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子的人们
春风2队几乎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在大院子，而且大院子的人全都是成分比较好的人，也就是说除了少数的一两家中农以外，基本上全都是贫下中农。不但大院子住的人成分都较好，春风2队的主要领导除生产队长方志明住在李家坝以外，其他几位如生产队会计，保管员，贫协主席，民兵排长等等都住在大院子，而生产队副队长季长甲和四清时下台的前队长龙文育也都是因为修了房子刚刚才搬到离大院子不远处，其实也应该算是大院子的人。可以说大院子的人是实际掌握春风2队各项权利的人。就连春风2队的所有复员军人和还在服役的人，除了烧房的龙文尧一人以外，都是出自于大院子。
生产队副队长季长甲当时不到50岁，是一个做庄稼的好把式，精瘦但非常结实，留着稀疏、花白的山羊胡子，但最奇怪的是他还留着那种民国初年刚推翻满清时很普遍的“革命头”，就是那种剪了辫子但脑袋的前半部又像满清那样剃掉头发的发型，在整个猫儿坝上了年纪的人里面只有他一个人是留的这种发型。
季长甲之所以能当生产队的副队长，一是因为他的成分好，二是他确实是一个种庄稼的行家里手。在春风2队，农业生产方面实际上主要是他在具体安排，他对本生产队的每一块田地适合种什么庄稼，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农活，工作量有多大，哪些人去干这些活比较合适都是心中有数的。而且他还什么活都带头干，并且还都能干好，春风2队没有人不服他。
但最令季长甲骄傲也最令众人羡慕的是他生了3个非常壮实的儿子。大儿子季真银，25-26岁，已结婚并已经有一个儿子了，他的个子不太高，但是很结实，是生产队的一等全劳力。二儿子季真金，是他们3兄弟中当时最高大最结实的一个，差不多有1·8米高，他的力气和劳力在全队都算得上是最大的，我插队时他才刚结婚不久。三儿子季真宝当时只有15岁，还在上那没有开学的中学。季真宝是季氏三兄弟中长得最帅气，最漂亮的一个，从他的骨架来看，他今后很可能是他们三兄弟中最高大最英俊的一个。季真宝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肩膀比与他差不多高的小伙子要宽许多，一双大脚和两条长腿都预示着他今后一定是一个高大的汉子，国字型的脸上长着一双大大的双眼皮眼睛，唇上有一层细细的绒毛，腼腆的他一笑还有两个小酒窝，与生人或者女孩子一说话，挺拔的鼻梁上就会冒出密密的汗珠。
李进成与季氏三兄弟的关系非常好，他们的年龄相仿，而且还是亲戚，李进成的丈母娘是季长甲的妹妹，他的老婆与季氏三兄弟是表兄妹关系。由于有这层关系，李进成在下乡后受到了季家不少的照顾。也是由于有李进成与季家的关系，我插队后经李进成的介绍，我也很快就与季氏三兄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季氏兄弟中的老大和老二虽然已经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而且他们都已经结了婚，并且还都有了孩子，当了父亲，但是他们仍然还是像那些没有结婚的小伙子一样，成天和本队的年轻人们在一起疯打疯闹，可以说是童心未泯吧。在歇气的时候，我们这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就会在一起做各种“游戏”，最爱做的一种“游戏”是“老母鸡护蛋”，就是一个人四肢爬在地上，但是腹部不准着地来扮演“老母鸡”，腹部下放上几个鹅卵石充做“蛋”，其余的人就是老鹰或者黄鼠狼等动物，他们要想方设法从“老母鸡”的腹下偷走“蛋”，而“老母鸡”则要快速移动身体去碰触偷蛋者，只要碰触到偷蛋者身体的任何部位，这个偷蛋者就算输了，他也就不能再参加本轮的比赛了。但是，如果“蛋”被偷蛋者全部偷完后，“老母鸡”就算输了。这个游戏不但要求参与者有敏捷的身手，良好的体力，快速的反应，还要求几个“偷蛋者”配合默契，只有几个“偷蛋者”配合默契，有佯攻的甚至“牺牲”的，其他的“偷蛋者”才有可能成功。这个游戏对扮演“老母鸡”的人的体能要求也比较高，他不但要长时间爬在地上，还要快速移动身体，体力不好的人是坚持不了多久的。这个游戏玩得最好的是季真金和民兵排长龙志坤，他们如果当“老母鸡”的话，别人是很难把“蛋”都偷走的。
我们还喜欢玩的另一种游戏是“钻扁担”，这种游戏的玩法是钻扁担者一手握住扁担的一端，能握多低就握多低，另一只手握住扁担的另一端，然后将扁担的一头支在地上，随后就旋转身体从自己握扁担的手与地面之间钻过去，比试看谁握得最低，最低者为赢。这个游戏比试的是谁的手劲大，谁的腰腹肌好。可想而知，人要想从这样低的地方钻过去，握扁担的手臂必然要伸得很直，而且与双脚几乎成一条水平线，人在钻过去时还要旋转身体，身体还不能接触地面，没有很大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办到的。这个游戏玩得最好的也是季真金和龙志坤，他们两人都可以握在扁担的一拤长处钻过去。
我刚插队时就遇上了生产队修河堤，休息时小伙子们就玩开了这两种游戏。从没有玩过这些游戏的我在开始时总是输，不管是当“老母鸡”还是偷“蛋”者，没有几个回合就会输掉比赛。钻扁担要好一点，一开始我就可以成功钻过去，当然开始时没有龙志坤和季真金他们握得低，不过后来在掌握了技巧以后我也可以钻一拤长的扁担了，毕竟钻扁担这个游戏主要是考验人的手臂和腰腹部的力量，而那时的我这些部位的力量都还不错。
通过这些游戏我很快就和春风2队的年轻人们打成一遍，尤其与季真金和龙志坤更是热络。年轻人毕竟是年轻人，就是在那种肚子里的油水都很少的情况下，在那样艰苦的劳动之余，年轻人们还是会想方设法地寻开心，他们仍然有使不完的劲，撒不完的欢，浑身都充满了活力。
我插队后所用的许多农具如锄头、背篼、镰刀、扁担和川北农村常用的背重物时用来休息的“拐把子”等等，都是龙志坤或季真金他们帮我制备的，在平时的生产劳动中也是他们给我的帮助最多。记得在插队后的第一次夏收割麦子时，由于我是第一次使用镰刀，没有掌握要领，刀也磨得不够快，没割几把麦子，我的左手小手指就挨了一刀，当时就血流不止。龙志坤看见后马上扯了一些我叫不上名的草药放到自己的嘴里，嚼烂后敷到我的伤口上，很快伤口就不流血并且也不疼了。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这一次小手指紧挨着昨天的伤口处又挨了一刀，又是龙志坤用同样的方法又给我处理好了，第三天我的左手无名指也挨了一刀，几次都是龙志坤帮我处理好伤口，他还耐心地教我应该怎样握刀，怎样用力，怎样磨刀，挨了这三刀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在割麦子时被刀割伤了。
