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桓是秦汉时期活跃在东北边疆地区的民族，本东胡之一部，三国时期称之为乌丸。曹操征乌桓是汉末至三国时期我国边疆的重要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导致了乌桓最终消失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历程中。
一
东胡是秦统一中国之前我国北疆地区强大的民族政权。《史记·匈奴列传》载：“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又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可知，东胡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致分布在燕国北部，并对燕国北部边疆的安定构成了严重威胁。强盛时期的东胡不仅威胁着燕国，而且也阻碍了我国北疆的另一个民族——匈奴的崛起，因而匈奴和东胡发生冲突便是必然的结果了。《史记·匈奴列传》详细记载了这一过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与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匈奴和东胡的战争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匈奴自此之后开始称雄于我国北疆地区，另一个是东胡作为一个政权消失了，分裂为乌桓和鲜卑两个民族。《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是这样记载的：“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
乌桓是一个以游牧和射猎为生业的民族，“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1]（卷90，《乌桓传》）自东胡被匈奴大败之后，乌桓一直臣服于匈奴，岁向匈奴交纳一定数量的牛、羊、马皮，称之为“皮布税”。也正因为乌桓是匈奴的藩属，所以在汉武帝解决匈奴问题的时候，乌桓也是西汉打击的对象，史书称“断匈奴左臂”。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派遣骠骑大将军霍去病领兵五万进攻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1]（卷90，《乌桓传》）乌桓由此成为西汉的藩属边疆民族，同时也成为西汉控御匈奴的重要力量。西汉为使乌桓摆脱匈奴的控制，曾经严令匈奴不得接受乌桓的降人，同时又让乌桓不得交纳匈奴“皮布税”：“汉既班四条，后护乌桓使者告乌桓民，毋得复与匈奴皮布税。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责乌桓税，匈奴人民妇女欲贾贩者皆随往焉。乌桓距曰：‘奉天子诏条，不当予匈奴税。’匈奴使怒，收乌桓酋豪，缚到悬之。酋豪昆弟怒，共杀匈奴使及其官属，收略妇女马牛。”（注：参见《汉书》卷94下《匈奴传》，又见于《资治通鉴》卷37、《通志》卷199、《册府元龟》卷995等史书。）进入东汉时期以后，乌桓的势力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最初经常和匈奴联合寇扰代郡等边郡，建武二十五年（49），辽西乌桓郝旦等922人领众出降东汉王朝，“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于是始复置校尉于上谷宁城，开营府，并领鲜卑，赏赐质子，岁时互市焉。”[1]（卷90，《乌桓传》）乌桓不仅成为东汉的藩属，而且也是东汉控御匈奴、鲜卑的重要力量，我们在《后汉书》之《匈奴列传》和《乌桓鲜卑列传》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方面的记载。（注：关于乌桓在东汉控御匈奴、鲜卑方面的作用，可参见李大龙：《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80—84页。）在充分利用乌桓势力维护北疆安定的同时，东汉和乌桓的关系也存在着时有冲突的一面。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汉王朝为达到控制乌桓的目的而采取的分化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前所述，乌桓曾经两次大规模降汉，第一次被西汉安置在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不仅没有册封一个乌桓王，而且是分别安置的；第二次被东汉安置在“塞内”即长城以内，采取的也是分别安置的方式。也正是这种分别安置的政策，导致乌桓在降服于两汉王朝之后，长期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对乌桓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制约作用，引起乌桓的反抗也是必然。
