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走过30年：文化的记忆与失忆【转帖】

小菜一碟

唐山走过30年：文化的记忆与失忆　


作者：李北方  来源：语文在线    时间：2006-7-24   


      民政部副部长罗平飞日前称，今年是邢台地震40周年和唐山地震30周年，政府将举办一系列相关纪念活动，缅怀那些难忘的日子和因灾害而逝去的人们。铭记历史，展望未来，如何提高国家整体的防灾减灾能力，有效地减轻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直是中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和重要职责。　　30年前的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之后，灾难幸存者的感性述说先后呈现，被忽略与遮蔽的细节渐次显露，理性的反思曾经、正在浮上人们的视野。　　其废也倏忽，其兴也勃然。当我们重访这所劫后余生的城市，踟躇在新城的街道，乐与怒、怨与伤，仿佛触手可扪，身边川流的人群昭示：现实仍然负重前行。　　伫立在抗震纪念碑前，面对儿童放飞风筝的笑脸，一个疑问不禁冲口而出——唐山，你真的醒来了吗？




　　如果你想寻找震撼人心的惨烈，唐山再合适不过了。在这座城市里，随便问一个中老年人，他们都能讲述一段大地震中的惨痛经历。数十万人死了，就是他们的亲人；活下来的人大多有被埋压在废墟下的经历，他们戏称自己为“出土文物”。

　　如果你想寻找奇迹，唐山也再合适不过了。30年前的大地震几乎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但她重又站立了起来，一栋栋楼房从废墟上拔地而起。经济发展令人侧目，从恢复到震前水平到“百亿市”再到“千亿市”，跃升速度惊人。2005年，唐山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000亿，在河北省处于龙头地位。

　　唐山在一片废墟上的重生像是一个传奇，有很多地方令人感到迷惑。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城市，不够摩登，甚至有点土气；她只有30岁，是一个崭新的城市，可是显得陈旧了；这是个迅速发展的城市，有朝气蓬勃的一面，但她的文化中又有浮躁和一点呆板的味道。

　　唐山重生和成长的30年，整个中国也经历着沧桑巨变。站在今天回望，可以发现大时代给这座城市留下的烙印。

　　上篇：重建：短暂的荣光　　从红星楼说起

　　唐山市区以东西走向的主干道新华道为界，分为路南区和路北区。红星楼是路北区的一个居民小区，毗邻唐山另一条南北走向的主干道——建设路。

　　每天上午是红星楼最热闹的时段，社区内的早市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从食品、衣服到家居用品，居民不用走出小区就可以买到任何所需的日常用品。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式居民小区，没有围墙，没有24小时保安，没有停车位，但生活方便，一边是讨价还价热热闹闹，一边是老人们晒着太阳聊天下棋，弥漫着小城镇式的安详的生活气息。

　　红星楼是唐山震后重建较早的居民小区之一，1981年开始入住，到1982年底 1800多户全部入住完毕，建成时包括70栋楼，后来新建了一栋，目前共有71栋住宅楼。楼房外观是震后重建的典型样式，为5层的条式楼；在户型设计上，面积明显偏小，包括建筑面积为26平方米左右、36平方米左右、42平方米左右等几种，也包括少量建筑面积在60平方米左右稍大的房型；室内格局则以小厅、小厨卫为主要特色。整个小区的配套设施建设较齐全，小区建成时一并完成的商店、幼儿园、小学等设施，至今仍在使用。居委会主任李长英从小区建成起就搬进来，已经在此住了20多年，她还记得起初月租金只有4.2元，那时她的月工资也不过才36元。90年代中期房改后，房屋的产权都卖给了个人。

　　这个规模并不算小的小区只不过是唐山震后重建中住宅建设成果的一小部分，截至震后 10年恢复建设基本完成之时，唐山共建成了楼房和少量平房在内的住宅共32万多套，累计建筑面积1045万多平方米。目前，这些震后重建的房屋仍是唐山人居住环境的主体。在住宅以外，唐山的重建还完成了工业建筑200多万平方米，办公用房94万左右平方米，商业、文教卫生等建筑面积和水平也都大大超过了震前的水平，加上纵横交错的道路和城市绿化等工程，一并组成了一个新的唐山。

