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曹操“柳城班师路线”质疑
作者：刘玉文
来源：蒲湖论坛
曹操著名诗篇《观沧海》可谓妇孺皆知，但对该诗写作背景的争论却仍在进行中。部分注释者以为此诗作于曹操征乌桓的“进军途中”，比较有权威性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语文》（第一册）教材，其注云：“碣石，山名……207年7月曹操征乌桓时，经过此山。” 给读者的印象显然是“进军途中”；《中学生常用古典诗词读本》（孙立权主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第５１页则明确指出：“曹操征乌桓时，约在秋七月经碣石山”。还有的认为是大军滞留无终曹操无所事事，“忙里偷闲”游览碣石，其代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陈可畏在其《论西汉后期的一次大地震与渤海西岸地貌的变迁》文中就论述道：『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三郡（右北平、辽西郡及辽东属国）乌丸，“五月，至无终（今河北蓟县）。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于是他忙里偷闲，游览了碣石山。』这可算是“进军途中”说的一种变异分支说。
但也有不少负责任的注释者在查阅《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时，发现其中明确记载：“夏五月，至无终。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畴请为乡导，公从之。引军出卢龙塞．．．．．．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之后，认为“进军途中”是“出塞”并没沾大海的边，所以应当是在“班师途中”，如《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6）第203页，云：“关于曹操东临碣石山，过去多以为是北征进军途中，应是归途中”；《中学生古诗词古文手册》（陈白庭编 杭州出版社）注曰：“２０７年９月曹操班师经碣石登山观海。”等等，目前，“班师途中”已基本形成共识。
但是，若以为“班师途中”所经由之“途径”就是“辽西走廊” ，也未免失之穿凿和偏颇。
只要仔细阅读揣摩一下《三国志．田畴传》和裴松之的相关“引注”史料，就会发现其中还隐有奥妙。
曹操于建安十二年（207年）北征乌桓，九月自柳城班师。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中只用了九个字记曰：“九月，公引兵自柳城还。”但曹操的班师路线是走“卢龙道”，还是走“辽西走廊”，陈寿只字未提，也未见诸于其他史料，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后世人的揣测和附会。
现在比较热衷的说法是曹操班师是取道“辽西走廊”。河北昌黎的原文联主席董宝瑞先生就坚持说：“（曹操）归来时，大军未再取道塞外道绝不通、苦不堪言的“回头路”，而是沿着有沿海通途的辽西走廊返回的。”（《曹操“东临”的“碣石”究竟在哪里？》而且还进而添加了一些文学色素描绘道：『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九月，曹操“引兵自柳城还”，在秋高气爽、登高远望的大好时节，沿辽西走廊走到昌黎一带沿海地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在今昌黎城北的碣石山上吟出了千古绝唱《观沧海》。“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絃，皆成乐章”的曹操的诗意，由此迸发。随着回师的路途逐渐缩短，他一歌未尽，又把自己在沿途看到的北国景象和感受，一一化作诗意，相继吟唱出《冬十月》、《土不同》和《龟虽寿》，形成了脍炙人口的被后人又称作《碣石篇》的《步出夏门行》。』（《〈碣石篇〉之艳义》）
在探讨曹操柳城班师路线时，应注意一个关键，就是要从曹操“出塞”、“入塞”入手。
曹操自己把出卢龙塞征乌桓叫做“王旅出塞”， 如《三国志．田畴传》裴松之引注曰：『《先贤行状》载太祖论畴功曰：“后臣奉命，军次易县，畴长驱自到，陈讨胡之势……王旅出塞，途由山中九百里，畴率兵五百，启导山谷，遂灭乌桓，荡平塞表。”』
其他史籍也均记之曰“出塞”。如《三国志.武帝纪》云：“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涉鲜卑庭，东指柳城。”《晋书.乐志下》也说：“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缪袭为词，述以功德代汉……改《巫山高》为《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历白檀，破三郡乌桓于柳城也。”建安七子之一的应瑒在《撰征赋》颂扬曰：“烈烈征师，寻遐庭兮，悠悠万里，临长城兮。”也是说曹操出长城。人们对曹操“出塞”大概没有什么歧义。