两汉王朝对乌桓分别安置的政策也对三国时期乌桓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汉末，乌桓不仅没有实现民族的统一，而且还以地域为单位形成了辽西、上谷、右北平及辽东属国等几大政治集团。《三国志·魏书·乌丸传》载：“汉末，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众五千余落，上谷乌丸大人难楼，众九千余落，各称王，而辽东属国乌丸大人苏仆延，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丸大人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皆有计策勇健。”特别是灵帝后期丘力居死后，其从子蹋顿即立，“总摄三王部，众皆从其教令”，乌桓逐渐强盛，内部开始凝聚为一个政治实体。强盛起来的乌桓，面对此时中原的内乱，不仅称雄北疆，不断寇扰边郡，而且往往和一些割据势力联合，参与中原地区的战争。《三国志·魏书·乌丸传》载：“然乌丸、鲜卑稍更强盛，亦因汉末之乱，中国多事，不遑外讨，故得擅漠南之地，寇暴城邑，杀略人民，北边仍受其困。会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其后尚、熙又逃于蹋顿。蹋顿又骁武，边长老皆比之冒顿，恃其阻远，敢受亡命，以控百蛮。”
乌桓参与中原地区的内战早在丘力居时期就已经存在。丘力居首先是参加了泰山太守张举的反汉活动。据《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载：“光和中，凉州贼起，发幽州突骑三千人，假瓒都督行事传，使将之。军到蓟中，渔阳张纯诱辽西乌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蓟中，自号将军，略吏民攻右北平、辽西属国诸城，所至残破。瓒将所领，追讨纯等有功，迁骑都尉。属国乌丸贪至王率种人诣瓒降。迁中郎将，封都亭侯，进屯属国，与胡相攻击五六年。丘力居等钞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瓒不能御。”《后汉书·乌桓传》对此也有概要记载：“中平四年（187），前中山太守张纯畔入丘力居众中，自号弥天安定王，遂为诸郡乌桓元帅，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刘虞为幽州牧，虞购募斩纯首，北州乃定。”可知早在汉灵帝后期乌桓就已经成为了割据分裂势力利用的对象。其次是插手袁绍和公孙瓒之间的争斗。《后汉书·乌桓传》载：“建安初，冀州牧袁绍与前将军公孙瓒相持不决，蹋顿遣使诣绍求和亲，遂遣兵助击瓒，破之。”袁绍最终依靠乌桓的力量打败了公孙瓒。最后是和袁绍父子结成联盟，“复图中国”。袁绍是汉末割据冀州等地的分裂势力，为了图谋霸权，袁绍对乌桓采取了积极拉拢的政策，双方不仅结成了和亲关系，而且据《后汉书·乌桓传》载：“绍矫制赐蹋顿、难楼、苏仆延、乌延等，皆以单于印绶。后难楼、苏仆延率其部众奉楼班为单于，蹋顿为王，然蹋顿犹秉计策。广阳人阎柔，少没乌桓、鲜卑中，为其种人所归信，柔乃因鲜卑众，杀乌桓校尉邢举而代之。袁绍因宠慰柔，以安北边。”袁绍死后，其子袁尚依然奉行依靠乌桓的政策，试图与曹操对抗，“及绍子尚败，奔蹋顿。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尚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1]（卷90，《乌桓传》）乌桓势力本来就是为袁氏所用，现在袁尚来投，加之袁谭、袁熙也先后投靠，与之相结，自然成为曹操北方的严重威胁，由此也导致了曹操对乌桓的征讨。
二
在如何对待乌桓的问题上，曹操势力内部意见并不统一。多数将领认为：“袁尚，亡虏耳，夷狄贪而无亲，岂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2]（卷1，《魏书·武帝纪》）主张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刘备和刘表方面。唯有郭嘉认为：“公（操）虽威震天下，胡（乌桓）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服，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凯觎之计，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2]（卷14，《魏书·郭嘉传》）应该说，郭嘉的分析更符合当时的局势，因为对于曹操来说，如果不消灭袁绍的残余势力，而任其和乌桓联合，不仅难以安定幽、冀等地区，而且还有可能使袁绍的残余势力死灰复燃，而此时的刘表和刘备尚未实现联合，对曹操构成的威胁并不紧迫，所以曹操最终采纳了郭嘉的建议，决定出兵乌桓。
