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的背影——中国新诗1977—2000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08年04月24日 谢冕
重新开始的时间
“时间开始了。”
这是胡风的一个诗题。此诗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一年，距本篇文字所述的时间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1）欢乐的讴歌，真诚的祝愿，憧憬和希望，光荣和梦想，这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诗意。饱经忧患的中国人，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眺望黄土高原上初升的一道阳光，用激情的颂歌，迎接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历史的长河看，这的确是一个新的时间的开始。中国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作为一个独立、健全的民族站立在世界的东方，（2）这是开天辟地的大转折。革命和建设在新生的土地上进行，一切都是新的。新的一切改变着中国，改变着人民的生活，也决定着人民的命运。
但是，这新开始的时间运行得非常艰难曲折。有很多的鲜花笑语，也有很多的泪水血污。幸福伴随着苦难，破坏紧追着建设，在这段诗歌史之前，时间是那样地令人珍惜，又是那样地令人惊恐。（3）无休止的“革命”和“斗争”，无休止的“改造”和“批判”，使文学和诗歌无所适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过去之后，是一批又一批的诗人的“消失”。
最早消失的是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他们在一场莫须有的“反革命集团”事件中整体地消失。1957年火热的夏天，有一场如火如荼的“反右派斗争”，以艾青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再次同样整体地消失。再后来，就是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的狂风暴雨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写作者，对诗歌而言说是“一扫而空”也并不过分。中国已经没有诗歌，（4）要是有，那就是只剩下令人触目惊心的三个字：假、大、空。
这是个欲说还休的年月。叙述这段历史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要忍住那无尽的悲情，要用理性的冷静从乱麻中理出头绪。需要赶紧说的是，上边那些文字说到的“消失”，只是属于“成批”和“有形”的一类，并不包括那些零散的和无形的消失，而后者，其数量可能还要数倍于前。在这段诗歌历史开始之前，我们的历史是既欢乐又悲哀的，许多诗人(连同他们的诗)弥散在苍茫的风烟之中。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夹缝中寻觅那些失落的诗的踪迹。胡风以及和他一样以无保留的热情写过时代的颂歌的诗人，他们也许没有料到，正是他们所歌颂的曾经是辉煌的、后来变成严酷的时间，无情地扼杀了他们的歌唱。
幸好，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1976年的10月，如同当年胡风写《时间开始了》的那个时刻，中国人民终于拥有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时间。这就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通用的“新时期”的开始。而在这个新时期到来之前，中国经历了怎样的一个阵痛啊!那是一个大塌陷、大迸裂、大震荡的年月，更是一个大悲哀孕育着大欢喜的惊心动魄的年月！1976年是天崩地裂的一年。有一阵巨大的陨石雨袭击了中国的北方，空前的大地震使唐山几乎成为一片废墟，这场地震无情地夺走了数十万生命。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周的去世爆发了天安门前声势浩大的花圈和诗歌的大示威。7月，朱德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毛的去世引发了全民为之振奋的粉碎“四人帮”的大事件。民间有传言，是天怒人怨，是天塌地陷，是文臣武将，是左膀右臂的摧折!总之，一个时代从此结束了，从此结束了一个让人希望和欢喜又让人失望和悲哀的时代!
中国诗歌没有辜负这激动人心的岁月。《天安门诗抄》记载了人民的抗争和无畏、智慧和勇气。它证实，中国诗人不会在高压和残暴面前沉默。尽管人民手中没有枪炮，但是诗歌遵从了特定时代的要求，成为手无寸铁的人们以正义反抗邪恶的武器。以悼念周恩来的逝世而爆发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撰写了近代以来中国诗歌史最为壮丽的一页——
1976年，当那些喷吐着愤怒的诗篇出现在清明寒冷的雨雾中时，人们只是为大体是古老的传统体式中挟带的雷电所震慑。那是血与火铸就的斩魔的诗剑。这当然意味着诗歌人民性传统的恢复。然而，它并不意味着其他，特别不意味着诗歌艺术的复苏乃至全面的创新。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天安门前那呼啸的烈焰，点燃了一个诗歌新时代。（5）
中国在等待。等待随着政治形势的改变而导致的文学艺术(包括诗歌)的大变革。当然，从这里到那里，从这点到那点，从一个结束到另一个开始，这个过程不仅漫长而且充满艰险。中国是在阵痛中，中国在孕育着一个新的诞生。随后的年月所发生的一切事实，都在说明这个古老民族的积重有多深，前进的路上，特别是艺术和诗歌想要在旧有的阵式中突围的路上，所将遭遇的艰难险阻，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
一连串重大的政治事件造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大转折。在意识形态支配一切的年代，诗歌和文学的繁盛往往受制于政治的脉动。黑暗与光明际会的时刻，人们习惯地挑选他们熟练的诗歌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激情。政治抒情诗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人民喷发热情的恰当的形式。这个时期。是政治抒情诗的多产年月，出现了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光未然的《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
政治抒情诗是政治意识高扬年代的产物。它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为题材，以激昂、热烈、奔腾的气势，传达集体人群的共同情绪。政治抒情诗杜绝非群体性的情感，在那里，诗人充当了代言的先知，诗人是群情的引领者，诗人的歌颂之声往往是国家意识的一种传导。政治抒情诗的主人公是确定的，那就是虽然显得抽象却又不产生歧义的“人民”。诗歌的作者以他们的写作体现了“大我”的愿望和情怀而引以为豪。
全民政治情绪高昂的年代，适宜于宏大的叙事和群众性的场合，长篇政治抒情诗往往成为最富于鼓动性的方式。它适宜于传达和表现政治对于诗歌的整体期待：借此以呼唤和传递对于重大政治事件的热情。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量的群众性场合，政治抒情诗充当了宣传员和鼓动员的角色。郭小川和贺敬之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1976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再次激起了人们的政治热情，政治抒情诗理所当然地再次充当了传导和抒发这种激情的手段。遗憾的是，杰出的诗人郭小川没能为此贡献出他的诗篇，他在黑暗已经过去、曙光刚刚来临的时刻，告别了他所深爱的土地和人民。
一个旧的时代正在过去，一个新的时代正在诞生。对于诗歌而言，一个以群体的意志为主导的“集体抒情”的时代正在过去，经过一番激烈而痛苦的蜕变，以普遍的人性和受到尊重的主体性的诗歌实践，正在逐渐地取代业已定型的创作模式。从这里往后叙述的文字，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一个真正体现了时代精神并充分张扬个性的诗歌，正以自由、开放的姿态书写着中国诗歌史新的篇章。
悲喜交集的归来
时间是最公正的，时间将清算历史的错误，并调整社会行进的方向。“文革”动乱的结束，意味着新的时间的开始。百废待兴，首先是给那些受到错误待遇的生者和死者昭雪平反。被迫的流亡者和逃亡者的归来，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包括中国的诗歌)最为动人的一道风景。长达数十年的先后的离散，人们哀悼那些无辜的死者，庆幸自己还能看到天空晴朗的一天，尽管带着心灵和肉体的累累伤痕，（6）还是真情地感谢着重新开始的时间。
艾青的复出是这批归来者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事件。1978年4月3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艾青的《红旗》（7）。这首诗新意不多，但体现了艾青一贯清新明朗的风格。而它的出现这一事实所传达的意义，也许超过了诗的本身。至少在艾青这里，它表达的是，尽管历尽折磨，作为诗人，心依旧，诗也依旧；而对于中国诗歌界，则是一声响亮的宣告，中国终于又有了诗歌!
