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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7 1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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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述现象，夏正楷等通过对西拉木伦河流域全新世以来地貌形态的演化分析了古遗址的移动原因，他们认为：(1)河流阶地的发育造成了西拉木伦河流域古遗址的垂直迁移。8000a B．P．～6500a B．P．，该流域现代水系初现雏形，地貌表现为宽广的山间黄土堆积平原，兴隆洼～赵宝沟时期的居民活动在黄土平原和周围山麓地带。6500a B．P．前后，流域内河流水系形成并发生强烈下切，黄土堆积平原被侵蚀分割为黄土台塬及河谷，红山～小河沿时期的居民活动在由黄土平原演变而来的黄土台塬上，也开始向新生的河漫滩发展。4000a B．P．前后，河流继续下切形成今日的二级阶地、河漫滩，为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提供了更为适合的生活场所。1000a B．P．前后，河流再下切，形成今日的一级阶地，辽代遗址主要分布在这一位置。(2)黄土与西拉木伦河流域史前文化的水平迁移。原始农业对黄土依赖性强，由此造成不同时期的文化分布存在差异。兴隆洼～赵宝沟时期，生产方式多样性，对黄土依赖性较低。红山时期，河流下切加剧，黄土堆积被严重侵蚀，人类主要集中到河谷黄土地带活动。小河沿时期的遗址进一步收缩到水热条件较好的区域。夏家店下层文化为定居农业社会，其活动范围集中到西拉木伦河以南的黄土区。夏家店上层文化为畜牧业经济，对黄土依赖大不如前，遗址扩大到了黄土区以外。(3)沙地进退与史前文化的演变。西拉木伦河流域自晚更新世形成广泛的沙地。其中，科尔沁沙地曾多次扩大或缩小。第一次大规模的收缩出现在8000a B．P．～5000a B．P．，此时正值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最佳期。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兴起。沙地首次扩展出现在5000a B．P．～4000a B．P．，气候恶化引起沙地复活扩大，导致农业迅速衰落，在考古上表现为小河沿文化分布缩小。沙地的第二次收缩出现在4000a B．P．～3300a B．P．，这是大暖期中又一较适宜期，良好的气候有助于植被恢复和土壤发育，促进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农业的发展。沙地的第二次扩展出现在3300a B．P．～2800a B．P．，时值全新世大暖期结束，气候恶化，沙地再度复活，农业衰落，畜牧业取代了农业[22]。
西拉木伦河流域古遗址的高度变化及频率与遗址的平面摆动基本同步。这一现象明显与地貌的变化相关。夏正楷等提出的解释非常重要，它们不仅在理论上成立，而且对解读西拉木伦河流域环境变迁以及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方式有积极意义。特别是他们提出的第一、第二论点与本文统计结果非常吻合，结果可互为参照。
四、遗址结构与堆积
1．聚落规模
兴隆洼～赵宝沟时期的聚落规模在2万平方米左右。其中，兴隆洼文化的聚落最大达6万平方米[23]；赵宝沟文化最大的聚落为9万平方米[24]。这一时期，聚落布局规整有序，有些聚落周边建较浅窄的环形围壕，壕内建有成排的方形、长方形半地穴式房屋，从几十座到百余座不等，最多达200余座[25]。房屋面积大小悬殊，以兴隆洼遗址为例，最大房屋140平方米，最小仅10余平方米[26]。红山文化的聚落规模进一步扩大，晚期阶段出现规模惊人的中心聚落和祭祀遗址群[27]。聚落结构延续前一时期的格局，个别出现双重围壕，内建半地穴式方形、长方形房屋，大小比例依旧相差悬殊。在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富河文化较大的聚落也达到数万平方米，房屋百余间[28]。小河沿文化的聚落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发现有的遗址面积1万～2万平方米，内建半地穴式房屋数十间。房屋平面形状从以往的方形、长方形一变为圆形、椭圆形。特点是房屋小型化，反映出社会和家庭结构出现了变化[29]。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最大达到几十万平方米，新出现夯土建筑的围墙和宽大的围壕，突出了防御功能，晚期出现了土坯墙、石墙、夯土墙和白灰面建筑。房屋分半地穴式和地面式，圆形房屋成为主流，双连间套房出现。在赤峰西山根城堡发现成排的圆形房屋72间，小者直径2米左右，大者超过10米，后者位于城中重要位置[30]。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堡非常普遍，分为两类：一类分布在辽宁凌源、阜新一带，城堡建在山顶或平地上，间隔几十公里；另一类分布在以赤峰为中心的英金河、阴河流域，城塞间距1公里左右，有的仅间隔200～300米[31]。城堡规模大小不一，大者超过10万平方米，小者仅2万～3万平方米。也有的在大的城堡周围建小的子城堡；或若干城堡构成一组，内有一座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堡。城堡的普遍出现凸显了对设防的重视，也使人类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展。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聚落和房屋与夏家店下层接近，如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面积为25万平方米，其规模可见一斑[32]。房屋分窖穴、半地穴、平地起建三种，平面分为圆、方两类。
