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一碟 发表于 2010-8-24 18:30

张作霖以"俄奸"罪名杀李大钊是否证据确凿【转帖】

张作霖以"俄奸"罪名杀李大钊是否证据确凿


http://book.sina.com.cn2010年08月11日 14:52新浪读书






文章摘自《晚清尽头是民国》
  作者:思公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简介:三千年未有之时代大变局下,奇人物遭遇怪命运:民族英雄林则徐轻率禁烟,中兴名臣李鸿章忍辱负重,状元宰相翁同龢清谈误国,鉴湖女侠秋瑾十度迁葬,宪政之父宋教仁上海遇刺,第一总统袁世凯北京反贪,民国大公子……[连载内容]





http://i2.sinaimg.cn/book/excerpt/sz/rw/2010-08-11/U135P112T3D271639F48DT20100811145215.jpg李大钊

  张作霖是绿林出身的大军阀,李大钊是留日出身的大教授,在风云变幻的1927年,张作霖下令绞死了李大钊。这个历史事件似乎一目了然,历史书上记载也似乎黑白分明,但是如果我们详细观察一下历史的细节和因果,结论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张作霖在杀害李大钊时面临极大压力,而最后下决心判李的死刑,也是认为自己有可依赖的证据。近年关于李大钊之死的档案陆续公开,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一些共产国际档案也大批面世,关于那段历史的真面目,已经能大体勾画出来了。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是李的一个特殊身份长期并没有受到应有的认定,正是他本人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的“本人原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这不同于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们知道,马克思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必须是国际的社会主义运动才能成功。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共主掌的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政策,但是在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李大钊最早与共产国际人员的联系下,共产国际派来特使帮助成立的。而李大钊并没有出现在前台,他实际还有一个共产国际在中国代理人的角色。在中共一大上,对于中共是否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和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严重分歧,在翌年的二大上才得以解决。而李大钊一直是以共产国际的立场努力促成此事的。李大钊在北方,更是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及后任大使、共产国际在华的实际负责人加拉罕联系。李大钊从事的使命,也基本上以共产国际和苏俄国家利益的总战略为目的,比如,他在国共合作的沟通工作,在吴佩孚和冯玉祥等地方军阀与苏俄关系上,一直是重要联系人,他并不单单以共产党代表身份出现,而是以代理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的身份进行沟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模糊了国家概念的身份很难认定。
  李大钊曾参与了苏俄和吴佩孚直系军阀的秘密谈判,一度使吴转向左倾,但是李大钊最成功的秘密活动是转化冯玉祥支持南方国民政府。冯玉祥和李大钊在辛亥革命期间就曾经合作过,秘密策划反清起义,结下很深友情。苏俄对北方军阀中的冯玉祥部一直抱有期待,主要是因为李大钊的工作。1924年,在直奉军阀大战中,冯在南方国民党和苏俄暗中支持下,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掌握了政局,但由于自己力薄势单,请了段祺瑞来临时执政。不过冯还是坚持促成了孙中山北上。当时,苏俄对中国建立红色政权抱有很大期望,并在军事援助上大量投入。苏俄最早授勋的五个元帅,两个相继被派往中国,一个是布留赫尔,即著名的加伦将军,后来北伐战争基本由此人指挥,另一个是叶戈罗夫,以元帅军衔任驻华武官,负责中国北方军事。从1924年起,苏俄军事援助就不断支持冯玉祥,派去军事顾问团,当时邓小平就是以邓希贤的名字被直接从苏联派到冯的部队。而李大钊则是冯和苏俄的最重要的联系人。冯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北方军阀的一致反对。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驱逐了冯的军队,双方进行大战,而同时国民党也开始北伐,全国进入全面混战。
  1926年4月,张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苏俄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中国军警不准入内,享有治外法权。以前,康有为、梁启超和后来搞复辟的张勋等,都到那里避过难,从没发生过问题。而这次,李大钊实际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这种现象首先引起其他国家驻华使馆的不满和怀疑,日本使馆和法国使馆人员相继发现苏俄使馆军营中国人来往频繁,夜间也经常大声争论,举行会议。他们秘密报告了张作霖的安国政府,很快京师警察厅就派来密探,装作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并跟踪相关人员,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大的学生,1923年入党,任过中共北京市委的宣传部长等职务,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交通联系工作。李渤海在被捕后非常合作,将苏俄军营内部情况全部招供,换来秘密释放。当时南北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的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而且苏联很深地卷入中国内战,这对北方政权威胁极大。张作霖函商外国领事团,因为苏俄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领事团认为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默许张的军警入内缉捕暴乱人员。
  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军营,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七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后张作霖找人翻译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其中有: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1927年1月30日军事会议案笔录;照译苏俄利用冯玉祥计划文报告;照译1927年3月13日军事会议案笔录;北京苏联大使馆会计处致广东军事顾问加伦函……张作霖认为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覆政府活动。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
  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各方都有营救行动,特别是北洋政府前高级官员,如章士钊、杨度、梁士诒和北大校长等都出面说情,张作霖也犹豫不定。他为此给北方军队前方的重要将领如张学良、张宗昌、孙传芳等六位发电征询意见,除了阎锡山没有回复,其余都主张立即正法。当时报刊也记载前方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死者不知若干,今获其党首要,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将士?另有一种说法,南方某重要人物也来电主杀。张作霖绿林出身,对苏联和日本等国本都不买账,他认为李大钊是“俄奸”,在战争状态,更是唯认武力至尊,对前方将领的意见更为重视,所以很快就下令将李大钊等十九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
  李大钊被杀后,张作霖曾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请中外人士参观,但是张作霖的政权很快倒台,翻译整理出版的《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只印了极少册数,目前已经很难找到。我并没有读过这本书,所以对李大钊的死,还不敢妄下结论。

