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前东北地区华夏族人口考索【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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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以前东北地区华夏族人口考索

　　作者：孟古托力     (1938- )，男，辽宁本溪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北方民族 史和北部边疆史研究。

　　摘 要：

　　早在春秋之前，汉族先世华夏族人口就陆续来到东北地区，主要有古商族、古燕族和山东半岛的齐人等。他们与这里少数民族之先世，还有华夏土著孤竹人并肩开发这一地区，共同谱写东北地区光辉的历史篇章。


　　关键词：

　　人口学；斋氏族团；箕子；古燕族；山戎




　　我国古代东北地区民族构成，长期以来就模糊不清，至今仍有某些人认为"汉族一直生活在中原，后来才进入东北地区"，"长城始终是华夷分界线"……某些外国学者的这种看法尤为突出。其实，远非如此。深入探讨汉族及其先世华夏之人口在东北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古商族两次大规模进入东北地区

　　(一)其（上己下其）氏族团北上及辨析

　　"其"字，数见于甲骨文，多见于金文。商高宗武丁祭祀祖先成汤时，有雉落在用于祭祀的鼎耳上并鸣叫。武丁是以旁支继大统的商朝国王，感到不祥，进而惊异、忧虑。贤臣祖己为其决疑，导其修政行德。在祖己辅佐下，调整政策，制定礼乐制度，开拓疆域，致使"天下咸欢，殷道复兴。1高宗在位59年，系商朝重要历史时期。《尚书》中的《高宗彤日》、《高宗之训》均为祖己训辞。在商朝中兴过程中，祖己立有大功，被封为"其侯亚疑"。其即己，侯是爵位。对"亚疑"的解释至今不一，商周青铜器上多见亚疑铭文，或官职，或演变为族称。祖己成为第一代其侯。据考，老其侯、其侯咋、其侯亚依次为第二、第三、第四代其侯2。其侯在商朝朝廷任史官、贞人，其族人又与商王室联姻。说明其氏族团在该政权中的重要地位。

　　青铜器物"其伯宝左媵姜无口盘"是其伯为嫁女所作，其女叫姜无。青铜器物"其公作叔姜匝"、"其公作为子叔姜口盥壶"铭文中的公，可能是称号或爵位，其公系具氏族团的首领，其女儿叫叔姜。这些器物反复说明，鬓伯、其公姓姜。基此其氏族团姓姜是能够肯定的。西周初，青铜器物"王妇其孟姜匜"说明是时其氏嫁女于周王的事实，其氏仍与周王室通婚，该族在西周依旧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其氏铜器传世总数有二百件。"上限约当商王武丁前后，下限可至西周康昭之际，表明这一族氏在商周历史上至少存在了三百年左右。3其实该族团的历史并非仅有"三百年左右"，西周昭康之后仍有记载，大体于战国初年消失于历史舞台，具有近千年的历史[4]。出土的其氏族团的铜器，基本分布在今河南安阳，陕西扶风，山东黄县、营县和烟台，还有北京附近的蓟县等地区。反映其氏族团来到过上述地区，说明该族团不仅具有雄厚势力，而且分布较为宽广。

　　除上述分布地域外，1975年5月在辽宁喀左县北洞村二号坑出土一件晚商方鼎。内底有"其侯亚疑"铭文5。这是商代青铜器中的珍品。它的出土表明喀左也是其氏族团生活的地区之一，并且其氏族团与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孤竹国人有密切关系。

　　辽西喀左其氏族团是土著还是客户?根据此前这里居民构成情况，完全可以判定为后者。那么他们在何时、从何地，基于什么原因北上到东北辽西地区呢?喀左北洞村二号坑出土的"其侯亚疑"方鼎，与从殷墟出土的商晚期"司母辛"大鼎相比较，虽有大小之别，但造型、纹饰等极相似，可以判定是商朝晚期的器物。基此，他们迁徙到辽西的时间最早不能早于此际即商朝晚期。尽管他们来自具体地点无法考求，但中原是具氏族团的活动地区，故来自中原是可以肯定的。至于迁徙的原因，学者何光岳认为，其氏族团的部分人曾在"北京一带立过脚"，后来燕人"由易水北迁燕京(今北京)"，于是其氏中的这支人"被迫又北迁辽宁喀左一带。"6此说可作为继续考虑的一条线索。综上所述，最早，晚商时期，其氏族团中的部分人口从中原某地迁徙北上，来到喀左地区定居下来，并留下青铜遗物。应当说，这是汉族先世即华夏人口北迁东北地区的最早者之一，在人口迁移史、东北地区华夏-汉族史上写下较早的一笔。

