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开第的罪责难以逃脱

玉叟

近日来，一些网友对我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现将关于袁开第有无罪责的问题答复如下。

1、袁开第绝对不是剿匪，而是在镇压苗族起义。关于这一点，必须把《去思碑》中的有关记载与当时贵州的总体形势相比对。在同一时间段，在同一地域，同是一个少数民族，别处都是苗族起义，唯独袁开第“殄灭”、“招降”的是“匪”，是“盗”，那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张秀眉起义的中心地区是黔南和黔东南，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手下将领全部集中在这一地带；更不等于说，其他地方的少数民族没有行动。请看下面一段叙述：“是时，黔南、黔中、黔西北的苗、彝、布依、侗、水各族人民纷纷起义，还有以汉族为主体的白莲教红号军起义。张秀眉联络了这些起义军，并与红号军和姜映芳领导的侗族义军，太平天国义军相互声援。反暴政之烽火燃遍贵州全省，贵阳市成了一座孤城，清廷在贵州的统治曾一度处于瘫痪。”

而且，袁开第在镇压苗族起义中并不是一般地参与，表现相当突出，“功绩”超出一般，以至于他的上司把他“倚为保障”——当作镇压苗族起义的中坚力量，并一再予以提拔。关于这些，黑纸白字写在那里，谁想为他开脱也是开脱不了的。至于以后他如何捕杀起义军首领，如何对起义队伍分化瓦解，《去思碑》写得很详细，不需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玉叟

袁开第的罪责难有逃脱（之二）

关于袁开第镇压的苗族起义是不是张秀眉所领导的苗族起义的问题。我郑重声明，我从始至终只是说袁开第积极镇压了苗族人民的起义，并没肯定袁开第镇压的是张秀眉直接领导的苗族起义。我曾将互联网上发表的两篇介绍张秀眉起义的资料转贴在论坛，目的只是让网友了解当时贵州境内的大背景，大环境，以便对贵州苗族起义有一个宏观的认识。张秀眉的活动中心是黔南和黔东南（包括黎平府），但他活动的地域比这要广阔得多。他手下的大小将领至少得有几百位，很难说清他们各在哪里活动。

另外，从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很多地区的苗族群众是在张秀眉起义的影响带动下揭竿而起的，还曾响应张秀眉的号召，联合起来共同战斗。在我看来，不论是张秀眉直接领导的苗族起义，还是在他影响带动下起来造反的苗族人民，性质完全一样，不论镇压哪股起义军，都不能说成是“剿匪”，都不能把它们归入几大“政绩”之中，而应该视为他们的罪责。

玉叟

袁开第的罪责难以逃脱（之三）

     关于如何对待苗族起义问题。我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也就是咸丰、同治、光绪年间，清朝政治昏暗，贪官污吏遍地横行，作为少数民族之一的苗族更是苦不堪言，他们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他们的反抗具有不可抹杀的正义性。他们别无选择。忍受，迎来的只能是更加残酷的剥削压迫。这一点已得到包括《中国通史》在内的许多史书的肯定。我从互联网上看到上百条贵州苗族起义的资料，除去玉田县有人骂贵州苗族起义军为“匪”外，其他任何资料都不是这样！

还有人说起义军必须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这话简直是笑话。起义军是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他们能有多高的素质？怎么能用21世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准要求100多年前的少数民族起义？反过来说，那些镇压人民起义的官兵称得上“仁义之师”，“威武之师”吗？

再举个例子。据《玉田革命史》记载，在土地革命时期，鸦鸿桥农民曾经将收税商吴竹修打死后扔进还乡河！对这种行动怎么解释？只能说吴竹修把百姓害苦了，民愤极大；加之群众情绪难以控制，才采取了这种“革命行动”。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发生于二十世纪的农民斗争我们不能苛求，对十九世纪的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更不能苛求。

玉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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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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