艾青把他复出之后的第一本诗集取名《归来的歌》，这名字有很强的历史感，它概括了整整一代中国诗人的命运。擦干身上的血泪和污秽，在新的时间里讲述灾难岁月的往事，讲一条活生生的鱼怎样变成了化石，讲一棵树怎样被奇异的风吹到了悬崖边上，讲滴血的趾爪在水泥墙上留下血淋淋沟壑的华南虎。（8）在这些带着愤怒的含泪的叙述中，我们发现了一直受到轻忽和否定的、久违的“个人”，个人的命运因苦难的叙述而得到呈现。
在中国新诗的历史中，“个人”(更多的时候被指称为“个人主义”)一直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它是一种与“集体”相对立的存在。前者总是渺小的和罪恶的，而后者总是伟大的和崇高的。理论肯定后者而贬抑前者，于是形成了中国诗中长时间的“忘我”或“无我”的状态。诗歌的“归来”首先是“个人”的归来。特定时期的社会悲剧，引发了普通人的命运沧桑的感慨。控诉和批判残暴的结果，无意间却突显了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注和尊重。当然这种关注和尊重并未超越社会谴责的层面。
但无论如何，这是归来者对于中国新诗史的意外的贡献。中国的诗人终于有机会在社会的失序和异常的背景下来谈论一己的悲欢了。我们因诗人的叙述而认识了中国历史的重负，以及底层的无助与受难。诗到底是立足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只有对于生命过程的真实体悟，他方可抵达众生。归来的诗不仅让我们认识了诗人的蒙难，而且通过它还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痼疾。
动乱结束，人们感慨唏嘘面对久违的一切，有一种梦一般的被埋葬的感觉。老友相对，彼此打趣是“出土文物”。“归来”的诗意对掩埋和发掘的主题非常敏感，除了被掩埋的化石，还有钻石：一种是对于失去的岁月的怀念，一种是对于顽强的生命的赞赏。世事的变迁常有异兆，那年华北某地常林乡民种地发现巨大的钻石，“常林钻石”于是成为抒发被掩埋与重新发现的情感的媒介。“不知道有多少亿年／被深深地埋在地里／存在等于不存在／连希望都被窒息”——艾青的诗讲发现者和被发现者一刹那的相遇：“两种光互相对照/惊叹对方的美丽”。（9）
与此类同，贝壳和珍珠的意象也受到诗人的钟爱。贝壳是离开大海的生命，寄托了这些幸存者悲哀的记忆。而贝壳中那些柔软的肉体，经历过痛苦的磨砺，却铸就了闪光的珍珠。所以，蔡其矫说珍珠是“贝的创伤”，是“痛苦的结晶、海的泪”。流沙河是一写、再写贝壳。艾青写《虎斑贝》：“在绝望的海底多少年／在万顷波涛中打滚一身／是玉石的盔甲保护着最易受伤的生命”。这些都是诗人对于生命的自我陈述。
是苦难的经历给过去贫瘠的诗歌注入了这么多新鲜的元素。在以往，因为只被允许“乐观向上”而显得异常单调的诗歌，一下子因涌进了这么多的悲怆和惨烈，而猛然变得空前地丰富起来，这真是应了“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话了。社会的动荡，家庭的离散，命运的惨痛，诸多因素的融合，归来的诗歌给中国新诗带来了意外的收获，这就是变贫乏为富足。
这些在各个时期离散的诗人的聚合，使被“极左”路线割断了的新诗传统得以恢复。宽容而公正的时间改正了历史的歧误，归来的诗人回归了接续了新诗的“五四”传统。他们的归来终止了对于新诗无休止的破坏，归来者的贡献在于新诗的建设。许多带着累累伤痕的归来者，都满怀希望地迎接了新的文艺复兴的春天。他们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创作上有一个新的开端，包括在艰苦岁月中九死一生的穆旦。（10）陈敬容的诗句最能代表这批归来者的不老的诗心：
怎能说我们就已经老去?
老去的是时间。不是我们!
我们本该是时间的主人。（11）
20世纪80年代是新诗伟大复兴的年代，伴随着随后就要谈到的新诗潮的崛起，也伴随着更加激烈的“朦胧诗”大论战，新诗摔掉了昔日的噩梦，进入了堪与“五四”相比美的相对自由、宽松的建设时期。这里所谓的建设，并不单指创作的繁荣，还有对于新诗历史的延续和修复以及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作。80年代最初两年，《九叶集》和《白色花》（12）两部诗选的编辑出版，是最有建设性的事件。
《九叶集》的作者们郑重重申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的理念，但又有他们的一贯的强调和解释：“这个生活既包括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题材，也包括生活在具体现实中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大小波澜，范围是极为广阔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诗人不能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描绘，而更要写出时代精神和本质来，同时又要求个人情感和人民情感的沟通。”（13）作为一个诗歌群体，“九叶”诗人除了具有深厚的中国诗歌传统之外，他们的西学基础同样深厚，特别是不同程度地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倾向。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这些诗人在当时时尚的文学潮流中是一个异数，他们长期受压制和被歧视。时代走向清明，“九叶”在新时期的阳光下伸展着浓郁的春意。后来，他们作为现代诗的前辈成为“朦胧诗”最有力的支持者。
集结在《白色花》旗帜下的人，是一批受到胡风影响并多少与之有联系的诗人。（14）他们也有自己的诗歌信仰和追求。他们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结合起来”，他们强调诗人的自我意识：“诗的主人公正是诗人自己，诗人自己的性格在诗中必须坚定如磐石，弹跃如心脏，一切客观素材都必须以此为基础，以此为转机而后化为诗。”（15）这是一群和前述《九叶集》的诗人们艺术追求各有尊崇的诗人，他们因胡风一案的牵连多少受了磨难，但他们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正气和良心，他们无愧于历史。绿原在《白色花》序言的最后说了如下沉痛的话——
本集题名《白色花》，系借自诗人阿垅1944年的一节诗句：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作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如果同意颜色的政治属性不过是人为的，那么从科学的意义上说，白色正是把自己身上的阳光全部反射出来的一种颜色。作者们愿意借用这个素净的名称，来纪念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为诗受难，然而我们无罪!（16） 新时期酝酿着一场气势壮阔的诗歌复兴。在这个高潮到来之前，这批满身心伤痕累累的归来者的劫后重逢，成为了动人心弦的前奏。他们以动乱惨烈时代中的个人血泪经历，谱写了中国新诗最真实的一页。他们又以与“五四”新诗传统对接的艺术经验弥合了惊人的文化断裂。他们以自己创作实绩结束了丑陋的由谎言和虚情充填的历史。归来者血迹斑斑的脚印，画出了中国新诗的一道希望的彩虹。
在新的崛起面前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始终处于危急的战争环境中，特殊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文艺选择了特殊的道路。日益严酷的内忧外患使一切都服从于生存的需要，不断推进诗歌和一切文学艺术的“革命化”，是此时中国唯一的可能选择。在一种庄严的承诺下，以“革命”的名义，对文学和诗歌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旷日持久的“一体化”的改造。新诗“一体化”的工作取得了空前的成效，“五四”时期那种个性各异的自由创造的流韵，已被荡涤殆尽。在“文革”结束之前，我们面对的只有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高度一致的诗歌。这是新时期到来之前的诗歌事实。新诗的一体化以诗歌的陷于绝境为代价。新诗走着一条愈走愈窄的险径。
但是，冰雪覆盖着春天的希望。就在“文革”最混乱的那些年月，处于绝望的诗歌正在孕育着新的萌动。早在“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社会上焚书毁乐的疯狂行动正在肆无忌惮地进行着，与此同时，相当多的知识者、特别是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已经悄悄地掀起了地下阅读的行动。除了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17）之外，知青自行油印或手抄的地下读物，也在悄悄地传播。