　　在这里顺便提及一下其氏与箕氏的关系。目前可将学界的意见归纳为三种:

　　第一，多数人认为二者是一回事，其与箕音同字不同，仅半字之差。箕氏与其氏是同一支人口的不同记述。甚至将其侯与商末"三仁"之一的箕子、箕氏朝鲜连系在一起。这种意见带有传统性，影响较久且广。主要的代表者有张博泉、姜孟山和《中国东北史》的撰修者。

　　第二，其氏是箕氏的一个分支。箕氏中混人己氏者，故以"其"表示。商代之前，其氏以箕氏族分离出来自成一族团。何光岳先生力主此说。

　　第三，其姓姜，箕姓子。各有自己的族史、行状、地域，不能相混，不能取代，不该将其侯说成箕子，更不该将箕氏朝鲜定在辽西。二者分别在商周历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金岳、张碧波分别提出此说。

　　笔者认为第三种意见较为新鲜，就目前史料言，实有一定道理，但仍需继续论证。然而无论哪种意见正确，都不妨碍下面的结论：他们是从中原北上到辽西喀左的一支华夏人口，是较早的来到东北地区的汉族先世。

　　（二） 箕子率众北上东徙考述

　　商朝末年，纣王沉湎于酒乐，妲姬是用，众臣缄口，各种矛盾尖锐化。"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王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1（卷三）面对商朝灭亡日益临近的形势，纣王的同母庶兄微子 （王子） 与父师箕子、少师比干召开一次重要会议。会中认真地分析危机四伏的形势及对策。在对策中，微子提出"发出狂"的意见，其意为出走以避其祸。箕子劝告："王子出迪"，否则"我乃颠隮 "，但我自己"不顾行遁。"其意为箕子劝微子即王子出逃，否则我商朝宗支就要灭绝，但我自己不考虑逃走的事。不久，微子出逃，比干强谏纣王而被害。箕子对纣王的匡正、劝谏均无济于事，人们劝他出走。箕子回答："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面对黑暗和危险而无可奈何，又理智制约他不能出走，不得不"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1（卷三十八）实际是韬光养晦，用这种方式观察形式以作他途。事物发展果不出箕子等人所料。在全面声讨中，公元前 1046年周武王率众灭商。继之，新政权周对商族采取一系列怀柔政策："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殷民大悦。"1这是周政权巩固胜利、安定社会秩序所需要的。


来源：http://nature.31931.cn/view-3961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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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箕子虽被释放，但心思重重。"不忍周之释"，"诛我君（指纣王）而释己，嫌苟免也。"这两条史料足以说明如下的情绪和心态："其一，箕子作为国家大臣，商朝大贵族，不能清理国家积弊，延长国祚，巩固江山，实有亏于祖宗。其二，关键之际，不能为国家、君主流血牺牲，至少没有尽到臣下的责任。其三，作为亡国之臣而被释放，甚至存在着被新政权启用为官的可能，有何忠义可言！这些来自不同层面的憾事萦绕箕子心头，使其不能平静。如果投降周朝，作为新君之臣，为其志向所不容；如走旧商畿，依附武庚禄父，又非所愿。何去何从，不容继续拖延。箕子，作为哲学家、政治思想家考虑到下面的出路：鉴于势异而事异，不能不改变原来不出走、坐观形势的初衷，索性率领所部商族北上东去，远走朝鲜，即《周易》所言"箕子之明夷"。在这里，明夷有其特定含义。张博泉先生认为，"箕子之明夷"就是"箕子适明夷"，明夷当指朝鲜7。张碧波先生亦有相同的说法："明夷当为夏商时人对朝鲜半岛的称呼，《周易》乃延用对半岛的古称。"8到朝鲜半岛，既能摆脱事周之役以明志节，又可履践自己的向往，创造新的天地。

