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
姚承霖永远记得1951年4月的一天,审判长把自己叫到办公室里谈话的情形。
“他说姚承霖,你的情况我们调查过了,你确确实实是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特务组织,什么都没有的。不过你思想上有这种想法,你也讲过解放初期工资低,生活困难。我们现在要教育你几天,那时候你就不会这样想了,再叫你回到原单位去。”
“我当时想,审判长都这样讲了,我肯定不会判刑的。”姚承霖说。但是到了第二天开庭后,他如遭雷击:审判长当庭宣布,姚承霖因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一个多月后的5月15日,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这条自古以来便是“四渎”之一的害河牵动着他的心,两岸受灾难民的惨状让他数度流泪,他下令“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
于是在淮河两岸,一场轰轰烈烈地治淮工程隆重展开。热火朝天的工人中,也包括姚承霖在内的一批劳改犯人。
在去往治淮劳改的路上,管理干部对姚承霖讲,三年之内治理好淮河,全部都叫回家。“你们来的时候是铁笼子送来的,走得时候淮河人民锣鼓喧天送你们回去”。姚承霖回忆说,“大家听了这话,信心高涨,干活特别卖力。”在治淮大军的齐心努力下,短短两三年内,一批水利工程顺利完工,而这些工程,在1954年特大洪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但姚承霖并未等到返回上海的机会,而是在一年之后被转移到苏北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他们住在草棚里,每天的任务便是开荒。姚承霖在这里结交了两个好朋友,睡在他左边的叫魏风光,是在印度留学归来的博士;右边的叫韩文义,是日本留学归来的博士。这两个人同样也是运动中被劳改,但却没有具体罪行。“真正的反革命特务早都枪毙了,留下来的连判无期的都没有。”
这两个老大哥懂好几国语言,姚承霖跟着他们学习俄文,日子倒也过得平静自在。直到有一天,劳改队的干部转给他一封信。干部说这信治淮的时候就寄到了,“一直没给我”。
信是妻子写来的,她说“承霖,你离开我们的时候,儿子才两岁多,天天跟我要爸爸。我说你爸爸在公安局办公,他说人家爸爸办公下班都会回来,我爸爸为什么不回来?可怜孩子天天盼望你回家。不知道你哪天才能回来?”
妻子写信的意图是要和姚承霖离婚,狱友劝他说,“镇压反革命时候,办理离婚的人法院门口排队挤破头,交通都堵了。” 姚承霖心里明白,这怪不得妻子,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是不给安排工作的,毕竟这是为了生存,不得不离婚,这样的人多了。
姚承霖最终给妻子回信:“为了你和儿女,找个适当的人嫁了吧。家里东西我全不要了,统统都给你。”1955年,已经服刑四年的姚承霖被发配到内蒙古,参与了新中国另一项重大工程——包兰铁路的建设。这条横贯西北沙漠地带的干线,有着重大的战略和经济意义。“每天就是开山、挖土方、修铁路”,已经一无所有的姚承霖,还有两年就要刑满了,但彼时的他,内心已不知何处是自己的家。
“57年刑满后,我还是政治犯,但是有工资了……什么都干过,工程队、开荒、种田……”。就这样,这个在江南秀美山水中长大的男人,拿着25块人民币的工资,在空旷苦寒的蒙古高原,渡过了人生中最为黯淡无光的二十多年。
平反岁月
1980年的一天,姚承霖突然被叫到领导的办公室,那位领导指着桌上的水果,态度温和地让他吃。接着告诉他,“老姚啊,你的帽子摘掉了,我们是革命同志了……过去不是我们要那么对你,是上面政策规定的……”。
历经近30年的等待,姚承霖终于卸下了沉重的政治枷锁,但他却突然有种失重的感觉,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失而复得的自由来得过于苦涩,他还是决定先去北京看看,去看看故宫、天安门,还有毛主席纪念堂……
在回上海的路途上,他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情,30多年未见的亲人不知道见面该是怎样的感觉。但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他才发现这30年流逝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青春岁月,同样也有亲情。妻子早已改嫁多年,亲生孩子由于多年未见对他没什么感情,而更深深刺痛他的,是亲妹妹的埋怨:“你回来干什么?人家农民工人都是光荣的,你个反革命……丢人现眼……”。姚承霖终于明白,即使是帽子被摘掉了,他也很难摆脱别人的傲慢与偏见。
无奈之下,老人找到了当年的好朋友,时任上海总工会主席的傅惠霖老人。几十年未见的老友重逢,自是一番唏嘘感慨,最后,在傅老的帮助下,姚承霖被安排到了邮局的邮件打包场工作,每月工资200块人民币。
就这样,无声无息中,邮局打包场里,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外表沧桑、干活勤勉却沉默寡言的老人,然而谁也不知道他的来历,也没人在乎他。直到1987年中秋节这天,打包场里突然来了两个警官,一人拎着一包月饼,指名要找姚承霖。
“场长吓坏了,说姚承霖不得了啊!”老人笑着回忆。三十多年后,姚承霖终于重新回到了他的单位:上海市公安局外事管理科。
“以前有同志对我说,知道我心里委屈,想不通。让我不要和别人比,而是跟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三个人比……你姚承霖怎么说也曾是国民党的人吧……”姚承霖说这些道理自己早就明白。
但不少时间,他还是会对着窗外沉思。这是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七宝桥的一户普通一居,房内的设施朴素得甚至有些简陋。靠窗的写字桌上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像,而房屋正面的墙壁上方,悬挂着象征公安系统巨大荣誉的蓝盾勋章。
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又在喃喃自语:“我们一起去内蒙的大概有二三十人,后来回来的可能就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