(编辑:点儿)
文章摘自 《晚清尽头是民国》 作者:思公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小菜一碟 发表于 2010-8-24 18:37

处死李大钊的张作霖在爱国方面并不逊色于李大钊吗?【转帖】

http://bbs.voc.com.cn/viewthread.php?tid=2396944


最近忽发兴致,大量翻看档案馆中的张作霖史料,却注意力很快转移,被邵飘萍和李大钊的死因所吸引。

  张作霖打进北京、赶走段祺瑞和冯玉祥、控制民国政府,是1926年4月。教科书上说,这是北洋军阀的一次内讧。实际上,张作霖这么做,是因为段祺瑞放纵冯玉祥,对外接受苏联红军的旨意,对内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民国政府面临严重危机,即将颠覆。这样看,对国民政府而言,张作霖是北洋军阀中的枭雄,顽固维护旧势力,是革命的死敌,但在北京民国政府方面,张作霖是民族英雄,反对外国势力插手,赶走因三一八惨案而声名狼籍的段祺瑞,挽救合法政府于危难。

  至于张作霖为什么要杀邵飘萍,历史课本简明扼要,说军阀害怕说真话的记者,疯狂残害知识分子。为什么杀李大钊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在北大宣扬共产主义。

  说到此,不由得想起一件往事,忍俊不禁。

  那是1998年4月,屠洪刚的公司要投拍大型系列电视专题片《中华英烈》,先做“北大篇”,我是总撰稿,把《李大钊》一篇先写成样本,由北大党史专家汇审,提意见。一位女老师率先发言,批评我不懂历史,一是把北伐军说成是国民革命军,她认为国民革命军是国民党部队在抗日时期的专有名称,20年代应该叫北伐军,二是我把李大钊写成国共两党的北方党务总指挥,她认为李大钊是共产党领袖,蒋介石和张作霖南北呼应,分头屠杀共产党,所以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

  听着这番话,我半途已惊呆。如果她是中学历史老师,我尚能谅解,教学大纲如此,占有材料稀少,也只好简单地读解历史。但她是大学学者,居然一直寓于中学教科书的藩篱,可见教科书对人生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多如牛毛的史料均可证明,张作霖杀李大钊,是因为李大钊秘密策反冯玉祥,而且更多地,李大钊是代表苏联和国民党进行策反,以策应蒋中正北伐。不错,李大钊是共产党,但他更是苏联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代言人,以此秘密身份,一并指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北方党务。在张作霖看来,他是汉奸,替洋人做事,搜集国家军事情报,并勾结南方乱党,企图颠覆政府,罪当以死。

