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简介【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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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简介


《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是 黄现璠 教授对其发表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经广泛征求意见后,重新修订、完善,于1981年10月,由广西师范学院出版的油印本。 它是20世纪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中主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第一本专著 ，堪为“无奴派”领袖黄现璠的新史学在改革开放新时代下的确立。此书的重要价值及影响,它出版问世的政治风险和艰难过程,参考以下 陈吉生教授 撰《 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一文[1],可见一斑: ................ 20世纪初期“社会史”研究形成的两条主线，长期以来一直断断续续、或隐或显地影响到50～80年代初的社会史研究。1979年黄现璠冒着政治风险勇闯“禁区”完成的《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论文，即为他当年从事“社会史”研究的继续，亦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下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说”的第一篇论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古代史分期，是国内外史学界都很重视的一个问题。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算起，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我们学术界还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像古代史分期问题那样持久地吸引过那么多人的关注和研究。 ［2］原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张广志教授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把郭沫若的分期说定为一尊……总的说来，新时期古史分期的讨论实不过建国后至文革前十七年那场讨论的延续、延伸，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并无大的进展、突破，因此，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热闹后，便渐渐沉寂下来。这种情况，再加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宽松学术环境，促使一部分学者决心从根子上重新认识、检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即中国历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如果它根本就不存在，还在那里争论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间的分期、断限问题，岂不荒唐！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有黄现璠、 张广志 、 胡钟达 、 沈长云 、 晁福林 等。”［3］ 足见黄现璠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第一人，不仅勇气可嘉，学者风骨可敬，而且表明他的这篇论文学术价值极高，体现在它打破了建国后学术研究大多从属“政治范式”一尊的格局，突破了人云亦云众口一词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单一思维模式，开创了多元化思维的新纪元，当属黄现璠为20世纪中国“新史学”建设和实践道路上的“社会史”研究作出的又一重大新贡献。一些学林人士将主张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归为“有奴派”，将主张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说”的学者归为“无奴派”。“有奴派”领袖自然非 郭沫若 莫属，代表学者为 范文澜 、 翦伯赞 、 吕振羽 、 侯外庐 等人（即马列主义新史学“五名家”）；而“无奴派”领袖公认为黄现璠，这已属不刊之论，代表学者有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人（即‘无奴派’五名家）。诚如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王长坤教授和鲁宽民、尹洁等学者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一文中所言：“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领域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势头……‘中国未经奴隶社会论’又再度悄然兴起。