为了顺利达到消灭袁尚、袁谭、袁熙等兄弟的目的，曹操在进军的同时也联络了一些北部地区的割据势力，其中右北平的田畴即是其联络的对象之一，田畴在曹操进攻乌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田畴，右北平无终人，曾经诏拜骑都尉，辞不受，后受到公孙瓒排挤回归故里，纠集宗族及其他附从者五千户。田畴不仅“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俨然成为一方割据势力，而且“北边翕然服其威信，乌丸、鲜卑并各遣译使致贡遗，畴悉抚纳，令不为寇”，也得到了乌桓、鲜卑等北疆民族的尊重。正因为如此，袁绍及其子袁尚曾经数次招降田畴，许以将军一职，但均为田畴拒绝。田畴“常忿乌丸昔多贼杀其郡冠盖，有欲讨之意而力未能”，[2]（卷11，《魏书·田畴传》）所以曹操遣使和田畴联络时，田畴出任了蓨令一职，随从曹操北征。
建安十二年（207）五月，曹操督军北上，开始进攻乌桓。 郭嘉认为：“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且彼闻之，必为备，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曹操督军急进，很快抵达无终。时值初夏多雨，滨海低洼之地“泞滞不通”，而且诸多要塞关口都有乌桓兵驻守，军队很难通过，遂问计于田畴。田畴认为：“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建议曹操另择一途北上：“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今虏将以大军当由无终，不得进而退，懈弛无备。若嘿回军，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之首可不战而禽也。”曹操十分赞赏田畴的建议，一方面令军士在水侧路旁树起写有：“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复进军”的木桩，另一方面让田畴率部下为向导，出卢龙，历平冈，直趋柳城。[2]（卷11，《魏书·田畴传》）乌桓在曹军距离柳城只有二百多里的时候才发现曹军，袁尚、袁熙与蹋顿及辽西单于楼班、右北平单于乌延等率数万骑后仓促迎战。史载“操登高，望虏阵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前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万余口”，[2]（卷1，《魏书·武帝纪》）乌桓辽东单于苏仆延与袁尚、袁熙等仅率数千骑亡奔辽东太守公孙康，曹军大获全胜。九月，为免遭大军征讨的公孙康斩杀苏仆延与袁尚、袁熙等，献首级于曹操，曹操顺利实现了消灭袁绍残余势力、征服乌桓的目的，史书称：“太祖潜师北伐，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夷狄慑服，威振朔土。遂引乌丸之众服从征讨，而边民得用安息”。[2]（卷30，《魏书·乌丸传》）曹操征服三郡乌桓之后，将其余众一万余落迁入中原，精选乌桓骑兵编为队伍，仍然以乌桓大人率领，随同曹操征战各方，为曹操成就霸业起到了一定作用，史称：“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2]（卷30，《魏书·乌丸传》）
三
曹操征伐乌桓之后虽然采取了迁徙的政策，但内迁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乌桓部众还是留在了三郡（辽东、辽西、右北平），其他地区也有乌桓部众存在，对于这些乌桓部众，曹魏政权依然采取了两汉以来的政策，即设置护乌桓校尉及由各郡分别进行管理，“伐叛柔服”。[2]（卷26，《魏书·牵招传》）
东汉末期，虽然中央王朝对地方的控御能力大大降低，而且地方上也出现了众多的割据势力，但自西汉时期就设置的主要管理乌桓事务的护乌桓校尉一直存在，并发挥着一定作用。曹魏政权出现后基本上沿用了前代的制度，但也有一些变化。