曹操、陈寿均把从柳城班师称之曰“入塞”。
如，裴松之引《先贤行状》载：『太祖令曰：“蓨令田畴，至节高尚……畴即受署，陈建攻胡蹊路所由……开塞导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及军入塞，将图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曹操集》（卷三）也有相同的记载。《三国志.田畴传》亦载：『太祖与交战，遂大斩获，追奔逐北，至柳城。军还入塞，论功行封，封畴亭侯，邑五百户。』
曹操把柳城班师称之曰“及军入塞”，陈寿《三国志》记作“军还入塞”，这一细节似乎已被后世人所忽略，但笔者认为此处的“入塞”，恰恰是探讨曹操柳城班师路线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切入点。以下仅就此问题作粗略的分析：
塞，指边塞，关塞，也就是边境地势险要之处。《史记．蒙恬传》载：“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匈奴列传》载：『文帝后二年（前162）乃遣使使遗匈奴书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国，朕亦制之。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犯令者杀之。”』《后汉书．伏湛传》说：“渔阳以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因此可知，在秦汉时代“塞”基本是北边长城的代称，边塞泛指长城，所以人们习惯地称长城以外为“塞外”，长城以内为“塞内”。出边塞就叫做“出塞”，进入边塞就叫做“入塞”， 如“昭君出塞”“蔡文姬入塞”等等，概念非常明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曹操征三郡乌桓前不久的史料中还清晰地记载着“三郡乌丸承天下乱．．．．．．数入塞为害”，“ 秋八月，公征之，斩犊等……乌丸奔走出塞。”这么明确的“出塞”“入塞”概念曹操、陈寿等岂能有所模糊。
首先看看“柳城”的位置，《汉书.地理志》载：“辽西郡柳城：西部都尉治。”《读史方舆纪要》（顾祖禹）：“章怀太子贤曰：柳城故城，在今营州南。汉置县，属辽西郡，西部都尉治焉。后汉县废。建安中，辽西乌桓蹋顿据其地。曹操伐乌桓，田畴请出卢龙达柳城，是也。”
“都尉”是汉朝负责镇守边疆地区的将军，柳城既然是辽西郡西部都尉的治所，说明柳城是汉代东北军事重镇，自然置于“塞内”。柳城在东汉后期属于辽东属国管辖，后来虽被乌桓蹋顿占据，也有其历史渊源，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及武帝（元狩元年，前119），遣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左地，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也就是从汉武帝时期乌桓人已移居塞下； “（后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乌桓或愿留宿卫，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边缘诸郡，令招徕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即到东汉初年之后乌桓人已“合法”地移居塞内；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为安置内附的乌桓部族，又设“特区”性质的辽东属国，置属国都尉管理，都尉治所设在昌辽，领有昌辽、宾徒、徒河、无虑、房、险渎六县，由此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这完全是汉朝在自己疆域内的行政设置，当然均属于“塞内”。后来袁绍笼络乌桓贵族以对抗公孙瓒，矫制（以汉献帝的名义）授乌桓贵族蹋顿等人单于印绶，并“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绍所厚”（《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引录了当时袁绍矫制（冒充汉献帝的名义）封拜乌丸诸单于的版檄全文达三百字，其中有“承制诏辽东属国率众王颁下、乌丸辽西率众王蹋顿、右北平率众王汗卢维：乃祖慕义迁善，款塞内附，北捍玁狁，东拒濊貊，世守北陲。”既然是汉朝皇帝下诏书封蹋顿为“乌丸辽西率众王”并且是受命 “款塞内附，北捍玁狁，东拒濊貊，世守北陲”，乌桓蹋顿占据辽西塞内的柳城就名正言顺地具有“合法性”。显而易见，柳城不能因乌桓人的居住，就因此而改变其“塞内”地位。这与鲜卑慕容氏曾建都于邺城，鲜卑拓跋氏迁都洛阳，不能因之改变邺城、洛阳的“塞内”地位是同一个道理。
