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老区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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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老区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   作者：dsw  来源： 遵化党史网   

冀东地区是一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土地。勤劳、淳朴的冀东人民是热爱自由、敢于斗争的人民。百多年来，为了反抗邪恶势力，反抗阶级压迫和外来侵略，冀东人民不畏强暴，不避艰险，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壮烈的革命乐章。

远在1882年和1891年爆发的开平煤矿矿工反对外国资本家残酷压迫的两次大罢工，是我国工人阶级在近代史上最早举行的罢工斗争，拉开了我国工人阶级自发地反封、反帝斗争的序幕。1911年12月31日滦州革命党人发动的滦州起义，是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一次声势最大的义举，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1922年开滦五矿工人为期25天的大罢工，是继香港海员大罢工之后，又一次震惊中外的大罢工。唐山工人阶级的这种“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曾经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1927年10月为配合我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玉田县农民在京东特委的领导下举行的武装暴动，打响了北方土地革命的第一枪，为北方革命播下了火种。除了这些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斗争外，1900年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在冀东地区得到积极响应，滦州、迁安等地的义和团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

1919年6月，唐山交大学生为响应五四运动，开展罢课斗争，并联合工、商、农各界万余人举行大会，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1933年1月的长城抗战，伴随着“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的雄壮歌声，谱写了长城抗战的光辉乐章。1938年7月，在我党的发动领导下，暴发了十多万人参加的冀东大暴动，连克七座县城，收复大批集镇，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斗争。罗列的这些材料，旨在说明冀东人民是热爱自由、坚持正义的英雄的人民，冀东这块土地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从文学创作角度讲，文学是社会生活经过创造过程的反馈，正如狄德罗所说：“在自然界最常遇到的东西，是艺术的第一个范本。”冀东地区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沃土，养育了革命文学创作，也培养了文学人才。
　
在冀东地区革命题材小说创作中，管桦是最为杰出的代表性作家。他于1946年发表在《救国报》上的短篇小说《妈妈同志》是他的处女作，也是冀东地区革命题材小说的发轫之作。他于1947年创作、出版的《荆各庄的故事》是冀东地区出版的第一部中篇小说。1949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短篇小说《雨来没有死》，是管桦同志的成名作，又是解放战争年代冀东地区小说创作的标志性作品。管桦的这些小说都是以冀东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以他所熟悉、经历的人和事为依托，再现了冀东人民拥军抗日的斗争事迹，展示了冀东地区的深刻变革。特别是《雨来没有死》，在短短的四千字的篇幅内，构筑了惊险曲折的情节，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塑造了机智勇敢、活泼可爱的鲜明性格，成为我国儿童文学画廊的传世之作。60年代后期，管桦同志在这篇小说的基础上重新创作了中篇小说《小英雄雨来》，将雨来的英雄形象塑造得更为生动，反映的冀东地域风情更为鲜明，成为当年的少年儿童们十分喜爱的作品。

1957年管桦在《收获》杂志上发表的中篇小说《辛俊地》，是一部以新的视角表现抗日战争生活的独具特色的杰作。小说主人公辛俊地是个年轻的游击队员，他热爱祖国和家乡，对日本侵略者有着同仇敌忾的顽强的斗争精神。但他也有性格弱点，脾气执拗，自由散漫，为此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58年《文艺报》等报刊对这部小说相继发表了不同的争论意见，对小说主人公辛俊地的形象提出了质疑,形成了挞伐之势。其实，这部小说正是作家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亲历抗日战争的生活体验的结晶。小说的思想成就在于如实地反映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揭示出抗日战争的复杂性和我们党领导这场农民战争的艰巨性。我国的革命战争是工人阶级先锋队领导的，但革命队伍的组成却是以农民为主体，特别是敌后抗日战场的游击队更是这样。辛俊地作为一名游击队员，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淳朴、善良、勇敢、坚强、嫉恶如仇的品格，但因长期小生产观念的影响，也存在着自由散漫的性格弱点。作家正是通过辛俊地这样的典型人物，形象地总结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经验与教训，从而展现出我党领导农民在战胜敌人的同时，战胜自身不足的艰难历程。管桦同志依据生活的真实创造出的这个“使人愤怒，也使人怀念”的性格复杂、优缺点并存的新英雄人物，是当代文坛一个独具风采的抗日英雄的形象，也是冀东革命文学创作的光辉成果。

60年代管桦因工作需要集中精力进行歌词创作。以前萌生的创作反映冀东地区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的宿愿，不能如期实现。直到70年代初他才着手创作史诗性长篇小说《将军河》。这部小说是迄今为止反映冀东人民革命斗争的最为杰出的作品，就是在整个反映抗日战争的小说系列中，也称得上不同凡响之作。

《将军河》也像《辛俊地》一样，是一部凝结着作家独到的认识和感受的作品。它的思想艺术成就，不只表现在爱国主义的总主题下，通过古大鹏、古佩雄祖孙两代人历尽艰辛的斗争和经受的严峻的考验，表现了他们忠诚、勇敢、坚定的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并以此对冀东地区的抗日斗争作了最本质、最有力的艺术概括，更重要的是借助于农民抗日英雄的坎坷际遇，把对中国传统的奴性意识的思考与批判作为小说的灵魂，并以此来弘扬民族的尊严与气节，人的尊严与气节。小说对传统奴性意识的批判，首先表现在古大鹏这个人物上。古大鹏曾经当过义和团的团首，在大沽口同八国联军打过仗。当战争的灾难降临在将军河地区时，面对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日寇的烧杀抢掠，投降派的卑躬屈膝，以及村民的无力摆脱受奴役命运的悲观情绪，他挺身而出，带领村民勇敢地对抗传统的奴性意识，以当年义和团的方式聚众宣誓：“誓死不当亡国奴！”