　　箕子为何不选择其他地方，而不惧千里之隔到朝鲜半岛-对此，已引起人们的关注。蒋逸雪先生认为："朝鲜早入殷之版图（指相土开拓），殷人之在彼者众。"9罗继祖先生认为，"海外（指朝鲜半岛 ）远在相土佐夏时就被征服过，所以早就有交通往来"，这就 "为后来商亡箕子东奔造成条件。"10张碧波先生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考证，并提出"箕子所以单单走之朝鲜，就因为朝鲜半岛上有一个古之辰国，辰国是商人东方海外之属地，是宗主之遗绪。故国虽亡，但海外这块属地尚在，尚有可为……这正是箕子人格品质的独特之处"8。

　　周武王毕竟是位仁厚之君，对箕子率部远走朝鲜半岛并未阻截，继续采取宽容谅解的态度，又主动以"朝鲜封之"。这一措施具有一定意义，不仅意味对箕氏朝鲜的承认，将其纳入周朝之内，而且有力推动箕子对周朝态度的改变。箕子认为："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这就意味着以箕子为首的朝鲜与周朝的藩属关系建立起来了。这种关系正如金毓黻先生所言："一如太公之封于齐，召公之封于燕，盖当时之一藩国也。"11成为周朝一个地方性政权。武王对箕子来朝非常高兴，拜访，并求教殷亡之原因和"常伦所序"。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1（卷四）。但作《洪范》以论天道。《洪范》从不同角度阐述治理国家之常规、大法、大道。

　　箕子带领部众去朝鲜，既可行水路，又可走陆路。前者是以山东半岛出发，跨越渤海，到辽东半岛，再东行，或直达朝鲜半岛。但在当时情况下，走陆路还是保险稳妥的。《周易》第三十六卦《明夷》揭示了走陆路的某些情况。在我国现有文献中，《明夷》首次提及"箕子"一词。解开其隐语，其大意为"箕子出行，一路见鸟在天空飞鸣，心中痛苦之极。已经三天不吃东西了，这是由于他是待罪之身啊* 太阳下山了 （暗喻殷商灭亡），骑马跌伤了左腿。狩猎射箭，打到了大猛兽，在旅途中可不要生病呀！"8其中，没有水上行程的只言片语。他们很可能从商朝京畿出发北上，经过今河南省北部，进入河北省，沿渤海之滨，通过辽宁省，渡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在该半岛西北部定居下来，以今平壤为中心，与古辰国紧密结合，进而改造文化比较落后的古辰国。这就是历史上的箕氏朝鲜。后人在平壤城牡丹峰下修箕子墓、箕子祠，在箕林里立《箕子墓斋室碑》。王氏高丽于 1102年、李氏朝鲜于 1725年都有认定的记录。这些古迹和文字记载着遥远的历史，反映了在已消失的岁月中，朝鲜人民对箕子及其事遗迹的怀念。

　　箕子率众北上东往，远走朝鲜半岛，并非个人举动，而是集体行为。对此，有足够的文献可证。《东海绎史》载："箕子率五千人入朝鲜"，并注明这条史料引自明朝人王圻：《三才图会》，但在《三才图会》中没查到。《东海绎史》作者系李氏朝鲜实学派韩致渊，他从中国、日本史料中择录 540条编撰《东海绎史》，箕子率领五千人必有所本。另外，在《朝鲜史略》、朝鲜《鲜于氏奇氏谱牒》、朝鲜徐居正：《华苑杂记》等文献中均有箕子率领五千人进入朝鲜的记载。显然是可信的。11

　　箕子所部人口的成分虽不太清楚，但肯定是商朝遗民，多半是来自箕子封地的民众。他的封地在今河南省浚县，古称淇县，有淇水，原是淇氏族人居住地。此外，还有些人系箕子在商京都地区的故旧、亲属等。包括男女老幼，百工技艺。他们至少得带有一定数量的食物和衣着等简单的生活用品。驾着车子，骑着马，或者步行，构成一支长长的队伍。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组织偌多人口，经数千里征途，还得涉渡几条较大的江河，其迁徙规模实不算小，是相当不容易的。所谓"北上东往"，是按方向所说的连续性行动。据迁徙过程所用的有限时间可判定，中间没有长时间的停留。