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聚落表现出规模逐步扩大的趋势，这是该地区人口密度不断提高，定居生活不断完善，农业经济比重增长，社会结构逐渐复杂化的反映。
2．文化堆积
遗址文化层的厚度和堆积次数能够直接地衡量人类的居住时间及活动规模。兴隆洼～赵宝沟时期的聚落均座落在处女地上，堆积较浅，文化层厚半米左右，内涵单一，绝少文化层叠压、打破现象，表层均被现代土层覆盖。有人曾就兴隆洼文化聚落的使用时间作过推算，认为当时的木构棚屋仅能维持一代人左右使用[33]。实际上，这一时期的聚落延续时间不可能如此之短。以兴隆洼遗址为例，该村落在建成使用后，曾先后经历过两次大的重建或改建，在改建过程中基本保持聚落的原有结构。但是，随着人口增长，最后不得不将房屋扩展到聚落原设计区域以外。如兴隆洼遗址第三期的多数房屋修建在第一期聚落西北段围壕外侧，房屋面积明显缩小，密度加大[34]。目前，尽管我们尚不清楚这些聚落最终延续了多久，但它们的确是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突然被遗弃，居民迁徙他处，原居址从此杳无人烟，荒芜至今达数千年。赵宝沟文化的聚落变化不大，但个别遗址发现有被较晚的遗迹单位叠压、打破现象，估计从这一时期开始了对聚落点的连续使用，但尚不十分普遍。
红山文化时期的遗址文化层一般厚50厘米左右，最厚超过1米。一些遗址发现累积2～3个时期的文化堆积，聚落连续利用率较前一阶段明显提高。红山文化晚期，聚落职能出现分化，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聚落形态和规模呈现更加稳定的局面。小河沿文化的遗址堆积在30厘米上下，活动规模较红山文化似有某种程度的弱化。但在大南沟发现的氏族墓地达100座以上，说明当时的定居生活还比较稳定[35]。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活动规模显著加强，这时期的文化堆积普遍厚达2～3米，有些达5～6米[36]，最厚者竟超过10米[37]。大甸子遗址面积6万平方米，墓地内发现墓葬804座，是长期定居生活的结果。在赤峰点将台遗址，房屋布局井然有序，房屋基址层层相叠，上下层房屋基本保持在相同位置，最多达4层。这些地面式建筑的居住面经过多次修补，有的达7层之多，并且有的将地面涂红。墙体使用夯土、土坯、石块建造，分为单层墙体和双层墙体，前者的房屋有方有圆，后者均为圆形[38]。类似现象也见于喀拉沁河东遗址，那里发现5座房基层层叠压，厚2.4米。其中，1号房墙面使用土坯；2号房墙面先抹草泥、再涂石灰；3～4号房墙壁涂抹石灰；5号房墙壁仅简单地涂抹黄泥，可证土坯墙最晚。5座房屋的墙壁和居住面经过数次翻修，长期使用[39]。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堆积普遍降到0.5米左右。在克什克腾旗龙头山发现了石围墙祭祀建筑，墙内文化堆积多达3层，是长期使用的结果[40]。
西拉木伦河流域不同时期的文化埋藏显示，这里的聚落经历了从早期的单一文化利用到后来被多个文化的先后循环利用，使用期限不断延长。这期间，重要的阶段变化有两次，一次是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阶段，表现为稳定程度的明显提高。另一次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到夏家店上层文化阶段，表现为稳定程度的相对减弱。
3．动植物遗存
兴隆洼文化出土的兽骨主要有鹿、狍、猪，后者无明显的驯化迹象。在兴隆洼遗址还发现了野猪祭祀坑、藏鱼窖穴及骨鱼镖、鱼钩等渔猎遗迹和工具[41]。赵宝沟遗址发现动物11种，其中鹿的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分别占总量的66％和51.5％。其次为猪，鉴定认为其形态近野猪，但也有家畜提法。联系到红山时期，猪仍具有野生的性状，以野猪的可能性为大。经对赵宝沟出土兽骨统计并经换算，从这些兽骨可得纯肉约2300公斤[42]，可见肉类在当时的食物构成比中占有较大比率。此外，在兴隆洼和赵宝沟等遗址还发现了炭化的胡桃楸、李属籽实及桦树皮等，说明当时的采集经济也占较大比例。
红山文化出土的兽骨仍以鹿、猪为主，特别是猪仍被认为具有较多的野生性状[43]。富河沟门遗址出土兽骨占遗物总量的1／3，经鉴定它们均为现代东北动物区系中的山地森林动物，未见大型草原奇蹄动物和大型食肉猛兽，更无家畜。其中，鹿类占50％，野猪、狗獾分别占17％和9％[44]。小河沿文化工作不多，南台地发现了葬犬，为驯化动物。大南沟墓地随葬的骨器占工具总量的33.3％，颇能说明一些问题[44]。
夏家店下层文化出土的兽骨有猪、犬、羊、牛、鹿和兔等，后两者为野生，余皆家畜。这其中，猪为数最多。以建平水泉遗址为例，该址出土猪骨约占兽骨的一半[45]。有学者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动物有一大的变化，即鹿科动物明显减少，表明当时聚落周围的景观环境有较大改变[46]。夏家店上层文化出土兽骨变率不大，有马、牛、羊、猪、犬、鹿、獐、狼、狐狸、熊、兔等。其中，前5类属家畜。特别是马已被驯化，用于驾车或骑乘[47]。在夏家店下层和上层的遗址中均已发现人工栽培的谷物[48]。