早在60年代初叶，北大和周边的学校—些思想激进的诗歌爱好者，已有类似诗歌群体的结社出现。（18）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遍布知青群落的各个角落，其中尤以北京知青聚居的白洋淀最为知名。（19）在新诗潮涌起之前，人们对已有诗歌秩序的厌恶以及对未来新诗的期盼，已是坚冰下面的潮涌，过渡期以自己的方式给人们以信心和希望。作为朦胧诗的先驱，前述那些地下诗歌社团的活动为新诗潮提供了有力的准备。囿于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那些诗歌作品多以传抄或自印等方式流传。
作为准备期的诗人之一，黄翔的写作起始于60年代。写有《独唱》：“我是谁，我是瀑布的孤魂，一首永远离群索居的诗。我的漂泊歌声是梦的游踪，我的唯一的听众是沉寂。”他的这些早期的写作已经显示出与当日主流诗歌的巨大差异。他的《野兽》，也是一篇狂野不羁的咒语，诗人自况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也是一只被野兽践踏的野兽，“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1968)。黄翔的诗秘密写作在异常的年代，后来以“启蒙社”的名义自印发表。他的诗表达了对这些年代的诅咒和憎恶。黄翔承继了新诗的浪漫激情，他的长篇抒情诗《火神交响曲》点亮了黑暗年代的希望的火光。
同样的时代，相似的年龄和经历，另一位诞生在战争环境中的诗人食指(原名郭路生（20）），也是准备期的有影响的诗人。黄翔以野兽自况，食指则自比疯狗：“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假如我真的成一条疯狗，就能挣脱这无形的锁链，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关于这首题为《疯狗》的诗，有人评论指出，“在食指这里，遍体鳞伤的悲歌中也含有彻骨的冷傲，而且，这种冷傲不是疯狂者的亢奋呐喊，而是在极境中至为清醒的自我获启”。（21）他的《鱼儿三部曲》以陷于绝境的鱼儿控诉了黑暗的年代；他以撕心裂肺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记述了动乱时代最惨烈的一幕生离死别：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波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绳线就在妈妈的手中
食指的诗在知青中广泛地得到传播。（22）评论指出：“郭路生的诗歌所体现出的强烈而健康的平民风格，使他能够闪电般炫目地突破×诗社和太阳纵队的求索者们极其狭窄的青年贵族圈子，锲入时代，以“文革”中特有的手抄本文学的形式广为流传。——郭路生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把一种狂飙突进的启蒙意识融人了中国人所熟悉的传统形式，他的诗节奏铿锵易于朗诵，仅从皮肤表面就能使人感触到血管。”（23）食指的诗歌在没有诗歌的年代点燃了一代人内心深处诗的火种，在新诗潮出现之前，他是一位启蒙者。他的诗继承了中国新诗理想精神，他成为了连接传统诗歌与新诗潮之间的一座桥梁。
诗歌的转机是伟大的时代赋予的。正如中国社会的转机最后总决定于政治因素一样，事情还是要追究到地动山摇的1976年，正是那一场殊死的政治决战，引发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也引发了中国文学和诗歌的新时代的到来。作为新诗历史的新的一页的象征性事件，其标志是由于一份名为《今天》的刊物的出现。说来凑巧，1978年中国开了一个决定命运的会议，《今天》的诞生也是这一年。（24）
《今天》的创刊号发表了由北岛起草的《致读者》，这篇发刊词代表了这批挑战者对于中国文学和诗歌的见解，其实就是一篇艺术革新的宣言。文章谴责了“精神的太阳”只能允许一种“官方色彩”的悖谬，指出“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注：《今天·致读者》见《今天》创刊号。内容如下：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
“五四”运动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本质来。
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弃。
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
《今天》有着非常鲜明的人文精神的关怀以及深刻的历史反思的批判精神，当然，艺术追求的现代性和革新倾向，更是他们关注的核心。
其实，《今天》并不是专门的诗刊，它也发表中短篇小说等其他文体的作品，但它的诗歌最引人注目，在它的周围集聚了一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诗人。北岛、芒克、舒婷、食指、多多、严力、小青、方含、江河、杨炼、顾城等这些后来代表了新诗潮实力的诗人，都在上面发表过诗歌。这些人在“思想一律”的年代偷吃禁果，那些被宣判为“毒草”的书籍，成为支撑他们在贫乏年代反抗精神禁锢的动力和信心。“地下阅读”丰富了他们的心志，也启迪了他们的自由精神。他们以反叛的姿态，在没有自由的年代向往自由的春天。
毋庸讳言，《今天》受惠于当时有利的政治环境。北岛自述，《今天》是在1978年那个特殊的背景下诞生并展开工作的。(注：北岛在回答采访时说：“当时这个背景和中共中央的权力斗争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邓小平想搞改革，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挑战，所以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今天》出版在12月22日。)《今天》虽然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它像是一个“孵化器”，成为随之而起的新诗潮的前兆。从当初在《今天》发表的那些诗歌作品可以看到，对于“文革”动乱以及个人迷信的批判，对于人文理想的张扬，对于人性自由的呼唤，以及在艺术上的着眼于横向经验的借鉴和汲取的强调，都是后来构成新诗潮的最基本的内涵。这样看来，《今天》的出现，以及在它出现之前的那些前驱者的奋斗甚至献身，都是新诗潮的准备。
所以，夫凡研究新诗潮的，都会把它和《今天》这个群体联系起来。正是由于《今天》勇敢的和富有创意的实践，为新诗潮的崛起提供了最有力、也最具开创性的经验。事实上，人们对于“新的崛起”的最初的关注，乃是由于《今天》的存在这一事实。这些诗篇最初出现在西单民主墙，出现在高校的校园，它的那些带着深刻的时代印记和刻痕的作品，以及前卫的艺术理念，给处于迷茫中的人们以希望。所以，说《今天》是新诗潮的摇篮也未尝不可，他们本来就是一体。
新诗潮拥有为数众多的诗人，他们是一代人，大体都有动乱时代家庭离散、流亡失学的经历，他们有受欺凌、受侮辱和受蒙骗的记忆，他们对于社会的变异和历史的歧误有鲜明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在灭绝人性的年代他们呼唤人的尊严和个性的发扬。上述这些，在他们的诗中体现为弃绝“假大空”的豪言壮语，排斥了铺天盖地的集体抒情，以及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把握，以“自我表现”的方式展示以往受到轻蔑的个体生命的体验或者是仅仅属于“小我”的隐秘感受。诗人获得了心灵的解放，他们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或宣泄情感和思绪(哪怕是仅仅属于一己的欢乐和哀愁)而不必听从于他人。
于是，新诗潮的写作者被批评者视为“目空一切”的“惹不起的一代”。（25）其实，许多后来者冷静地发现，支配包括北岛在内的那一代人的写作的，仍然有着自觉的庄严的承担，他们并不自私，而是立志要为时代代言，为一代人代言。年轻的挑战者甚至强烈不满他们的前行者那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无论是批判者还是企图超越者，心怀不满的人们都已经失去耐心。特别是那些批判者，他们把新诗潮目之为洪水猛兽，认为是于国于民都是“不祥的声调”。（26）
