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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河史话
州河，是蓟县的母亲河。
州河的漕运史，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期的曹魏……
州河，是蓟县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是蓟县的母亲河。其形成年代久远，无可考。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汉书·地理志》：“庚水之源，出于塞北，东南流七百余里至泉州（今武清），乃入海。”州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汉代叫庚水，唐、宋称沽河，明清称运粮河或蓟运河。清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年），蓟州牧张朝琮将其更名为州河，以区别于蓟运河，沿用至今。历史上，州河是连接蓟县与天津方面的水上交通要道，为促进蓟县乃至天津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之一历史之记忆
州河上游称黎河、果河，分别发源于河北省迁安县的鹿儿岭和遵化县的秋水岭，从遵化、玉田与蓟县交界处入境，迤西而行，至城南蔡庄子转而南行至九王庄，全长９０多公里，流经西龙虎峪、出头岭、五百户、马伸桥、穿芳峪、别山、城关、洇溜、东赵、李明庄、上仓、杨津庄、下窝头、下仓１４个乡镇。在县境内广纳百川，沟通了黎河、果河、淋河、泃河、漳河等水系（兰泉河水系直通蓟运河除外），汇集了阳泉、白马泉、盘山泉、龙泉、洗心泉等几十个泉流（民国《蓟州志》记载境内名泉最多，有４４个），流域面积几乎覆盖全境。清康熙年间《蓟州志》云：“凡芦儿岭（同鹿儿岭）迤西，泃河迤东，诸水皆入于沽河。”这众多河流与泉水，或南流或西曲或东折，最终九九归一，流入州河，奔向大海。漫游州河及其支流，历史的记忆不禁浮于脑海，油然而生无限的遐思。
在州河上游的南岸，静静地伫立着两位名人之墓（均在西龙虎峪镇境内）。一是龙前村的窦禹钧墓，一是柳官屯村的蒯彻墓。窦禹钧，又称窦燕山，五代后晋人，官至右谏议大夫，因教子有方而名垂千古。据说，窦禹钧就是龙前村人，现在窦姓仍为村中大族。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窦禹钧，以示崇敬之情，在全国各地建有１８处墓葬。蓟县有两处，一在城北府君山，一在龙前村。至今，《三字经》“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诵读之声仍不绝于耳；蒯彻（也叫蒯通），西汉时期著名说客，屡劝韩信自立，或坐山观虎斗，待刘项两败俱伤时一举得天下。韩不从，后被吕后、萧何所杀。蒯彻辗转逃到柳官屯村，隐姓埋名，出家为僧。昔日傲视群雄、游说于诸侯之间的名士，最后沦落到与古佛为伴，在木鱼声中了此残生。
泃河，又称泃水，是州河最长、最大的支流。《方舆纪要》载：“泃水一名广汉川，宋广川郡之名以此。”清道光《蓟州志》载：“源出塞外，在黄崖川（即广汉川）俗称为头道河，入西南至盘山之阴，又名独乐水，迂回曲折而至平谷县东，南流入三河县境，东南流至嘴头庄合沽河入白龙港（一名白龙江）。”《竹书纪年》和《水经注》载：“周显王十四年，齐师及燕师战于泃水，齐师遁。”这里的泃水指的就是泃河。泃河是黄崖关长城至关重要的隘口，口外百里山谷之水，皆自关之水洞流入。东西两岸城墙像一把巨大的铁钳，将泃河拦腰锁住。历史上，蓟州城共有守营墩台十八座，黄崖关为其一，也是最为重要的关隘。它始建于北齐天宝七年（５５６年），距今有近１５００年的历史。唐代，安禄山在这里驻扎其精锐部队———雄武军。大诗人杜甫《渔阳》诗中写道：“禄山北筑雄武城，旧防败走归其营。系书请问燕耆旧，今日何须十万兵。”诗里的雄武城，就是黄崖关，揭露安禄山早有异志。明代，戚继光为蓟辽总兵，镇守蓟州１６年，期间重修了黄崖关长城，增建了凤凰楼、八卦街和许多楼台，是我国古代军事工程的杰作。清康熙《蓟州志》载：“黄崖关边墙九十三里，东起拦马峪，西至松棚顶，楼台四十五座，墩台八座，边储屯粮地三顷四十九亩七分。”这里曾发生过无数次惊心动魄的战争。长城依旧，泃水奔流。如今，黄崖关长城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国家４Ａ级风景区，列津门十景之首。
淋河在蓟县境内有许多支流。其中一条源于九龙山国家级森林公园，贯穿穿芳峪乡境。其中，龙泉最为著名。民国仇锡庭《蓟县志》载：“龙泉在城东三十里，穿芳峪龙泉寺山下，泉甚多，南流成溪，溪中石作碧绿色。泉右有园，以龙泉名，引泉种菜，不假人力，为昔日李观澜先生休退之所。”李观澜，名江，马伸桥镇北赵各庄人。清同治进士。同治九年在龙泉寺下辟屋建园，名“龙泉园”，题额为“龙泉精舍”，舍额为“桃花源里人家”。一时好友，常游憩唱和于此，著有《龙泉园集》。更为有意思的是，李江同好八人，仿古井田之制，人各一区，中间一区为公田。内结小庐，题额为“井田庐”，是耕作间憩息的地方。公田所入，以完官粮。私田所入，储于公仓，春贷秋收，以济村中贫户的急需。清同治十年（１８７１年），举人王晋之在龙泉园旁边，建立了问青园，著有《问青园集》。李江、王晋之与李江的弟子李小山（在穿芳峪西妙沟，与同道八人，另立一村，名八家村。著有《八家村馆集》）合称“穿芳三隐”。此外，唐代的槐抱榆、槐抱柏和中国第一槐、穆桂英的穆柯寨等古树、古遗址均在穿芳峪境内，文化底蕴深厚，具有重要的旅游开发价值。