从兽骨的资料分析可见，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有大的转变，家畜品种的驯化和完善化可能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最终实现的。牛、羊的驯化时间有可能晚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晚段。
五、人地关系的讨论
1．以渔猎～采集为主阶段
兴隆洼文化、包括时间更早一段的素面筒形罐时期，西拉木伦河流域人口密度低，对土地的开发和利用能力有限，农业迹象非常不明显，对环境尚不构成大的影响，人类生业经济还停留在以渔猎～采集为主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普遍流行石磨盘、石磨棒，传统上它们多被视为粮食加工用具。实际上，这种工具的使用功能非常杂。从时间上看，石磨盘、石磨棒出现并普遍流行于农业经济欠发达期，一旦农业栽培成为主要的经济手段后，它们却突然衰落，并很快消亡，这已成为一个明显的文化现象。因此，将其作为野生坚果、野生植物籽实的加工用具似乎更为合理。目前，在兴隆洼文化中尚未发现有农业栽培和家畜饲养方面的证据。反之，动物骨骼和生产工具的研究则证明其渔猎～采集经济发达。尽管我们不怀疑兴隆洼时期已有可能掌握了一些初步的农业栽培技术，但即便有，估计也还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与兴隆洼文化相比，赵宝沟文化在聚落形态、人口密度和动植物遗存等方面均未表现出大的进步。突出的变化是赵宝沟文化的磨制石器增多，特别是磨制石斧增加，新出现磨光鞋底形石耜和零星的石刀。在赵宝沟遗址，几乎每座房屋都发现了石斧、石耜，据统计，这两类工具约占大型石器的40％[49]。经对赵宝沟遗址出土石器的微痕观察，多数被认为是农业工具[50]，但根据何在尚缺乏模拟对比分析。估计赵宝沟时期的农业经济比重可能较前一时期加大，但兽骨分析的结果并不支持这一推测。
孢粉分析和古植物学研究表明，8000a B．P．～6000a B．P.，西拉木伦河流域为典型草原亚地带，广泛分布温暖性夏绿阔叶林木，气候温暖偏湿。兴隆洼～赵宝沟时期，聚落周围为阔叶林、针叶～阔叶混交林与草原过渡带环境，表明当时人们对森林仍有较大的依赖性，这也是农业经济欠发达的一个标志。兴隆洼、赵宝沟遗址发现的炭化胡桃楸果实，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51]。
2．农业形成期
红山文化时期，以赤峰为轴心的文化重心区已浮出水面。随着气候环境的好转、地貌的改变，地势略低的河谷台塬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人类对环境的作用和影响力也在加强，土地承载力和供养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在这一大的背景下，人类定居点已不再频繁更迭，重复利用率提高，生活更为稳定。在生产工具方面，自赵宝沟时期出现的磨光石耜更为普及，此类工具有利于加强人类对河谷台塬的开发，有效地组织生产。特别是用于收割的桂叶形穿孔石刀普遍被发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农业比重的增加。红山文化的陶器形态、种类与黄河流域非常接近，这是两地文化交流的结果，在这一接触过程中，红山文化不可避免地会接受中原地区农业文化的影响。加之赤峰周边黄土深厚，水热条件较好，对发展农业比较有利，红山时期人口向这里辐集当是这一文化背景的反映，这个事件的背后也就是赤峰农业重心区形成的过程，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农业经济大体在这一阶段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对这一阶段的农业经济成分还不宜作过高估计。首先，截止目前为止，尚未发现红山时期的农作物遗留；二是家畜饲养方面的证据也并不乐观；三是红山文化仍保留一定比例的石磨盘、石磨棒、打制石器和细石器工具，说明渔猎～采集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仍扮演着一定的角色。
与红山文化大致同时的富河文化集中在乌尔吉木伦河流域。该文化陶器种类单一，生产工具全部为打制的大型石器和细石器，以砍砸器、亚腰石锄及大量石镞为主，制作技术相当规范，形态固定。大量兽骨证实当地的环境属于山地森林景观，其经济成分表现为纯粹的渔猎～采集经济。
小河沿文化人口密度降低，大概与气候恶化、土地承载力降低有关。孢粉分析表明，5000a B．P．前后，落叶阔叶林开始减少，适应性较强的桦树和喜温干的松树扩大，中温性草原占据低丘陵地，气候可能向温千方向发展[52]。小河沿文化的石器工艺还是比较进步的，流行磨制条形斧、梯形锛及石铲等；另一方面，骨梗刀一类复合工具比较常见，估计其经济状况与红山文化大体持平。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自小河沿文化始，作为衡量农业生产重要标志的磨光石耜突然匿迹。至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农业经济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却也不见此类工具的复苏，对此该作何解释?同类现象也见于黄河流域[53]。耐人寻味的是，这一现象与前面对石磨盘、石磨棒的解读颇为类似。