后来龙志坤还见人就表扬我，说我在受伤的情况下都还要坚持劳动，他还说什么就是农村的人受了我这样的伤也是会休息的，还不要说是连挨了三刀。我知道他这样表扬我以后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俗话说，人不要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绊倒一次是意外，绊倒两次那就是愚蠢了。而我的同一个地方被刀连续割伤三次，真是有些愚蠢到家了！这件事不被人当笑话讲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而龙志坤不但不嘲笑我，还表扬我，真是让我有些无地自容。
原来，我们总是认为农村劳动是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只要肯出力气，不怕脏，不怕累就可以了。真正到了农村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哪怕是最简单的农业劳动也可能蕴含着很深刻的科学道理，就像割麦子这种看似简单的劳动一样，为什么我会被割伤手？其原因就在于我的两只手配合不好，特别是右手用刀的方向不对，刀不是斜着向下，而是平了一些，而最关键的是我的镰刀磨得不够快，镰刀不快除了费力割不断麦子，有时反而会把麦子连根拔起以外，还容易把手指割伤，其原因就是钝刀在割麦子时不容易进刀，在镰刀不容易进刀时再继续使劲，刀就可能会滑向其他地方，如果刀口不是斜着向下，这时刀就有可能滑向手指造成受伤。后来我在工厂里也发现了同样的事例，比如在机床上用铰刀铰锥度较大的锥孔，特别是铰韧性很好，硬度较高的钢件时，如果铰刀用钝了你还在铰，开始时总也铰不下来，铰刀不肯钻，进度很慢，但是，如果这时你继续再铰下去，就很可能造成铰刀突然钻刀，损坏工件和铰刀，有时甚至会损坏机床。当时，这个问题困扰了工厂的很多人，连工厂的总工程师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提不出解决的办法。我仔细分析后，结合我在割麦子时被刀割伤的教训，发现了这是因为铰刀钝了的原因，一开始，钝铰刀铰不进去，但当你持续不断地进刀，铰刀施加在工件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工件的强度终于抵抗不住进刀压力造成铰刀突然钻刀，铰刀一下子就啃进了工件，造成工件报废，或者铰刀被折断，严重的甚至会损坏机床。这跟钝镰刀伤手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后来，在修磨快了铰刀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这种事故了。
还有一次，那时我刚开始学担粪。猫儿坝的扁担是那种两头翘得很高的用硬木做成的，有些像汽车的弹簧减震钢板，担上重物后扁担的两头就会被压平，挑上重物走起来时扁担会随着走的节奏上下颤动，人就会感到比较省力。但是，如果你用不好这种扁担，节奏不对，很有可能扁担会突然侧翻打在自己的脸上，特别是在换肩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农民们称之为“打耳巴子”，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脸上挨一耳巴子不说，轻者粪桶打翻在地，重者粪水还会浇你一身。还有就是担粪时常常可能跳田坎，一般一米左右高的田坎都不会绕行，而是直接挑着粪就跳了下去。如果在跳下去的时候你不懂得“让”的技术，也就是腰要随着扁担的上下节奏弯一下，而是在跳下去时，你的肩膀正好向上用力而扁担的两头正在向下，两个相反的力一叠加就非常有可能将扁担折断，粪水也会浇你一身。我的第一次跳田坎就发生了这种令人尴尬的情况，扁担断了，粪水浇了我一身。正在我十分狼狈的时候，季真金挑着比我挑的那副粪桶还要大的一副粪桶从我刚才跳下来的地方也跳了下来，看着他那潇洒的，甚至可以说是艺术感特强的轻飘飘的优雅一跳，简直可以说那不是在劳动，不是在担着大粪，而是在跳舞，是一种艺术享受。对比之下，我简直是感到无地自容。季真金飘下来后告诉我说：“你看清楚了没有？应该这样跳，跳下来时腰一定不要硬顶，要随着扁担的弹力弯一下，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单脚跳，跳下来后一定要顺势向前跑几步，不要就站在原地，我再来跳一次，你仔细看看。”说着他又担着那挑粪再跳了一次。这以后，我从较矮的田坎跳起，慢慢地就同季真金们一样也可以跳同样高的田坎了。后来我才慢慢的理解了为什么要那样跳，为什么跳下来以后一定要顺势向前跑两步。因为只有在跳下来后顺势向前跑几步，才能把垂直向下的力分解成部分向前的分力，也只有这样扁担所受的力才会变小，同时人的腿所受的冲击力也才会减小。季真金们虽然没有学过什么力学、物理学，不懂什么理论知识，但是他们在劳动实践中掌握的知识比那些所谓的有知识的人真是要多不知多少倍啊！
那个时候在农村年轻人几乎都会打炮眼，因为除了生产队常年都在进行的农田基本建设要开山炸石头以外，开矿等都要使用炸药。因此，到了所谓的农闲季节几乎每天都可以听到叮叮当当的打炮眼声和隆隆的放炮声。打炮眼时一般都是两人一组，一个人掌钢钎，另一个人抡二锤。掌钢钎的人相对来说要比抡锤的人轻松一点，所以两人是轮换着抡锤和掌钢钎的。而我从来也没有接触过这种体力劳动，只是在文革前看电影《红旗渠》和其他一些故事片里见过打炮眼的场面，所以一开始谁都不敢与我结对打炮眼。后来还是龙志坤自告奋勇接过钢钎对我说：“勇敢点，不要怕，看准了打，开始的时候不要用太大的劲。”
一开始，我只敢轻轻的打，半天也打不成一个炮眼，而且还觉得很累。交换掌钢钎后，龙志坤把二锤抡园了又准又重的砸在钢钎头上，他边抡二锤边教我。“你看，抡二锤的时候不要只是手臂用力，你的腰腹部和腿部也要用力，最后力一定要集中在二锤上，二锤在砸下来的时候一定要看准钢钎头子。”他边抡二锤边教我，不一会儿，一个炮眼就打好了。