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中指出：‘ 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欧洲的希腊、罗马由氏族制社会变为奴隶制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通例，而是历史特例。 ’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近年来发表的此类文章已近百篇……目前这一派（指无奴派——笔者按 ）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4］ 改革开放后新时期“无奴派”领袖黄现璠向“有奴派”领袖郭沫若发起的挑战，虽然可以看作是30年代以“马列史学派”领袖郭沫若与“食货派”领袖 陶希圣 为代表进行的“社会史大论战”的继续，但两者又有所不同，表现在：30年代的大论战当时虽然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论争双方可以畅所欲言，几乎没有政治风险。而70年末黄现璠的挑战虽然纯属学术观点不同之争，没有意识形态背景，但当时却冒着极大的政治受害风险。 由此从一侧面反映出林彪、“四人帮”一伙对学术界的长期干扰造成的极大恐怖和危害。............... 黄现璠所撰《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长篇论文，据他自言：从构思到发表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他最初与师友陶希圣教授观点一致，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说”，后来陶希圣教授改变了观点，又主张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他亦受影响。特别是他到日本留学后，常访当时滞日学者郭沫若先生，受郭氏影响，他长期持有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只是因为思考尚未成熟，研究尚未透彻，无意草率撰文公表，参与“社会史大论战”。1949年12月，他兼任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兼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段时期，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入研究，始对当时马列史学派领袖郭沫若一贯主张的中国“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产生了疑问，自己原来的认识和观点开始了动摇。基于治史“贵在求真”的原则，1954年9月他到北京出席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时，便带着疑问拜访了郭沫若先生，试图进行探讨，见面后郭氏对他说：“璠弟，我送您一本新版自著《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54年4月第1版），回去仔细读读，我的主张过去无人驳倒，今后更无人能驳倒。”黄现璠回桂后不看则罢，仔细读来更是疑问重重，阅后第一想法即是重操旧业，精研马列，进行挑战。继而托思于文，边学边写，最终便有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1978年夏，旧友 费孝通 教授和同乡吴西将军同时到桂专程分别至黄现璠自宅探望时，他将这篇学术论文交与他们，托他们回京后能推荐给京城的学术期刊发表。同时，他还寄给全国多家学术期刊，结果无一家学术杂志敢于刊登，甚至连他所在学院的学术刊物主编读后亦直言“写得很好,不敢发表”（翌年2月经本学院 副院长覃宏裕 力排众议甘愿承担责任力荐给本院学术刊物方得以揭刊）。为此，他还引来一些教条主义“伪学者”的冷嘲热讽和谩骂。黄现璠当时愤而说道：“ 当今之世，学术上的‘凡是派’尚受政治上的‘凡是派’影响，所谓‘双百方针’，不过是一句口头禅。发现问题不予指出，人云亦云，众口一词一调，以他人之见为己之见，什么都“自古以来”，张口“五种生产方式论”，闭口“五种社会形态说”；动笔“马列导师语”，落笔“政治领袖说”，作为学者，哪您还研究什么 ？”［5］可见学术自由与求真信念，始终是砥砺黄现璠近40年持续不断深入思考、探索和研究“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动力所在。...............稍后，黄现璠推出的《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广西师范学院油印本，1981年10月），进而对“无奴论”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全面论证。..................同时， 黄现璠于论文和著作中主张的中国古史分期，即古代为原始共产社会；殷至战国为领主封建社会，其中殷商为领主封建社会皱型，周代为领主封建社会典型，春秋战国为领主封建社会解体；秦汉至鸦片战争为地主封建社会（其中分若干阶段再说），同样极富创见性。后来张广志、李学功主张的夏、商、西周至春秋为“村社封建制社会”，战国后转为“地主租佃制封制社会”；晁福林主张的夏商两代为“氏族封建制社会”，西周为“宗法封建制社会”，东周后为“地主封建制社会”等等，无一不是受到黄现璠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意识的启发而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出的新探索。