　　重建一个什么样的唐山

　　大地震摧毁的是一个陈旧的唐山，是一个布局不合理的城市：铁路分割市区，道路狭窄、弯曲，无法拓宽；工厂和居住区混杂，污染严重；城市地下压煤，不利开采。在建筑上，旧唐山少有楼房，以大杂院为主，在抗震性能上几乎是不设防的，这也是大地震造成如此惨重伤亡的最主要原因。事实上，一些采取了抗震设计的建筑经受住了地震的冲击，比如唐山启新水泥厂的办公楼，其设计者谢宗辅曾在地震频仍的日本留学，所以注重了建筑的抗震性能。该办公楼只在地震中受到了一些破坏，震后经修复后至今仍在使用。

　　吞噬了20多万条生命的大地震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也为重建一座新的唐山城市提供了一个机遇。虽然在一场灾难面前谈论机遇会让人有些不安，但不能否认，这确实是事情的另一个侧面。

　　重建唐山的讨论一开始，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将原有的城市放弃，异地进行建设；一种是立足于原有城市，原地进行建设。前一种主张主要考虑了这样几个因素：避开市区底下的活动断裂带，减少地震的威胁；解放出市区地下的数亿吨压煤；节省原地重建所需的清理废墟的费用。后一种则认为，原地重建可以保留唐山作为一个重工业城市的产业体系以及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特色；减少搬迁征地费用，节约土地资源；有利于城市原有基础设施的利用。此外，原地重建还能给人一种心理上的感觉，即唐山真正地重新屹立起来了，这种感觉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时代是很有号召力的。

　　这两项意见的分歧很快以后者占上风而告终。来自国家建委和全国各地研究机构和高校的专家在震后3个多月就编制出《唐山市恢复建设总体规划》，1977年5月14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原则批准。后来，有关部门又组织专家学者于1978年3 月和1979年9月对该规划两度进行修订。在时间上，当时提出的目标是“一年准备初步开展，三年大干，一年扫尾，到1982年全部建成”，但重建的过程要比预计的漫长，正式的重建从1979年下半年正式开始，历时7年多，到1986年底才基本完成。

　　按照这个时期的重建规划，震中所在的路南区由于破坏严重和地下大量压煤，将把原有的工厂和居民全部搬迁出来，将采煤塌陷区改为绿化风景区，只保留部分有代表性的地震遗迹；市区则在路北区的基础上建设；在丰润县城附近建设新区，将原来位于路南区的大部分工厂迁过去，并建立若干新工厂。在调整城市区划的同时，重建规划还包括搬迁大多数原来在市区内有污染的企业。

　　这些良好的计划后来多数没有实现，主要是因为在重建开始后对原有规划的数次调整。 “文革”结束后，中央针对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改造、整顿、提高”的方针，唐山的重建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也做了改变。1982年1月的《唐山市恢复建设贯彻收缩方针的调整方案》确定了重建的基本原则：控制中心区、缩小新区、利用路南区。原计划从路南区迁出的企业由92个减少到9个，并且规划了13个住宅小区。

　　今年已经83岁的白玉生，当时在唐山市建委下属的设计处(现在的唐山市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前身)工作，震后调入重建指挥部参与城市规划，像他这样的唐山本地的工作人员只能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权威专家提供些服务性的工作，在决策上是没有发言权的。在他的回忆中，重建计划改动过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了，“反正领导来一次就调整一次，领导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呗”。

　　唐山重建的10年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时期，从动乱到稳定、从封闭到开放、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唐山重建深刻地打下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在“收缩方针”的指导下，重建后的唐山建筑形式单调，多数建筑标准过低，一些房屋不久之后就不得不再次花费人力物力进行改造，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得到发挥。

　　“解决有和无的问题”

