如此吧。
纵观张佩纶的诗，你会有强烈的印象，那就是，所谓“诗言志、歌永言”，“歌诗因事而作”，这种近乎中国原始的对诗歌本质的认识，贯穿于他的全部创作之中。当代诗学理论中，诗中的知、情、觉，在他的诗中，统统都体现着这种本质。有学者把他的诗按内容分为唱和赠答诗、感时言志诗、贬谪类诗、和内诗等类。我觉得在逻辑上很难并列。因为唱和诗中有大量的感时言志诗，贬谪类诗亦然，至于和内诗，本身就是唱和诗。因此，我觉得硬性的分类反而破坏了他整体性。因为很简单：他的社会身份决定了他首先是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儒家知识分子，然后才是诗人。他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感，都与他的追求抱负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都受着儒家的正统思想规定——尽管他的个性是突出的张扬着热烈、感性和强烈的爱憎，而后者成就了他的诗和诗的独特风格。
青少年时的诗人经历，对于他诗歌个性（包括关注点和表达方式）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张佩纶虽然其父为官，然而却很早就卒于任上，当时诗人只有7岁。再加上当时的战乱，举家到处避难，其姊就是在太平天国的军队围攻杭州时为免受辱投河自尽。从咸丰九年开始至同治九年这十年间，诗人一家避地海门。残酷的生活环境，使他过早地认识了底层人民的生活。忧世伤时，成了他全部诗歌的基调。《涧于诗集》第一卷第一首诗《避地海门赠沈熊》“金粉江南春，积骸莽焦土。沸水无潜鳞，偾车多弃辅。”“子曾从母走，吏忍捉人呼。”此时的江南正经历着人间惨剧，民生凋敝。在《邵香岩丈自泰州寄龙井茶于潜术赋谢》中，也有具体描写：“即今潢池兵尚动，汉节不到吴会稽。……杀戮无有犬与鸡”。《重至苏州》“桥上新人笑，沙中旧鬼冤。蘼芜春自好，何处辟疆园。”而具体到诗人的家庭生活，我们可以通过早年诗歌看到：“奉母更险阻，迁家越涛泷。岁凶饱芋栗……”（《感时言志别四兄及诸弟》），艰难程度可见一斑。《园中择菜八首》第一句就是“天下有至味，岂必屠门快。”这里面虽不乏阿Q，但彼时赞美野菜，绝非为养生之法作广告。第二首《荠》：“播谷当播麦，求菜当求荠。水旱固能忍，沧煦乃交济。……纵复无人采，深根且固柢。”与其说赞美的是野菜，毋宁说是赞美在这种艰苦环境中的人格。
诗人从来没有放弃对当时政坛的黑暗进行抨击，当然我们知道，晚清文网渐疏，言官风闻言事，也为这类诗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氛围。《送王小希同年之官余杭》“湖山久缺贤主人，可怜聋丞杂恶倅。官符夜下急如火，赪衣银挡数十辈。……拔薤恐撄巨宗怒，种桑未得长官诲。催科豪吏一叩门，里巷罢织野辍耒。……”这是友人去赴任前诗人所描写的当地的情况，牢狱中冤案无数，平时生活中豪吏欺压乡里，他们一旦出现，老百姓就像看到土匪一样“罢织”“辍耒”。同样的内容也出现在《送张孝达前辈巡抚山西》中“我闻三晋岁游饥，毒卉盈郊禾不种。”这是光绪七年，张之洞巡抚山西，临别前诗人对山西当时民间百姓生活状况的描写。
诗人还有专门的几首诗是来描写这场大灾难的，如《和圭盦灾异》“祲沴缠天毕，偏灾竟荐臻。不过忧水旱，岂意动星辰。舞羽仪仍举，吞蝗迹已陈。”舞羽降神的活动还在搞，那吞蝗移灾的唐太宗呢？从这里也曲折地读出他的讥刺。《豫中蝗》“东邻旱，西邻水。水旱苦不休，蝗蝝乃大起。道旁老弱尸纵横，赤地无苗动千里。农夫彳亍驱蝗归，里胥催科犹未止。使君投劾归去来，释蝗不捕蝗且死。”在这种时候，官员们并不是想着如何帮老百姓度过难关，而是“里青催科犹未止。使君投劾归去来，释蝗不捕蝗且死。”“节府从容更言事”。其心之忧愤，其情之激烈，其言辞之凌厉令人感奋。