注：

  [1] 陈吉生撰《 试论壮族著名史学家黄现璠对20世纪中国“新史学”实践与建设的贡献》,载《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笫一期,80页一104页。
  [2]《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3] 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七十年》，载《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
  [4] 王长坤 、 鲁宽民 、 尹洁 ：《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载《唐都学刊》第21卷第3期，2005年5月。
  [5] 参见黄现璠撰：《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自序，1980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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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现璠(1899-1982)，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人类学家和教育家。原名甘锦英，广西扶绥人，壮族。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从事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五十年，在通史、社会史、学运史、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方面造诣颇深，贡献卓著，成为壮学开山祖师和中国第一个民族学派“八桂学派”的开派领袖以及当代历史学界“无奴派”创始人。他在大学致力于教育事业近五十年，晚年又创办漓江业余大学，桃李满天下，影响深远。1999年11月，广西师范大学隆重举办“黄现璠教授诞辰一百年纪念座谈会”，会后编印《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和出版了《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


生平简介

黄现璠，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壮族，生于1899年11月13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广西崇左市扶绥县渠旧镇三合村渠思屯人，与清代延陵王吴凌云是同乡。1926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受教于陈垣、陶希圣、邓之诚、萧一山、钱玄同等名师，经预课、本课、研究院9年学习。1935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院，研究东洋史和日本史，导师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家和田清教授与加藤繁教授。留学期间，经师友原田淑人教授介绍，结识当时滞日的中国学者郭沫若，时常往来论学，互受切磋之益。1937年回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成为中国“壮族首位大学教授”。先后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1949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相继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并先后当选为广西省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决议：“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因此被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和壮族头号大右派，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九项任职被罢免，仅留任广西政协委员一职。1979年，右派冤案得以彻底平反后，先后兼任第一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第一届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为协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1982年1月18日因脑溢血病医治无效逝世于桂林医专附属医院。黄现璠在中国通史、社会史、学运史、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方面学术造诣颇深，贡献卓著，成为壮学开山祖师和中国第一个民族学派“八桂学派”的开派领袖以及当代历史学界“无奴派”创始人。鉴于黄现璠生前对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将他的骨灰盒安置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第一室。1999年11月，“黄现璠教授诞辰一百年纪念座谈会”在广西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会后编印《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和出版了《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1]

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师

国际著名出版发行公司“General Books LLC”于2010年5月5日编辑出版了英文版《中国学者传记》（英文书名《Chinese Academic Biographies》）。汉学家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民族学家黄现璠（Huang Xianfan）、经济学家张风波（Fengho Zhang）、国学家余英时（Yu Ying-Shih）、科学家路甬祥（Lu Yongxiang）、《淮南子》作者刘安（Liu An）、经济学家林毅夫（Justin Yifu Lin）等一批为世界学术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家（按书封面英文名和收入内容先后顺序排名）被精选入书。


求学时期

黄现璠世代清贫，三岁丧母，由父亲帮工卖柴，节衣省食把他抚养成人。他自幼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因家境窘迫，衣食堪虞，无钱入学读书，常常倚私垫门外，窃听塾师授课．所听皆能背能解，令塾师惊奇，许以免费进塾学习。但他无钱买书，只能借而读之。1915年为求学入赘黄家，遵俗改姓黄，以“现”字辈取名现璠，后以“黄现璠”传世。他在渠黎小学，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高等小学的学业。[2]接着，在短时间完成初中学业后，于1922年，在名额有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以优异成绩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三师范毕业后，回乡任教师，业余时间潜心研究国史。1926年，获悉北京师范大学在广西招生，告示连考三日，因师范学校有许多优惠，免除学生的学杂费。对于像黄现璠这样的贫困子弟，无疑是一个大好机会。他几天几夜不休息，应对考试，最后获得录取，入读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他常言：“余家道贫寒……生父送余读书，备极艰辛，余自读书以至教学，对于学问孜孜不倦，实感动于余父艰苦恩爱之心情也。”[3]两年预科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史哲书籍，尤对顾炎武所著《日知录》爱不释手，对全祖望的《鲒奇亭集》情有独钟，两书所表现出的崇高民族气节，使他感染至深，立志治史济世，事教育为职，以振兴少数民族文化为己任。预科两年完成后，升入北师大史学系本科，听陈垣“史学名著选读”课，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课、邓之诚“中国通史”课、陶希圣“中国社会史”课、陆懋德“中国上古史”课、萧一山“清史”课。四年本科，他因生活困难，需课余时间去谋职助学，便在萧一山创办的私立“文史政治学院”以及北平私立文治中学、北平私立平中中学兼教历史、国文，持续三年。边学边教，文史学养根底自深益固。毕业时，他即有两篇元史论文及与同窗合著鸿章巨制《中国通史纲要》三册相继问世。因学有所成，特许免考升入北师大研究所（后称研究院）读研究生，同时应北师大聘请，兼任研究所纂辑员及北师大教育研究会助理干事，以维生计。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在研究所名誉导师陈垣和主任导师钱玄同教授的严格指导下，专研考证学和说文音韵，文史知识更为扎实深厚，一生受益无穷。[4]1935年8月研究生毕业后考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现东京大学大学院），同年秋赴日留学，在日本东洋史权威和田清与加藤繁两位教授门下当研究生，成为“东京文献学派”代表学者之一。初期赴日留学的旅费、学费和生活费来源于导师陈垣先生帮助联系的基金会支助的不多资金和黄现璠于1936年出版的两本专著所得稿费；1936年2月，经申请获得广西省政府公费留学金。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他毅然放弃学位攻读，返回故乡广西，终身从事教育。回顾黄现璠学生时代的求学生活，他的师友陶希圣先生用四个字做了中肯的概括：“苦读苦作”。[5]