在这里再穿插一段悲壮的故事。据《后汉书．独行列传. 张苞传》载：『赵 苞 ，字 威 豪 ， 甘 陵 东 武 城 人 ．．．．．．迁 辽 西 太 守 ．．．．．． 以 到 官 明 年（即 汉 灵帝熹平六年，公元177年）， 遣 使 迎 母 及 妻 子 ， 垂 当 到 郡 （ 治 阳 乐 ，今 辽 宁 义 县 ）， 道 经 柳 城 ， 值 鲜 卑 万 余 人 入 塞 寇 钞 ， 苞 母 及 妻 子 遂 为 所 劫 质 ， 载 以 击 郡 。 苞 率 步 骑 二 万 ， 与 贼 对 阵 。 贼 出 母 以 示 苞 ， 苞 悲 号 谓 母 曰 ： “ 为 子 无 状 ， 欲 以 微 禄 奉 养 朝 夕 ，不 图 为 母 作 祸 。 昔 为 母 子 ， 今 为 王 臣 ， 义 不 得 顾 私 恩 ，毁 忠 节 ， 唯 当 万 死 ， 无 以 塞 罪 。 ” 母 遥 谓 曰 ： “ 威 豪 ！人 各 有 命 ， 何 得 相 顾 ， 以 亏 忠 义 ！ 昔 王 陵 母 对 汉 使 伏 剑 ， 以 固 其 志 ， 尔 其 勉 之 ！ ”苞 即 时 进 战 ， 贼 悉 摧 破 ， 其母 妻 皆 为 所 害 。』《资治通鉴》卷五十七，《锦州府志.忠节》也都有同样记载。赵苞派人从山东武城老家接母亲到辽西郡城（治 阳 乐 ，今 辽 宁 义 县）团聚，道经柳城，被“入 塞 寇 钞 ”的鲜卑人劫为人质，显而易见，柳城定然位于“塞内”无疑。
有人或问，既然柳城在“塞内”，曹操出卢龙塞，大军已绕道“塞外”，若奇袭“塞内”的柳城，还有个“入塞”过程，那曹操是从哪里“入塞”袭击柳城的呢？这一点，史料虽阙如，不过可根据史籍记载推测，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乌桓迁居居塞内，布于边缘诸郡之后，鲜卑人也趁机南徙，占据了塞外乌桓的游牧故地，即塞外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一带，“鲜卑庭”即鲜卑人管辖的地区，《三国志. 乌丸鲜卑东夷传》载：“后（指曹丕黄初年间）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制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水，皆为鲜卑庭。数犯塞寇边，幽、并苦之。”。《三国志.武帝纪》有：“涉鲜卑庭，东指柳城”，说明塞内的柳城在塞外的“鲜卑庭”之东，“辽西通”田畴为曹操选定的“入塞”地点，必然在“卢龙道”（又称“辽西故道”）上的大凌河或其支流河谷地带。进入大凌河谷不远就是白狼山下的会战点“凡城”（今凌源县境），凡城去柳城百余里。
再谈谈“辽西走廊”。“辽西走廊”即当时辽西郡和辽东属国南境滨海一块狭长冲积平原地带，当然属东汉政权的控制之下的“塞内”版图，从这一带的河流水系的文献记载中也可略见一斑。
如《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交黎县：渝水（按，今大凌河）首受塞外”；
《水经注疏》：“濡水（按，今滦河）从塞外来，东南过西令支县。濡水又东南经卢龙塞塞道，自无终县东出。”
《汉书.地理志》：“辽东郡望平县：大辽水（按，今辽河）出塞外南至安市（按，今辽宁营口东南汤池）入海”； 《水经注》：“大辽水（今辽河）出塞外卫白平山，东南入塞，过辽东襄平县西，辽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东流，直辽东之望平县西，……公孙渊遣将军毕衍拒司马懿于辽队，即是处也”。
《水经注》：“滥真水（按，大凌河的一支流，今名牤牛河）出西北塞外，东南历重山，东南入白狼水。白狼水又东北出，东流分为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
《读史方舆纪要 .北直八》：“漆河（今青龙河）在府城西门外。源出塞外” “渝河，县（抚宁县）东二十里，源出塞外”。
看！滦河、青龙河、辽河、大凌河等几条主要河流的发源地都在“塞外”，而流入“塞内”，其下游都从“辽西走廊”一带入海。毋庸置疑，“辽西走廊”属于“塞内”。
登白狼、战凡城、斩蹋顿，屠柳城等这一系列军事行动都是在“塞内”进行的。“虏众大崩”之后， 残余的乌桓首领与尚、熙“奔辽东”，辽东也属“塞内”， 所以曹操只是“追奔逐北，至柳城”而告捷，并没有“出塞”的行动，当然无所谓“入塞”了。曹操班师“引军自柳城还”，如果取道“辽西走廊”至易水，一路上全部是在“塞内”行军，绝不存在“入塞”的问题。既如此，那曹操为什么还说“及军入塞”，陈寿亦记之曰“军还入塞”呢？
众所周知，当时在“辽西走廊”一带并没有筑长城、设关塞，当然无“塞”可言。后世所谓“榆关（临渝关）”是隋开皇三年（583年）始筑关名命；北齐筑长城也是后来的事情；今存长城“山海关”则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军徐达在此筑城置关的产物，嘉靖年间的《山海关志》记载：“国朝洪武十四年，创建城池关隘，名山海关”，而且隋唐以来出入这里的关隘，习惯上称之为“出关”“入关”，或“出榆关”“入榆关”， 一般不叫做“出塞”“入塞”。这一带的长城内外，也习惯叫做“关里”、“关外”（或“关东”）。既然建安十二年（207年）还没在辽西走廊筑长城置关塞，即使曹操班师经过“辽西走廊”，也不会称之为“及军入塞”。