中国新诗一体化的过程历时太久，无形中培养了一代只能适应一种固定模式诗歌的读者和批评者。这些人的趣味和习惯是标准化了的，他们只认同一种受指定的单一的和排他的诗歌形态，他们不可能兼容其他。这样，他们在“大我”、“集体”、“明朗”、“乐观、”“歌颂”等等似是而非的戒律之下，自然无法忍受那些“异端”的挑战。一场激烈的论战就是不可避免的。
1980年4月南宁会议召开，会上爆发了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大论战。(注：最早使用“朦胧诗”概念的是章明。他在《令人气闷的“朦胧”》中说：“有少数作者大概是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对于这种现象，有的同志认为若是写文章就不应如此，写诗则‘倒还罢了’，但我觉得即使是诗，也不能‘罢了’，而是可以离榷、应该讨论的。所以我想在这里说一说自己的一孔之见。为了避免‘粗暴’的嫌疑，我对上述一类诗不用别的形容词只用‘朦胧’二字；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见《诗刊》1980年第8期。）会后，谢冕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这是最早公开支持“朦胧诗”的一篇文章。文章尖锐回顾了新诗走过的道路：
我们的新诗，六十年来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30年代有过关于大众化的讨论，40年代有过关于民族化的讨论，50年代有过关于向新民歌学习的讨论。三次大讨论都不是鼓励诗歌走向宽广的世界，而是在“左”的思想倾向的支持下，力图驱赶新诗离开这个世界。尽管这些讨论曾经产生过局部的好的影响，例如30年代国防诗歌给新诗带来了为现实服务的战斗传统，40年代的讨论带来了新诗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气象等，但就总的方面来说，新诗在走向窄狭。有趣的是，三次大的讨论不约而同地都忽略了新诗学习外国诗的问题，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受我们对于新诗发展道路的片面主张支配的。片面强调民族化群众化的结果，带来了文化借鉴上的排外倾向。（27）
《在新的崛起面前》肯定了“朦胧诗”最初的实践，主张对新的探索“适当地容忍和宽宏”：“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赶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再也没有出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28）
长期以来，新诗浸淫于一体化的进程中，到了“文革”，是近于绝域了。一旦新诗潮涌起，恍若密云的天空透进了一线炫目的光亮。这对于陷于庸常的诗界而言，不啻是一声惊天的雷鸣。批评界不意间以“崛起”相形容，一时成为一个“事件”。继《在新的崛起面前》之后，又连续出现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注：两篇文章分别载《诗刊》1981年第3期和《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诗刊》在发表《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时加了编者按语，原文如下：
这里发表的孙绍振同志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一文，是本刊自一九八○年八月开展问题讨论以来一篇较为系统地阐明作者理论的文章。作者在评价近一二年某几个青年诗歌作者及其作品时说：‘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他认为这个崛起的‘新的美学原则’有如下特点：1．‘他们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回避——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2．提出社会学与美学的不一致性，强调自我表现，理由是：‘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不应该把社会的(时代的)精神作为个人的精神的敌对力量……’3．‘艺术革新，首先就是与传统的艺术习惯作斗争’。作者向青年诗人指出“要突破传统，必须从传统和审美习惯中吸取某些‘合理的内核’，但又认为他们当前面临的矛盾主要方面还在于‘旧的艺术习惯的顽强惰性’。
编辑部认为，当前正强调文学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方向时，这篇文章却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希望诗歌的作者、评论作者和诗歌爱好者，在前一阶段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此文进行研究、讨论，以明辨理论是非，这对于提高诗歌理论水平和促进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都将起积极作用。)三篇诗论，不约而同地以“崛起”名题，这种巧合却也印证了中国新诗在衰颓中出现转机所给予人们的第一时间里的感受。
三个崛起的作者从社会的、历史的和审美的等不同的角度各自论证了朦胧诗出现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这些论述关涉到对新诗历史演变的总体评价，关涉到新与旧、古与洋秩序与陈习的关系，以及欣赏与批评的惰性等根本性的命题，在诗歌界乃至社会上反响较为强烈，这些因素导致了80年代初、中期对朦胧诗及其支持者的严厉批判，并被先后纳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精神污染”等政治批判中。（29）
但不论经历了怎样的挫折，朦胧诗提供给中国社会的巨大冲击，正逐渐地被历史所接纳和认同。新诗潮的一代的作者，他们以勇猛的、不拘一格的姿态写作的诗篇，正逐渐地成为中国不灭的记忆。人们终于欣然地认可了当年这个看来有点另类的“闯入者”——因为他们毕竟代表了一个重新开始的时代的声音。历史的天空记住了那些含着血泪的诘问和宣告：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30） 朦胧诗代表着对于时代的反省精神，它有着异常锐利的批判性。但若把它等同于简单的政治意识，则可能产生认识上的误差。朦胧诗究其实质是一次艺术的革新运动。当然，它的重要内涵是对于人性的关注：“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地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31）再就是对于现代艺术的倡导和实践，“诗面临着形式的危机，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法已经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32）
后新诗潮的挑战
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诗人直接的对于新诗潮的阐释，除了前引北岛和舒婷的片断叙述的以外，似乎在别人那里一切都来不及做，就这样，这个刚刚涌起的潮流，才是跳出来几朵绚烂的浪花，眼看着就要被后来的浪潮所淹没。这种“古怪”的、初见端倪的挑战，迎接了最初的质疑，随后是异常激烈的批判。这匆匆进行的一切，似乎来不及说一些类似“总结”性的话，又立即迎接了另一番挑战。不过这一次与前不同，论争双方并非“宿敌”，而是原先的“战友”。不论承认与否，这些新的质疑者是在新诗潮的影响下开始创作的，但他们又以不容置疑的方式急迅地“否定”了他们的前辈。
从1980年展开对新诗潮最初的质疑，到1983年前后电闪雷鸣般的批判，再到《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一共不过数年光景。这是一个急匆匆的年代。一种忙乱的节拍，映现着普遍的焦躁和肤浅。总是急于表现，总是急于“超越前人”，总是梦想着“开天辟地”。当日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没来由的坐卧不宁的那种焦躁的气氛。