学术生涯

黄现璠的学术生涯，表现为三个时期和五个变化的特征。三个时期指早年侧重于中国古代史、中古史研究；中年转而从事民俗史研究；中晚年着重于少数民族史研究。五个变化是指他先治通史，一变为治断代史，二变为治文化史，三变为治社会生活史，四变为治语言学，五变为治壮学，一生凡五变。这样划分，严格地说是指各时期侧重点不同，亦表现出各个时期有着研究课题交叉的现象。早年于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时期，受陈垣、邓之诚、陶希圣等名师的影响，黄现璠的研究侧重于通史和断代史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有 《元代之农民生活》、《中国通史纲要》（合著，上、中、下册）、《唐宋时代之转运使及发运使》、《唐代社会概略》和《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等。中年在广西大学教书时期，他的研究中心侧重在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方面，先后发表了《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再论礼节之演变》、《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日本人之坐法》（上、下）、《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元代蒙古人之奇异婚姻》（上、下）、《元代服饰之奇异》（上、中、下）、《吸烟风俗传播考》（一、二、三、四上下、五）、《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上、下）、《饮茶风俗之起源及其传播》（上、下）、《番薯传来考》（上、下）、《男女鞋袜古今之变》、《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中国男女元服之研究》、《食器与食礼之研究》等大量论文。中晚年在广西师范学院教学时期，他的学问重心侧重于少数民族史的调查和研究，代表性论著有《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广西僮族简史》、《试论百越和百濮的异同》、《侬智高》、《壮族通史》等。对于黄现璠的治学， 美国当代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名家、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的马克·本德尔博士有一个形象的概括：“黄老教授的学问就像一颗参天大树，民族思想是根，史学为干，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人类学、壮学为枝，生叶开花结果的是文章著作。由于树根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中，以至能根深干粗枝茁叶茂，硕果累累，其中尤以壮学独枝一秀，建树卓著……黄老教授治学看似庞杂多变，实为一颗主脉干枝清晰可辨的体系树。”[6]中国晚清经学名家廖平说过一段名言：“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材，十年不变斯为弃材矣。”这或许是黄现璠治学多变思维的源流。


治史风格

黄现璠科学严密的史学体系的建立，首先与他的学术传承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于1926年至1935年曾在北师大就学9年，相继师从名史家陈垣、邓之诚、陶希圣、萧一山、王桐龄、陆懋德等人。陈垣倡导的“有意义之史学”；王桐龄利用边裔民族资料治中国民族史的实践；邓之诚提倡“以诗证史”的方法论（邓氏“以诗证史”法早于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法）；陶希圣以“社会学”治史的实践；萧一山将民族观融于史学的思维；陆懋德强调治史“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的宗旨以及重视将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治史法，再加上20世纪20年代后流行于世的梁启超“新史学”和西方“鲁宾逊新史学”的研究法，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黄现璠的治学风格的形成。他的这种治学风格主要体现在“古史多重证法”、“新考据法”、“开拓性”等方面。

古史多重证法
黄现璠的导师-日本东洋史权威和田清先生善于运用相关学科的丰富史料及研究成果治史，堪谓黄现璠治史风格的突出表现。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方面甚为广泛。它与文学、哲学、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皆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黄现璠不但继承了王国维首倡的古史二重证据法以及邓之诚提倡的以诗证史法，并且还在这些治史方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从黄现璠在中国通史、先秦史、中古史、近现代史、文化学、生活学、语言文字学、民族学、壮学等方面的丰硕研究成果中显而易见。以诗证史为其代表性特色之一。黄现璠在20世纪发表的大量论著，即运用了众多唐诗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证史的治史法，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以诗参证“古礼节”。如：“古诗又有‘长跪问故夫’之句，亦足参证。”二是以诗考佛教坐俗。三是以诗考物。四是以诗考事。五是以诗考证职业区别。 六是以诗记唐代胡姬能歌善舞。七是考人物之神态。八是以诗证唐代之风俗。九是考古人吟诗佐酒的风俗。

