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玉田县志》以及保存于玉田民间的一些族谱，对几幅古人撰写的楹联颇感兴趣。这些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楹联，浓缩着玉田县厚重的文化底蕴，展示着古代贤明人士的理想与追求，值得仔细品味。抄录下来，附以粗浅的注释和分析，希望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
楹联之一：
阳伯雍种玉以来，士多怀瑾握瑜；
薛文清毓秀之后，地可比邹望鲁。
这幅楹联原来书写于玉田文庙（又称儒学）之内，作者佚名。楹联囊括了流传于玉田县的两个传说：一是阳伯雍种石得玉的传说，一是明代大儒薛瑄（即薛文清）降生于玉田教谕署的传说。
阳伯雍种玉的传说出自东晋干宝所著《搜神记》，大意是：阳伯雍为避战乱从洛阳而来，落户于无终山，见山路上的行人常常饥渴难耐，便挑来泉水，供大家饮用，一连坚持了好几年。神仙被他这种多行善举的精神所感动，就送给他一把石子。他种下石子，生出五双美玉。后来，他用这些美玉作聘礼，娶来一位美丽而又贤慧的媳妇。天子听说此事感到很奇异，封阳伯雍为大夫。无庸讳言，这一传说的核心是歌颂急人所难、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楹联中所说的“瑾”、“瑜”原指美玉，这里用来比喻美德高风，屈原《楚辞·九章·怀沙》中就有这样一句：“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大意是：虽然拥有高尚美好的道德，却困窘得不知到哪里去展示。
另据《玉田县志》记载，明太祖洪武年间，山西省河津县的薛贞被派到玉田县担任儒学教谕之职，与夫人齐氏同住在教谕署内。不久，齐夫人生下一子。这男孩在降生时竟然像水晶那样通体透明，从外面就能看清体内的五脏六腑。《明儒学案》描述得更加具体：家人看到这样一个婴儿都很惊异。他祖父听到婴儿的哭声，说了这样一句话：“非常儿也！”并为这个新出生的孙子起名为薛瑄。到了嘉靖年间，另一位玉田教谕钱通在公署内竖立一统碑，即《薛文清公碑》，因为这通碑刻的字迹就像铁勒石板，所以一些文人雅士将他定为玉田县“内八景”之一：“铁板石字”。
薛瑄长大后在河南乡试中名列第一，摘取了解元的桂冠；第二年参加会试，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后他主持正义，清廉自守，建树颇多，官至礼部尚书。他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缔造者，著有《读书录》22卷，《薛文清集》24卷，后来均被收入《四库全书》。死后谥文清，自明朝万历年间起从祀孔夫子庙庭。楹联中所说的“鲁”是指孔夫子（圣人孔丘）的降生地，“邹”是孟夫子（亚圣孟轲）的降生地。
了解了两个典故的来龙去脉，也就明白了楹联的基本内容。上联的大意是：从阳伯雍种玉之后，玉田县的读书人个个具备美德高风；下联的大意是：自薛文清降生以来，玉田县可以跟养育了孔子、孟子的邹地、鲁地相比。把上下联连在一起，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字：玉田县地灵人杰。
楹联之二：
位列官裳，当无玷官裳，贪酷则玷；
官为父母，必如真父母，节爱则真。
这一楹联出自玉田知县缪思启之手。据《玉田县志》记载：缪思启是云南省曲靖县举人，万历三十八年来任玉田县令。在任期间，他“明敏慈慧，多所建置”，不但把县内的儒学（或称文庙）修葺一新，还编纂了《玉田县志》——这是有史以来玉田县第一部地方志。他为县衙大堂题写了两个大字：“节爱”，这两个大字一直保留到清光绪年间；还在屏风上题写了上述楹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缪思启死后，祀于玉田名宦祠。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两代，一当进入官场，朝廷就会按你的品级发给你官服、官帽、官靴。穿上官服，站在朝廷命官的行列当中，你就必须时刻警戒自己：不能玷污了这身官服！假如只顾往自己的腰包里搂钱（贪），对百姓不讲仁义（酷），那就等于玷污了官服，理应淘汰出局，甚至绳之以法——这就是上联的大意。
再说下联。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县令（或称知县）是最接近老百姓的政府官员，故有“父母官”之称。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是博大渊深的。但是，许多父母官只知道盘剥压榨，巧取豪夺，对百姓如狼似虎，哪有一点“父母”的味道？针对这种严重的社会问题，缪知县在楹联中警戒自己：即然当的是“父母官”，就必须“真如父母”。绝不能挂羊头卖狗肉，以父母为名，行虎狼之实。那么怎样才算得上“真父母”呢？他用两个字来回答：节爱。节，也就是节制自己的私欲；爱，对百姓多施仁爱。
把上下联连在一起，这幅楹联的大意是：身穿官服，千万不能玷污这身官服。假如贪脏枉法，不施仁政，那就等于玷污了官服；作为父母官，必须作出父母的样子来。节制自己的私欲，对百姓多献爱心，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父母官。
楹联之三：
真劈开义利一关，便算胜人学问；