那个时候我们用的炸药都是自己制造的，一般是用一种化肥——“硝酸铵”加锯末一块放到铁锅里面加热，边加热边不断翻动，直到炒成松散的沙状混合物就可以了，这种炸药的威力比TNT炸药要小一些，但是作为炸石头用是足够了。而雷管一般是用的8号火雷管，除了炸药是自己制作以外，导火索和雷管都是到供销社买成品。
在龙志坤的带领下，我没用多久就像猫儿坝的年轻人一样熟练掌握了打炮眼和放炮的所有技术。不过在学会之前龙志坤挨了我打滑的好几锤，幸好都还不太重，只是一点皮外擦伤。
大院子住着春风2队唯一的一个哑巴，他的名字叫龙志云，当时只有20岁，小伙子长得很帅气，个儿不高，宽盘大脸，黝黑的皮肤，头发还带一点自来卷，大约只有1·64米高，但是长得很结实，也算是生产队里的全劳力。他的父母都早已去世，一直跟着他的姐姐在一起生活。哑巴的姐姐叫龙志华，嫁给了一位城里的工人，可能是为了照顾她的哑巴弟弟的原因吧，她很少跟她的丈夫到城里去，只是她的丈夫每个月回来那么一两次。龙志华的个子比较高，大约有1·7米，而她又特别瘦，可以说是瘦骨嶙峋吧，所以她就显得更高了，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根电线杆子一样。不过，她的乳房很大，大得与她的身材有些不成比例，现在的人说某某某是什么波霸，某某某又是什么大胸，但是这些人与她巨大的乳房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从龙志华的背面看她就像是上下一般细的木桩，但从前面看，她的两个巨大的乳房把衣服都好像快要撑开了似的吊在她的整个前胸，她全身的肉似乎都集中到了她的乳房上，由于她还正在哺育她第二个小孩，她衣服的前胸总是有两大团湿漉漉的奶渍印。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从来没有看见哑巴的姐姐笑过，她总是一付愁眉苦脸的样子。
由于家里有一个在外面挣工资的人，哑巴家的经济状况要比其他人好一点，他们家除了哑巴每天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以外，哑巴的姐姐很多时候是在家里照顾她的两个小孩，哑巴每天收工后都可以吃到现成饭。哑巴的衣服虽然不新，但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补丁也是补得整整齐齐的。看得出哑巴的姐姐是个细心的，手工活很好并且十分照顾她弟弟的人。
哑巴也是一个喜欢打扮自己的人，他十分喜欢戴一顶窄边的博士帽，据说这顶帽子是他的姐夫给他买的，本来就很英俊的他戴着这顶帽子显得英俊中还带了几分洋气。哑巴也很喜欢跟我们几个知青在一起，那是在我与“挺好”搬手腕时，哑巴就在旁边看我们比赛，他的嘴里还咿咿呀呀的叫着什么，好像是在帮我们使劲。当我头把、二把都赢了“挺好”时，哑巴竖起大拇指朝我直点头。这以后，不管是在劳动时还是在休息时哑巴就都喜欢和我们在一起了，他还非常喜欢把他的那顶博士帽扣在我的头上，我只要一戴上他的博士帽哑巴就会竖起他的大拇指夸赞。哑巴虽然不能说话，但我们所谈论的事情他好像都能听懂，都能理解一样，说到好的事情时他总是会点头，竖大拇指，嘴里还会发出别人听不懂的声音，说到不好的事情时他也会直摇头，脸上也会做出难过的摸样来。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很聪明的哑巴没有读过一天书，也不认得一个字。
后来我才知道哑巴的父亲死的非常冤枉。事情是这样的：解放前猫儿坝地区有一个大土匪叫黄天朝，又称黄天霸，他是欺男霸女，估吃霸赊，鱼肉当地百姓，谁也不敢对他说个不字。黄天霸的老巢在离猫儿坝有30多里路的尖子山，尖子山上有一个大溶洞，洞内又分了若干个岔洞，洞里还有地下河和地下湖，据说那个洞有好几个出口，有一个出口据说还在好几十里路外的地方，并且十分隐秘，而尖子山的大溶洞又在半山上，只有一条很陡很窄的路可以上去，易守难攻。黄天霸就是凭借着这个天险当土匪危害一方几十年，国民党曾几次进山剿匪都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后来还是国民党的一个姓文的专员费尽了口舌，花了好多金园券，送了几十条中正式才将黄天霸招了安，并且还给黄天霸封了个保安司令。
快要解放时，文专员和黄天霸又拉起了几百人上山，想打共产党的游击。他们有一次往山上运物资时也叫上了哑巴的父亲，其实是因为当时哑巴的父亲没有躲掉，被抓了个正着，没有办法只得被迫给土匪们往山上运了几趟东西。
解放后，解放军为剿灭这股土匪很花了一些力气。由于土匪们地形熟，而且地形对土匪也非常有利，解放军封锁了主洞，土匪们还可以从其他洞口出入补充给养，甚至从背后袭击解放军，解放军为剿灭这股土匪牺牲了不少人。后来解放军还是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封锁了土匪们的所有出口，在围困了好几个月以后才剿灭了这股土匪并且击毙了黄天霸。这就是解放初的“清匪反霸”运动。
剿灭了这股土匪后，开始了对土匪和恶霸的清算。有一天乡上开大会，说是要公判几个大恶霸和几个大土匪，工作组通知要求所有人都要参加。那天早上哑巴的父亲显得特别高兴，毕竟是自己得到了翻身解放，又知道马上就要分田地，就要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了，以后再也不会受穷了。他那天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敲着锣鼓有说有笑地和大家一起去了乡上，谁知哑巴的父亲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斗争大会的会场在一个大河滩上，工作组在河滩上搭了一个大台子，台子顶上拉了一条横幅，上书“血债要用血来偿”几个鲜红的大字，台上和台下都站了两排荷枪实弹的民兵，会场四周也都是民兵扛着枪在警戒，台子的正中摆了几张桌子作为主席台，主席台的后面坐着工作组的干部和几个老贫农，工作组的郎组长则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几乎全乡的老百姓都集中到了会场，大家都知道今天要枪毙几个土匪头子和罪大恶极的大恶霸，人们都想亲眼看看难得一见的杀人场面，人们群情激昂，人声鼎沸，都在热切地盼望着斗争大会的开始。斗争大会开始后，工作组的郎主任很有气势地把手一挥，人们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当郎组长宣布将几个恶霸和几个有血债的土匪拉上来时，全场欢声雷动，锣鼓声喧天，口号声此起彼伏，会场外还放起了鞭炮，背着枪的民兵两人一组把几个五花大绑的人拉了上来。这时穿着一身解放军制服，腰挎一杆20响盒子炮，戴着一付金丝眼睛的郎主任很有气势的一声高喊：“我们解放了，我们翻身了，今天共产党给你们做主，今天大家有冤的伸冤，有苦的诉苦。”