　　大地震过后，唐山人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唐山人在废墟中捡起整砖、木材等，加上外地支援的油毡等建筑材料，盖起了一座座简易住房，整个唐山进入了“简易城市”阶段，一直持续到震后10年，简易房才彻底退出视线。

　　当时唐山有一个顺口溜，“登上凤凰山，放眼望唐山，遍地简易房，砖头压油毡”。这种临时搭建的房屋只能勉强遮风避雨，夏天太阳一晒屋里热得跟蒸笼一般，冬天则冷得像冰窟。恢复建设的最紧要任务就是让数百万在简易房里生活的人尽快搬进永久住房。

　　为了制定住宅建设方案，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专家聚集在一起，对征集上来的28个住宅小区规划方案和86个住宅设计方案进行比较研究，筛选出4个小区规划方案和25个住宅设计方案。后来做过唐山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现在已经退休的韩自治还清楚记得，恢复建设后的第一个住宅区“河北一号小区”的建筑方案是清华大学的吴良镛教授在凤凰山第一招待所主持开会确定的，“可以说是集中了大家的智慧”。

　　以河北一号小区为代表的住宅，每户建筑面积均在40多平方米，户型设计分别为一室一厅、二室一厅和三室一厅，以适应不同结构的家庭。

　　韩自治说，像他这样亲身经历了大地震的恐怖的建筑工作者，对房屋的设计、抗震性能有自己的想法。起初他们只是被指派配合外地来的专家做一些资料提供性的工作，但他们不甘于只做服务性的工作，经过争取，他们在重建10年间先后承担了十来个小区的设计任务。他们设计的住宅，面积全部在52平方米以上，所以很受欢迎。

　　出于防震的考虑，重建时的建筑原则上不超过6层，路南区以二三层楼房和平房为主。在抗震性能上按照8度设防，只有部分重要的建筑物按照9度设防。“8度”是个地震烈度的概念，唐山大地震烈度最大的地区达到了12度，但设防标准太高的话，建筑成本将使国家负担不起，重建抗震的基本原则是“大震不倒、中震可修、小震不坏”。建筑设计对结构很注意，要求横墙纵墙对正贯通，以增强抗震性。这种设计在平面上规整，施工也容易，但对后来房间结构调整留下了不便。

　　若干套住宅建筑方案反复使用的结果是，重建后的唐山在建筑风格上高度雷同，被人称为一排排的火柴盒，甚至有人戏言小孩放学后找不到家。对于这样的批评，韩自治不以为然，他认为要从当时的环境出发，让唐山人从简易的抗震棚里尽快搬出来是当时的第一要务，速度是最重要的，所以建筑风格不可能五花八门。

　　并非没有人在建筑外观上求新。来自建设部的一位老专家曾设计了一个圆桶形的方案，房间形状为扇形，从抗震性能上讲，这种结构是好的。可是当时人们的观念对这种外观的房子没办法接受，于是便放弃了。

　　短暂的自豪

　　回顾那段经过的时候，韩自治和白玉生不约而同地提到同一个印象深刻的细节，即关于主干道宽度的争论。新华道、建设路、北新道等道路的规划宽度为50米，当时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因为觉得太宽了。但是到了现在，50米的新华道已经让人觉得窄了。“当时谁也想不到我们会发展得这么快啊，”白玉生老人说，“小区里的道路设计也窄了，当时没有现代交通意识。”

　　指出唐山城市重建的不足之处，完全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得出的结论。1986年底初步完成恢复建设的唐山，以当时的城建标准来看，给人的是耳目一新的感觉，用白玉生的话说，“像个城市的样子，在全国来看也绝不落后”。

　　重建的成果曾经带给唐山人骄傲。《唐山劳动日报》副刊部主任潘石说，1986年唐山重建基本完成后，他曾经陪同北京来采访的同行在唐山跑了几天，那时北京来的人对唐山的新面貌也是感到惊讶和羡慕的，“连街边的树都是新种的”。传统的大杂院在唐山看不到了，宽阔的街道、整齐的楼房让唐山在全国的城市中鹤立鸡群。新的住宅小区铺设了煤气管道、采用集中供暖，一座以煤为主要支柱的城市，煤作为燃料居然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那种感觉只能用震撼来形容。自豪混杂着对灾难本身的痛苦回忆，五味杂陈。

