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春普：玉田小教联合会与教师增资斗争

小菜一碟

玉田县小学教师联合会与小学教师的增资斗争


作者：袁春普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正式建立，国内各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已经摆脱没有正确的革命政策与脱离人民群众的旧面目，其组织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党员人数大为增加，在群众中的威信与影响日益扩大①。经过国共两党的共同推动，全国革命运动日趋高涨。革命运动波及玉田以后，首先在教育界引起反响。
一九二五年夏，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委、中国共产党北方早期领导人之一——江浩从天津来玉田，通过与玉田县教育局长王锦堂的关系，建议县教育局利用教师休假的时机，召集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以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向教师传输革命思想。王锦堂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暑假期间召集了一次为期十几天的讲习会。聘请回乡度假的在京津大专院校读书的学生赵玉生、李立元、赵国芬、张汉三、张汉民等人，为教师们讲授业务知识，向教师们宣传时事政治。全县三百余名小学教师参加了讲习会。会上，经到会教师的倡导，成立了教师自己的组织——玉田县小学教师联合会，并推举出负责人。小学教师联合会成立时，叶善枝、赵达受江浩之邀，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从天津赶来祝贺，并由叶善枝做了题目为《苏联十月革命之成功》的演讲。同时，由江浩的门婿王应生负责，在到会小学教师中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并建立了国民党玉田县党部，由王佩青等负责日常党务工作②。
讲习会后期，由“五卅”惨案引起的全国反帝浪潮在各地汹涌澎湃地展开，特别是天津、唐山等城市人民不顾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镇压，罢工、罢市、罢课的消息不时地传到玉田，社会上反映十分强烈。因此，参加讲习会的教师，很多人纷纷倡议举行一次声援“五卅”惨案的反帝示威。这一倡议得到参加讲习会所有教师的响应。县教育局也表示支持教师们的这一举动，并为示威游行制作了彩色纸旗，书写了标语。于是以小学教师联合会出面组织的示威游行活动在县城开始了。此时正值参加会考的全县高级小学的学生也在城内，学生们也参加了这次反帝示威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在穿街走巷过程中，有些城内商人和进城的农民以及城内居民也自动参加了游行队伍，游行示威人数达到三千余名。示威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军队”等口号，在全县引起很大轰动③。
    这次游行示威，激发了玉田人民的爱国热忱，政界对奉系军阀助纣为虐，充当帝国主义帮凶议论纷纭，商界有人提出抵制英货、日货，在教师与青少年学生中的影响尤为深刻，加速了他们的觉醒，使他们更加倾向革命。这次游行示威，是继一八九九年义和团运动和一九一九年声援“五四”运动之后，玉田人民的又一次大规模反帝运动。
    一九二六年五月，奉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的指示，在玉田县教育局内部建立了玉田县第一个党支部，化名“玉芝”，并发展教育局长王秀江入党。为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共产党员，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玉芝”成立以后，通过教育局的渠道，向教师与学生灌输革命思想；为提高农民群众的觉悟，唤起民众的觉醒，利用小学教师在乡村任教的便利条件，由县教育局出面，在西果各庄、洪陈府、六里屯等村建立了“平民夜校”，使革命活动通过夜校向农村扩展④。
“三一八”惨案以后，段祺瑞政府垮台，原来反奉系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转而与奉系勾结，北方又处于奉直军阀的残暴统治之下，革命运动转入低沉状态，玉田的反动势力也有所抬头。四五月间，窝洛沽小学校长王仲勋、劣绅李宝树与县议会议长赵振川合谋，以“宣传赤化”为罪名，到天津军阀褚玉璞处告发王秀江、肖质斋、王佩青。天津致函玉田县公署，责令县长张拱垣查办此事，结果王秀江被迫辞职，与肖质斋、王佩青去天津，向天津地方委员会请示汇报。至此，成立不久的玉田县第一个党支部便无形撤销，国民党的组织也停止了活动⑤。