　　箕子率众北上东往，无论就其距离言之，规模论之，时间视之，在我国人口迁移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朝鲜半岛当然也属东北地区，箕子率部众来到这里，当是汉族先世华夏人口进入东北地区一次相当重要的举动。

　　箕子为首五千人来到朝鲜半岛，"其诗书礼乐，医药卜筮，皆从而往。"他们带来中原地区先进文化。据辰国民众实际情况，而推行一系列政策。《东海绎史》及《汉书 地理志下》载："教其民以礼义、田蚕耕作。"并实施"八条之教"，"相杀以当时赏杀；相伤以谷赏；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辟。"箕子的教化，百年不衰；箕子的影响，千年不息。华夏文化与朝鲜半岛文化之融合，使其更加辉煌灿烂。无怪《山海经》、《淮南子》、《博物志》、《艺文类聚》等典籍称其为"君子国"。箕子事迹，彪炳于史。年事愈远，光灵益彰，虽代有褒，但远未为崇。

　　张博泉先生以诗赞之：

　　东夷同服入周封，箕子东来播夏风。

　　文物殷周为一统，官名礼义典彝中。

　　箕子东迁殷未亡，史书记载最周详。

　　朝鲜是地箕子国，未可明夷当乐浪。12

　　二、西周古燕族进入东北地区考索商周时期，有支人群生息蕃衍在今易水流域和京津一带。

　　甲骨文称为 "炎"，金文写作"匽"，战国时期写作"郾"，秦汉以后规范为"燕"。学界常以"古燕族"、"古燕族人"称之。殷商时期，该族人已发展为强大的诸侯国，为商政权驻守北部。从文化类型上，可归属华夏族中。周灭商，召公奭封于燕。召公及其后继者紧紧联系依靠古燕族的各级首领，这是西周早期燕侯国能够巩固乃至发展的重要原因。西周时期作为华夏族一支古燕族多次北上，来到东北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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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在喀左县马厂沟窖藏坑中出土一件高 24 厘米、口径 34 厘米的铜盂，腹内壁铸有"匽侯乍饭盂"五字铭文，简称"燕侯铭铜盂。"13据考，这是西周早期器物，其中的"匽侯"就是后来文献中的 "燕侯"。"这个发现表明，在西周初期燕国的势力也许进抵辽西地区大凌河流域。"仅用"燕侯铭铜盂"得出这个结论尚缺少力度。其后 1973年和 1974 年又在马厂沟附近的喀左县北洞村和山湾子村发现三批青铜器群。这几批窖藏的青铜器之饕餮纹、夔龙纹、圆涡纹等主题花纹和多数器物的造型，均与中原出土西周初年相应器物相似、相近。此外，在朝阳魏营子先后清理九座西周时期的土坑木棺墓，这些墓的结构与燕侯政治中心白浮村的西周木椁墓相同。上述发现把北京地区即燕侯政治中心的"西周文化遗存与喀左、朝阳的铜器窖藏和墓葬有机联系在一起。在辽西地区确实存在着代表燕国势力的西周早期的文化遗存。""这就更加有力地证实了上述论断"即燕国势力"已进抵辽西地区大凌河流域。"14

　　大凌河是古代中原通往东北的重要交通途径，又是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咕噜沟、马厂沟、北洞村、山湾子、和尚沟、小波汰沟、大庙、魏营子、十二台营子、木头城子、波罗赤、花尔楼、二十家子和烧锅营子等商周重要遗址均分布在大凌河两岸，进一步说明大凌河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一个不甚大的范围内，有偌多遗址，特别是四处青铜窖藏，不仅可以判定西周早期燕国势力已进入辽西地区，而且还可以说明喀左-建平一带是燕国经略东北南部的一个重要政治军事基地和文化中心。