　　1986年作为唐山恢复重建基本完成的一个节点，也是整个国家迎来第一个改革开放高潮的时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他城市的建设步伐提速，而唐山城市建设的速度慢了下来，相对地，唐山渐渐地又落后了。河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苏幼坡说，唐山重建的遗憾是没能把国外城市规划的思想引进来，指导思想不够解放，作为一个城市，唐山在1986年时看是不错的，但到了2006年就落后了。别的城市在按现代化的思路发展，如果老房子太多，可以拆了再建，但唐山的房子正处于“年轻时候”，不可能拆迁。

　　记者采访过的唐山人中，多数对近年来的城市建设感到不满，唐山目前有的为数不多的高层建筑，多是大地震20周年前后兴建的，最近10年里来，城市的外观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住过大杂院、简易房的唐山人，重建后搬进楼房时俨如搬进天堂，但20多年过去后，曾经的天堂已经过时了。“年轻人都出去买大平米了，现在住着的差不多都是上了岁数的。”红星楼居委会主任李长英说。

　　下篇：畸形产业如何拥抱明天

　　为了接近这座城市，记者先后三次走进唐山。第一次到唐山的时候，是2月13日，当天唐山下着小雨，但雨水没有洗尽尘埃，而是把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泥泞当中，跑在街上的汽车像是从泥水里刚刚捞出来一般。浑浊的雨水像是一个标志，表明这是一个污染严重的重工业城市。

　　从启新水泥厂说起

　　唐山市中心区东部，新华道北侧，可以找到启新水泥厂的所在。这是中国第一袋水泥的出产地，也是1954年毛泽东经过唐山时视察过的唯一一家单位。在引入了来自香港的投资后，更名为唐山启新水泥有限公司。

　　1889年启新水泥厂建厂的时候，还没有唐山这座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启新慢慢被围在城市的中心，变成一个主要的污染源。大地震前，关于唐山市区大气污染有“四条龙”之说：唐山电厂的“白龙”；唐山钢铁公司的“红龙”；唐山焦化厂的“黄龙”；启新水泥厂的“灰龙”。启新水泥厂在地震中损失惨重，该厂原宣传部长卢锡林说，该厂90%的生产建筑在地震中遭到破坏，168台主机中90台严重损坏。

　　震后，在设计城市恢复建设的总体方案时，考虑到重建后改变工厂与居住区混杂、减轻城市污染的问题，根据初期的规划，除开滦唐山矿、唐山电厂、唐山钢铁公司等少数大企业保留在原地重建外，多家企业都将搬离市区。启新水泥厂也在搬迁出城的范围之列。

　　但搬迁不能马上进行，因为恢复建设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启新需要首先恢复生产支援建设。唐山市的安排是，在新区新建冀东水泥厂，作为启新的搬迁厂，一旦冀东投产，启新便停产搬迁。卢锡林说，前期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按照这个目标进行的， 1979年冀东开始筹建的时候，主要领导也是启新派过去的。

　　1979年底，启新已经达到年产50万吨的能力，但是始终处于简易生产阶段，每天排放150吨左右的粉尘。当时，启新并没有计划将产量恢复到震前的水平(1975年的产能是71万吨)，因为完成重建就要搬迁了。

　　1986年，当时号称亚洲第一的冀东水泥厂建成投产，但是建材部的一位领导来到启新，宣布不再搬迁了(启新水泥厂当时隶属于建材部)。当时，启新的电收尘设备已经投入使用，粉尘排放的情况已经大有好转。但是，为什么在准备了那么久，忽然又作出了不再搬迁的决定？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舍不得了，建一个搬一个，唐山还是只有一个水泥厂；新建一个原有的继续保留，唐山就有两个水泥厂了。相对于污染问题，GDP和财政收入显然更具吸引力。