这时有几个或衣衫褴褛，或佝偻着腰的贫苦百姓上台来泣不成声地诉苦，他们说到动情处还动手打那几个被绑得像粽子一样的人，那几个人也吓得浑身直打哆嗦，有一个人还被吓得站不起来了。而台下的群众更是群情激昂，喊打声，喊杀声一片。诉完苦以后，郎主任一挥手，全场顿时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在焦急而又有些兴奋地等待着对那几个恶霸、土匪命运的最后判决。只见郎主任十分威严地一叉腰。“根据这几个恶霸、土匪所犯的罪行和他们所欠下的血债，我代表县委宣布判处他们死刑，立即执行！如果还发现还有其他的坏人，我们也决不手软，发现一个镇压一个！”
这时，台下有一个人指着哑巴的父亲高声喊道。“我亲眼看见他给黄天霸往山上运好几次过枪，应该把他也抓起来毙了。”
本来哑巴的父亲还正在像其他人一样敲锣打鼓的高喊口号，他也同样对今天斗争那几个恶霸和土匪感到高兴，也同样为今天会看到枪毙人而感到莫名的兴奋。当他突然被人指着说给土匪运过枪支，还要求要枪毙他时，一下子就惊呆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而其他处于亢奋状态的群众听有人这么一喊，也七嘴八舌地高喊：“把他拉出来枪毙了！”
几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不由分说把哑巴的父亲拉了出来，在亢奋的群众的一片喊杀声和叫好声中，谁也听不见谁也不想听哑巴父亲那苍白无力的可怜的辩解声，愤怒的人们很快就用绳子把哑巴的父亲五花大绑了起来，并且与那几个恶霸站在了一起。
这时也显得很兴奋的郎主任高声宣布：“把他们都拉出去给我毙了！”
几声枪响过后，早上还高高兴兴的来参加大会的哑巴的父亲就这样在大家的欢呼声中，莫名其妙地命丧黄泉。
如果不是猫儿坝的乡亲们后来向工作组说明情况，哑巴一家说不定还要背上“土匪家属”的帽子，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呢。但是，哑巴的父亲十分冤枉地送了命，后来是什么说法也没有。就好像没有他这个人，也没有发生这件事一样。就这样，哑巴的母亲只好独自一人默默地承受这一切，独自拉扯哑巴父亲留下的两个孩子，两年以后就在孤苦中得病死去，她死前一再嘱咐当时只有十岁的哑巴姐姐一定要好好照顾弟弟，不要扔下弟弟不管，哑巴姐姐哭着向临死的母亲保证一定不会辜负母亲的嘱托，一定会把弟弟带大。哑巴的母亲死后，哑巴就是在他的姐姐照顾下慢慢长大的。
知道了哑巴的身世，在令我同情的同时也真的是感到不可思议，一条人命就如此草率地被剥夺！还说什么“人命关天”，简直就是草菅人命！在大革命中，在动乱年代，人命也会迅速贬值。这些被剥夺了生命的人就像是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抛在河岸上或者被浪花击得粉碎小石头，没有办法跟随历史的长河流到终点，成了被历史所抛弃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我唯有祈祷自己不要成为哑巴父亲那样的人。
大院子文化水平最高的人，也是整个猫儿坝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是曾经当过区中心校老师的龙文烈和他的女儿，高67级的回乡知青龙志梅。所谓回乡知青就是其户口是农村的曾经是初中以上的学生，他们唯一与下乡知青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户口是农村而非城市。所以，在知识青年下农村时他们就没有了城里知青都有的“安置费”，当然也就没有了城里知青在插队的头半年国家还会供应的一点主副食品。同样是知青，就是因为身份的不同，回乡知青在以后知青上调回城时一般是没有资格的。政策就是这样人为地造成了如此天壤之别的差异，这种歧视有时候比划分阶级成分还要大。
龙文烈是教语文的老师，瘦高的个子，留着一抹小胡子，一年四季都穿一件退了点色但是洗的干干净净的中山装，中山装的上衣口袋里还总是喜欢别着一支自来水笔。那时龙文烈已经有40来岁了，回乡前已经在区中心校教了多年的书，从教学经验等方面来讲正是当老师的黄金年龄。他回乡务农的原因好像是在教学时说了一句错话，那是文化大革命快要开始的前夕，当时正在批判“三家村”，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反党、反社会主义，而龙文烈却不合时宜地在课堂上介绍吴晗《燕山夜话》里的文章。结果被人抓了个正着，被学校列为了反动典型，最后虽然免除了牢狱之灾，但却被开除了公职，回乡当起了农民。不过，龙文烈对此还是很想得开，他时常说：“我回乡来当农民也可以叫因祸得福，你看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那几派是打得一塌糊涂，冤冤不解。那个时候整我的几个人都在武斗中死的死，伤的伤。哪像我现在这样逍遥自在，而且当时整我的学校的几个当权派后来都被打成走资派了，有一个还被整疯了！整得比我还要惨。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龙文烈写得一手好字，每年春节前猫儿坝家家户户的春联几乎是他一人包圆了。龙文烈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由于他的家是农村的，他原来当老师时星期天和节假日都要回家来帮忙，所以说农业劳动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只是他的年龄已经有40来岁了，体力相对于年轻人要差一点，所以每次评工分时都是9·9分或者9·8分。但这已是同龄人的最高分了。