  张作霖1926年4月进京,段祺瑞辞职,冯玉祥败走,李大钊率众进苏联大使馆避难,邵飘萍躲入六国饭店。警察抓李大钊不容易,却成功诱捕了李大钊的党羽邵飘萍,于兵荒马乱之际,草草枪杀。

  罗章龙晚年曾披露,邵飘萍并非只是《京报》老板,而是“特别党员”,李大钊和罗章龙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这位杰出的报业巨子、记者、新闻学家、传媒事业的殉难者,历史课本和新闻教科书的介绍,同样是单线条的,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在妻妾成群的情况下,依然对嫖娼和吃花酒抱有始终不灭的兴趣,也没人愿意相信,他曾利用新闻报道,敲诈政敌,过着挥金如土的奢靡生活。

  只有翻看史料才会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人。

  李大钊就义,是1927年4月,那时,张作霖已平稳控制北方,所以对李大钊的审判并不像对待邵飘萍那样草率。查看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便会知道,李大钊并没有遭受刑讯逼供,相反得到优待,他的供述详尽而完整,态度上十分配合和坦白。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认可死刑,但不愿接受枪决,希望接受绞刑。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

转自今年4月份(总第41期)《翻阅日历》

小菜一碟 发表于 2010-8-24 18:39

邵飘萍因何而死[转载]


  80年前,军阀们在中国打了一场混战: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退守西北;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占领了华北;孙传芳则控制东南,以三国时代的孙吴自居;同时,自广州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开始了北伐。

  在此期间,“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自然是意中事。唯天佑吾民,此前此后都发生过的屠城之类惨事并未出现。不过,革命军在行军途中整肃土豪劣绅反革命,杀了一些人,奉系军阀在北京镇压“赤化分子”,也杀了一些人。奉系的老大是张作霖,他对“赤化分子”深恶痛绝,杀之后快,不是因为他信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而由此敌视共产主义,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他的老巢在东北;从清末开始,东北就是日、俄两国逐鹿的场所。张作霖在日、俄两大势力的夹缝间成长茁壮,渐渐与日本人走得更近,因此,他讨厌俄国,连带着也讨厌新近成立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联),更讨厌苏联立国的根本大法“共产主义”,而最讨厌的,就是受苏联影响乃至支持信奉共产主义的中国人,这些人,就是他所谓的“赤化分子”。既如此讨厌,那么,他向关内进军要打“反共讨赤”的旗号,入京后大肆捕杀嫌疑“赤化”人士,一点也不奇怪。

  被张作霖杀害的“赤化分子”,最著名者是李大钊,其次,则是邵飘萍。

  邵振青(1886~1926),字飘萍,浙江东阳人。他是近代新闻业的前辈宗师,独立举办《京报》,所撰《新闻学总论》及《实际应用新闻学》被当时从业人员奉作圭臬。他也是青年毛泽东的人生导师之一,毛氏尝谓:“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当然,毛泽东生前竟不知道,飘萍不仅是“自由主义者”,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或称“特别党员”),此事由罗章龙于1978年公布,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6年“认定”。于是,飘萍身为共产党员,被视为追求言论自由的先驱,终因“赤化”罪名被军阀杀害,可谓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但是,与他同时代的人,对他颇有微词。

  有说飘萍娶妾嫖娼的。对此,他默不置辩,他的后人为他立传,也宁信其有。这种事情,究为时代风气所化,不足吹求。譬如,陈独秀是共产党员,郁达夫是抗日烈士,章士钊是进步人士,都嫖过娼;甚至如胡适,也在日记里写下不少逛窑子的经历。而且,此事属个人隐私,无关大节,当作八卦听一听说一说也就得了,不必深论。