州河及其支流共同浇灌了渔阳沃土，共同养育了我们的祖祖辈辈，孕育了蓟县八千年辉煌悠久的历史文化。
之二漕运之兴衰
蓟县古称无终、渔阳、蓟州，为“畿东锁钥”，乃兵家必争之地，历朝历代都有重兵把守。为解决军需补给，在陆路交通极为落后的时代，蓟运河漕运曾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古代蓟运河，是塘沽至蓟州漕运水道的总称。清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年）以后，蓟运河则指蓟宝交界的九王庄以下河段，沿用至今。其中，九王庄至永安庄北岸归蓟县管辖，全长二十余公里。蓟运河，古称鲍邱水，隋代名沽水，唐代复名鲍邱水，宋元时期称潮河。明代称运粮河，清代称蓟运河，因漕运粮饷直达蓟州而得名。州河的漕运史，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期的曹魏。曹操打败袁绍以后，为巩固北方，于２０６年开凿泉州渠，与今蓟运河连接。２０７年夏，曹操北征乌桓。相传，就是通过这条河运送军需。唐代，太宗东征高丽，借水运之利，曾将上仓、下仓作为军粮储藏地，故上仓、下仓又称上米仓、下米仓。《新唐书·地理志》载：“蓟州渔阳郡（今蓟县）有平虏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难。又其北涨水为沟，以杜契丹。皆神龙中沧州刺史姜师度开。”《唐会要》载：“神龙二年（７０３年），沧州刺史姜师度，于蓟州之北，涨水为沟，以备契丹、奚之入侵。又约旧渠，傍海穿漕，号为平虏渠。”这是迄今为止，关于蓟县漕运史最早的文字记载。
州河漕运最兴盛的时期在明清。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对蓟州战略地位极为重视。明万历年间户部侍郎甘学来在《修河堤碑记》中载：“明国初开河渠，岁运粟十万担，由津海面上以饷军。若内府正供京营刍庾，则取给予蓟壤者，由视他州倍之。”明永乐年（１４０３－１４２４年）间，明朝在天津蓟运河沿岸设立五大储粮仓廒，即南起天津南仓，北至蓟州城北仓廒（现蓟县一中操场北）。上仓、下仓就是其中的两个。粮米运抵蓟州后，仓而储之，以备支用。明李贤《新开运河记》云：“大河诸卫，岁运三百六十余艘，直抵蓟州。”至明天顺初年（１４５７年），仍保持“岁运量二百六十余艘，至州南纪家窝”（清康熙《蓟州志》载）。由此可知，当年州河也是桅船穿梭、船工号子震天，一派漕运繁忙景象，成为通往天津的水上交通要道。但是，当时的漕运要走海道，风高浪急，加之驾船技术差，经常发生船毁人亡事故。为避海难，明天顺二年（１４５８年），朝廷命当地官员开凿直沽至北塘新河，并“发军夫万余开河，自新开沽起，至蓟州，舟行无虞，定例三年疏浚一次。”由于河道畅通，运输量加大。至“天顺四年（１４６０年），运粮二十万石于蓟州仓收”，比天顺初年运量增加了一倍。明朝后期，由于泥沙淤积较重，漕运遂废。
清代，从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开始，建孝陵于遵化之西，名曰万寿山。之后，又陆续添建皇后陵及妃衙门等。从此，守陵满汉官兵及太监官员俸饷，逐年增多。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年）二月初五日，康熙皇帝特谕内大臣朗坦等，查看通往蓟州的水路情况。经过详细勘察，对蓟运河疏浚工程预算进行了申报。为保证水运畅通，每年疏浚河道成为定例。因河系流沙，随挖随淤。州牧张朝琮祥文申请五六次之多，要求粮船在六七月水涨时发至，疏浚河道费用由周围十三州县共同负担。直到第六次上书，才予批准。当时，蓟州百姓非常感激。康熙三十八年（１７００年），张朝琮因父母病丧回家守孝离任回乡，数百人到他的住处挽留，但苦留不住。百姓为他立了一块去思碑，以纪念他的功德。然而，令张朝琮意想不到的是，州河水涨时，也经常出现河道淤积导致粮船损失现象。到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因州河流沙淤积，河床阻塞严重，漕运停止，但县内民间船运不断。
到了清末民国初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贩经常雇用小船，在夏秋河水增长时，利用原漕渠，往来津蓟之间。１９３９年—１９４０年，侵华日军在白龙港（州河、泃河汇流处）拦河下桩，限制船只往来，使一向以水运为业者失业。解放初期，县内的内河航运处于时运时停状态。１９５８年，在上仓设立航运站，重新开辟北起洇溜、经上仓至新安镇６８公里航道。１９５８年—１９６０年，县内通航里程５０公里，年货运量不足３万吨。１９６０年，于桥水库建成蓄水，州河水位下降，船只通航受阻，水运基本停止。
新中国成立后，蓟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对州河干支流以及境内其他河流进行上蓄、中疏、下排等综合治理。如今，蓟北明珠——翠屏湖已成为天津市民的给水工程，蓟县的“小三峡”杨庄截潜工程，已经告竣，它势必造福当代，泽被子孙，为古老的蓟州实现新的腾飞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
(作者系中共蓟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来源：http://popular.h2o-china.com/view.php?id=63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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