据《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载：袁绍称雄北部与公孙瓒对抗，当时阎柔即被袁绍委任为护乌桓司马，统领招募的乌桓、鲜卑军队和公孙瓒对抗。 建安四年（199），“太祖与袁绍相拒于官渡，阎柔遣使诣太祖受事，迁护乌丸校尉……太祖破南皮，柔将部曲及鲜卑献名马以奉军，从征三郡乌丸，以功封关内侯。”这是曹操任命的第一个护乌桓校尉。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准备征讨乌桓，至柳城，复命牵招代为护乌桓校尉。牵招也是袁绍的部将，兼任督军从事，负责统领乌桓突骑，后降服于曹操。曹操之所以任命牵招为护乌桓校尉，是因为在曹操与袁谭决战的时候乌桓想发兵助谭，而牵招劝退了乌桓军队。对此，《三国志·魏书·牵招传》载：“柳城乌丸欲出骑助谭。太祖以招尝领乌丸，遣诣柳城。到，值峭王严，以五千骑当遣诣谭。又辽东太守公孙康自称平州牧，遣使韩忠赍单于印绶往假峭王。峭王大会群长，忠亦在坐。峭王问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为单于；今曹公复言当更白天子，假我真单于；辽东复持印绶来。如此，谁当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间违错，天子命曹公代之，言当白天子，更假真单于，是也。辽东下郡，何得擅称拜假也？’忠曰：‘我辽东在沧海之东，拥兵百万，又有扶余、貊之用；当今之势，强者为右，曹操独何得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宁静四海，汝君臣顽嚚，今恃险远，背违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当屠戮，何敢慢易咎毁大人？’便捉忠头顿筑，拔刀欲斩之。峭王惊怖，徒跣抱招，以救请忠，左右失色。
招乃还坐，为峭王等说成败之效，祸福所归。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便辞辽东之使，罢所严骑。”也正是牵招在处理此事中的非凡表现，被曹操任命为护乌桓校尉。
曹丕废汉建魏之后，最初依然设置护乌桓校尉一职主管乌桓事务，《三国志·魏书·鲜卑传》有载：“文帝践祚，田豫为乌丸校尉，持节并护鲜卑，屯昌平。”但此后，护乌桓校尉则成为了幽州刺史的兼职之一。《三国志·魏书·毋丘俭传》载：“青龙中，帝（明帝）图讨辽东，以俭有干策，徙为幽州刺史，加度辽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率幽州诸军至襄平，屯辽隧。”同书卷16《杜恕传》载：“（杜恕）屡在外任，复出为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使持节，护乌丸校尉。”护乌桓校尉一职的这一变化，一方面反映了魏在不断加强对东北各族的统治，另一方面则是乌桓不断弱化又分居各郡难以形成较强势力的表现。
至于魏对乌桓采取的具体政策，基本上可以用“伐叛柔服”加以概括。内迁之后的乌桓由于已经分布在州郡范围之内，魏对他们的政策基本上趋于内地化，成为了州郡的编户齐民，不仅要缴纳田赋、户税，而且也要服徭役，参与征战。《三国志·魏书·牵招传》载牵招出任雁门太守时曾经“表复乌丸五百余家租调，使备鞍马，远遣侦候”，此即例证之一。面对乌桓的反叛，则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政策。史载，田豫为护乌桓校尉时，“乌丸王骨进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单将麾下百余骑入进部。进逆拜，遂使左右斩进，显其罪恶以令众。众皆怖慑不敢，便以进弟代进。自是胡人破胆，威震沙漠。”[2]（卷26，《魏书·田豫传》）可知魏对乌桓的镇压也是很残酷的。
四
曹操征讨三郡乌桓其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有助于北疆地区的安定，而且中断了乌桓实现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为乌桓人最终融合于汉等其他民族提供了前提。
曹操北征乌桓的胜利，首先是将北疆分立的各政权纳入到了自己的管辖之下，实现了对北部地区的统一。曹操统一的这些政权，既有地方官割据形成的势力，如辽东太守公孙康割据辽东等，也有各地的乌桓势力，如代郡、上郡等地的乌桓等。公孙康政权地处辽东，曹操铲除袁绍势力和征服乌桓之前，自以为地处偏远，且处于袁绍势力和乌桓的东北后方，并没有臣服于曹操。曹操征服乌桓后，由于袁尚、袁熙等袁绍残余势力逃入辽东，因而曹操部将多劝说曹操乘胜征讨公孙康。曹操对公孙康采取了威慑的政策，“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即迫降公孙康。曹操是这样解释其政策的：“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则并力，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公孙康在见到乌桓蹋顿等已经为曹操灭亡，而曹操大军已经逼近辽东的情况下，为避免遭到征服，只有杀袁尚、袁熙称臣于曹操一途了。九月，曹操从柳城撤兵，不久公孙康即斩袁尚、袁熙及苏仆延等，将其人头送到曹操面前。曹操自柳城撤兵，不是由原路返回，而是走南路，向西南方面行进。十一月返抵易水，代郡乌桓行单于普富虑、上郡乌丸行单于那楼等遣其名王前来朝贺，表示归服。就这样，曹操不仅征服了乌桓，稳定了北疆，而且也铲除了袁绍残余势力，根除了心腹大患，同时也迫降了公孙康等其他割据势力，幽、冀等地不再有重大反对力量存在，实现了对北部地区的统一。