一九二六年六月以后，军阀在北方的统治达到了最为黑暗的阶段，人民失去思想言论的自由，失去反抗斗争的权利，各阶层人士稍有不满或反抗，军阀当局则以“赤党”等罪名进行毒打、逮捕，以至枪杀。同时，由于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军费开支逐年增加。为筹措巨额军费，反动军阀一方面出卖国家主权，向帝国主义大借外债；一方面搜刮民脂民膏，加税增捐，发行债券，弄得民不聊生。特别是地处京东的玉田县，处于军阀战争的作战区域，更遭兵匪的抢劫与骚扰，百姓已被拖进苦难的深渊。
暑假期间，县教育局照例召集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会上，教师们深感“不仅在政治上没地位，受人压迫凌辱，在经济上也同样是受封建劣绅们的剥削勒索，教员工资太低，生活没有保证，如果不贿赂官僚豪绅，便有失业的危险”⑥。因此，在讲习会中期，在进步知识分子宋哲三、肖俊初、张洪、王绪等人的鼓动下，开始在讲习会上酝酿开展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的斗争。随后，通过与小学教师联合会负责人商量，决定以小学教师联合会的名义发动一次“增资请愿”运动，动员教师联名书写请愿书，向教育局发出“教员工资低廉，仅能维持个人生活，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儿啼饥，妻号寒”的呼吁⑦，要求教育局给每一名小学教师都增加工资。为了壮大增资请愿的声势，肖俊初、王绪等人不分昼夜地到各区小学活动，动员未能参加讲习会的教师也在请愿书上盖章或签名。因此，增资请愿运动迅速波及全县，成为当时教育界人人注目的事情。全县小学教师纷纷表示，教育局不给教师增薪长月，请愿运动决不停止。后来，经过小学教师联合会几次与教育局交涉，局长冯伯歧怕事态闹大，便与县公署接洽，答应了小学教师联合会提出的增资条件。原来小学教师的工资分为三等九级，甲等一级月薪大洋十二元，依次递减，丙等三级月薪大洋七元。然而在当时的小学教师中，工资为甲等的只是凤毛麟角，普通教师月薪只有大洋七八元。增资以后，一部分教师提了等，大部分教师长了级，每名小学教师的平均增资幅度为三元。
    此次增资请愿胜利之后，小学教师中的进步势力迅速扩大，知识分子中更多的人开始倾向革命，为后来党组织在小学教师中迅速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二七年十月，玉田爆发了震动京津的第一次武装暴动。暴动失败以后，在暴动中遭受打击的地主豪绅勾结官府，对参加暴动的群众疯狂报复，一部分小学教师被辞退，小学教师联合会无形解敞。
    一九二八年二月玉田县委恢复以后，为了从教育界入手打开革命活动的局面，在“即刻要抓的几项工作中”指出：“尽量在小学教师中发展党员，并把小学教师联合会建立起来”⑧。
    小学教师联合会成立之初，参加者大多数为教师中的共产党员和靠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通过这些人的宣传鼓动，入会者相继增加，特别是小学教师联合会把“增薪长月”做为奋斗目标以后，会员人数大增，因此在各区先后建立了小学教师联合会分会。
三月初，通过党组织的引导与党员的积极活动，开展增资斗争的条件基本成熟。于是，玉团县委通过小学教师联合会向各分会发出通知，要求每一分会各选三十名代表到县城北唐自头附近的陀龙寺开会，共同商讨有关增资事宜⑨。会议期间，县委书记宋哲三、组织委员关子文与到会代表一起分析当时教育界的形势与动态，一起谋划增资斗争的策略与方法。最后决定增资斗争以合法的请愿形式进行。于是，小学教师联合会召开了紧急会议，推选出八名代表，进城去与县教育局交涉。同时，共同拟出增资请愿的原因与工资应增加的幅度，以及教育局如不答复，下一步应采取怎样的对策。
八名代表在张皋如的带领下突然闯进教育局的时候，教育局长赵殿山表现十分不自然，急忙追问张皋如来教育局有什么事情。代表们讲明来意之后，赵殿山的紧张姿态缓和下来，先诉说教育经费如何紧张以及自己当局长的苦衷之后，劝教师们安心地工作，最后慷慨答应了增资条件，并以教育局的名义宣布：将小学教师工资的等级由原来的三等九级改为三等六级，甲等一级月薪增至大洋十六元，依次递减，丙等二级月薪大洋九元，平均每名小学教师每月增薪大洋四元左右⑩，并委托小学教师联合会把教育局的此项决定通知给所有小学教师，每个人的等级变动听候教育局通知。
为什么这次增资请愿进行得这样顺利？原来教育局在得知小学教师联欢会在陀龙寺开会的消息以后，教育局长赵殿山已向县公署报告，并与县长文光商量了对策。鉴于以往的教训，他们议定，只要不闹暴动，其他要求均可酌情答复。当赵殿山得知教师闹增资时，便请示当局，对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参照外地办法做了一番改革。
这次增资斗争虽然声势不大，在教师中却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因为它实现了小学教师多年来要求改革工资等级的愿望。从此以后，使小学教师更加靠近党组织，使党团员重新振作起因玉田暴动失败而一度低落下去的斗争精神，使党的活动逐步由教育界向农村展开，进而相继发生了群众的反捐抗税斗争。