如上所述，即使曹操柳城班师取道“辽西走廊”也不能称之为“及军入塞”。那么曹操班师所入的“塞”又应在哪里？
笔者认为，曹操柳城班师所入的“塞”乃是“卢龙塞”。也就是说，曹操班师并没有取道“辽西走廊”，而是仍走“卢龙道”。 所谓“卢龙道”是秦汉以来华北通往东北的重要道路之一。汉时，出无终东北行，越卢龙塞（今喜峰口、潘家口一带），沿瀑河河谷北上，经今之宽城、平泉，越五虎玛梁岭，进入老哈河谷的平冈然后向东进入大凌河西源经凌源至喀左黄道营子（古白狼城）继而东至柳城（今朝阳）。
曹操取道卢龙的理由如下：
卢龙道的优越条件之一：卢龙道“路近而便”。
裴松之所引《先贤行状》载：『太祖论畴功曰：“王旅出塞，途由山中九百里，畴率兵五百，启导山谷，遂灭乌桓，荡平塞表。”』曹操对汉献帝说“途由山中九百里”，其数据可靠，“路近而便”，显然是与“辽西走廊”傍海道相比较而言。取道辽西走廊，路程定然会远许多。
田畴曰：“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曹操在《先贤行状》中亦曰：“蓨令田畴……开塞导送，供承使役，路近而便。』即田畴预先说卢龙道“路程近，而且行动方便”，曹操通过行军实践后也承认“路程近，而行动方便”，曹操乃“虚国远征”采取“险袭”战术，军事行动自然非常慎密，为避开乌桓的耳目有时还要特意“潜军诡道”绕道而行，路程自然还远一些。待到凯旋班师，堂而皇之，就没有必要“潜军诡道”了，所以卢龙道的路程还会大幅度缩短。“路近而便”必定是曹操班师路线的首选最佳方案。
卢龙道的优越条件之二：已由“微径”变通途。
“卢龙道”原是秦汉代中原通往右北平的主要干道，汉代曾在此设松亭关。许多“出右北平”的重大军事行动，都是经由这条“卢龙道”展开的。曹操“出塞”时，它还是一条“尚有微径可从”的山间谷地小道，但通过曹操“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的改造修复，已经成为可容轻骑奔驰的军事要道；白狼山告捷后，后续部队—“辎重”“披甲者”等，必然还要根据需要继续“堑山堙谷”扩大治理，全部兵马车重通过后的“卢龙道”当然已今非昔比，已由“微径”变通途了，迥然不再是想像中的“塞外道绝不通、苦不堪言的‘回头路’”了。曹操花费大气力修复治理“卢龙道”之后，不会不加分析地弃而不用，正是在曹操“堑山堙谷五百余里”之后，这条路的价值才又重新显示出来。东晋时慕容儁进兵中原，隋开皇三年幽州总管阴寿出卢龙塞，击高保宁于营州；皇太极突进遵化，进围北京等等都是经由此道。卢龙道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辽、金、元、明、清等朝代一直为军事要道。唐诗人高适《塞下》诗中有“东出卢龙塞，浩然客思孤。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之句；唐诗人戎昱在《塞下曲》中有：“铁衣霜露重，战马岁年深。自有卢龙塞，烟尘飞至今”之咏；唐诗人钱起的《卢龙塞行送韦掌记》更有：“雨雪纷纷黑山外，行人共指卢龙塞。万里飞沙咽鼓鼙，三军杀气凝旌旆”之叹。明崇祯进士陈子龙目睹明末十年之间清军三次侵入卢龙塞，威胁北京，也作《往事杂诗》抒发感慨道：“卢龙雄塞依天开，十载三逢敌骑来”。 清代康雍间文人李鍇 的《含中集》中有一首〈卢龙塞〉诗：“策马九月卢龙道，卢龙塞头霜信早。晚花高柳不作春，夕阳处处黄芦草。”由此可知“卢龙道”在中国历史上所展现出来的的非同寻常的军事价值。田畴把作引导曹操出卢龙塞称之为“卖卢龙塞”，曾曰：“岂可卖卢龙之塞，以易赏禄哉？”唐代陈子昂《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诗中就有“莫卖卢龙塞，归邀麟阁名”句；唐代诗人钱起在《送王使君赴太原行营》诗中说：“不卖卢龙塞，能消瀚海波。”连乾隆皇帝也跟着说 “田畴不卖卢龙塞，李靖空余舞剑台”（《盘山怀古》）。可见古人对卢龙塞的重视程度。
卢龙道作为一条新修的、现成的“通途”，摆在曹操及其谋士将领们眼前，当然也是构成班师路线择优入选最佳要素之一。
卢龙道的优越要素之三：对周边环境熟悉，保险系数较大。
“卢龙道”对曹操来说，可谓驾轻就熟，大军对周边的环境比较熟悉；鲜卑人已释放出善意，鲜卑庭（鲜卑部落领地）附近没有反叛的乌桓残余势力和其他不安定因素，可不受干扰地、安全地通过广漠的鲜卑庭；田畴及其率领一群老向导还可继续服务，不用另去寻找考察向导；周边环境比较熟悉，还可简省一些不必要的先遣部队和远程侦候之类的侦探任务。由此种种有利因素，当然也是曹操统筹考虑的优选要素之一。
仅就“卢龙道”上述三大优越条件，就足以构成曹操班师路线的最佳选择方案。与此相比，曹操对不可预见因素相当多的、路程远很多的“辽西走廊”一线，还不会产生多大的兴趣。曹操据有渤海郡，对渤海不会陌生，征管承、讨昌豨到过黄海，总不会为了看看“辽东湾”的泥潦和几座石山去开眼界、见世面，不顾一切地带着快奄奄一息的郭嘉等幕僚们去作一次“辽西走廊”秋冬游。