龙文烈还是改不了他喜欢评论时事的毛病，只要一有机会他都要对当前时事和以前的发生的国内国际大事评论一番，也喜欢对在台上的或者已经下台的大人物评论一番。春风2队的人们也很喜欢听他这个见过世面的人摆“龙门阵”。他的摆谈中有许多内容是十分犯忌的，不过，好的是他是在猫儿坝的乡亲们面前高谈阔论一些在城里往往会引来杀身之祸的敏感话题，在这儿大家都是亲戚，互相之间又没有什么大的利害关系，所以就算是说了什么在那个年代是出格的话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谁也不会去揭发你，检举你。
龙文烈的女儿龙志梅是高67级的学生，个儿不高，但是长得还算是清秀，虽然并不漂亮，但举手投足间总是透着那么一种有别于农村姑娘的气质。她在学校时成绩一直都不错，本来再读一年就要考大学了，但文化大革命一来她的大学梦就此破灭了。不但大学梦破灭了，而且由于她的母亲是农村户口，根据孩子的户口随母亲上的政策，她的户口就是农村的。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一发表，她也就只有回到老家当一名“回乡知青”了。
由于她是女生，平时与我们很少打交道。只是和与她年龄相仿的我的表姐很是要好，只要是没有活干的时候她们两人就会钻到一起，她们有说不完的悄悄话，有时还会听到龙志梅的啜泣声，我想她可能是在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吧。
后来我才知道龙志梅的父母亲已经将她许配给了区上的一位供销社干部，这位干部已经快有30 岁了，而且刚刚才死了老婆，还拖着一个小孩。龙志梅是非常不愿意这门亲事，但是又不能违拗父母亲的意思，所以她经常到我的表姐那儿来诉说心事，每当说到伤心处她就会抹眼泪，表姐也会陪着她一起抹开了眼泪。
龙文烈虽然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也是一个实际的人，他并不是什么超凡脱俗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在那个年代，几乎人人都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过得比别人好一点去想方设法到处拉关系。在那个艰苦的物资匮乏的年代掌握了农村物资供应权的供销社干部是非常吃香的，他们能买到别人买不到的各种紧俏商品，而且还会有许多人千方百计跟他们拉关系，得到许多普通人得不到的实惠。那时，人们非常羡慕的三种职业是“方向盘、听诊器和刀儿匠”，而农村的“刀儿匠”是直接由供销社来管理的，况且供销社还负责几乎所有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因此，他们是那时人们羡慕的一群人。当有人为那个供销社干部提亲时，龙文烈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这门亲事。〔注〕刀儿匠就是杀猪匠兼卖猪肉者。
几个月后，龙志梅就风风光光地嫁给了那个供销社干部，离开了猫儿坝。
贫协主席龙文泰是一个瘦小精干的50多岁的老头，一年四季头上都裹着已经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帕子，这种帕子不是北方农村人们所戴的那种毛巾，而是用一根长长的一尺左右宽的布裹在头上，有些像印度的锡克人裹的头帕，穿一件粗布的中式对门襟上衣，下身着一条中式大裤裆（我们戏称‘反扫荡’式）裤子，总是随身带着一根一尺多长的叶子烟杆，一有空就吧嗒开了叶子烟。听说他在“闹红”时曾经参加过红军第四方面军，后来随红军长征到甘肃时被白军的飞机炸伤而脱离大部队，再后来是一边要饭一边打零工，走了两年才回到了猫儿坝。他是从解放初起就一直当贫协主席的，只是由于他没有文化，才一直在贫协主席的位置上没有动窝。我插队时龙文泰已早就退出生产队的强劳力的队伍了，他平时主要是给生产队放牛，他一人要放7～8头牛，他放的牛都养得膘肥体壮的，是生产队耕地、耙田的主要劳动力。
在那个十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人们说话都十分小心，生怕祸从口出，但是在猫儿坝，人们却少了许多这方面的顾虑，经常口无遮拦地说一些在城里或者在一些城市附近的农村人不敢说的话，一般来说很少有我们在后来的文艺作品中看到的那种因言获罪的情况。贫协主席龙文泰就经常爱说：“解放前是地主、富农剥削、压迫我们贫下中农，现在是我们贫下中农在剥削、压迫地主、富农。”这句话初听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就会觉得不太对劲，如果被一些人上纲上线，说不定就会被说成是什么“反动言论”，遭到批判。你想想，共产党就是反对剥削、压迫的，你怎么能说贫下中农在剥削、压迫地主、富农呢？不过，我还是认为他的这句话还真是一句大实话，在那个时候，地主、富农们经常会被要求做一些无偿劳动，如我们刚插队时，生产队就隔三差五地派富农龙文贵到山上无偿给我们背柴禾，有时，生产队也会要求这些地主、富农做一些其他的无偿劳动，这不叫“剥削”又叫什么？不过，总的来说在猫儿坝地主、富农们的这种无偿劳动还是比较少的，而且，他们相对其他地方来说基本上还是同工同酬的。
最叫我们忍俊不住地是龙文泰在忆苦思甜大会上的发言。那时，全国各地都会时不时的要召开“忆苦思甜”会，猫儿坝当然也不会例外。记得有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龙文泰发言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根本就不晓得旧社会有好苦，俗话说‘人到25，衣破无人补’，那个时候我们这些穷人25～26岁了都还没有结过一次婚，真是苦得叫人没法说。”
听他这样一说，在下面听的年轻人都忍不住吃吃笑了出来，有的人还说，“都不晓得说了好多遍了，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又拿出来说。”我们几个知青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听见众人一笑，我们才反应过来，发现他的话有问题，十分好笑，但在这种严肃的场合下又不敢笑出声来。还是季真银胆子大，他笑着说：“狗日的老骚棒，你25-26岁还想结几次婚？我们现在还不是都只结了一次婚啊。”众人听他这样一说又是一阵哄堂大笑，连生产队的大小干部们也都笑了起来。