　　失败的产业规划

　　启新水泥厂的命运折射出唐山在震后重建过程中重新规划产业布局的失败历程。原本大地震之后是改变工业企业空间布局不合理，改善城市总体格局同时提高企业科技含量的大好机会，根据历史资料，唐山震前有工业用房3275848平方米，地震中倒塌及破坏不能使用的达1821631平方米，占55.6%；尚能恢复的厂房1308059平方米，占39.9%。其他工业构筑物也遭到严重破坏，烟囱、水塔等大多从根部或中部折断，未倒塌的，也出现水平环裂或错位。在这样的情况下恢复建设，几乎相对于新建一个工厂，那么在原地恢复将比另选新址建设制约更多。这时候，如果能有足够的投入和充分的规划，放弃一些已经过时的产业，同时优化需要重建的产业，唐山的经济将会是另外一个面貌。

　　根据1978年制定工业企业外迁规划，安排迁往新区的企业72个，到了1979年，商定迁往新区的工厂就减少到29个，后来实际搬迁成功的数量更少。阻碍规划顺利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职工不愿意搬迁，其次当时条块分割严重，很多企业归属不同的部委管辖或归河北省管辖，主管部门不肯出钱，搬迁就无法进行。当时全国的经济困难，资金投入不足，最终绝大部分工厂都在原地因陋就简地加以恢复。

　　事实上，搬迁出城的企业也搬得不彻底，搬迁之后老厂区原定移作它用，但结果是，在新区重新征地建起了新厂区，而老厂区仍然维持生产。如原华新纺织厂的老厂区改建为独立的唐山市棉纺织厂，形成和华新纺织厂相等规模的企业。而机场车辆厂和齿轮厂在新区建立了新厂，老厂区却继续保留作为一部分生产车间。

　　就这样，唐山的产业复建不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而且按照原样子、按原来的产品结构把在地震中倒下的工厂建起来了，基本上等于复制了一个旧的产业结构。

　　畸重结构积重难返

　　唐山是个资源型城市，煤炭、建材、冶金等重工业是其支柱产业，轻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薄弱，“轻工业过轻、重工业过重”一直是其明显的弊病，轻重工业比例1949年为28.8∶71.2，1975年为32.4∶67.6，1994年为 29∶71，“畸重”格局多年来基本上不但没有改变，且呈现逐渐强化的趋势。根据世界范围内的经验，长远地看，这种产业结构不利于一个城市在经济社会诸方面的良性发展。尤其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时代，重工业城市的竞争力越来越薄弱。

　　在唐山，这个问题其实早已经被意识到了，而大地震曾经为改变这种畸形的工业产业格局提供了一次“代价巨大却也十分难得”的机遇。1980年代早期，唐山在恢复建设的过程中，唐山市方面多次提出要改变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些目标可见于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目标的同时，唐山市也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比如在全国较早地建立了电视机制造厂和汽车制造厂。但是唐山在新型产业建设上的努力最终都无果而终，电视机厂等在建立几年后便在竞争中倒闭。“凡是有一点高新色彩的，不是没建，就是建了没有发展起来。”这是王子平教授的概括。

　　一直持续到今天，唐山的畸重型产业结构仍在继续强化中，2000年轻重工业比例达到17.87∶82.13，此后几年仍在连年攀升，2005年达到了7.3∶92.7。

　　虽然目前看来，唐山的发展势头良好，但隐忧也很多。长远地说，唐山的自然资源不可能永远支持这种发展模式；相对短期来看，唐山的支柱产业均以基本建设为主要消费对象，这就容易受国家基本建设规模变化的制约。

　　河北理工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杨洁在大地震20周年之即的研究中即以实在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90年代初期，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经济迅速高涨，基建项目大量上马，唐山经济也随之迅速膨胀。1993年，全市乡以上工业企业实行利税46亿元，比1992年增长105%，比1991年增长239%。1994年国家压缩基本建设，唐山经济又随之迅速下滑，实现利税比上年减少10%， 1995年又比1994年减少13.3%。”