另外，据《曹瞒传》所载的“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馀丈乃得水”等情况 ，亦属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事情，其中必有不可预见的诸如“时寒且旱”之类的“天时”因素，因而相应地会造成超出当地承载力的“地利”制约因素，抑或由于挟带胡汉降民十数万，影响班师速度，延缓时日，致使出现“缺水乏食”的窘境。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在水草欠丰，人烟稀少的塞外“空虚之地”，但“二百里无复水”的情况绝不会出现“辽西走廊”一带，这也正是曹操没有取道辽西走廊的有力佐证。
为什“二百里无复水”不会出现在“辽西走廊”一带呢？
第一，这种情况不会是发生在柳城至辽西走廊东端一带。
理由其一，曹操是有计划地凯旋班师，而不是慌忙撤退，军需粮草必有所筹备，“屠柳城”也不会连蹋顿的军食给屠光。出柳城向南不足二百里，便进入辽东属国的宾徒县境（今锦州市北部），此时大军刚刚上路不久，断不会一出门就到了“军又乏食”杀马数千为粮的可怜地步；其二，这一带河流纵横，靠近水量充沛的大凌河上游和小凌河上中游水系，出柳城不足二百里，岂能就会出现“二百里无复水”怪事；其三，这一带是山地丘陵地带，地表岩层很浅，纵使真的无水，凭曹军当时的技术、装备条件，在短时间内于沿途若干地段“凿地入三十馀丈乃得水”，相当于“掘地凿石”打出许多眼七八十米的山地深井，方能满足数十万人畜饮用，这无异于天方夜谭！
第二，“二百里无复水”的窘境更不会发生在“辽西走廊”。
其一，曹操班师初期，尚在深秋时节，仍属于田畴所说的“秋夏每常有水”的“秋”；昌黎董宝瑞也曾考证说：『8月间……恰逢“大雨落幽燕”，山洪暴发，沥涝成灾……』（《曹操“东临”的“碣石”究竟在哪里？》）这一带洪涝灾害如此严重，即使在短时间内不下雨，当地的“地表积水”也不会一下子就流失或蒸发掉。即使地表渗漏严重，也相应地补充了地下水储量，断不至于达到“凿地入三十馀丈乃得水”的玄乎程度。其二，位于锦州市和山海关之间的一段狭长的冲击平原被称之 为“辽西走廊”，里程总长约400里（折合570余‘东汉里’），宽约3—20余里，海岸线长660余里（折合940余‘东汉里’），其间分布着今名大凌河、小凌河、女儿河、六股河、九江河、五里河、茨山河、连山河、五里河、石河、狗河、烟台河、兴城河的等数十条河流，真的是河流纵横，水利资源丰富。大军行进在这一地段，一年四季断不会遇到“二百里无复水”情况。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实，曹操自柳城“还军入塞”并没有取道“辽西走廊”。
那曹操为什么不走“辽西走廊”呢？大概有如下理由：
第一，“辽西走廊”原非曹操进军路线的唯一选择。
关于曹操原计划中的进军路线，据《三国志•武帝纪》：“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三国志•田畴传》载：“时方夏雨水,而滨海洿下,泞滞不通,虏亦遮守蹊要,军不得进。太祖患之,以问畴。”等文字可知，原计划中的进军路线除了“傍海道”之外，还有“无终道”以及被乌桓扼守其他进军“蹊要”，也就是山间谷地的蹊径要道。 “傍海道”因“大水”而泞滞不通，其他可行的路径又被“虏遮守”，这才造成无路可通“军不得进”的困境，以致“太祖患之，以问畴”而另辟蹊径。由此可知，“辽西走廊”一线，并非曹操“险袭”乌桓的唯一选择，而是还有其他路径。曾受到“泞滞不通”困扰过的曹操，大概对“傍海道”辽西走廊的情况并不看好。面对傍海道千余里，短时间内现场勘查是不可能完成的，再来一次“堑山堙谷”也无必要，在缺乏现场勘查的情况下，曹操是不会再次以身涉险的。所以“辽西走廊”更不可能是曹操班师的唯一选择。
附带说明一点，《武帝纪》中所说的“傍海道”，并不完全等同于今“辽西走廊”，他还应包括位于无终（今蓟县）以东的右北平、辽西滨海各县的濒海平原一带交通。曹操大军滞留于无终，而不进屯于肥如、海阳等地，就说明这段路程也包括在“泞滞不通”的范围之内。而“今辽西走廊”倒有可能属于“虏亦遮守蹊要”的“蹊要”之一。
陈可畏先生说过『“五月，至无终（今河北蓟县）。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于是他忙里偷闲，游览了碣石山』，如果碣石山在辽西一带，似乎有路可供大队人马东行。不过话又说回来，曹操如果能在“太祖患之,以问畴”状态下突然游兴大发，擅离帅位来个“忙里偷闲”东游，就需从无终向东跋涉500余里，而且还要避开“乌桓候骑”耳目，才能深入到辽西去观海，那就说明沿海一带的路况不错，又何必跑到卢龙塞外去“堑山堙谷五百里”呢？岂不纯粹多此一举。况且这也与陈可畏在同一篇《论西汉后期的一次大地震与渤海西岸地貌的变迁》说的“推知当时靠近渤海的华北平原东北部仍处于海水之下”的论断相矛盾，当时没有飞行器，那曹操一行人马是采用什么办法“潜军诡道”到达辽西的呢？没见到进一步说明，只得暂且存疑。
第二，曹操对“辽西走廊”一带的情况不明。
《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一年：“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董昭传》载：“后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三国志.郭嘉传》云：『至易，嘉言曰：“兵贵神速。今千里袭人，辎重多，难以趣利……不如留辎重，轻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