对社会现实和民瘼的关注，始终是张佩纶诗的主题，即使在被贬戍边三年中仍然如此。他在《哭梦所》:“……边民竟何罪，春气不得施。问仓仓无粟，问学学无师。妇不绣而市，农不犊而骑。……黯吏俯首笑，守愚将见欺。他日视郡狱，有鹊巢其枝。” 在哭好友章洪钧突然去世时，哀痛至极，也是以民生与章的政绩相对应的。
青少年的艰难经历，丰厚的学养，镕铸了他积极入世的人生观。诗中所展现的强烈的追求和抱负，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诗人在23岁考取举人时，所写的一首诗，集中表达了他入世思想：“神剑理雄雌，良马别骍駹。感时抚身世，首途复乡邦。”“豪杰为时出，天鼓擂砰韸。”“起我壮游想，碧海横帆橦。”（《感时言志别四兄及诸弟》）可见其豪情满怀，意气风发。以“神剑”、“良马”、“豪杰”自喻，同时又表现了“碧海横帆橦”的自信。这种自信当然来自于“十三通文史，二十谒天子。”（同上）的那种超常的优秀。
那么，诗人的抱负或人生目标是怎样的？《酬吴子述》“徜徉鸿鹄志，且幸干戈橐。万户不足道，佣书事青袍。……托意在经济，扶雅宜风骚。” 他的志向远大而鲜明。再如《书圭盦再送柳叟诗后即迭原韵》“天下安危关将相，斯人气节竟山林。安知独舞谁为属，一剑如龙匣底吟。”应当说，这种志向的确立，也是人格的外化。也就是说，诗人首先就是一位堂堂七尺血性男儿，他的爱憎有着明显的古仁人风度：“嗟哉君子操，介立如松柏。嗟哉小人交，夺正如朱碧。”因此他感叹“德孤且不邻，物腐易求隙。”（《书陆月湖先生手校宣公奏议后》）那么它的表现方式呢，当然就是忠君报国了。所谓“丹心终不改，泣对日图南。”（《题恭亲王歌唐集句图》）
奉旨去福建以至马尾海战，诗人对战事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比如朝廷之失措，各方之掣肘，我方力量之薄弱等，但难得的是他未失报国之志：“嗟余衣偏衣，崎岖事闽峤。未获襄老尸，耻作孙歆报。”“余生随地适，书题安绝徼。”但他仍强调着“尺寸我所争，固合永歌啸。深宵剑箧鸣，岂有余光耀？”
被贬戍边，在意料之中，因为诗人早就有了“非谪乃其游”的思想准备。但令诗人寒心的是“凤凰不知有百舌，谓是百鸟鸣应节。谁知众语并一吭，舌如莺巧形鸠拙。”（《百舌》）诗人悲凉之余，不得不选择沉默：“男子贵自立，万口任毁誉。”（《北海轩十首》）“墙倒众人推”，诗人虽然明达，也只能是理论上的认知。从情感上，诗人遭受的打击还是空前剧烈的。
这是诗人命运的转折，诗的风格也由豪迈的神采飞扬，转而为沉郁苍凉，以至于后来的乐观旷达。这种转折，是痛苦的，特别是认知的超拔，更有如烈火涅槃。临别之际，诗人送给友人的不是为国捐躯豪言，而是“莫更疏直遭排遣”的酸苦。在《读樊川集有感》中，更有集中体现：“司勋胸臆在孤行，浮世传诗亦强名。仍岁江湖疑中酒，几人霄汉肯论兵。能容两党非无术，不作三公为有情。莫举前身江总例，鬓丝心铁感平生。”