　　唐山经济近几年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国家从1998年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全国各地重大工业项目投资、居民家庭投资、房地产投资等纷纷上马，投资数额不断攀升，加大了对建筑材料的需求。而中央政府自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宏观调控，看起来并未如上一次一样影响唐山的增长速度， 2003年到2005年，重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分别为29.3%、29.4%、21.5%。现实需求的旺盛固然是保持高速增长的原因之一，另外，这一次是因为唐山在“公关”上做得比较好，每当中央有新精神出台，某中央级媒体就会在显著位置发表文章，赞扬唐山如何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

　　走好明天的路

　　谁应该为唐山留下的遗憾负责？找不到具体的人，只能从体制上寻找原因，这也是我们这个体制的特征之一。已经从河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系退休的王子平教授参与市政协的工作多年，参加过唐山从“七五”到“十五”四个五年计划的讨论，深感地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短视现象。

　　近20年来，唐山经历了约10任市委书记，任职两三年就算比较长时间了，新一任领导有理由延续前任制订的发展规划，也有理由进行改变。这就导致没有人为这个地方做长久的谋划。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杨立元教授在谈到唐山在文化建设上的迟滞时也从这个角度进行解读：文化建设是长期的任务，考虑文化是升不了官的。

　　上个世纪90年代，民营资本开始在唐山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但民营资本关心的只是利润，于是大量涌入小钢铁、小煤窑、小水泥等“五小产业”，高峰时期，唐山一度有上千家炼钢厂并存，有的小钢厂就建在县城的中心区。这些小钢铁厂以高能耗和高污染为最主要特征，同时占有了大量耕地。唐山市土地局的崔光华说，小钢厂进入门槛低，不到100万的成本就可以建成进行最简易的生产，但产品质量极差，有些小钢厂生产的罗纹钢很脆，装卸的时候摔到地上就能摔断。地方政府在GDP的刺激下，为这些小钢铁厂提供保护，每一级政府跟上面顶着干，上级勒令关停，就改在晚上开工。

　　唐山年钢产量超过4000万吨，唐钢在其中不过占了1000多万，可见民营资本在唐山的支柱产业中所占比重是相当高的，但是民营经济在唐山的发展造就了一批暴发的富人，并没有真正起到“富民”的作用。

　　唐山师范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孙秋生教授认为，唐山市的发展模式源于资源型城市对数字扩张的本能迷恋，改革开放以来的超强度开发让这种发展模式对三个极限提出了考验：资源极限、生态极限和人们对于改革信心的极限。国家的“十一五规划”明确规定了唐山在环渤海经济区的定位，他担忧唐山在“市场需求”、“角色分工”等理论的光环下，再次激发数量扩张的冲动，忽视或掩盖其它风险，如国内经济发展的大走势，国家宏观控制力度的加大及产业政策的不断变化都会使房地产业、制造业等对原材料的需求产生巨大波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之变化纷繁复杂也会对原材料进口(如铁矿石、石油等)及原材料制成品出口价格、运输价格产生巨大影响。

　　根据官方数据，唐山市的钢铁企业目前已经整合到30家左右，关停小钢厂的标准不断提高。官方提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分依赖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市委书记张和提出“用蓝色思路改变黑色煤都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步骤莫过于曹妃甸深水港的建设。

　　作为开发曹妃甸的最初倡议者，孙秋生教授认为，生态环境承受力早已不堪重负的唐山现在需要的不是粗放的量的扩张与增长，而是以曹妃甸工业园区为契机、以循环经济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大港口、大带动的优势，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他特别强调发展优质第三产业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发展三产是使唐山经济的发展能惠及全体百姓，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最佳之选。

　　文化的记忆与失忆

　　企图探究一个地区的社会文化是困难的，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些客观的数据可以依循，但社会文化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各不相同。任何概括和试图理解的努力都只能接近一部分现实。

　　应唐山当地媒体的邀请，原河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系王子平教授和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杨立元教授计划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之际合作写一篇文章，力图概括唐山人的精神世界。一旦着手去做的时候，他们发现，这是一件不容易完成的工作。