  有对飘萍收入过丰存疑的。这是经济问题,不比风化问题,值得一说。章士钊云,飘萍好抽雪茄,烟叶皆为“美洲上材”,经“名厂特造”,烟卷标有“邵振青制”四个字,珍贵得很。对客之时,飘萍请客人抽上一支,客人以其贵重,“逡巡受之”,吸一口就少一口,十分不舍。飘萍则潇洒得很,“且吸且谈,豪情绝世”。一烟之微,尚奢侈如是,则其他生活用费的高昂,可想而知(如,飘萍自备小轿车,在当时即为豪举)。章士钊半耳闻半推测,认为飘萍积累财富的手段是利用了他的舆论影响力,“颇以言抑扬人,而言皆有值”。

  什么叫“言皆有值”呢?用今天的话解释,就是做“有偿新闻”。然而,章士钊举证不够确切,未足定论。幸有一位与飘萍同时且同行的人,即龚德柏,提供不少证词,似可合理说明飘萍收入与消费不符的真相。德柏(1891~1980),字次筠,湖南泸溪人。他创办《大同晚报》,曾任《申报》总编,因言贾祸,入狱数次,也是民国时代著名新闻人。他说:“新闻记者的秘密,只有新闻记者知道得极清楚”;以此,他斩截地判断,邵飘萍“是为金钱自由而死”。且看看他提供的证据。

  德柏总结了飘萍的“办报宗旨”,所谓“无钱不要,无人不敲”;其“作风”则是“先骂,得了钱后即百八十度转变,而大大恭维”。例如,1924年,中、苏进行复交谈判,其时,外交总长为顾维钧,负责谈判的是王正廷。王氏谈妥,并草签合约,向顾氏报告,孰料顾氏不同意(彼时他对苏联的看法与张作霖相似),打回重写,而又不下达更具操作性的指示,于是,谈判一度陷入僵局。飘萍乃撰文大骂顾维钧,哄动朝野。顾氏脸皮薄,当即赠金5000元,并承诺增加外交部对《京报》的津贴。第二天,飘萍再写一篇社论,则大捧顾维钧,痛骂王正廷。

  又如,1925年,北洋政府与法国谈判外债支付问题,决定以金法郎(记账单位,指含金量900‰的65.5mg黄金价值)作为支付货币。其实,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纸币法郎已经贬值,显见用纸币付债更合算;且以当时法国之势力,亦不如前清时期能对吾国予取予求,拒用金法郎,不致构衅。那么,政府定欲贱值贵偿,其中必有猫腻。飘萍何等机敏?兼善于采访,遂能洞见其隐。只是,他编成内幕新闻、写好批驳型社论,却不付印,而是排出一个清样,连夜送到时任财政总长李思浩宅上,静待复信。李总长无可奈何,中宵起床,乖乖与飘萍“谈判”,许以巨款。于是,次日出报,飘萍撤掉外债专题,另排他项新闻。此事非德柏孤证,李思浩回忆录也谓,曾向飘萍提供数千元经费,且不止一次。

  退一步说,这种“有偿新闻”,总算因“媒体监督政府”而作,虽为秽节,还可解释为“黑吃黑”。至于“无人不敲”,乃至利用“话语权”逼迫一般民众,今日看来,似极可恨。约在1925年,外交部科员夏某之妾与其子通奸,其子娶妇,其妾竟禁止其子与妻同宿。这桩“人伦惨变”被飘萍访知,他竟搬用对付财长的办法,据此写出一份“章回小说”的纲目,送到夏府,请他“斟酌”。夏某无奈,拿出五百块,解了此难。

  然仍可再退一步说话,细大不捐,生财有道,在那“人吃人的万恶的旧社会”,亦不为过。飘萍虽一人打工,而仰事俯蓄,用钱之处不少,若能长袖善舞,尽管行为不那么高尚,似亦不必深责。所谓道德,只应是自我要求的标准,以此衡人,大可不必。但是,吃人嘴软,拿钱手软,算是这一行的底线,一旦逾越,或有不测之祸。依德柏的观察,飘萍之死因,就在逾越了底线。1925年冬,奉系干将郭松龄突然倒戈,消息传到北京,飘萍因受郭氏之贿,乃在《京报》上贴出两幅写真,一为张作霖,图注“马贼头目”,一为郭松龄,图注“人民救主”。张氏出身土匪,不错;郭氏呼应革命,也不错。但是,飘萍若收了钱,才扬此抑彼,似乎不那么对。