新考据法
黄现璠在北师大求学9年期间，曾师从陈垣习史6年（本科三年，研究院三年）。陈垣在总结自己的治学道路时曾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两年前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这里所说的是一条由钱大昕的精密考证，到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到全祖望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这就是当代学人认同的陈垣等人开创的“新考据学”。从黄现璠史学的传统系谱和问学渊源中显而易见，他的治史风格属清代朴学至陈垣考据学一路，重视考据是这一路史学家的传统。清代乾嘉学者专重考证，事实上只是继承了清学传统的一个侧面。黄现璠对乾嘉学风为考据而考据和视经世致用为空言大戒的流弊是有所清醒认识的。这是因为他求学时代一方面在接受考据学虚己求真贵疑严格训练的同时，又对清学传统的另一侧面，即清学宗师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一直情有独钟。加之受到现代西方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所宣扬的“历史目的论”的实用主义史学的深厚影响，以致黄现璠的“致用新史学”明显体现出将清代考据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和鲁滨逊实用主义史学融会贯通的特征。从黄现璠于“新史学”建设上的一系列实践成果中显而易见：他对纠正清代朴学为考证而考证的繁琐弊端从而将朴学考据方法的合理部分从旧史学系统中抽离出来为新史学体系所借用具有充分的自觉意识。所以，他的新史学考证法显然克服了乾嘉考据学将考证当作史学本身和目的的毛病，他只是将考证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即继承了传统考据学“贵在求真”，顾炎武“经世致用学”与全祖望“重立大义”的合理要素，同时又兼收近代新史学理论的精粹。[7]

开拓性
黄现璠的导师 - 钱玄同先生黄现璠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突出风格，表现为开拓性。这一风格体现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上，具体反映在他对学术研究课题的推陈出新中，而非理论建构的推群独步。从黄现璠一生在通史、社会史、学运史、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研究成果上可见这样一个事实：开拓性为他治学风格始终若一的集中体现。如他著的《唐代社会概略》一书，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1936年出版，1937年再版。他著的《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是20世纪中国学运史研究的第一部史学专著。1936年出版，台湾当代著名学者李敖主掌“台北文星书局”期间，两次重新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1956、1965年台湾文星书店第1版、再版，1996年上海书店复刻版），并将其列为“现代世界学术精典100部”系列丛书之一。至于他开拓壮学，开创八桂学派的重要学术成果，学术界已有大量的介绍，于此不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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蒜头

一家之言啊

东方一剑

壮哉！中国太需要有独立见解的史学家了。{:soso_e179:}因为稀有，所以可贵。

前进人生

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分不清。

小菜一碟

东方一剑 发表于 2012-2-6 18:46
壮哉！中国太需要有独立见解的史学家了。因为稀有，所以可贵。

摘抄一段顾准先生关于“奴隶制”的论述：
然而，奴隶要占优势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其条件是：具有可以拥有奴隶的自由民（相对于没有这样大的个人权利的王朝臣民）；商品货币关系发达，使财富有无限积累的可能，使自由民有把财富投资于奴隶这种“生产性固定资本”上的要求。没有这些条件，只会有鸳鸯、袭人这类奴隶，奴隶成不了制度。普遍的劳动者，是乌进孝管下的，比鸳鸯、袭人生活困苦无数倍的赋役农民。
——摘自《顾准文集》之《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P291）
如此看来，奴隶社会（古典奴隶制）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近代，美国内战前的南方各州是。古埃及的不是，古巴比伦的不是，波斯不是。债务奴隶，数量再多，再大，也构不成一种社会制度。古代中国，用黑格尔的话说，叫“普遍奴隶制”。与古典奴隶制不可同日而语，简直风马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