3．农业繁荣期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数量是红山文化的5倍，但这不足以说明其人口规模也扩张了5倍。实际上，夏家店下层文化有相当部分的城堡是与聚落对应存在的。可是，即便我们将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减半，其人口的大幅增加也是个不争的事实。另一变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极明显地集中到赤峰周边地区，使得这一区域的人口密度达到空前的水平。随着人口的膨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聚落不仅继续占据着缓坡丘陵和山梁，也全面开始了对河谷台塬、河漫滩的开发。聚落规模进一步扩大，堆积极其丰厚。如此的发展规模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定居生活持续稳定、人类活动频繁扩大的写照。这一现象深刻地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力达到空前程度，为解决和维持赤峰周围的高人口密度，惟一的办法就是提高土地供养力，而农业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惟一可行的途径和手段。赤峰是黄土覆盖密集区，地理位置偏南，水热条件较好，也为夏家店下层农业文化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生产工具门类齐全，有打制的亚腰石锄、磨制的石铲、石刀、石镰，还有少量的细石器。在敖汉旗大甸子(M117：2)及其他遗址发现有这一时期的谷类标本，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一时期，猪、犬已被驯化，并经常作为殉葬品出现；牛、羊尚处于家畜化过程中，驯化时间可能略晚。总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经济有了长足进展，总体水平已接近中原地区。但是，考虑到西拉木伦河流域特殊的地理环境，我们还很难在同一层面上比较两地的农业生产活动。另有一个信息值得注意，这一时期的鹿科动物明显减少，这从另一角度证实，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明显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投入，随着农业活动的增加，对遗址周围的地表植被产生了很大的破坏，并由此波及到周围地区的生态链，甚至于影响到了动物种群的结构。
4．半农半牧经济
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仅为夏家店下层的6成，考虑到后者的遗址构成，夏家店上层文化人口是否下降了4成还是个迷。此外，在空间上也看不出遗址布局有多么大的改变，绝大多数遗址仍集中在赤峰周边。要说变化，一是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出现零星的遗址；二是遗址所在位置有向海拔略高处移动的迹象[54]；三是文化埋藏量大幅下降，其活动规模无法与夏家店下层同日而语。这一时期的生产工具基本为磨制品，有石斧、石锤、双孔石刀、盘状器、杵、臼等，铜工具和武器已很普及。有学者指出，夏家店上层文化不见石锄，仅有收获用的石刀，是农业经济比重降低的表现[55]。孢粉分析结果是，在3000a B．P．左右，北方地区曾有低温干燥过程，气候转入干冷，这一不利因素有可能对当时的农业生产造成一定影响。
目前，学术界较多的意见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经济成分表现出从农业转入畜牧业的形态。但也存在一些完全相悖的看法：如有人认为这一时期属于半农半牧经济；有人认为是畜牧业；甚至有人认为是农业经济；或一部分以农业为主，一部分以畜牧业为主。
仅从目前的考古资料出发，尚看不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经济活动有从农业到畜牧业的剧烈变更。首先，这一期间的绝大部分遗址仍云集在赤峰周边及老哈河流域，表明其居民对黄土仍存在很大的依附性，长久以来形成的农业传统大概不会在短时期内消失殆尽。有学者曾指出，如果说夏家店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之间出现了从森林到草原的重大生态改变，或者说二者的经济形态发生了从农业到畜牧业的巨大转变，那一定会在遗址的动物种群方面有所反映[56]。比如牛、羊、马等食草类动物比例大幅增加等。但截止目前，尚看不到这方面的证据。因此，还不能确定这一时期的经济发生过巨大转变。
本文倾向于这样的认识，气候的再度恶化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农业经济确实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纬度偏南、水热条件稍好的河谷地带仍能维系一定比例的农业生产。而在纬度偏北、海拔略高、水热条件比较差的区域，畜牧业比重有可能在逐渐增加。如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畜牧业有可能成为主要经济支柱。鉴于此，我们比较认同夏家店上层文化属于半农半牧经济结构的认识。假如不是这样，那将很难解释，凭借单一的畜牧业经济，何以支撑和供养赤峰周边地区与夏家店下层文化接近的、庞大而密集的人口!但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得出的半农半牧式经济结构突出了地带性色彩。
六、结语
1．自8000a B．P．～2300a B．P．，西拉木伦河流域的生业经济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兴隆洼～赵宝沟文化以渔猎～采集为主的时期；红山文化的农业成长期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繁荣期；以及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地带性半农半牧期。