　　大地震的遗产

　　时间可以治愈一切伤痛，30年过去了，大地震的劫难以如今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存在于唐山人的心中？容易理解的是，灾难的记忆已经不再对唐山人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扰，但一些人对此的超然态度仍是令人惊讶。随便与一个上了年纪的出租车司机谈起大地震，这个曾在废墟下被埋压了两个多小时的唐山人这样描述后来的惨状：嘿，那死尸堆起来有好几米高，太阳一晒都冒油啊，淌出去好几十米。这是一种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叙述，好像是在转述某一部电影的情节，而不是个人的亲历。

　　河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苏幼坡谈起在地震中的经历时说，“地震的当天，我就埋了11个人。”语气和回顾唐山的建设历程时没有两样。当然，也有些内心敏感的人尽量避免去谈论地震本身，甚至用一种宿命的眼光去看待它。

　　灾难并没有人让这个地区的人悲观，在他们的回忆中没有“怨”字的位置。苏幼坡说，这是因为面对一场自然的劫难，人们失去了怨的对象。1976年，苏幼坡是开滦马家沟煤矿的一名工人，当他从废墟里爬出来四下看的时候，发现所有的房子都倒了，那一刻他想到的不是我怎么这么倒霉，而是自己很幸运，还活着。“我们现在讲和谐，和谐是什么？和谐就是心理平衡嘛。”如果是一家一户遭受了损失，人可能越想越想不开，但那个时候谁比谁更惨呢？

　　王子平教授在地震后14年做过一项调查，结果表明，接受访问的人中有72.2%对地震采取中性态度，“大家都如此，不必去想它”；21.1%的人显示积极态度，“要珍惜生命，好好活下去”；只有6.8%的人倾向于消极，选择了“地震中我最不幸”。

　　另外，苏幼坡认为，唐山人对于灾难的承受能力要比其他地方的人强。唐山是在煤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人口主要由矿工和家属构成，苏教授半严肃半认真地将唐山文化称作“煤文化”。早年煤矿工人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职业，早晨下井的时候不能确定晚上是否能回来，工作性质直接影响到人生态度和消费观念，开了支就花掉，很少有长远计划，同时对生死看得也开。矿井下经常有危险，个人难以应付，为了生存矿工们有在危险时相互合作的传统。

　　这些特质在地震发生后的救援中有所表现。地震刚过救人是很危险的，但自发的救人行为非常普遍。苏幼坡教授说，他的一个同学头被砸破，血流不止，他便回到摇摇欲坠的家里去找药，找到之后刚从屋里出来，大梁就塌下了。这件事想起来后怕，但他说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全。类似的自发救人事件还很多。

　　王子平教授在同一个调查还询问了被访者“从废墟下被救出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结果73.7%的人答“救人”。另一项统计表明，在被倒塌房屋埋压人员中，通过灾区人民自救脱险的达48万，占被埋压总人数的80%以上。

　　这种灾后互助的精神就是一般所谓的“抗震精神”。10年前，王子平曾在文章中写道， “决不能用庸俗的社会观点，将震后人们积极的行为表现视为极‘左’环境下的产物，是搞‘精神万能’，因而简单地加以否定。”现在，他在思考的是抗震精神如何与现代社会对接，他认为抗震精神分两个层面：一是地震发生时的表现形式，这是没法保持的，正如战场上发生的事只能在战场上发生；二是深层次体现了人类道德原则的基础性东西，人应该有爱心，应该关心别人帮助别人，这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大家都觉得今天道德水准滑坡很厉害，在这个情况下，还需要抗震精神。

　　杨立元教授对抗震精神更加情有独钟，他断言，如果大地震发生在今天，造成的伤亡会更大，因为当时人们所具有的一些美德慢慢消失了。他认为，现在的唐山面临着物质财富膨胀和道德水准下滑相伴随的困境，而挽救的办法就是发扬抗震精神。但如何发扬却是个未知的问题。