人们日思夜盼的自由如梦幻般突然地降临。这种匆匆降临的、也许并不真实的幸福感让人手足无措。随之而生的焦躁和轻浮，也传染给社会最敏感的神经——诗歌。摆脱了长久囚禁的笼鸟，一旦拥有了飞翔的自由，有一种近于癫狂的无羁。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地充满喜剧性，在前边，对于新诗潮的批判正如火如荼，在后边，“pass北岛”的呼声已起于四野。那些攻讦新诗潮为“古怪诗”的论者，由于观念和理论的陈旧，已显示出回天乏力的疲惫，而这些来自原先营垒的挑战却是风头正健，它显示了一个更为让人目眩的局面的到临。
以对于新诗潮的挑战为标志，集结了被称为后新诗潮的新一代诗人。他们以各自自以为是的诗歌主张书写着各式各样的诗歌。这些诗歌的第一次集结式的展示，是前面提到的1986两报现代诗群体大展。（33）当然，新诗潮的那些代表诗人事实上并没有被取代，但的确原先的格局已因此产生变动。
中国新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大一统的诗歌格局，因新诗潮的出现而被改变。原先坚固的壁垒，由于“异物”的闯入，仿佛是在统一体中打进了一根粗粝的楔子，顿然有了一道巨大的裂缝。于是透进了新鲜的空气和明亮的阳光。新诗潮改写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它使原先的大一统的诗歌产生了它的对立物。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的多元时代的到来，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异质”的加入：从来不容置疑的“颂歌”之外居然出现了“我不相信”的宣告；从来都是集体大抒情之外居然出现了“自我”的个性召唤，如此等等。
尽管这种加入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它动摇了数十年精心经营的大厦的坍塌。但是，雄心勃勃的性急的新一代人，他们已经对新诗潮失去了耐心。他们质疑的首要目标是作为新诗潮核心的为时代代言的性质。这种性质体现了一代新人最为可贵的使命感。即所谓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34）。挑战者声称他们“只代表自己，我们无力代表一个时代”，他们致力于使诗歌“回到个人”。(注：于坚：在成都有人问我，是不是要和北岛对着干。我说，我不是搞政治的。我们和北岛实际上是两代人，他有他的生活方式和对诗歌的理解，我们却是另一回事。你无法把苹果和石头加以比较吧？韩东：我觉得还是可以比较的，因为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关键在于这种比较不能停留在“不同”上面。而应是我们是什么样的，又怎么做的。但这个问题对我而言仍然太大。我只知道自己。这也许就是一种根本方面的不同吧?于坚：某些北岛的研究者认为北岛代表了一个时代，这也许是有根据的。但是在我们，似乎只代表自己。我们不想也无力代表一个时代。韩东：这样做太费劲了。我们拒绝的正是那种抽象的对人的理解。正如你所说，我们只代表自己。这种使诗歌回到个人的愿望，是不能和几年前讨论的有关“自我”的命题相提并论的。“自我”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而“回到个人”就是回到你于坚、我韩东这样具体独立的人。原文载《作家》1988年第4期，见于坚和韩东：《在太原的谈话》。)他们说是“无力”，是一种谦辞，其实是“不屑”。这就等于剜去了新诗潮的心脏。以此为发端，开始了一个使诗歌脱离公众关怀而回到纯粹个人的时代。
在艺术表现上，新诗潮的最大贡献，在于引进意象表现等现代手法，造成了诗意的朦胧，从而在新诗的艺术领域展开了一场美学变革。而后来的挑战再一次瞄准了这一要害。他们向意象造成的罗列和雕琢，以及艺术的贵族倾向发难。非常醒目地提出口语写作的主张。“‘意象’!真让人讨厌，那些混乱的、可以无限罗列下去的‘意象’，仅仅是为了证实一句话甚至是废话。假如六十年前新诗的标志是白话文，那么今天应该再一次提出：新诗必须是白话文的新诗。再也不能容忍那些标签似的术语，退色的成语，堆砌铺张的形象，和充满书卷气、脂粉气的诗。”（35）
伴随着失序状态而到来的，是一个诗歌多元的时代。对此我曾说过：混乱造就美丽。牛汉把后新诗潮命名为“新生代”，他表达了前辈诗人的欣喜：“这里没有因袭的负担，没有伤疤的阴翳和沉重的血泪的沉淀，没有瞳孔内的恍惚和忧虑，没有自卫性的朦胧的铠甲，一切都是热的蒸腾，清莹的流动，艺术的生命……没有他们认为的上代诗人那种对世界的不信任感和忧虑感。诗的不羁情绪有了广阔的空间，有冲击和渗透心灵的威力，激发人们去联想，去梦想，去思考，去垦拓，去献身。”（36）
作为一个新的转型，后新诗潮为中国新诗提供了诸多新的可能，其与新诗潮对比，最重要在于如下这些迹象：即，从集体到个人，从外在到内心，以及从贵族到平民。这些诗歌表现庸常的人生，从情调到语言都力主平民性和口语化。但是作为核心的变化，则是重新寻求生命的真谛。（37）对于新诗而言，这同样是一次惊天巨变。
个体的自由，语言的口语化，结构的松散，内容的切近日常生活，摒弃了可憎的豪言壮语，从此再也不确认权威，诗歌再度成为人人均可把握的文体，这对于禁锢已久的诗歌而言不啻是一个福音。但在这挣脱一切束缚的过程中，诗歌的庄严寄托以及诗意的缺失却是无可挽回的遗憾。当诗变成人人都可为所欲为的时候，诗歌的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
90年代的市场经济使物质和享乐成为社会的主调。物质的丰盛与精神的贫乏构成了反差。急迅的节奏和匆忙的生活，挤走了仅剩的若干诗意，快餐文化和影视节目夺取了人们的剩余时间。人们渴望诗歌能够丰足他们的精神空间，但是诗人无为。同样情景，读者和批评家的愿望，又在自负而又自信的诗人那里构成了逆反。诗歌是在一味地“繁荣”着，而读者又是一如既往地在“等待”着和“失望”着。在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诗歌在人们的期待中按照自己的逻辑，造出了无尽的诗歌事实，而读者的不满几乎与日俱增。
失去约束的诗歌，可能会带给诗人以极大的创作自由。但过度的自由对诗的伤害可能是致命的。当诗失去了节律和韵致，当诗不再以精美的构思和优美的旋律打动人的时候，人们要问：诗还存在吗?这是由来已久的问话，它是中国人心头的“结”，时间愈久，结就愈紧。在物欲横流而人们又无暇顾及的今天，人们只能无奈地把问话留给遥远。
20世纪即将退潮的时刻，来自麦地的诗人海子在一个寒冷的凌晨，写下他的悲伤的、也是最后的诗句——
在春天，野蛮而悲伤的海子
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
这是一个黑夜的孩子，沉浸于冬天，倾心死亡
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38）
海子的诗歌及其死亡具有象征意义。他在这首诗中反复强调的“就剩下这一个”“最后一个”具有隐喻性，甚至就是一句谶语。他是一个智慧的诗人。在多年以前，他已经预感到诗歌的这种令人担忧的倾斜。“作为一个诗人，你必须热爱人类的秘密，在神圣的黑夜中走遍大地，热爱人类的痛苦和幸福，忍受那些必须忍受的，歌唱那些应该歌唱的”。“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39）这最后的一句话，提前回击了此后一些人认为诗只是语言技艺的主张。
海子是中国坚持到最后的一位浪漫诗人。他的生活方式和诗歌理想是超然的，当人们在讨论诗歌应当向下的时候，他却把目标定在高处。他绝对不能认同那些流行的说法，他反对仅仅把诗歌定位在修辞上。海子主张“伟大的诗歌”，而不是平庸的诗歌。“在伟大的诗歌方面，只有但丁和歌德是成功的，还有莎士比亚。这就是作为中国诗歌目标的成功的伟大的诗歌。”（40）
他的存在与世俗并不相容，甚至是格格不入。他陷于痛苦的深渊而不能自拔。以诗人的敏感，他已经“看到”了随后愈演愈烈的沉陷。他最后只能有这样的选择。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为他不忍心看到随后就将出现在中国大地的暗黑和鲜红。他选择他热爱着又心疼着的春天与人世永诀。关于海子的死，有许多的传闻和猜测。一个人最后选择自已结束生命，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当然更有复杂的难以言说的原因。但这种年轻的死亡的确令人悲痛。(注：关于海子的死，这里引用他的挚友骆一禾和西川的说法。“从浪漫主义诗人自传和激情的因素直取凡高、尼采、荷尔德林的境地而突入背景诗歌——史诗。冲力的急流不是可以带来动态的规整么?用数学的话说：两点之间的最短距离是直线。……这就是1989年3月26日的轰然爆炸的根源。”(骆一禾：《海子生涯》)“关于海子的死因已经有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其中大部分将证明是荒唐的。……他所关心和坚信的是那些正在消亡而又必将在永恒的高度放射金辉的事物。这种关心和坚信，促成了海子一生的事业，尽管这事业他未及最终完成。他选择我们去接替他。”(西川：《怀念》)以上引文出处见注46，第305页、第308页。)