在此期间，他喜读苏轼，却不喜欢《离骚》。同是天涯沦落人，为何厚此薄彼？他在《涧于日记》中写道：“余不喜楚辞，谪居读之，仍不喜。变雅忧国，离骚怨君，其意不同。使在孔子之先，亦在删列。”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苏轼教给他的是随遇而安，而不是屈原的沉沙自尽。因此，谪戍三年，得诗近二百首，却无怨尤之词，更多旷达之作。“大漠骄阳四千里，沙石烂煟如烧灰。使者饮泉渴不择，候吏背血谁矜哀。”可以说艰辛倍尝。然而笔锋一转“太息年时论边事，疏成殿阁凉风来。”这最末一句，端的好境界。在那种环境中，他知道：“大寒盛景谅难久，清商劲气将邅回。”（《塞上秋热用王荆公韵二首》）再有：“惊雷飞雹起无端，五月披裘怯夜阑。独有故人知傲骨，葛衣能敌九边寒”（《谢孝达前辈致海南香雷州葛二首》）也表明了谪戍之苦和达人知命。如果说，开始还有“微有江湖流落感，梦中重侣旧鹓班”（《梦所来守宣化过郡话旧赋二首》）的梦幻的话，那么后来，“勿预龙山会，从我归耕耘”，“堂堂白日去，迅如赴壑蛇。杜陵老未达，登台动咨嗟。君看田间饮，年丰话桑麻。或有临江阁，孤鹜飞落霞。”（《丙戌重九用东坡丙子重九韵四首》）从乐观达观，到归隐安适，本来就是东坡思想，想来诗人也有了这样的水到渠成。
三年谪戍归来，诗人差不多修成“正果”了。所以，以后尽管也关心国家大事，但远离政坛，甚至淡出人们的视野是他的主动选择。他在日记中写道：“终日闲适自佳，然光阴分寸亦复可惜。……人生逐日增次，须出一好议论。若饱食暖衣，惟利欲是念，何自别于禽兽？日存此念，每日于经史子集必详考一事，以免坐荒，亦活心之一策也。”读书治学与夫人唱和，怕是主要的了。诗人在其诗集中也写下了此期间的生活，如《兰骈馆自题效香山松斋体即用其韵》：“非隐亦非吏，闭门即山居。非主亦非客，扫地真吾庐。谁持腐鼠味，妄意猜鹓雏。恶声纵相随，岂识吾舟虚。况此兰斋内，贤妇相与喁。琴音月皎皎，花气风徐徐。梁清匪椎髻，桓高非鹿车。终焉信同志，密尔能自娱。东阁偶留迹，北窗时读书。磊磊更落落，非放亦非迂。”“非隐”“非吏”，“非主”非客”，“非放”非迂”六个“非”，道出了诗人此时的无任何压力的心态，一介布衣百姓，生活悠闲自在。
《涧于诗集》中与夫人李菊耦唱和的诗歌共有十五首。《兰斋即事赠内》：“结构林居又一年，猨驯鹤倦为情牵。书堆高过三间屋，花事忙于二顷田。露果饤盘酲宿酒，风兰留墨促新篇。闲去直是山深处，谁分清笳戟卫前。”再有，《和李菊耦》：“醉后同将退笔拈，较量肥瘦自分签。粉侯未用矜杨镇，但蓄神龙第一奁。”都是此时生活写照，也是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
歌罢安知菀与枯
“偶然放意列弦壶，歌罢安知菀与枯。”（《偶然》）怎样认识张佩纶诗歌的成就？
应当说，他的诗歌在当时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赞赏，以转益多师、用典精切和闳壮悱恻著称。汪辟疆在《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评其诗“得力于玉溪、坡公，而剽健精悍之气溢于字句，亦深致，亦蕴藉。”徐世昌在《清诗汇》中评其诗为“雅慕玉局，以为天资学力直合李杜一手，而气节过之。……早蒙特达，中更谪戍，遭际尤与相类。出塞后诸诗，闳壮悱恻，往往得玉局忠爱之旨。近体缜密高华，伐材既富，隶事尤工，身世家国之感，文深而意远。” 应当说，汪、徐的评论是准确的。敢与李杜、苏轼等大诗人相提并论，虽然难免溢美，但到底非池中之物。
张佩纶从少年经历战乱，到青年得志，政治上辉煌，到贬谪戍边，再到退隐，这四个人生的重要阶段，都有大量的诗作反映。尽管有人说现存的“诗不及一半”，但首尾相当完整。时间从咸丰庚申年（1860）到光绪癸卯（1903）跨度43年。可以说，他的《涧于诗集》，就是他的心灵史，反映着他的心路历程，也折射着社会现状。
我们知道，张佩纶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社会最为动荡，外侮最为剧烈的时代。作为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的诗歌充满了忧国忧民、感世伤时的悲悯情怀，积极入世、一心报国的忠君思想，不畏强权、强烈的批判精神。诗中多抒发“身世之感，家国之故”。