“忆苦思甜”大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吃“忆苦饭”，猫儿坝的“忆苦饭”就是用各种野菜煮的粘稠的汤。其实，这汤里的野菜都是现在的所谓绝对没有污染的“绿色食品”，比如有厥菜、灰灰菜等，这些野菜现在都已经摆到城市的超市里卖了。这种汤最重要的特点是没有放盐，解放前川北山区由于交通不便，盐是很金贵的，听老人们说要一背篼老玉米才换回来一斤盐，而穷人就只能很少吃盐了，所以在猫儿坝的人们看来，解放前最大的苦就是缺少盐巴。
缺油少盐的野菜汤确实很难吃，苦涩的野菜很难下咽，可以说我是强忍着才勉强吃完了一小碗。
忆了苦就要思甜，这时生产队长方志明就会说：“你们大家晓得不，解放前我们这儿的地主杀的过年猪都才只有80多斤，现在你们哪家杀的过年猪不上200斤？从这一点来看，现在我们哪一家的生活都比解放前地主的生活好。”方志明得出了他的结论。
但是，“忆苦思甜”大会上人们的话题说着说着总是会转到1960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上来，看来三年自然灾害给猫儿坝的人们带来的记忆才真是最深刻的，忆苦最终都会忆到那个时期。龙文泰就曾多次告诉我们：“公社化后办起了大食堂，把家家户户的铁锅儿都砸来炼铁了，大家一天三顿都到集体大食堂吃饭。刚开始的时候那才真是吃的好哟。”说到这里他总是会眯缝起眼睛，摇晃着脑袋，像是还沉浸在当年那吃饭不要钱的幸福之中。
他接着又说：“那个时侯一开始是天天顿顿都有大鱼大肉，哎，可惜哦，到了春耕农忙时节，好东西就都吃完了。记得有一天中午只有煮红苕可以吃了，而且每人定量只有7两。那个大个子龙文鼎头天晚上没有赶上食堂吃饭，就饿了一顿，第二天又耕了一上午地，已经饿的前胸贴后背了，到了食堂拿了一个红苕一称有一斤多，大师傅硬是给切了半坨下来，龙文鼎这个大汉当年连国民党抓壮丁的时候都没有哭，那个时候却捧着半个红苕哭了起来。”
猫儿坝的人们在对领袖像等也不像城里人那样恭恭敬敬，没有那么多的禁忌。那个时候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贴有毛主席像，但是猫儿坝许多人家的毛主席像都是弄得很脏，污损很严重。如果是拿城里的标准来说，很多人家都是对领袖大不敬，肯定会被揪出来遭到批判的。猫儿坝的人们一般是在过年前杀猪，大部分猪肉都做成腊肉挂在屋梁上或者挂在火塘上熏起，要吃的时候再取一块下来。有一次我到龙文泰的家里去，他家火塘边的墙壁上就贴着毛主席像，但是在长年累月的烟熏火燎下毛主席像已经被严重污损了，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家的猪头肉就紧贴着毛主席像挂着，猪脑壳与毛主席像亲密接触，猪油已经将毛主席像浸透了一大块，看起来十分不雅。我笑着问龙问鼎：“你们家就是这个样子对待毛主席像的嗦？你看你们家的猪脑壳都在和毛主席亲嘴了，而且把毛主席像都弄脏了。”
龙文泰看了看猪头肉和毛主席像笑着说：“不要紧，我们就是请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看〔注〕腊肉，我们也在请他老人家吃猪头肉。”〔注〕音kān 意即看护、看守的意思
猫儿坝的人们，哪怕是贫下中农们也没有像城里人那样讲究形式，他们仍然是那样敢说敢干，没有什么忌讳，少了那许多的人为的羁绊。在那个一不小心就会被上纲上线被揪出来挨斗的年代，猫儿坝的人们还是保持了一种我行我素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较为宽松、自由的生活状态，从这一点来说，猫儿坝的人们比起城里人来说还是要幸福得多。
在我插队前后春风2队有两位复员军人回乡，他们都是从大院子的出去的子弟。一位是龙志建，从东北部队复员回来，他是一个陆军战士，据他自己说在部队时曾经当过班长。他的身高在1·7米以上，人长得白白净净的，留一个小分头，是一个典型的小白脸。他的体力不是太好，也比较怕吃苦，回乡后对比较重和危险的体力劳动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了的也不会第一个上。比如生产队在山上开挖的铝矿因为比较危险和体力劳动强度比较大，一般都是自愿报名，他就从未报名参加，就是到山上背铝矿他也比一些女孩都要背得少。他的口才比较好，喜欢吹牛，而且说话有些阴阳怪气的，与“挺好”的木讷、寡言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他经常给大家吹一些他在部队上的奇闻趣事，把猫儿坝的一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亲们哄得团团转。比如他最感兴趣也是经常提及的是东北的女孩子们是如何开放，如果是被家长或者部队首长发现她们在与部队的战士恋爱，她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为了解决生理问题，有什么错吗？”为此，他们部队每年都有战友会因为被驻地的女孩勾引或者勾引驻地的女孩而犯错误。当他说到这里时往往会有老乡问他：“那你为什么没有在东北找一个？”或者干脆更直白地问：“你勾引过她们没有？”他也总是会用隐晦的口气笑着说：“我要找还怕找不到吗？她们那些人在一起耍耍就可以了嘛，解决解决生理问题就行了嘛。”说完还会意味深长地眨眨眼，众人也会心领神会地爆发出一阵大笑，产生出无限遐想。这以后老乡们经常会在见面时开玩笑地问他：“你今天的生理问题解决了没有？”
由于我在中学时曾经参加过射击队，对射击比较爱好，对这些复员军人我都喜欢问他们一些射击方面的事。有一次我问龙志建：“你在部队上射击成绩怎么样？你们肯定是过足了枪瘾了。”
龙志建的回答却让我大跌眼镜：“我不喜欢打枪，枪的后坐力顶的肩膀生疼。我们一年也打不了几次靶，一年也就最多打个十来发子弹。”
居然还有这样不喜欢打枪的兵！？那打起仗来怎么办？简直是不可思议！
另一位复员军人叫龙志雄，是前任生产队长龙文育的大儿子，他是在河北的一个空军部队当的兵，据龙志雄自己说他们部队是空降兵。龙志雄倒是长得五大三粗，很是壮实，特别是长了一脸的横肉，可能是平时太阳晒得较多的原因吧，人显得很黑。龙志雄是我插队的第二年复的员，他干农活比龙志建要好得多，不像龙志建那样偷奸耍滑，不过也不是那么主动积极，特别是危险的下洞子挖铝矿他就从不参加。龙志雄的话不是很多，也不喜欢像龙志建那样吹牛，但是有一次在与我的交谈中还是暴露了他说假话爱虚荣的一面。记得有一天我们往山上挑粪，龙志雄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我们边走边聊，我问：“你们部队是不是空降兵？”