其次是为整军南下，专力对付割据江东的孙权政权，以及亡命西南的刘备政权解除了后顾之忧。曹操对乌桓的征讨实际上最主要的对象并不是乌桓，而是以乌桓为依托的袁氏兄弟。在曹操争夺天下的过程中，袁绍势力是其北部强大的对手之一，袁绍病死之后，该势力在曹操的打击下虽然遭到惨败，但袁尚、袁熙等袁氏兄弟却逃入了乌桓。如前所述，在曹操征讨袁谭的过程中，乌桓曾经试图发兵帮助袁谭，只是被曹操派遣的牵招说服了，尽管此事并没有影响到曹操讨灭袁谭势力，但却足以使曹操认识到袁氏兄弟和乌桓联合所带来的后果，这也是曹操在诸将的反对之下而最终采纳郭嘉建议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曹操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因为袁尚亡命乌桓也确实有利用乌桓东山再起的企图，前引史书所载“时幽、冀吏人奔乌桓者十万余户，尚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也说明袁尚的企图并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一方面，乌桓早在袁绍时期双方就已经结成了巩固的联盟，乌桓首领不仅得到了册封，而且双方实行了和亲，袁绍就是依靠乌桓的势力达到了兼并公孙瓒的目的；另一方面，大量汉族“吏人”亡归乌桓也极容易成为袁尚恢复势力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铲除袁绍残余势力最有利的时机自然就是双方的联合尚处在萌芽状态时。征讨的结果也恰如郭嘉所分析的那样，曹操很顺利地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不仅解除了来自于北部的威胁，可以专力于对付南方的孙权、刘备等势力，而且也获得了乌桓“突骑”，增加了获胜的概率。平定三郡乌桓后，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1]（卷90，《乌桓传》）这些“徙居中国”的汉人和乌桓等边疆民族部众无疑增加了曹操的实力，而更值得重视的是胡人善骑射，一大批乌桓人直接参与了曹操的统一战争，史载“及幽州、并州（阎）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丸为天下名骑。
（卷30，《魏书·乌丸传》）
最后是中断了乌桓实现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为乌桓人最终融合于汉等其他民族提供了前提。自东胡被匈奴打败之后，乌桓一直臣服于匈奴，后为西汉臣服，被迁徙到长城脚下，分别安置，自此乌桓长期陷于分裂的状态。东汉末期，中央王朝衰弱，割据势力并起，为乌桓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灵帝时期，上谷乌桓大人难楼、辽西大人丘力居、辽东大人苏仆延、右北平大人乌延等纷纷自封为王，不仅说明乌桓各部已经加强了内部的统一，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权，而且也蕴涵着实现民族统一的趋势。进入献帝时期以后，辽西乌桓首领蹋顿取代了丘力居，“总摄三王部，众皆从其教令”，标志着乌桓已经走上了实现民族统一的道路。但是，这一历程随着曹操对乌桓的征讨，尤其是蹋顿的被杀和部众的再次内迁而中断了，由此乌桓走上衰落乃至融入其他民族的进程。南北朝时期，乌桓被称之为“杂胡”，乃至于“其诸方杂人来附着，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3]（卷113《官氏志》）乌桓作为一个古族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总之，曹操征乌桓是曹魏时期北疆地区的一件大事，尽管这一历史事件的起因和主要目的并不在于统一乌桓，而是为了消灭袁绍残余势力，但却最终起到了统一乌桓、安定北疆的作用，并对乌桓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乌桓和我国其他民族的融合。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Z].北京：中华书局，1965.
[2]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Z].北京：中华书局，1959.
[3]魏收.魏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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