他的诗，无论长句古风，还是短章绝句，你找不到无病呻吟之作，即使归隐的晚年，诗转平和淡婉，但思想感情是健康的。可以说，前半生诗更具阳刚之力，至晚年，诗更趋阴柔之美。他的诗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但总的说来，豪放沉郁是其基调。在积极的生命状态中，他的诗的风格趋于豪放、硬朗、阳刚；在遭受挫折时，他的诗除了上述风格外，又多了沉郁和苍凉，也多出了过去没有过的旷达；及至晚年，就有了恬淡和朴素。可以说，他的诗风深得杜甫、苏轼的精髓。
这从他的所学中也可以看出。他年少时写诗学袁枚，中进士后学杜甫，认为:“学杜当从义山（李商隐）、山谷（黄庭坚）入，始免粗直”，因黄庭坚的诗出于苏轼，所以他长期攻读苏东坡，并“尝取诸家苏诗注本，有所纠补”，平时喜欢杜甫、杜牧的诗。
《光宣以来诗坛旁记·张佩纶》中说他：“诗尤工。与张广雅尚书并称为北派二巨子。……颇为光绪朝大手笔。”
所谓“北派二巨子”云云，正是说，他与张之洞为“同光体”北派两员大将，而且应当说他比张之洞还要厉害。
我却以为，张佩纶的诗，深受“同光体”主张之害。
众所周知，“同光体”是宗宋的。“在晚清，‘同光体’提倡宋诗，尤其推崇江西派，宋代诗人就此身价十倍，黄庭坚的诗集卖过十两银子一部的辣价钱。”（《钱锺书《宋诗选注》）早在南宋末年，严羽对宋朝诗歌已经作了公允的结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学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因此他说：“最忌骨董，最忌衬贴。”以文学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多务使事”的毛病，在张佩纶诗歌中，随处可见，殊为可惜。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专门提到：“篑斋诗用事太密，惜其子弟门生，无任天社冯孟亭其人者为之详注。”我想，要打算为张佩纶的诗作注，怕也是难矣哉的！
我们读张佩纶的诗，很少如读唐人诗句那样顺畅晓达，先就有一种阅读上的“隔”，这种“隔”，首先使你不能一下子进入诗歌文本，更不要说境界。它不仅有大量的今典古典，也即所谓“用事”，且有许多冷僻字词，你须查大量的资料，否则，你先是不懂。对读不懂的诗，读者的感觉如何，自不待言。好像他写诗，憋着一肚皮学问，在那里写奏章而不是写诗。比如：《寄高阳师时奉命郑州行河》“举朝动色议窴河，枣野陻成又瓠歌。汉使博求中策赘，禹功利导下游多。傥迟竹落三旬塞，豫怯桃花二月波。今日狂澜仍只手，儿童走卒叹公皤。”这需要加多少笺注释疏，你才能了悟其妙？
惜哉！
（2012-5-5）
注：此为《浭阳古韵动京师》之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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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6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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