　　据金岳先生考证，基人是西周初年燕国向辽西进军的重要将领。他指挥燕军"先后占领了孤竹 [国]在今辽宁朝阳西边的建平、喀左等地，到达渗津河北岸。"基人的墓地在昌平县白浮村，从 M2出土了"基戈"和"基戟"。在建平发现名为"基"的铜爷。似可证明"燕将基人或其部属曾在进军辽西后还留戍建平一带。"15

　　由上述史料和分析得知，西周早期燕国势力来到过辽西地区，主要是指军事、政治势力。建平与喀左毗邻，在这里无论是军事据点，或是一段防线，必须驻有燕国军队和行政官员、"匽侯铭铜盂"的出土，虽不能断定燕侯生活在这里，但似可说明到过这里。魏营子九座墓的墓主基本可认定为古燕人。将军基人及其部队驻扎在这里，进一步说明古燕族人口北上到辽西地区。周初，来到辽西的古燕人根据居住时间之长短，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长期居住乃至了此终生于辽西，并安葬于此地，应称为长住人口。一个时期内生活工作在这里，事毕后则南归，像基人那样，特以准长住人口称之。来到这里后，又匆匆离去，留下踪迹少，影响较小，可称为临时人口。大体上他们都是古燕人。周初的古燕人，几乎完成华夏化的进程。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位将军基人。据《广雅 释言》："姬，基也。"由此可证，基人为姬姓，这是华夏族的基本姓氏之一。

　　综观上述，西周初期汉族先世华夏人口较有规模的北上，来到辽西地区，特别是大凌河流域。大体上属于拓地戍边性质的人口迁徙。他们与这里的土著孤竹人、客户其 氏族团，还有其他民族共同体相结合，从而增加了这里的人口数量，壮大了华夏人口的力量。来到这里的古燕族人口不论属于哪种类型，都要带来中原文化，促进这里的开发，加强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这是北方人口迁移史、东北地区华夏--- 汉族人口史的重要篇章。

　　三、春秋时期冀北辽南民族人口格局的变化

　　山戎是我国北方一支古老民族。早在虞舜时代就与华夏发生关系，并接受虞舜的安抚。随着历史发展，山戎逐渐壮大，并不断南下。《史记》卷一一 0《匈奴传》载："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据这段史料前后文分析，该是秦穆公、晋文公时代，相当于春秋中期。是时山戎居地在"燕北"，这仅仅指出其方向，具体在何地，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说法不下五六种。笔者认为，山戎最强大时，基本控制了滦河流域和大凌河流域。其中的孤竹、令支"二国，山戎之与也。""与"是与国，在这里当是附属国之意。清人江永的名著《春秋地理考实》云，令支、孤竹二国为"山戎所居"。据此，山戎到这二国中居住游牧，二国成为山戎势力的组成部分。甚至无终都变为山戎的一部分16。山戎或山戎伙同令支、孤竹等多次南下攻打燕国，有时凭借机动、灵活、快速的骑兵越燕而深入山东半岛乃至中原腹地，骚扰齐鲁郑晋邢等国。当然燕国受害最深，甚至"隔绝于周室"，致使燕国"职贡不至"17。山戎成为中原诸国严重威胁。

　　公元前 7 世纪中期，齐国经过改革而强大，成为中原霸主。在齐桓公主持下，对山戎由消极防御改为积极进攻。能够确定具体时间的有下面两次。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 663年），据《史记 齐世家》、《史记 匈奴传》载："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率师来救，反击山戎，"山戎去"，齐军 "至于孤竹而还"。这次齐军进至孤竹国首都孤竹城即今河北省迁安与滦县之间的滦河北岸而返。四年后即公元前 660年，齐桓公再次北进，《国语 齐语》记载："伐山戎，鼲令支，斩孤竹而南归。"引文中的"鼲"，系砍击之意；斩，系斩首。齐桓公这次北进，再次打垮山戎，击破令支，斩首孤竹王。上述两次北进中，前 660 年之役，重点打击山戎，使"山戎走"，指其溃散，北退。前 663 年之役，打击主要对象是山戎及其与国令支、孤竹。连续进军均取得胜利，声震北方，致使海滨诸侯纷纷表示臣服。