2．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真正的畜牧业经济大概是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以后才出现。历史地看，即便是在以后，西拉木伦河以南至长城沿线地带仍长期属于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但在不同的时期，其经济构成会有所波动。
3．生业经济的改变与环境、气候变化强相关。8000a B．P．～5000a B．P．，为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适宜期，农业比重逐渐加大。小河沿文化进入萧条期，一般认为这与5000a B．P．的气候恶化有关。4100a B．P．～3500a B．P．前后，环境状况好转，自南而北的文化影响增强，进入农业繁荣期。3000a B．P．以降，气候再度干冷，农业经济有所衰退，形成地带性半农半牧经济。以上变化大致以千年为尺度，呈现冷暖交替的格局。
4．地处昭盟高原的西拉木伦河具有“生业边界”的功能。这里地处蒙古高原边缘，大致以西拉木伦河为界，南北区域环境差异显著，这不仅影响到两地的古文化面貌，也波及到各自区域内的生业。但目前还缺乏对南北两地聚落的深入比较，因此在解读上还存在一些困难。
附记：本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49831008。
注 释
[1]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见证——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
[2]贾兰坡、尤玉柱：《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考古学报》1973年2期。
[3]a．谢飞：《从环渤海地域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进程看新石器文化的诞生》，《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b．金家广、郁金城：《南庄头与华北平原一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4]同[3]。
[5]简报见杨虎：《敖汉旗西台新石器时代及青铜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
[6]有明确地层叠压打破关系者。
[7]这里不讲文化发展谱系，仅指其逻辑序列的先后。
[8]富河文化是分布在乌尔吉木伦河流域，与红山文化并存的一支地域文化。
[9]各文化的绝对年代请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14c年代数据集》及其他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恕不一一。
[10]郭治中：《内蒙古东部地区新石器一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11]在林西白音长汗遗址发现兴隆洼文化房屋打破素面筒形罐类遗存的层位关系。参见[10]。
[12]《敖汉旗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个别遗址略超出本文设定区域，特别是在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特此说明。
[14]考虑到敖汉旗发现的赵宝沟文化遗址有60余处，显然我们检索的遗址数量偏低。估计赵宝沟时期的遗址数量至少与兴隆洼文化持平，或略高。
[15]据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富河文化遗址间距2公里左右。参见：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内蒙古文物资料选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遗址数据资料得到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文化局支持，将数据读取到地图的工作是在北大考古系博士研究生魏峻帮助下完成的，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17]李非、李水城、水涛：《葫芦河流域的古文化和古环境》，《考古》1993年9期。
[18]同[10]。
[19]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南台地赵宝沟文化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1期。
[20]如克什克腾旗上店、翁牛特旗小转山等遗址的海拔高度均超过1000米。
[21]如翁牛特旗大南沟、克什克腾旗上店等墓地的海拔高度超过1000米。
[22]夏正楷、邓辉、武弘麟：《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文化演变的地貌背景分析》，《地理学报》第55卷，2000年3期。
[23]敖汉旗北城子聚落遗址。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98)，文物出版社，1999年。
[24]敖汉旗赵宝沟遗址。