须认得是非二字，方堪华国文章。
这幅楹联原本书写在玉田城内经州书院的讲堂门口。玉田书院为什么起名为经州书院？原来，在金朝与北宋对峙时期，玉田县一度归宋朝管辖，改名为经州，虽然时间仅仅一年左右，却发生过一些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许就是这个缘故，清朝道光年间兴办的玉田书院，定名为经州书院。
这幅楹联与古代知识界所倡导的“文以载道”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大意是：如果对义与利能够作出正确区分，就算是掌握了高人一筹的学问；只有把大是大非辨别清楚，才能写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好文章。在讲堂门口书写这样的楹联，显然是为了警示莘莘学子：不能就书本说书本，从文章到文章，一定要把建立正确的义利观和是非观当作读书学习的首要任务。
义利观是中国传统伦理观的基本问题之一。所谓义，是指道义、正义，或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所谓利，就是名誉、地位、权力、金钱等个人私利。义利观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作为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之一的“见利思义”，或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乃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至于是非观，也就是要以真理和正义为标准，分清楚哪是对哪是错，哪是好哪是坏，进而做出正确的抉择。
这幅楹联的作者是曾任经州书院主讲的陈华。陈华，安州举人，清朝道光年间曾任玉田县教谕。卸任时已满七十岁，因学问渊博，德高望重，被聘为玉田城内经州书院的主讲。后来，他和他的后裔都定居于玉田城内。
楹联之四：
留地不能，且留心地；
投王未肯，权投药王。
此联载于《玉田县王氏族谱》。王氏家族于明朝万历年间从迁安迁徙到玉田县鸦鸿桥镇河东村，清代名医、《医林改错》的作者王清任就是这个家族的第九世孙。撰写这幅楹联的是王清任的五世祖——王凝机。
要弄清这幅楹联的含意需要交待一下时代背景。王凝机生活于清朝初期。那时，清朝统治者为了奖赏皇亲贵戚以及有功之臣，推行了野蛮的“跑马占圈”政策，京畿（北京周围）各州县大批汉族士民的土地房屋一夜之间变成了旗人的囊中之物。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无着，只好“投充”给旗人当奴仆。一些汉人地主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或受旗人的欺诈和诱惑，自愿或被迫“带地投充”，成为旗人的“庄头”。对于清朝贵族集团的这些野蛮政策，许多汉族士民进行了抵制，王凝机就是其中的一员。
据《玉田王氏族谱》记载，王凝机，字介公，岁贡生（3），是鸦鸿桥河东村王氏家族的五世祖。虽然没曾作官，却也是个声望颇高的人物。“鼎革初，家犹小裕。及行圈地，公不肯投充，遂圈地几尽，乃设药肆”——王家原来比较富裕，地亩不少。可在清朝入主中原、推行跑马占圈的野蛮政策期间，旗人逼迫他“带地投充”。他拒绝了种种诱惑与威胁，坚决不做旗人的奴仆。在耕地被旗人圈走后，他开了个小药铺借以谋生。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懑，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在药铺门口书写了上面这幅楹联。
药王，指古医药家孙思邈。孙思邈出生于西魏时期，经历了北周、隋、唐几个朝代，是位百岁老人。据传，孙思邈擅长阴阳、推步，妙解等术。曾有几位帝王封他官爵，但他一概谢绝，终身不仕，隐居于山林之中。他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他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及前代医学理论，编著了《千金药方》和《千金翼方》，为医学和药物学作出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王凝机所说的“权投药王”，也就是要像药王孙思邈那样以医为业，治病救人。
这幅楹联意味深长。上联的大意是：我保不住我的耕地，却能保住我的良心和气节；下联的大意是：不愿给满族王爷当奴仆，姑且弘扬药王精神，以诊病卖药维持生计。
楹联之五：
“两知州事，鄜宁均沾德爱；
一督榷务，芜关歌颂仁明。”
这首楹联是江彩含对其叔祖江中耀为官经历的总结和称赞，录自《玉田江氏族谱》。
江中耀，字素臣，号濯公，出生于江家桥村（今属散水头镇）的一个书香门弟，顺治乙酉科（1645）举人，曾任真定府教谕、国子监学录、鄜州（今陕西省富县）知州、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知州等职。后被调回京都，任刑部员外郎，不久升任郎中（正四品）。为官期间，他“清政简宜”，声誉甚高。