　　此外，齐桓公还有一次向北进军。《管子 小匡》云，桓公"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对这条史料有三点需要剖析。其一，在战争方向、范围上，虽均属北方，但"救晋公，禽狄王"大体发生在接近正北地区，与本文所确定的空间无涉。"败胡貉，破屠何"肯定发生在东北地区，当是本文论述的内容。其二，引文中的屠何，据吕思勉先生考证，在辽宁"锦县西北。"18屠何即徒河、汉代徒河县就设在这里。锦县西北部的东周墓葬和出土的青铜器物说明，这是个重要聚落，屠何当在这里。"19其三，引文中"胡貉"中的"貉"，春秋时期常发 音，汉朝以后用"貉"代之。貉即貊，他是我国北方一支重要族群。后来貉与分布在辽宁、吉林东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的秽人融合，成为秽貊。春秋时期，貉人的一支生活在辽宁南部偏东。司马迁指出"燕北迫蛮貉"，其意为燕国北部与貉毗邻，并常常受其威胁。齐桓公率军打垮这里的貉人在《管子 小匡》中还有一处记载，桓公"北至于孤竹、小戎、秽貉。"反映这件事情的真实性。这次战争的具体时间无法明确，但可判定在前 660年之役以后。一般言之，只有通过前 663年和前 660 年两次战争，打垮山戎及其与国令支、孤竹后，才可能经过渤海西北岸走廊继续北进貉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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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桓公对冀北辽南的连续性军事胜利，为人口学增添新的内容，有力地改变这个地区自商朝以来族群人口的格局。古老的山戎、孤竹、令支等族人由此从历史舞台上基本消失。所谓"消失"，并不是其实体即人口的全部死亡，而是指这些作为独立之族团、人口和地方性国家之称谓，不再见于记载。但是孤竹、令支、徒河作为地理学中的名词仍被使用到汉代乃至今天。那么偌多人口哪里去了呢?除少部分死于战乱外，绝大部分或被俘虏，或北退，并纷纷改称他族。其中，北退者后来基本以东胡的称谓写在史籍里。被俘虏的山戎人多随齐军南下，加速其华夏化进程，进入齐人的行列里。齐桓公一系列军事胜利，解除山戎等地燕齐诸国的威胁，并且巩固燕国在北方的地位。还有重要之点，那就是"为燕辟地"17，燕人有所北进。北进幅度到底有多大，一时还无法考索，但燕对北方诸族影响力度加大，还是事实。那些留在原地，早已完成华夏化进程的令支人和孤竹人等，还有许多山戎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接受了"燕"的称谓，成为燕人。为燕国后来在这里设置辽西郡、辽东郡、右北郡进一步提供条件。上面提及的孤竹人、令支人、山戎人及其后代，在新的形势下，按照不同的趋向，继续创造历史文明，仍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

　　人口学上还有一点应当提及，经过燕北，来到辽宁的军事主力，并不是昔日的古燕族，而是生活在山东半岛的华夏族另一支齐人。他们努力打通沿渤海西北岸的走廊，雄壮威武的大军直插入辽宁东南部即貉人地区。虽是临时性的军事弛张，但属于多次性的进出，致使渤海之滨的各"诸侯莫不来服。"于是便将发展水平比古燕族更高的华夏文化带到辽宁东南。毅然突破华夏族中孤竹人、其 氏族团、古燕族人长期以来生活于辽西地区的格局。这是东北地区华夏--- 汉族人口史中理应提及的一笔，也是需要继续探讨的一个课题。

　　日本著名学者稻叶岩吉认为："汉人与满人 （泛指肃慎乃至东北各少数民族）接触，亦即始于燕昭王时代"20，系指燕昭王启用将军秦开却东胡、开疆域等事宜。其实，日本的许多学者都持有这种说法。通过前文可以看到，这种说法显然不是事实。早于燕昭王时代之前一千多年，在东北地区西南部和朝鲜半岛西北部，汉族先世华夏人就已经写出辉煌的历史篇章。其中，孤竹人纯系这里的土著，对此有专文论述。 其氏族团和以箕子为首的古商人，以基人为首的古燕人等陆续来到这里，创造新的文明。继之，齐桓公率领齐军多次出进辽南、辽东。这些汉族先世华夏人的历史，理应得到关注。严格说，自古长城就不是"华夷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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