[25]同[23]。北城子遗址在围壕内建构房屋214座，分为11排。
[26]敖汉旗兴隆洼遗址。
[27]辽宁建平与凌源交界处的牛河梁遗址群。
[28]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的范围为300m×200m。
[29]辽宁省博物馆、昭盟工作站：《辽宁敖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3期。
[30]徐光冀：《赤峰英金河、阴河流域的石城遗址》，《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
[31]中日考古合作研究考察组：《辽宁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石城址测量及有关遗存考察》，《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辽宁省考古研究所、(日)中国考古学研究会，文物出版社，1997年。
[32]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8期。
[33]岗村秀典：《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居住形态》，《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辽宁省考古研究所、(日)中国考古学研究会，文物出版社，1997年。
[34]刘国祥：《兴隆洼文化聚落形态初探》，《考古与文物》2001年6期。
[35]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编著：《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8年。
[36]赤峰点将台遗址文化层厚7米，喀喇沁旗大山前遗址文化层厚6米，均以夏家店下层堆积为主。
[37]郭治中：《内蒙古东部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38]刘晋祥：《赤峰市点将台青铜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1991年。
[39]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组：《辽宁建平县喀拉沁河东遗址》，《考古》1983年11期。
[40]同[32]。
[41]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10期。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聚落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1期。
[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43]大贯静夫：《环渤海地区初期杂谷农耕文化的进展》，《东北亚考古学研究——中日合作研究报告书》，辽宁省考古研究所、(日)中国考古学研究会，文物出版社，1997年。
[44]徐光冀：《北方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
[45]张镇洪：《建平县水泉夏家店文化遗址兽骨研究》，《考古与文物》1989年1期。
[46]见[43]。
[47]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1期。
b．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1976年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七)，文物出版社，1983年。
[48]在敖汉旗大甸子和克什克腾旗龙头山发现有谷物遗存。
[49]见[42]。
[50]a．朱晓东：《赵宝沟聚落遗址石器的微痕观察》，《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b．刘晋祥、董新林：《浅论赵宝沟文化的农业经济》，《考古》1996年2期。
[51]孔昭宸、杜乃秋、刘观民、杨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距今8000～2400年间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地发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科学出版社，1996年。
[52]见[51]。
[53]裴李岗文化时期流行鞋底状石耜，仰韶文化时消失不见。
[54]据吉林大学考古系滕铭予教授见告，他们在赤峰地区半支箭河的调查显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
遗址有向高处移动的迹象。
[55]见[43]第153页。
[56]见[43]第149页。
来源：http://q.sohu.com/topic/2901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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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7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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