可是，这种死亡的悲剧还在延续。海子去世之后、骆一禾日以继夜地整理这位天才朋友的遗稿。1989年5月13日写完《海子生涯》。1989年5月14日凌晨，骆一禾脑血管大量出血倒地不起。这位海子的挚友同样地拒绝了这个可诅咒的夏季。他在北京天坛医院昏迷十八天之后，于1989年5月31日去世，时年28岁。（41）“最后来临的晨曦让我们看不见，让我们进入滚滚的火海”，（42）他的死亡也是他的诗所预言的——
留下天堂，秋天肃杀，今年让庄稼挥霍在土地 我不收割 留下天堂，身临其境 秋天歌唱，满脸是家乡灯火 这一年春天的雷暴不会将我们轻轻放过（43）
1989年6月10日，永远难忘的悲哀的夏季，空旷而肃飒的长安街上，行走着一辆孤单的灵车。他的老师和朋友再一次为年轻的诗人送葬。他们也送走了充满幻想的激情而浪漫的岁月。 心不会被隔绝
时间制造欢乐，时间也制造悲情。从20世纪50年代的隔绝到现在，时间又悄然度过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隔海的浓浓的乡情，诉诸笔墨也难尽意。70年代，一位诗人在炮声的间隙中听到了海浪的喧腾：“一个浪对一个浪说过来／一个浪对一个浪说过去／说了三十年只说一个字／家”，海水迷蒙处，似是母亲端来洗澡水，用手抹去母亲脸上的水珠——
却抹来满掌的皱纹
满掌冷冷的铁丝网（44）
隔绝的时代终于被冲破。1981年高准的《葵心集》从境外传入国内。(注：1981年北京大学叶蜚声教授访美归来，转交汪景寿教授给谢冕的信，并高准的《葵心集》。汪在信中说：“这里向你推荐的是台湾诗人高准，属于年轻一代的乡土诗人，为台湾当局所不容，政治上向我靠拢。他的《葵心集》在台湾被禁，亟想在国内出版，请你过目，看看有没有可能性。叶兄说，较易实现的是请你从中选几首，荐给《诗刊》，最好有《诗探索》大主编——即谢冕同志——作一短文，略加评介。为此，把爱荷华中国艺术创作中心所撰高准的背景材料一并带去。一切由叶兄面陈，拜托。”汪景寿的信写于旧金山，1981年9月20日。)高准是最先打破坚冰的人。1981年12月6日《美洲华侨日报》和1982年1月9日《参考消息》都对高准的访问大陆作了报道。《美洲华侨日报》新闻说——台湾著名诗人高准，7日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赴中国大陆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高准原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1979年9月曾来美参加衣阿华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前途座谈会”，同时参加的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作家萧乾和毕朔望等人，造成了海峡两岸作家的首次正式聚会。
他此次前往中国大陆访问，是自7月中旬中国作家协会发表欢迎台湾作家往访声明之后的第一人。高准表示：“我是中国人，中国本来就是我的!我从不承望的就是要以中国人(而不是持外国护照)的身份公然地去大陆再公然地回台湾。”因为这本来就是他应有的权利。
经久折磨人的乡愁终于在20世纪最后的年月得到释放，尽管这个过程是艰难曲折的。时间又过了几年，台湾诗人向明的文章再一次见证了两岸诗人聚会的又一个历史性的场面。向明回忆香港诗人犁青为这样的聚会所做的努力：
1988年1月15日洛夫和我应《文学世界》的邀请赴香港访问，其时正值广州《华夏诗报》在广州召开珠江电视诗会，有来自北京、上海、福建及香港的著名诗人。当能来香港，犁青见状，乃特别回到香港于1月17日在他府上接通长途电话由洛夫和我与从未谋面、但却心仪已久的大陆著名诗人白桦、张志民、野曼、向明等通电话，互相问候道好，相约会面时期等，时间长达一小时。这是当年传遍全国包括台湾的海峡两岸诗人首次“热线对话”。大陆诗人兴奋异常，我和洛夫则激动不已，那真是历史的一刻。（45）
一道浅浅的台湾海峡，造成了近代以来同胞离散的最大悲情。但上述两件事实说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不能割断亲情的往来。心的向往会成为无可阻拦的智慧和勇敢。国家的统一需要待以时日，而文学和诗歌却能超越时空的局限创造奇迹。亲同骨肉的中国诗人不仅在文化的血缘上，而且在诗意的融会上，都有着难以隔绝的情感心理上的勾通。诗歌能创造奇迹，诗歌能够先于政治意识实现民族和睦。
这一时段的台湾诗歌，经历了50、60年代的现代诗论战，此时已趋于平静。（46）台湾诗歌在经历了现代派的冲击之后，获得了一番现代艺术观念的洗礼，显得更为成熟。一些有影响的诗人正悄然调整自己的艺术方位，从中国诗歌传统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以丰富创作。也许是因为沟通日益频繁，乡愁却是日益浓重。余光中关于乡愁的那些名篇，如《民歌》、《乡愁》、《乡愁四韵》均作于70年代，洛夫的名篇《边界望乡》也是这一年代的作品。这些表达民族的心灵“内伤”（47）的作品，同样是20世纪悲情的记忆。
由于长久的阻隔，两岸诗人互不了解。80年代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政治形势宽松，各方交流亦有加强。为了增强相互了解，大陆方面在资料奇缺的情况下，率先出版了第一本《台湾诗选》，这是1980年。过了不久，再编《台湾诗选》（二），这是1982年。而后，两岸三地多有致力，先后有多种介绍台湾、香港及澳门的诗选出版。就台湾诗歌的选本而言，有纪璧华编选的《台湾抒情诗赏析》(香港南粤出版社，1983)、非马编选的《台湾现代诗四十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犁青编选的《台湾现代百家诗》(漓江出版社，1990)等。
与此相关的是诗人的互访和各种会议的召开，长期互不了解的情况有了根本的改善。
世纪绝唱
本章文字的记述始于1977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这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年代，讲到惊心动魄的充满希望的1976年。从那时到20世纪结束，这意味着中国新诗将要走过它的百年历史。回望世纪沧桑，反顾新诗从诞生之初到现在所经历的艰难险阻，自有一份难以言说的复杂心境。这一年，也就是1977年的4月18日清晨4时，何其芳在心脏病复发后口吟七律《偶成》：
天涯芳草碧如茵，无复追风与绝尘。
花若多情应有泪，臣之少壮不如人。
笑看鼠辈如山倒，能令龙骖晓日新。
敢惜蹒跚千里足，还教田野踏三春。（48）
何其芳于1977年去世，这诗可能是他的绝笔。诗人生于1912年，1936年与卞之琳、李广田合作《汉园集》时他才24岁，是何等才华横溢的年轻!他把青春和才情留给了逝去的岁月，写此诗时虽然多情依旧，他已步履蹒跚，毕竟已是一派黄昏景象了。
又是一个世纪末。世纪末预示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对于中国诗歌而言，可能更意味着一种无以摆脱的沉重。一个又一个为中国诗歌作出贡献的诗人，都选择将自己的声音留在永远的20世纪。我们只能怅惘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苍茫的风烟中。(注：这是一张长长的名单，我们不忍列举所有的名字，因为他们是我们可亲可敬的老师和朋友。这里只是列举：穆旦(1977)、何其芳(1977)、李季(1980)、袁水拍(1982)、萧三(1983)、田间(1984)、胡风(1985)、俞平伯(1990)、冯至(1993)、邹荻帆(1995)、汪静之(1996)、徐迟(1996)、艾青(1996)、苏金伞(1997)、张志民(1998)、冰心(1999)、昌耀(2000)、金克木(2000)、卞之琳(2000)……)
我们的怀念牵萦着一个世纪远去的背影。开始的时候，诗人们以满心的喜悦迎接了新的时间，而后在这个时间里经受无尽的磨难，终于有了悲喜交集的归来(有的人再也没有归来)。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泪水和血污写成的诗的历史。我们要在这卷文本下限的2000年，保留下这个世纪最为典型的一个身影，这个身影由历时久远的苦难和同样久远的等待所构成。他是诗人昌耀，这位50年代流放在青海高原的囚徒，曾经渴望温饱和自由，渴望心爱的女性的抚慰，却不能静享这迟到的安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一位他所深爱的女子从遥远的江南来到病榻旁，她送来了一束红玫瑰。最后是泪流满面的诀别。经受着剧痛的诗人在病榻上写下他一生中最美丽、也最痛心的诗篇《一十一支玫瑰》：
三天过后一十一支玫瑰全部垂手默立，