  当时,北洋政府对新闻界提供一笔经常性的“津贴”,各报社、通讯社依政府划定之等级,按月领取数额不等的资金。《京报》被列入最高一级。这是政府补贴,谈不到贿赂。但是,重要部门,如财政、外交等部,还会以自己的名义,针对特定的媒体,发放“津贴”,数额则比前述“津贴”要大。遇有突发事件,还要额外划拨,有点“掩口费”的意思。前述顾维钧、李思浩被飘萍敲竹杠,所用名义,即系明、暗两种“津贴”。但总的说来,政府给的钱,没法跟各地军阀给的钱比,而军阀给钱之多少,则视乎本身实力大小而定。奉系是实力最强的军阀,张作霖出手之阔绰,不问可知。《京报》的影响力名列前茅,自张作霖处所得金钱不会少,亦不问而知。具体而言,飘萍得了张作霖多少钱呢?今无确证。然有个旁证,稍加推理,吾人不难想象。据邵氏后人转述飘萍之语,当郭松龄反戈,张作霖曾说要给飘萍30万,请他向着自己说话。30万之数,或因后人揄扬先辈节操,不免夸大;然即算打个对折,15万元,亦是一笔巨款。又据顾、李因事付给“掩口费”,每次有数千之额,差不多是月份“津贴”的九、十倍,以此推算,张作霖每月致送千数百元给飘萍,似为实情。

  当然,除了张作霖,冯玉祥对飘萍的馈赠也不少,且冯、邵之政见亦接近,因此,碰上奉军与冯氏国民军作对,飘萍乃抨击张氏,也算常情。只是,既收过张作霖的钱,今日翻脸便不认人,若此之速,似缺少一点人情味。以此,当张氏在东北读到这张报纸,不禁要质问飘萍:“我们常帮你的忙,何以这样不客气?”飘萍答曰:“你们所帮忙的是邵飘萍,宣传张作霖是马贼的是《京报》,《京报》与邵飘萍并非一物”。人情无二,听到这样的回答,世间之人盖皆萌生杀意。唯常人无此势力,不过咬牙切齿,顿足捶心,痛骂几句而已。张作霖不然,他是军阀,且是正向北京进军的军阀,一旦攻克北京,他不去搜捕飘萍,杀而后快,那才不正常。

  果然,奉军进了京城。当然,飘萍也避入租界,他何尝不知道前此错判了形势?但是,张作霖太气愤了,不抓他来杀,简直寝食不安,于是,买通飘萍的三位好友(每位5000元),诳他回家。其中一人,在数年后的梅兰芳绑票案中被杀,邵氏女婿因此感叹报应不爽。1926年4月24日,飘萍受骗回家,当即被抓。次日,北京新闻界十三位同仁向先期抵达北京的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求情,学良极不客气,淡淡说了一句:“为邵飘萍说情,太无人格”,并做了一个斩首的手势。26日,飘萍遂以“宣传赤化”之名,被枪决。

  斯人已矣。他的受刑,毫无法律上的公正可言。若章士钊、龚德柏及其他怀疑飘萍作了“有偿新闻”的人所言不虚,那么,尽可以审判飘萍的受贿罪、毁谤罪乃至勒索罪,但不经审判,军法从事,这是没有道理的,也是没有先例的。北洋政府(将袁世凯任期计算在内),统治中国16年,地方上不论(其时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力有不逮),在北京这个“首善之区”,不以法律程序,抓来就杀,应以张作霖父子为滥觞。因此,飘萍之死,终是枉法之死。冤矣,可叹。

  当然,从更刁钻的角度评价飘萍之死,我们不妨同意龚德柏所说,他是为金钱自由而死;同时,也不妨认同通常的见解,他是为言论自由而死。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自由,不管这个言论是为金钱还是为正义,有力者都不应该仅以言论致人死地。因为,这才是言论自由的真义。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同舟共进》2007年第8期)

春日海风 发表于 2010-8-27 13:56

后人自有公论············

巴斯腾 发表于 2010-8-27 14:20

历史是个被人捏来捏去的泥人儿

穿越时空 发表于 2013-2-22 17:25

感谢版主的这些转帖,使我们看到了教科书之外的事情的另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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