“两知州事”，是说江中耀先后担任鄜州、江宁两州的知州，“均沾德爱”，是说这两州的士民都曾经历过江中耀的仁德之政。榷（què）务，古时称收缴赋税为榷务。芜关，指设于芜湖（今属安徽省）、专门向南来北往的商客收缴赋税的关卡。芜湖地处长江下游南岸，位于安徽省东南部，明清时期是一座繁华的工商业城市，所以官府在这里设立了用以收税的关卡，江中耀曾在这个关卡任职。由于他在收税时表现得仁义而又精明，这才有了“芜关歌颂仁明”之说。
江中耀回京任职后，与著名文学家、戏剧理论家李渔（字笠翁）相识，李渔也曾为江中耀撰写一联：“江署莅江湄，水姓正宜司水政；濯翁临濯所，冰心恰好映冰壶。”这幅楹联也很巧妙，它把江中耀的姓和字，与为官从政的地点、清白廉洁的官德融为一体，激发了读者的联想，揭示了主人公的可敬与可爱。
楹联之六
不求当道称能吏；
愿共斯民做好人。
《官署对联选》中有幅楹联：“不求当道称能吏；愿共斯民做好人”。这幅楹联的语句并不华丽，但是脍炙人口，发人深思。清末民初的很多官府，包括保存至今的河南内乡县衙、山西平遥县衙都写有这幅楹联。这幅楹联的作者不是别人，乃是玉田县石臼窝镇的袁开第，此人为拔贡出身，曾任贵州黎平府知府、贵州布政使等职，还是位名气不小的诗人和书法家。
古时，精明强干、政绩突出的官吏被称为“能吏”。但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这些“能吏”的政绩往往建立在牺牲士民利益的基础之上。他们欺上压下，巧取豪夺，置百姓死活于不顾，极力讨取上司的宠信，以保自己官运亨通。这样的“能吏”往往在升官晋爵的同时，遭到广大士民的唾骂。袁开第目睹这种现实，撰写了这幅意味深长的楹联，以表达自己的施政理念。上联的大意是：不去刻意追求上司赏给“能吏”的光环；下联的大意是：只想做一个受到百姓拥护爱戴的好人。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央和上级领导的各级决策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不存在根本性利害冲突，完成中央和上级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是下级党政官员不能推卸的职责。但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如何获得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却有许多文章可作。特别是在“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的制导下，作为人民公仆的各级公务员，更应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出发点，了解民意，关注舆情，既当一名上级赞赏的“能吏”，又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好人”。
楹联之七：
“贪心、盗心、淫心、诈心、欺负心，种种这等心肠，我看是何结局！
兵劫、瘟劫、水劫、火劫、霹雳劫，苍苍许多劫数，你从哪里逃生？
在净觉寺碑楼内，有一统竖立于咸丰三年的《续修净觉寺碑记》，其阴面刻着这幅“警世楹联”。
这幅楹联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要弄清它的含意，必须从佛教的基本教义说起。佛教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涅槃永寂”。苦的原因既不来之于超现实的“梵天”，也不在于社会环境，而是由每个人自身的“惑”、“业”造成的。“惑”指贪、瞋（chēn）、痴等烦恼，“业”指身、口、心等活动。“惑”、“业”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据善、恶行为，轮回报应。所以，摆脱痛苦之路，唯有依经、律、论三藏，维持修、定、慧三学，超出生死轮回范围，达到最高境界——“涅槃”。
这幅楹联的上联是感叹句，警告世人戒除种种邪恶的欲望。联中所说的“种种这等心肠”，正是佛教教义中所说的“惑”与“业”。佛教认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心术不正，行凶作恶之人绝不会得到好的结局。下联是反问句，“苍苍许多劫数”也就是茫茫无际的“苦”，这种“苦”是躲不过的，只有彻底转变自己的世俗欲望和认识，修持到“不生不灭”的境界，才能从“苦”中解脱出来，正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也。
众所周知，佛教教义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这从“警世楹联”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要不要相信佛教所宣扬的轮回报应那一套，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但有一点是不能选择的：任何人都必须不断清除头脑中的邪恶欲望，更不能允许它们恶性膨胀。否则，那就很可能受到法律的严惩，人民的唾弃。
(此文发表于<唐山政协>2009年第五期)
匿名
发表于 2011-7-23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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