一位滨海女子为北漠长者在悄声饮泣。
这诗写在2000年3月15日。这是诗人的绝笔。至此，诗人可能感到该见的、该写的都已如愿，他已不再留恋。2000年3月23日他以决绝的方式结束生命。(注：卢文丽：《追忆昌耀老师》。“昨天，我听到了千里之外传来的噩耗，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2000年3月23日上午9时45分，您那颗坚强的心停止了跳动。”“现在，一切可能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一个电话能够毁灭那么多东西。我的枕边是那本《昌耀诗选》，封面是熟悉的脸庞：瘦削、仁慈而刚毅。扉页上是熟悉的笔迹：一笔一划，十分工整。我的桌上是几天前您嘱人转交的诗篇——《一十一支玫瑰》。这束临别时捧给您的祝福，此刻又回到了我的手中，它们是如此宿命而哀绝。”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2月。燎原：《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2000年3月23日清晨7时，当时年65岁的他在肺癌的侵扰中，从医院三楼的阳台朝着满目的曙光纵身一跃，他定然是听到了天堂召唤的晨钟。是写于1990年1月22日《极地民居》中那神秘的谶言让我们再次惊悚。他是在什么状态下于十年前就已知晓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65岁的人生阳寿，而又那般的镇定和自负?呔——‘一弹指六十五刹那无一失真’!”《昌耀诗文总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昌耀远去的身影让我们怀想充满苦难的20世纪：诗人因诗而获罪，又因诗而获荣。就昌耀而言，他把20世纪的苦难经历、才能和智慧，全部的丰富性，都浓缩在他的诗中。
诗人把他一生的心血熔铸在青海高原，他的经历和他的追求造就了一个个性突显的诗人。昌耀的语言文体是奇兀的，他“承袭了高原民族艰难生态中的那种心理滞涩，体现着与当代主流文化畅晓、典雅审美趣味相反的格调。以洪荒感、酷烈感、狞厉感，以及荒旷粗悍中的风霜感，从本质上映现着他之不愿获得现代心灵安慰，也绝不与世俗性生存认同的精神姿态”（49）。
20世纪造就了许多苦难，苦难也磨练了众多的天才。世纪的经历犹如一列火车抵站，另一列火车又呼啸着冲向烟雾迷蒙的远方。20世纪的结束使全体的中国诗人有一种爱恨交加的依依之感。这个战乱和动荡中逝去的世纪，终于在它最后的年月还生活的安宁与写作的自由于中国人民。诗人辛笛辞世于新世纪，他是安详地“听着小夜曲离去”的。（注：这是辛笛的诗题，原诗如下：“走了，在我似乎并不可怕/卧在花丛里静静地／听着小夜曲睡去/但是，我对于生命／还是有过多的爱恋/一切对于我都是那么可亲可念／人间的哀乐都是那么可怀／为此，我就终于舍不开离去。”辛笛于2004年1月8目在上海逝世。)
新世纪的第一年，诗人曾卓病中赋诗《没有我为明坐的火车》：他对世界充满了眷恋，他要乘坐火车“去寻找温暖和记忆/到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去寻找惊异、智慧和梦想”。他的诗引发了同样在病榻上经受着折磨的诗人公刘的灵感，他作《不是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回应，他回忆了受到生活虐待的痛楚之后说：“可见不是没有我不肯坐的火车，可见也不是不管它往那儿开；唯一得感谢火车的是，它教我踏遍了人生的大小站台。”再过一年，诗人野曼与曾卓、公刘做了唱和：《也有我不肯坐的火车》：
这一生我第一次害怕坐上火车
是因初生的共和国火车猛烈颠簸
最惊心的是整列火车轰然出轨
万千迷信上帝的众生化为淤泥（50）
始于眷恋而终于反思，这些关于火车的唱酬，凝结着对于已经过去的世纪的刻骨铭心的记忆。通过火车的意象，概括了他们的欢乐、痛苦和期待，是对于刚刚过去的世纪的诗的概括。三位诗人关于火车的叙述，都是从个人生命的体验出发的。曾卓保持了天真的记忆和信念，公刘的意象中混合了苦涩与无奈，野曼则赋之以整体的批判意向：向往火车的呼啸前行，又惊悸于它的失控越轨。总体而言，这就是对于20世纪中国的简约凝炼的勾画。
这是又一个世纪之交。在整整一百年前，那时的意象不是火车，而是舟船。上个世纪的第一年，即1901年，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过渡时代”。他说：
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语其大者，则人民既愤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是政治上之过渡时代也；士子既鄙考据辞章庸恶陋劣之学，而未能开辟新学界以代之，是学问上之过渡时代也；社会既厌三纲压抑虚文缛节之俗，而未能研究新道德以代之，是理想风俗上之过渡时代也。（51）
梁启超的理想已在一个世纪的动荡中逐步成为现实。中国人民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中国现在虽然仍有积重，然而已初步富强，社会正在逐步走向开放和民主，人民也享有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多的自由。诗歌原是心灵的飞翔，诗歌的自由没有边界。记得也是整整一百年前，即1899年的12月31日，这位中国改良主义的先驱者、诗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一年多之后，正乘船由东方向着西方航行。那是19世纪的最后一个夜晚，也是20世纪的最初一个黎明，平时很少写诗的梁启超，在波浪滔天的太平洋上写下跨越世纪的《20世纪太平洋歌》：“少年悬弧四方志，未敢久恋蓬莱乡。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乃于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腊月晦日之夜半，扁舟横渡太平洋。其时人静月黑夜悄悄，怒波碎打寒星芒。”诗人思及祖国前途，心不能静，“满船沉睡我彷徨，浊酒一斗神飞扬。渔阳三叠魂潜伤，欲语不语怀故乡。纬度东指天尽处，一线微红出扶桑。”（52）他终于在太平洋的狂涛巨浪中迎接了20世纪的第一线阳光。
多灾多难的20世纪已经过去，那些为中国的命运祈祷和奋斗的大师也已走远。他们的离去，给我们留下一片空旷。在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欢乐今宵”，我们将用什么来填补这无边的空旷?新世纪给我们留下的是新的思考和新的忧患。
注释：
(1)《时间开始了》是一部系列抒情长诗，胡风作首章《欢乐颂》，原载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开头是这样的：时间开始了/毛译东／他站到了主席台正中间／他／站在地球面上／中国地形正前面／他／屹立着像一尊铜像……
(2)上引《欢乐颂》结束于如下这些逐渐短促而又逐渐加强的句式：“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从此站立起来了!”“站立起来了!”正是突出了这种民族历史性“站立”的主题。
(3）何其芳写于1952年至1954年的《回答》诗中就出现“惊恐”一词：“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动：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
(4)1978年1月，邵燕祥写了《中国又有了诗歌》：“还我笔，还我歌喉，我要唱人民的爱憎，革命的恩仇”；1980年，郑敏在香港《秋水》发表《诗啊，我又找到了你》。可见，诗在中国曾经“堙没”和“失踪”。
(5)谢冕：《中国最年轻的声音》。引自《谢冕文学评论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32页。
(6)以艾青的一段经历为例，可以看到那些被流放的诗人的一教遭遇。[俄]R．E．切尔卡斯基这样叙述说：“他们住的地方没有床，五年多都睡到地窝子地上，睡在没有阳光、没有电灯的黑暗之中，在那里他的右眼失明了”，“艾青当了打扫厕所的‘清洁工’。……艾青已经是快六十岁的人了，但是为了老实‘改造’，他还得天天去打扫厕所：夏天，天气炎热，臭气逼人；冬天，寒风刺骨，破冰掏大便。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见切尔卡斯基《艾青：太阳的使者》（宋绍香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176页。
(7)原文是：“火是红的，血是红的，山丹丹是红的，初升的太阳是红的；最美的是在前进中迎风飘扬的红旗!”