龙志雄拿一张毛巾擦了擦汗肯定地答到：“是，怎么不是。我们部队是全军的第一个空降兵部队。”
我一边把粪桶换了换肩，一边又问：“那你跳没有跳过伞呢？”
龙志雄口气有些不那么肯定地回答：“嗯……，跳过，跳过。”
我十分感兴趣地又问：“跳伞的滋味怎么样？是怎么跳的？说给我们听听。”这时大家也都撺掇起来，要龙志雄给大家讲讲跳伞的经历。
这时龙志雄有些不太情愿地说：“嗯，这个，这个，其实跳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在飞机上把伞打开，眼睛一闭，往下一跳就行了，你要不敢跳的话，当官的就从背后给你一脚，把你踢出飞机。”
听到这儿，我就知道龙志雄一定是没有跳过伞，最多也就可能是看过在跳伞塔上跳伞，在跳伞塔上跳伞当然是先张开了伞再跳，但哪有在飞机上先开伞再往下跳的道理呢？那样伞不是早就缠绕在飞机上了吗？命都没有了，还怎么跳呢？显然很有可能他连别人跳伞也没有看过。根据这一点来分析，龙志雄虽然是一个穿蓝裤子的空军，但他在部队上很有可能就只是一个后勤兵，或者是在一个什么深山里守仓库之类的兵，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伞兵”，而且是一个连别人跳伞都没有见过的“伞兵”。但是他又为什么要这样说谎呢，这只能说明他的虚荣心太强烈了，生怕别人知道他是一个在部队上喂了几年猪或者守了几年仓库的兵，也就是说他在部队上干这些工作时也是不安心的，自认为他干的工作是低人一等的。
从这些细微之处还可以看出，那几年我们部队人员的素质很低，他们都去抓革命去了，都去“三支两军”去了，一些军人只知道夸夸其谈，做工作是拈轻怕累，军事素质和军事常识都很低，这样的军人要指望他们来保卫国家，怕是有些指望不上了。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对部队的冲击和影响是多么的大！
这两个复员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喜欢经常往县武装部跑，他们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给安排一个工作。那个时候，农村人要想跳出农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读书考出来，一条是当兵当出来，读书这一条路，文化大革命一来，学校都停止了招生，读书读出来这一条路就断了，于是那时的农村人要想跳出农门就只有当兵这一条路了。所以说，他们经常往武装部跑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那个时侯，三线建设的很多工厂都在猫儿坝所在的地区，而这些国防工厂和保密工厂都优先招收复退军人。所以，一般来说这些复退军人只要是自己没有什么大问题，回乡后一年左右都会进这些工厂工作。龙志建和龙志雄就是在复员回乡后没多久就都陆续离开了猫儿坝。
几十年过去了，春风2队早已改变了摸样，首先是人民公社被撤销了，田地又以集体土地“承包”的形式由私人耕种了，原来集体的所有大型农具、农业机械和大牲畜等都分给了个人。每天早上也再没有人吆喝出工了，当然也再没有人来安排谁谁谁该干什么了，各家各户都在分给自己的那一点少的可怜的田地各显其能。当然你也可以进城、下海去打工，去经商。但是，春风2队从我插队时的200人左右经过几十年膨胀到了600来人，大院子早就住不下了，许多人就在大院子附近又修了宽敞、明亮的新式楼房，比如“挺好”的俄罗斯式的大房子，龙志坤、龙志奎等都在大院子旁边修起了自己的新房，就连哑巴也在烧房附近修起了自己的房子，哑巴还学会了理发的手艺，就在他的新房里开起了理发店，据说收入还不错，但是他一直没有结婚，不过他却收养了一个7～8岁的孤儿。而他的姐姐也早就随她的丈夫进城去了。大院子的人再也不局限在土地上靠天吃饭了，再说土地也早就养活不了这膨胀的人口了。年青的人们开始走出大山，他们南下广州，北上哈尔滨，西去新疆，甚至还有人猫儿坝的人们，哪怕是贫下中农们也没有像城里人那样讲究形式，他们仍然是那样敢说敢干，没有什么忌讳，少了那许多的人为的羁绊。在那个一不小心就会被上纲上线被揪出来挨斗的年代，猫儿坝的人们还是保持了一种我行我素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较为宽松、自由的生活状态，从这一点来说，猫儿坝的人们比起城里人来说还是要幸福得多。
在我插队前后春风2队有两位复员军人回乡，他们都是从大院子的出去的子弟。一位是龙志建，从东北部队复员回来，他是一个陆军战士，据他自己说在部队时曾经当过班长。他的身高在1·7米以上，人长得白白净净的，留一个小分头，是一个典型的小白脸。他的体力不是太好，也比较怕吃苦，回乡后对比较重和危险的体力劳动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了的也不会第一个上。比如生产队在山上开挖的铝矿因为比较危险和体力劳动强度比较大，一般都是自愿报名，他就从未报名参加，就是到山上背铝矿他也比一些女孩都要背得少。他的口才比较好，喜欢吹牛，而且说话有些阴阳怪气的，与“挺好”的木讷、寡言那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他经常给大家吹一些他在部队上的奇闻趣事，把猫儿坝的一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亲们哄得团团转。比如他最感兴趣也是经常提及的是东北的女孩子们是如何开放，如果是被家长或者部队首长发现她们在与部队的战士恋爱，她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为了解决生理问题，有什么错吗？”为此，他们部队每年都有战友会因为被驻地的女孩勾引或者勾引驻地的女孩而犯错误。当他说到这里时往往会有老乡问他：“那你为什么没有在东北找一个？”或者干脆更直白地问：“你勾引过她们没有？”他也总是会用隐晦的口气笑着说：“我要找还怕找不到吗？她们那些人在一起耍耍就可以了嘛，解决解决生理问题就行了嘛。”说完还会意味深长地眨眨眼，众人也会心领神会地爆发出一阵大笑，产生出无限遐想。这以后老乡们经常会在见面时开玩笑地问他：“你今天的生理问题解决了没有？”