说明曹操原计划采用水陆并进、千里奇袭的作战方针，郭嘉“至易”时建言只是战略性的纸上谈兵，对辽西一带敌方部署，陆路交通状况缺乏深入调查了解。田畴说：“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为难久矣。”说明曹操遇到的困境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为难久矣”的老大难问题。对此“为难久矣”的问题曹操、郭嘉等事前却一无所知，这就说明，曹操及其幕僚对右北平、辽西一带“虏亦遮守蹊要”的敌情事前不知，对“为难久矣”恶劣路况缺乏调查。进军时因敌情不明、路况不明受到严重挫折，“大雨落幽燕”后，狭窄的“辽西走廊”沿线有否滑坡、塌方、泥石流、河流改道等等变数，待到胜利班师时仍然情况不明，曹操怎能盲目决策取道情况不明的“辽西走廊”呢？
第三，曹操亲身体验到、并了解到“傍海道”路况不佳。
单凭《三国志.田畴传》所说的“滨海洿下，泞滞不通”简单八个字中，就可以估计路况之大概。“洿下”者，地势低洼也；“泞滞”者，烂泥淤积难行也。说明道路的实际状况滨海洼地、烂泥淤积，凹凸不平。即使大水基本退去，烂泥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干燥得能承载车马，坑坑凹凹的路面也不会自动抹平，不进行整修也照样是车马难以通行。更有甚者，据陈可畏的《论西汉后期的一次大地震与渤海西岸地貌的变迁》考证说：『当时（按，指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海水仍然围绕着碣石山东南部。从碣石山的水位，我们可以推知当时靠近渤海的华北平原东北部仍处于海水之下。』华北平原东北部即今之所谓“冀东平原”，试想，若真的“当时靠近渤海的华北平原东北部仍处于海水之下”，那就不仅仅是坑洼积水了，而且是大片的水乡泽国。凭曹操智商去权衡利弊，岂能放弃已经修好、用熟的卢龙道而不用，反而选择水乡泽国边缘坑坑洼洼的险路。
第四，傍海道“路远而不便”。
田畴说，卢龙道“路近而便”，曹操事后也说卢龙道“路近而便”反之，即傍海道“路程远而不便”。“辽西走廊”背山面海，地势复杂，经今人“堑山堙谷”后的总长约400里，折合570余‘东汉里’，宽约3—20余里，海岸线长660余里，折合940余‘东汉里’， “路程远而行动不方便”，且汉魏时其间没有一处军政设施，当然是大兵团行军之大忌，倘若出其不意，轻兵奇袭不妨一试，如公元前206年韩信暗渡陈仓定三秦及后来公元263年邓艾偷渡阴平灭蜀汉等等，但若大兵团凯旋班师，就没有必要去乘险侥幸。精明的曹操得胜班师岂能舍近求远，贸然去走“远而不便”的“辽西走廊”。
第五，当时的“辽西走廊”并非“沿海通途”。
如果以现代的交通条件，去想象秦汉时代“辽西走廊”的畅通繁忙盛况，就必然会产生历史性的错觉，辽西走廊的畅通其实是隋唐以后的事情，说曹操时代的“辽西走廊”已是“沿海通途”，缺乏历史依据。
《资治通鉴•后梁纪》中记述说：自榆关（今河北抚宁渝关镇）“东北循海有道，道狭处方数尺，旁皆乱山，高峻不可越”。大概这才是“辽西走廊”西段在隋唐五代时期的初始阶段的真实状况。
《资治通鉴》载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高丽，“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李世绩军发柳城。”《新唐书.太宗本纪》载：“十月丙午，次营州（治柳城），以太牢祭死事者。丙辰，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关。”《新唐书.东夷传》载，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征高丽九月班师：“诏集战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临哭，从臣皆流涕。帝总飞骑入临渝关，皇太子迎道左。”唐代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市，唐柳城在今朝阳市境内的旧城。李世绩军发柳城，唐太宗班师是取道营州柳城，进军班师都绕过“辽西走廊”而取道北镇——柳城——大凌河谷道——榆关一线。正如锦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写的《锦州战略地位》中所述：“由于傍海一线地区人烟稀少，沙碛遍地，灌木横生，交通不便……隋炀帝和唐太宗父子多次发兵辽东征讨高丽国，其陆路都是出山海关后转北行到营州（今朝阳），再经义县、过闾山而去辽东的，避开了辽西傍海线。由于交通不便，唐初在今锦州境内只设几个军事防务组织——守捉城。……到辽代中叶，辽西傍海走廊已正式形成并开通，锦州的战略地位也随之得以确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八还记载，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六月，汉王谅军出临渝关，值水潦，馈运不继，军中乏食。”即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临渝关(今抚宁渝关镇附近)，时逢雨季大水,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取道大凌河谷道尚且如此，那是“辽西走廊”的状况当然更加糟糕。隋唐五代尚且如此，汉末时期就更加可想而知。