　　一场灾难激发出人性中善的一面，当然也激发了恶的一面。同样经历了大地震的人，由于所处具体位置的不同，得到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另一种感受一样具有震撼力，但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在公共记忆中，大地震本身的位置也是尴尬的。唐山抗震纪念馆内展出的绝大部分是震后重建的成果，对灾害本身的记录少得可怜。震后重建时，唐山规划出7处地震遗迹供参观和研究，现在这仅有的几处遗迹也让人有难觅踪迹的感觉。对此，杨立元的看法是颇为中肯的：历史，只有过去了才是历史，在当时的情境下就是现实，地震的废墟不清理，就不能重建家园。但是到30周年的时候，才发现对遗迹保留得太少了，图文资料也没有好好保存。他认为相关领导对旧有材料抢救的意识太差了，纪念馆没必要摆太多重建的功绩，那个不用说大家也看得见。

　　苏幼坡则觉得，唐山的地震遗迹保护做得已经不错了，他去过广岛，发现广岛保留的地震遗迹更少。

　　地震文化？

　　一直到大地震前，唐山还保留着一个独特的景观，每到开滦煤矿发薪的日子，开滦矿的北门和西门就出现一个临时的市场，吸引那些“拿命换钱”的矿工们前来消费。即时消费、鲜顾长远是自19世纪末开滦煤矿建立以来逐渐在唐山形成的传统，大地震也许使这种色彩更加强化了。

　　潘石把这种现象称为“地震文化”的一部分，是只有唐山这个地方才会产生的。他说他自己的头脑里偶尔也会闪过一个念头，“再来场大地震，说不定一切又都没有了”。这种想法存在多少人的心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唐山人的行为，是无法量化的，但在潘石看来，唐山人生活态度现实、敢花钱、讲究吃喝等特点与此是有关系的。

　　与此相伴随的是，唐山商业意识和创新精神的缺乏。王子平教授家旁边是一条步行街，号称要打造京东品牌第一街，他发现这条街自开业以来，店铺出租率一直维持在五成上下，营业的店面大多以打折甩卖招徕生意，他对唐山人消费意识淡漠表示焦虑，认为这是和现代社会不适应的理念。对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潘石则认为，唐山人不是不肯花钱，而是有钱不肯在唐山花，唐山距离京津很近，有钱人自己开车到北京消费，而收入相对低的那部分人则大多选址天津，每到周末，都有很多人早上乘火车前往天津，晚上拎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王子平对唐山的面貌这样进行概括：半是传统半是现代、半是城市半是乡村、半是贫困半是奢华。他希望为此找到一个解释：大地震造成了唐山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崩溃，唐山还在重建家园的时候，其他沿海地区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高潮期，由此唐山在意识上就开始落后了。这种落后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民在生活方式上，二是政府的发展理念。

　　近年来，由于宏观经济的大形势，唐山的经济发展迅猛，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的建设却没有跟上。王子平曾跟唐山市的官员私下里提出批评，唐山严格来说算不上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只是个扩大了的工厂，从1个工厂变成3个工厂，再到8个10个，职工连带家属加上几个学校，整个城市是这样来的。他把整个唐山比作一个发了财的土财主，一味执迷于“买房子买地”，结果楼房从5层变8层，8层变20层，“除此以外还有什么”？

　　城市建设是唐山被诟病最多的地方。如果单纯从成绩单上看，唐山确实做得不错，经常被提到的是，由采煤塌陷区改造而成的南湖公园获得了“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和“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作”的赞誉。可是唐山人对南湖公园的成绩少有感觉，因为南湖的位置较偏。与此同时，凤凰山公园和大城山公园却日渐破落，裸露的山体让人以为这是在野外而不是城市的中心。这个对比是一个缩影。另外唐山建设高速公路的成绩也不错，可是高速公路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少有联系。

　　“唐山同其它资源型工矿型城市一样，城市发展的市场、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等基因都是先天不足的。备受唐山人民非议的‘国际会展中心’就是对唐山文化淋漓尽致的诠释。”唐山师范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孙秋生教授说。


地址http://www.yuwenonline.com/Article/renwen/gzgj/200607/4228.html

号码047

歌声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