古大鹏的义举，像《红旗谱》中朱老忠舍身护钟一样，为小说奠定了思想基调。其次表现在古大鹏的孙子古佩雄与抗日队伍的领导的矛盾上。古佩雄投身于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是他为摆脱受奴役命运的重要内容，但他对传统奴性意识的反抗与批判，主要体现在他善于独立思考，从实际出发，不趋炎附势和对人的尊严与气节的追求。虽然为此他屡遭磨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他的斗争经历与人生际遇，却为我们再现了抗日战争期间，对敌斗争的艰苦性和残酷性，以及革命队伍内部斗争的复杂性，从而引发人们在对历史、现实及未来的沟通性的联结中，认识到传统的奴性意识的危害性与劣根性。管桦在这部小说中提出的这类问题，是区别于其他同类题材小说最为显著的个性风采。此外，这部小说所描写人物的音容笑貌、性格特色、溶汇着满汉交融风采的人物语言，以及地域风情、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前无古人地展示出冀东乡村的独特特色。像这样一部思想内容深刻、艺术功力高超的小说，本来应该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由于前两部出版时，恰逢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鼎盛之时，转移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冲淡了它的影响力。假如这三部小说选择合适的时机同时出版，其社会影响力一定会很大的。

50—60年代本来是创作革命战争文学的黄金时代，但反映冀东革命斗争的文学却是凤毛鳞爪。当年以冀东的革命斗争为背景的小说，只有反映工人斗争题材的《赤胆忠心》和《夜奔盘山》。前者是作家王火创作的以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的事迹为题材的中篇记实小说，出版于1956年，也是第一部反映冀东地区工人革命斗争的小说，囊括了节振国的主要的革命斗争事迹，塑造了鲜明的节振国的艺术形象。这部小说先是在《中国工人》杂志上连载，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后经工人出版社出版，还被译成多国文字向国外发行。后者是工人出身的作家长正于1957年出版的中篇小说，也是建国后奉献给冀东人民的又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这部小说通过童工小牛子在地下党的培养下锻炼成长的经历，展现了冀东革命者在特殊环境的斗争。

小说出版后曾14次印刷，还被译成外文出版，先后获得全国和省的儿童文学创作三等奖和二等奖。
进入70－80年代以来，一些作家开始关注冀东革命斗争题材小说的创作，如陈大远的《蟠龙山》，以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潘家峪大惨案为背景，表现了英勇不屈的潘家峪人民向敌人讨还血债，复仇抗敌的英雄事迹。开滦作家姚顺华、刘东生的《煤乡英烈传》以朴实的笔触再现了1922年开滦五矿大罢工的如火如荼的斗争，表现出开滦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的英雄气概。

王火的《血染春秋——节振国传奇》，是在《赤胆忠心》的基础上，对民族英雄的抗日斗争事迹进行进一步加工、创造的新成果。阎瑞赓的《冀东暴动》以纪实的手法，再现了1938年冀东大暴动的气壮山河的斗争情景，曾得到当年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的首肯。伦洪波、杨立元的《滦州起义》对1912年的辛亥革命滦州起义从起事到失败的全过程作了十分形象的描绘。

《冀东暴动》和《滦州起义》都是在全国率先表现这两次革命斗争的小说，但由于是自费出版，发行面窄小，没能引起社会阅读界的重视。

目前即将峻稿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有本市作家阎瑞赓的五卷本《八路军传奇》，预计约200多万字。这部章回体的传奇也像他的《冀东暴动》一样，是反映冀东大暴动的斗争的，只不过《冀东暴动》带有纪实的性质，涉及一些敌我双方的代表性人物都是真名实姓，所表现的事件也都以事实为基础，而《八路军传奇》则是突出了“传奇”的创作特色，加大了虚构的成分，但对冀东的抗日斗争还是作了本质的反馈。本市作家南枫最近杀青的长篇纪实小说《血祭》，是表现抗日战争时期长城抗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1933年1月到5月底的长城抗战的主战场是国民革命军29军在我市的迁西喜峰口、遵化的罗文峪打响的。这部小说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29军官兵手持大刀，奋勇杀敌的斗争精神以及当地人民积极支前的生动场面，并在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较为全面地描绘出一幅抗日战争的生动画卷。

客观地说，反映冀东地区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与冀中相比还是相当逊色的。分析其主要原因，从历史上看是由于冀东的斗争环境十分艰苦。冀东处于京津唐的三角地带，是日本侵略军侵华的战略要地，也是“满洲”通往华北、华中的重要通道。为确保这个通道的畅行无阻，日寇投入了多于我部的几倍或十几倍的兵力，频繁地进行“清剿”、“扫荡”，制造“无人区”，斗争环境空前残酷。抗日军民是在犬牙交错的敌我对立的环境中，英勇无畏地与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当时的冀东军区的领导人虽说也很重视文艺工作，先后创办过文艺刊物《文艺轻骑队》、《铁骑》、《新长城》和扩大了《冀东日报》副刊版等繁荣发展文艺的措施，但由于斗争环境残酷，使得一些有文学创作骨干如黄天、今歌等同志相继牺牲，给后来冀东题材的文学创作带来很大损失，没能及时地把冀东革命斗争的面貌反映出来。

我们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年轻的作家们会以自己的独特思考，把冀东革命斗争题材小说写得有声有色的。

       （本文作者赵朕为《唐山师院学报》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
此文写于2005年8月，吉夫辑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