(8)这里分别指艾青的《鱼化石》、曾卓的《悬岩边的树》和牛汉的《华南虎》诗中的意象。
(9)艾青：《互相被发现——题“常林钻石”》。蔡其矫和流沙河也都以常林钻石为题写过诗。
(10)1976年12月29日，穆旦给好友杜运燮写信，鼓励杜要像春蚕吐丝那样写作：“何况你没有到那种时候，可就不吐丝了，多么可惜!对我说，是要和者多一些，减少寂寞之感。现在你可坐在家里弄文件的翻译(一种糊口活)，条件是便于弄弄诗，我倒希望你不止是这一首。调子回到从前的，取消了你上次写的那种民歌加旧诗的词句，这是我觉得可喜的一点。思路也开展些，不过也有些truism，如：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大干的冬天，之类。主要的在于太说理，忘了形象的完整；说理多则动人少。”李方：《挚友心语》，《诗探索》，2006年第3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88页。
(11)陈敬容：《老去的是时间)，此诗作于1979年3月14日。
(12)《九叶集》，收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是、袁可嘉、穆旦九人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出版。《白色花》，绿原、牛汉编。此书收阿垅、鲁藜、孙钿、彭燕郊、方然、冀方、钟渲、郑思、曾卓、杜谷、绿原、胡征、芦甸、徐放、牛汉、鲁煤、化铁、朱健、朱谷怀、罗洛等二十人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
(13)袁可嘉：《九叶集·序》，出版见前注。
(14)绿原在《白色花·序》中说：“胡风先生作为文艺理论家，他对于诗的敏感和卓识，以及他作为刊物《七月》、《希望》编者所表现的热忱和组织能力，对于这个流派的形成和壮大起过了不容抹杀的诱导作用。”见《白色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3页。
(15）（16)绿原：《白色花·序》，《白色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4页，第9页。
(17)萧萧在《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中说：一位在河北白洋淀地区插队的原北大异端思想“共产青年社”读书圈子成员后来回忆道：“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当时最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见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4月版。第11页。
(18)参阅牟敦白：《×诗社与郭世英之死》及张郎郎《“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见廖亦武：《沉沦的圣殿》。出处同注17。陈超在《“×小组”和“太阳纵队”：三位前驱诗人——郭世英、张鹤慈、张郎郎诗歌论》中亦有论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
(19)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芒克是个自然诗人，我们十六岁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白洋淀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历来有强悍人性之称，我在那里度过六年，岳重三年，芒克七年，我们没有预料到这是一个摇篮。当时白洋淀写诗的人，如宋海泉、方含。以后北岛、江河、甘铁生等许多诗人也都往那里游历。”“1973年以后的诗人就多了。史保嘉、马佳、杨桦、鲁燕生、彭刚、鲁双芹、严力等等。其间我还见到了更老一辈的牟敦白，他和甘恢里、张郎郎一代，属于从60年代就开始艺术活动的。”同上注，第199页。
(20)林莽：《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生于新中国诞生的前夜。1948年11月母亲在行军路上分娩，故取名郭路生。”同注17，第109页。
(21)陈超：《冰雪之路上巨大的独轮车》。见《中国先锋诗歌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49页。
(22)一位当年和郭路生在一起的知青回忆说：“郭路生的名声和诗歌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附近的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的杏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郭路生的诗很快如春雷般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他的诗不但在陕西内蒙广为传抄，还传到黑龙江兵团。于是，不断有人给郭路生写信。有索诗的，有谈诗的，有对诗的，更有崇拜他的女性写信求爱并寄来照片的。”戈小丽：《郭路生在杏花村》。同注17，第68页。
(23)廖亦武：《沉沦的圣殿》第二章《平民诗人郭路生》引言。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4月版，见该书第53-55页。
(24)北岛于1992年6月6日在伦敦大学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接受采访时说：“我想当时整个的背景，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了。《今天》一共出版了9期，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的12月，实际整整两年。以后我们就赶紧地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9月份成立，当然进行了一次民主选举。选出文学研究会的编委。所以9月份到12月份之间又出了3期文学资料。另外，我们组织了两次比较大型的朗诵会，在1979年的4月8号和1979年10月2l号，这两次朗诵会也可以说是1949年以后唯一的。”刘洪彬整理：《北岛访谈录》。见《沉沦的圣段》，第334页。
(25)艾青：《从“朦胧诗”谈起》：“他们对四周持敌对态度，他们否定一切、目空一切，只有肯定自己。他们为抗议而选择语言，他们因破除迷信而反对传统，他们因蒙受苦难而蔑视权威。这是惹不起的一代。他们寻找发泄仇恨的对象。‘崛起论者’选上了他们。”见姚家华编：《朦胧诗论争集》，学苑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67页。
(26)孙犁语，见《诗刊》1982年第5期《读柳荫诗作记》。原话是：“这些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流行声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神化自我——实际上这是一种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的人民群众之外的，带有悲剧性的幻灭过程。”
（27）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17日。
（28）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文章，姚家华编有七百余篇的不完全的目录，见学苑出版社的《朦胧诗论争集》。对朦胧诗的批判文字，较系统的有郏伯农的《在“崛起”的声浪面前》(载《诗刊》1983年第6期)、程代熙的《致徐敬亚的公开信》(栽《诗刊》1983年第11期)、柯岩的《关于诗的对话》(载《诗刊》1983年第12期)等。
（29)北岛：《回答》。载《诗刊》1979年第3期。 （30)舒婷：《人啊，理解我吧》。见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文学社，1985年，第21页。
(31)北岛为《上海文学》“百家诗会”所写的诗观。见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北京大学文学社，1985年。
(32)这里指的是由《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徐敬亚在《86诗歌大展20年后说》中说：“1986年12月21日，《诗歌报》与《深圳青年报》分别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中国现代诗流派(引者注：原文如此)大展’的第一辑与第二辑(分别为两个整版)。10月24日，《深圳青年报》刊发了第三辑(三个整版)。总计7个整版(新五号字)，按当时的统计是13万字。全部三辑共发表了64个诗歌流派、一百余位诗人的作品与宣言，以及我写的‘前言’《生命：第三次体验》及《编后》。”徐的文章载《诗歌报月刊》2006年11月总第15期。
(33)顾城：《一代人》，原载《星星》1980年第3期。
(34)王小龙：《远帆》。见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第106页。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1985年。这篇文章中还有如下一些话：“北岛等人的诗在许多青年的作品中投下了影子。大学生们差点向舒婷唱起《圣母颂》。”“另一些青年走了出来。他们把‘意象’当成一家药铺的宝号，在那里称一两星星，四钱三叶草，半斤麦穗或是悬铃木，标明‘属于’、‘走向’等等关系，就去煎熬现代诗。”
(35)牛汉：《诗的新生代》。原载《中国》1986年第3期。
(36)徐敬亚在《生命：第三次体验》中说：“这是空前混沌和空前澄澈的局面。一方面非理性的喧响传达了色彩纷呈的生命意念，充满躁动；另一方面，人摆脱了一切外在的束缚，仿佛恢复了天地开创之初的净明。”“分裂再一次发生，但这似乎是最后一次人自身内部中上帝与魔鬼的分裂。这将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徐敬亚著：《崛起的诗群》，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309-310页。
(37)海子：《春天，十个海子》，此诗写于1989年3月14日凌晨3点—4点。海子是新诗潮之后最为杰出的青年诗人。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5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城外的高河查湾。1979年15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1983年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哲学教研室任教。1989年3月26日，他在河北省山海关卧轨自杀。
(38)海子：《我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周俊、张维编《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84页。
(49)海子：《诗学：一份提纲》之《伟大的诗歌》。见周俊、张维编《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64页。
(40)骆一禾，1961年2月6日生于北京，祖籍浙江临安。少时曾从父母在河南农场劳动。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3年毕业，分配到《十月》杂志社任编辑。
(41)骆一禾：《壮烈风景》。见《海子、骆一禾作品集》，南京出版社，1991年7月版。 (42)骆一禾：《灿烂平息》，同注49。
(43)罗门：《遥望故乡》，作于1975年。
(44)向明：《微笑诗人——犁青》。见卡桑、黄自鸿编《犁青先生年表》，香港汇信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30页。
(45)1956年1月，纪弦发起成立“现代派”，在此之前于1953年2月成立“现代诗社”。纪弦以“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为号召。并提出著名的“现代派六大信条”。1954年3月，罩子豪、钟鼎文、余光中等发起组织“蓝星诗社”。1954年10月“创世纪”诗社由张默、洛夫、痖弦等发起并创办《创世纪》诗刊。至60年代有文晓村、王在军创立的“葡萄园诗社”，林亨泰等发起的“笠诗社”。
(46)语见洛夫的《边界望乡》：“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
(47)《台湾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1980年4月，共175页。《台湾诗选》(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1982年7月，共237页。
(48)见《何其芳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63页。
(49)燎原：《高地上的奴隶与圣者》，《昌耀诗文总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第33页。
(50)曾卓的诗作于2001年10月18日。公刘的诗后注：2001年11月7日初稿，11月14日改定于安徽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2002年2月25日《华夏诗报》145期刊出。野曼的诗原题是《也有我不肯坐的火车》，《诗刊》2002年12期发表时题目改为《我昼夜兼程的追寻》。
(51)梁启超：《过渡时代论》。原载《清议报》83册，1901年6月26日。见夏晓虹编《粱启超文选》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266-267页。
(52)粱启超：《20世纪太平洋歌》。见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殷炳昌：《饮冰室全集点校》第6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本诗最初发表于1902年2月8日《新民》第1号，第3734-3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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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0-12-17 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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