由于我在中学时曾经参加过射击队，对射击比较爱好，对这些复员军人我都喜欢问他们一些射击方面的事。有一次我问龙志建：“你在部队上射击成绩怎么样？你们肯定是过足了枪瘾了。”
龙志建的回答却让我大跌眼镜：“我不喜欢打枪，枪的后坐力顶的肩膀生疼。我们一年也打不了几次靶，一年也就最多打个十来发子弹。”
居然还有这样不喜欢打枪的兵！？那打起仗来怎么办？简直是不可思议！
另一位复员军人叫龙志雄，是前任生产队长龙文育的大儿子，他是在河北的一个空军部队当的兵，据龙志雄自己说他们部队是空降兵。龙志雄倒是长得五大三粗，很是壮实，特别是长了一脸的横肉，可能是平时太阳晒得较多的原因吧，人显得很黑。龙志雄是我插队的第二年复的员，他干农活比龙志建要好得多，不像龙志建那样偷奸耍滑，不过也不是那么主动积极，特别是危险的下洞子挖铝矿他就从不参加。龙志雄的话不是很多，也不喜欢像龙志建那样吹牛，但是有一次在与我的交谈中还是暴露了他说假话爱虚荣的一面。记得有一天我们往山上挑粪，龙志雄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我们边走边聊，我问：“你们部队是不是空降兵？”
龙志雄拿一张毛巾擦了擦汗肯定地答到：“是，怎么不是。我们部队是全军的第一个空降兵部队。”
我一边把粪桶换了换肩，一边又问：“那你跳没有跳过伞呢？”
龙志雄口气有些不那么肯定地回答：“嗯……，跳过，跳过。”
我十分感兴趣地又问：“跳伞的滋味怎么样？是怎么跳的？说给我们听听。”这时大家也都撺掇起来，要龙志雄给大家讲讲跳伞的经历。
这时龙志雄有些不太情愿地说：“嗯，这个，这个，其实跳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在飞机上把伞打开，眼睛一闭，往下一跳就行了，你要不敢跳的话，当官的就从背后给你一脚，把你踢出飞机。”
听到这儿，我就知道龙志雄一定是没有跳过伞，最多也就可能是看过在跳伞塔上跳伞，在跳伞塔上跳伞当然是先张开了伞再跳，但哪有在飞机上先开伞再往下跳的道理呢？那样伞不是早就缠绕在飞机上了吗？命都没有了，还怎么跳呢？显然很有可能他连别人跳伞也没有看过。根据这一点来分析，龙志雄虽然是一个穿蓝裤子的空军，但他在部队上很有可能就只是一个后勤兵，或者是在一个什么深山里守仓库之类的兵，他决不是一个真正的“伞兵”，而且是一个连别人跳伞都没有见过的“伞兵”。但是他又为什么要这样说谎呢，这只能说明他的虚荣心太强烈了，生怕别人知道他是一个在部队上喂了几年猪或者守了几年仓库的兵，也就是说他在部队上干这些工作时也是不安心的，自认为他干的工作是低人一等的。
从这些细微之处还可以看出，那几年我们部队人员的素质很低，他们都去抓革命去了，都去“三支两军”去了，一些军人只知道夸夸其谈，做工作是拈轻怕累，军事素质和军事常识都很低，这样的军人要指望他们来保卫国家，怕是有些指望不上了。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对部队的冲击和影响是多么的大！
这两个复员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喜欢经常往县武装部跑，他们跑的目的就是希望能给安排一个工作。那个时候，农村人要想跳出农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读书考出来，一条是当兵当出来，读书这一条路，文化大革命一来，学校都停止了招生，读书读出来这一条路就断了，于是那时的农村人要想跳出农门就只有当兵这一条路了。所以说，他们经常往武装部跑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那个时侯，三线建设的很多工厂都在猫儿坝所在的地区，而这些国防工厂和保密工厂都优先招收复退军人。所以，一般来说这些复退军人只要是自己没有什么大问题，回乡后一年左右都会进这些工厂工作。龙志建和龙志雄就是在复员回乡后没多久就都陆续离开了猫儿坝。
几十年过去了，春风2队早已改变了摸样，首先是人民公社被撤销了，田地又以集体土地“承包”的形式由私人耕种了，原来集体的所有大型农具、农业机械和大牲畜等都分给了个人。每天早上也再没有人吆喝出工了，当然也再没有人来安排谁谁谁该干什么了，各家各户都在分给自己的那一点少的可怜的田地各显其能。当然你也可以进城、下海去打工，去经商。但是，春风2队从我插队时的200人左右经过几十年膨胀到了600来人，大院子早就住不下了，许多人就在大院子附近又修了宽敞、明亮的新式楼房，比如“挺好”的俄罗斯式的大房子，龙志坤、龙志奎等都在大院子旁边修起了自己的新房，就连哑巴也在烧房附近修起了自己的房子，哑巴还学会了理发的手艺，就在他的新房里开起了理发店，据说收入还不错，但是他一直没有结婚，不过他却收养了一个7～8岁的孤儿。而他的姐姐也早就随她的丈夫进城去了。大院子的人再也不局限在土地上靠天吃饭了，再说土地也早就养活不了这膨胀的人口了。年青的人们开始走出大山，他们南下广州，北上哈尔滨，西去新疆，甚至还有人去了国外，猫儿坝对他们来说只是记忆中的曾经的老家和身份证上的法定户籍所在地。不过，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说不定几年以后有许多猫儿坝人的户籍也将永久告别猫儿坝，成为与城市人身份完全平等的公民了。
去了国外，猫儿坝对他们来说只是记忆中的曾经的老家和身份证上的法定户籍所在地。不过，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说不定几年以后有许多猫儿坝人的户籍也将永久告别猫儿坝，成为与城市人身份完全平等的公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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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2 2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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