一九二八年夏，奉系军阀从关内退回东北以后，国民党新军阀白崇禧的李品仙部进驻唐山⑾。国民党新军阀的军队进驻玉田以后，撤换了玉田县公署内有权势的供职人员，因此一度引起玉田县地方上新旧豪绅地主的权势之争，一批亲奉系军阀的旧豪绅下野，一批亲国民党的“新派”豪绅地主上台，两派为权势明争暗斗⑿。这在客观上就给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创造了条件。为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以合法的形式开展工作，经县委同意，关子文等进县教育局工作。关子文等到教育局任职以后，利用工作之便，为因参加玉田暴动而被辞退的一些小学教师重新安排了教学岗位，使他们利用教师的合法身份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一九二九年暑假，玉田县教育局重新开办小学教师暑期讲习会，全县四五百名小学教师到县城参加暑期集训。集训期间，经共产党员肖俊初、王景和等人的倡导，重新成立了小学教师联合会，并选举九名常务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其中共产党员有田心、肖俊初等四人。小学教师联合会成立前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十分激烈，国民党员也在教师中频繁活动，极力在教育界扩充自己的势力与影响⒀。
    为了把更多的知识分子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教师中发展党团员与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玉田县委分析了当时教育界的形势。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之下，小学教师不但在政治上仍然没有地位，而且与物价相比薪金还是十分微薄，尽管国民党执政者处处以“新派”标榜，实际上并没有人真正关心教师的死活。因此县委认为，要想团结住教师，就得重视他们的切身利益，并围绕他们的切身利益开展革命斗争。于是县委决定，利用暑期集训的机会再次发动小学教师开展增资斗争。对此，县委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并草拟出增资方案。增资斗争仍出小学教师联合会的名义。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反对一切新旧豪绅与贪官污吏干涉教育，开展教育民主化运动，为改善教师的工资待遇而斗争。
酝酿发动工作成熟以后，增资斗争开始。共产党员关子文、陈临武等带领二三百名教师集聚在县教育局门前，高声呼喊“教育局长冯伯歧出来答话”。冯伯歧对教师闹增资早有耳闻，害怕教师聚众闹事，赶忙出来与教师们交涉。关子文、陈临武等代表小学教师联合会提出教师们要求增加工资，并提出增资条件。冯伯歧听后虽然面带难色，但深感此事已无法推托，于是勉强答应了教师们的要求，将小学教师的月薪由原来的九至十六元增长到十三至十八元，每名教师平均月薪增长大洋三元左右⒁。
此次小学教师增资斗争的胜利开展，一方面进一步提高了党在教育界的威信，使党团组织在教师中进一步发展。这就为后来的反抗捐税斗争与一九三零年的黄林武装暴动培养了活动骨干。而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教师积极向共产党靠拢，客观上便限制了国民党势力在教育界的扩展。

注释：
①《中国现代史常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0月北京第一版。
②关子文、王佩青、李立元等回忆材料，1959年。
③⑥⑦杨聚德回忆材料，1959年。
④李立元回忆材料，1959年。
⑤张明远《玉田的早期农民运动和武装暴动》，载《天津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二期。
⑧吕职人《玉田暴动失败以后》，载《天津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三期。
⑨⒁关子文回忆材料，1960年。
⑩肖尊一谈话记录，1959年。
⑾黄元起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
⑿张明远谈话记录，1985年11月。
⒀田心谈话记录，1985年8月。



于1985年12月整理

原载《玉田革命史资料》第一辑

小菜一碟

本文作者袁春普先生：1950年代在玉田一中（初名“河北省玉田县中学校”）任语文教师。1965年，在《中国语文》发表文章，做地区级观摩课。1980年代初调入玉田县委，主编《玉田革命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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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听说一块现大洋价钱在800元以上（现在不知什么行市，反正也没有），十块大洋应折合现价8000元以上，哇塞！工资够高的呀。现在的中小学教师也就是两三千块钱，差远喽。这样的工资还闹事，我不支持，政府怎么不以“妨碍公共秩序”罪，把别有用心的挑动者抓起来呀？和现在相比，太手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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