曹操的班师编制，不仅仅是轻骑，除步骑辎重等正规军队编制之外，还有“屠柳城”剩下来得的数万胡汉百姓随行，还有掳掠所得马匹、财物也非常可观，《三国志•魏书•毛玠传》就有：“初，太祖平柳城,班所获器物,特以素屏风、素凭几赐玠。”连素屏峰、素凭几之类的生活用品器具都不肯留下 。随军北征的陈琳《神武赋》曰：“尔乃总辑朅珍，茵毡幕幄，攘璎带佩，不饰雕琢，华珰玉瑶，金麟互琢，文贝紫瑛，缥碧玄绿，黼锦缋组，罽毼皮服”。 素屏风、素凭几可能就属于“不饰雕琢”类的器物。看来是把蹋顿多年来的柳城积蓄基本拾掇得干干净净。《神武赋》形容曹操进军盛况曰“六军被介，云辎万乘……旆既轶乎白狼，殿未出乎卢龙”，就是说先头部队已在白狼山与乌桓激战的时候，后续部队还没出卢龙塞。试想，班师时的军队、辎重、百姓、伤病员、战利品，组成的庞杂的长长的数百里编队逶迤缓缓而行。面对此种情况，曹操岂会放着眼下现成通途卢龙道不走，而偏偏去冒险侥幸去选择“人烟稀少，沙碛遍地，灌木横生”“道狭处方数尺，旁皆乱山，高峻不可越”的辽西走廊。曹操大概不会是为了实现到辽东湾登山观海见世面的夙愿，抑或是为了发泄满腹诗瘾去选择“辽西走廊”。陈琳的《神武赋》和应瑒的《撰征赋》都是备极夸赞曹操北征乌桓的著名篇章，其中只提到“长城”、“卢龙”和“白狼”等，压根就没有提到观海，如果曹操在班师途中走“辽西走廊”还外加观沧海的壮举并留下名篇，包括随军“北出玄塞”的曹植在内的建安才子们理应奉迎“唱和”才是，岂敢有只字不提之理。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曹操并没有取道“辽西走廊”，也没有到辽西走廊的西口冒着严寒来个“忙里偷闲”去登山观海。
最早见于史书记载，较大规模人员通过“辽西走廊”的记述大概是《旧五代史.晋书.少帝纪》，其中具体记载了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年）契丹灭晋，押解晋出帝石重贵及其后妃一大批人流放东北途中经过辽西走廊的情景：“癸卯，帝与皇太后李氏俱北行，过蓟州、平州至榆关……至锦州，又行数十程，渡辽水至黄龙府。”而北宋的徽宗和钦宗两位皇帝和皇戚大臣被金掳往北国，则是经由卢龙塞道，经大凌河河谷，渡辽河，到吉林去的。当时“辽西走廊”是金人的腹地，他们取道大凌河谷而绕开辽西走廊，就说明辽西走廊的路况比大凌河谷必定要差得多。
辛德勇先生在《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被视为目前历史交通地理研究的代表作，他指出：“沿辽西走廊形成的傍海道由于常年积水在金以前一直没有畅通，道路积水消退、正式通行始于金初。”如此看来那些『恰逢“大雨落幽燕”』的“大水”并不是在建安十二年秋冬一下子消失了，而是一直持续到金代之初。
《辽西走廊史话》（作者：“狐苏樵”）说道：『辽金之前古人长途旅行的足迹并未穿过辽西走廊。……秦时辽西走廊并未贯通。秦汉至隋唐各朝，从中原到东北的主要路线是出榆关再顺大凌河谷经建昌、朝阳转而向东，跨医巫闾山到东北重镇辽阳。……开拓辽西走廊通道始于辽而发展于金。』
《走凌河》【拍摄提纲】（作者：隋治操）
（www.thdr.cn/juben/ShowArticle.asp?Article）（曾在中央电视台 播出）
『车淑珍：“……辽金以前,因为辽西走廊多为沿海的沼泽泥潭,车马通行困难,所以,从中原到东北乃至东北亚的道路,主要是走辽西故道……”』
《辽金时期咸平考》（ 作者：CUNCN ）一文论述道：“在辽金之前，中原汉地与东北地区的陆路交通主要是通过卢龙道。出入南北之间唯赖山海之间的狭长的滨海平原（即今辽西走廊）和潮河、滦河两大河流及其支流的河谷。但滨海道路直到隋唐以后才逐渐畅通……经过山海关走辽西走廊是现代中原与东北之间的主要陆路交通线。然而，山海关的前身临渝关直至隋唐时期方形成，在此之前此道并非通途。”“在历史上，临海道所经之地曾经长期地表严重积水，以致迟迟不能畅通。曹操伐乌桓之时曾试图取道于此，可当时他面对的是“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的大水，因而伐乌桓不得不改走卢龙道。为曹操指路的田畴称此路夏秋之际受阻于水由来已久，并非偶然现象。事实也正是如此，西汉辽西郡所辖十四县无一位于今天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沿海地带。”“辽圣宗耶律隆绪时在渝关至锦州之间设置了来、隰、迁、润四州，并在隰州海滨县置有盐场。这些措施为临海道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金又在从上京会宁府到南京平州的路上每五十里设一驿站，使临海道取代古北道成为中原与东北地区之间管理及设施最为完善的道路。”
（http://www.no1190.com/bbs/cgi-bi ... m=59&topic=1460）
韩茂莉先生在《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 《北京大学学报》2006-12-30）也说：“辽代塞北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以松亭关（引者按：即卢龙塞一带）、古北口两条道路最为重要，金代沿辽西走廊而形成的傍海道地位逐渐提高。”
《揭秘锦州历史沿革》（作者：锦州市著名市志学者牛广臣 【辽西•读书讲坛】）说：“在公元238年，魏明帝派司马懿攻打公孙渊，当时司马懿率军走的是辽西故道。辽西故道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从幽州出发，穿过卢龙塞（在今河北省），从六股河北上到今朝阳，然后通过医巫闾山和北镇，再到台安，过辽河达辽东，……司马懿为什么走辽西故道呢？因为那时候辽西走廊还没有开通，这个地方山连山水连水，荆棘遍地，非常不好走，也没有人行走。……辽西走廊是怎么出现的呢？因为辽代崇佛，在辽代后期就有好多居士、僧人行走在寺庙之间，总去拜佛烧香。……因为走的人多了，再加上海岸线已经南撤了，大片的土地已经露出来了，辽西走廊慢慢的就出现了。”
李显卿先生在《剖析辽西人性格》（【辽西．读书讲坛】）讲道：“现在从锦州坐火车，经过葫芦岛、兴城、绥中、山海关、到北京这条路，在宋代以前海水经常蔓延到山脚，山下是一大片沼泽地，很难通行。宋代以后，海水退潮，辽西走廊才成了交通要道．．．．．．辽代以后，辽西走廊开通。”
《辽阳交通邮电志》（辽阳市志办编辑）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又找到一条中原与辽东相通的新道路，即出山海关傍海东行，经锦州、北镇、台安、海城到辽阳的傍海道，缩短了中原到辽东的距离。此后，傍海道的车马行人多于辽西古道（引者按：“辽西古道”即指“卢龙道”）。”
《锦州南山资料》（【渤海明珠】“锦州的” 2006-04-04 18:29帖）也分析道：“明朝以前前往辽东所走的路程和现在不是一个地方，就是辽西故道，是从中原到凌原一带,经过朝阳,义县,再到襄平辽阳.而当时隋炀帝唐太宗征讨高句丽走的都是着条路。还有一条险恶的小路就是沿渤海的傍海道，该道路荆棘遍地,到处沼泽，所以一直没有受到重视，但明朝时期辽西故道湮灭，并且被蒙古诸部控制，所以必须开发一条到辽东的新道路，此时辽西走廊海水逐渐南退，环境条件也有所改善，所以才正式有了山海关到锦州的傍海大道—辽西走廊，有了‘辽东驿路’。”
（http://www.jzhome.cn/forum/simple/index.php?t496.html）
《长城东段之变迁》（[作者：李守中）：“明代之前在滨海线上从来没有设置过重要的行政中心和军事据点，不曾设过驿站，也不曾发生过重大军事行动。”“就连1387年冯胜率明军进入东北也没有出山海关而仍然走卢龙塞道。‘出松亭关，分筑大宁、宽河、会州、富裕四城，驻大宁逾两月，留兵五万守之,而以全师压（西辽河南岸）’。” “古人早已知道燕山线不仅是崎岖的，也是不安全的通道，他们不使用滨海线并不是因为缺乏选线的知识，而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滨海线比燕山线更难通行。明代之前渤海岸与今日大不相同，古代海岸直逼燕山东段山麓。秦皇岛、葫芦岛都是名符其实的岛屿。辽西滨海一带或者位在潮汐带上，或者沼泽密布，道路要绕过一个个海湾。避开沼泽，沿途也没有成片的可耕地和大居民点，商旅补给十分困难。”
通过对“辽西走廊”状况的历史分析，就可以知道汉魏时期所谓辽西走廊“傍海道”的交通条件相当恶劣，并没有开通，更谈不上“通途”。作为“王旅出塞”统帅的曹操“乘危以徼幸”取胜后，自柳城凯旋班师，不取道辽西走廊，而仍沿卢龙道“入塞”返回无疑是明智之举，且于史有据，顺理成章。以为曹操班师取道“辽西走廊”经不起推敲，也缺乏相应的历史依据。《后汉书•孔融传》中有一段有意思的记载：“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诚然，以“想当然”得出的结论，是可以不需要什么依据的。但是对诸如曹操班师路线之类的历史问题，今人不能仅凭“想当然”或某种需要，就硬穿凿出一条一千八百年前“想当然”的“辽西走廊通途”，强加给曹操作为柳城班师路线。因此对『东汉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九月，曹操“引兵自柳城还”，在秋高气爽、登高远望的大好时节，沿辽西走廊走到昌黎一带沿海地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说法提出质疑。笔者所云虽不乏管窥蠡测之处，但愿以一孔之见说与史家仔细评析。 |
|
匿名
发表于 2012-4-15 15:37
| 来自河北
狗仔卡
发表于 2010-8-11 09:50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悔悟卡
匿名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